田秀英当然知道苏州发生了什么事，她在第二世获得的史料信息定然比身在局中的大明土著要全面得多。
只是她打定了主意要通过苏州的事来迅速夺权，所以绝不能出一丝一毫的纰漏。
吴夫人放下嫁妆单子，把女儿搂在怀里，亲亲热热地道，“还能有什么事？总是九千岁在想法子对付东林党，与我们不相干。”
田秀英反驳道，“如何不相干？倘或这回我当真被选为了信王妃，往后总要与九千岁打交道。”
吴夫人想了想，觉得田秀英的话有理，皇帝只是下旨让信王选妃，还没有正式确定信王就藩的地点，倘或信王成婚后暂且留在京中，那女儿就必定会与宫中的宦官产生交集。
若是无意间得罪了人，那就不好了，毕竟现下朝中宦官当政，这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太监都小心眼儿，万一田秀英不知忌讳得罪了宦官，那可就难办了。
于是吴夫人回道，“嗐，这事呀，还得从苏杭织造这个衙门说起，据说，这苏杭织造每年上供皇室的织品，大约是三万余匹，从皇上一家人穿的用的，到赏赐给底下人的，全部都包括在这三万匹之中。”
“这三万匹袍叚料价的折色银，一年一共是一百多万两，这一百多万两银子，是摊派到全国各地的，每年各省直接将折色银缴纳至苏杭织造，尔后苏杭织造再用这笔银子去为皇上置办织品。”
田秀英点了点头，吴夫人说的这个数字大致没错。
当然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的穿越者，田秀英确实很不能理解朱明皇室每年竟然能花上约等于总体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银两去裁制新衣。
这已经远远超出“奢侈品”的价值范围，几乎就相当于“高级定制”了。
而就是这样的“高级定制”，老朱家的人穿上身之后还特别不当回事，一件衣服既不洗也不烫，换下来之后就不能再上身穿第二回。
第一世田秀英嫁入皇室之后，还只是隐约觉得这种穿法有些浪费，到得现代之后，她才发觉这种“皇室人人每天都换一件几百万的衣服，天天不重样”的花费用度是多么触目惊心。
这种花法就是搁在现代的英国皇室都经受不住，现代凯特王妃和梅根王妃的日常穿着也不过一件衣服在几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上下。
如果用货币购买力计算，这两位英国王妃加起来都不及田秀英当年为贵妃时那般豪奢，这就是君主立宪跟封建集权之间的差距。
吴夫人接着道，“可以说，这苏杭织造就是皇上一家人的私人裁缝，因此这织造局虽建在苏杭二州内，但主管织造局的，却是宫中派出去的太监，而非当地的地方官员。”
“这苏杭织造太监一职不但手握敕渝关防，且秩同秉笔，论起安逸尊富，连司礼监也不遑多让，因而这个位置，向来是一个肥缺。”
“上一任苏杭织造的管事太监孙隆，就是九千岁刚入宫时的本管，连同如今的司礼监掌印王体乾也曾是孙隆名下之人。”
田秀英问道，“这司礼监的太监一直待在皇上身边，自然有权有势，可这苏杭织造太监人在南方，离北京甚远，皇上除了裁衣服，平日里也不会想起他，那又如何称得上是安逸尊富呢？”
吴夫人笑道，“这织造局要单是个裁缝铺，那也没什么说的，可这裁缝铺里的裁缝手上捏了银根，那就成了半个主子了。”
“虽则照道理说，这苏杭织造太监每年能经手的银子只有那一百多万两，但到底圣心难测呀，皇上今日说要绫罗绸绉，明日就变成了刺绣缂丝，这谁也说不准啊，可皇上向织造局要衣料时，谁又敢直接说没有呢？”
“因此这苏杭织造太监除了当裁缝之外，实则还有另一项权力，便是能随意扩大织造局的岁造定额，把每年的一百多万两的折色银增加至两百万两、三百万两。”
“地方官为了完成苏杭织造局指派的额度，有时还得挪用地方税收去弥补这项亏空，这都是苏杭织造太监横竖一张嘴的事儿。”
田秀英推测道，“那这苏杭织造太监与地方官的关系一定极为紧张吧？”
吴夫人回道，“确实相当紧张，譬如就说那孙隆吧，他能教出九千岁与王体乾，理应是个极为稳妥之人，可万历朝时，苏州照样闹出过‘葛成抗税’的事。”
“当年神宗皇帝下旨增开榷税，在每年织造衣料的定额基础上再另外收取一大笔银子，那其他各省又不可能单为了一块‘织造局’的牌子就给孙隆重复缴纳折色银，孙隆想要完成神宗皇帝的任务，就只能让苏州本地的百姓掏钱。”
“于是孙隆便想了个办法，他将他的手下分派到苏州葑门、盘门、胥门、阊门、齐门、娄门这六个城门口设立税卡，并规定所有货物按九等抽税，绸缎布匹一律要有加盖过交税的印章方准出售，否则便指为非法。”
“本来这苏州城就是靠行商流动才撑得起那城中的经济，那孙隆派人往城门口一坐，一下子就弄得许多乡贩既不敢进城买货，也不敢出城销售，导致苏州城里的的纺纱、织造、染色、踹布四大行业纷纷倒闭或收缩营业。”
“这行商们一消失，税也就跟着收不上来了，孙隆情急之下，就采用苏州本地税官黄建节的建议，从对行商收税改为向丝织业征税，具体来讲，是每张织机，收银三钱，织缎一匹，收银五分，织布一匹，收银二分。”
“不料这个建议还来不及实施，消息就不胫而走了，当地的机匠在流言的煽动下，可谓是群情激愤，一些匠人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其中有个丝织工人名叫葛成，主动带领当地的机匠发起抗议。”
“六月初六那一天，他们集体来到了黄建节把守的葑门，当时恰好有一个农民挑一担西瓜进城叫卖，黄建节强行要卖瓜人交出几只瓜作为入城的商税。”
“等这个农民卖完瓜换了四升米出城时，黄建节又反过来强迫这个农民交出一升米作为出城商税，卖瓜人争辩了几句，就被拳打脚踢，不禁又气又恼，只得坐在城门口嚎啕大哭，”
“葛成遇上此情景，扬手一挥，那些机匠就纷纷举起事先准备后的砖块、瓦片、石子朝黄建节投去，没过一会儿，黄建节便葬身于乱石之中了。”
“尔后，葛成又带着人包围了苏州织造局，纵火焚烧，他们分工明确，人人都带着一份手书，上面写着每一个税官的姓名，对不相干之人秋毫无犯。”
“有从织造局中逃出来的税官，也被百姓拖到人群中间殴打，直到打得奄奄一息，才被百姓放过，孙隆见此情境，吓得翻墙逃走，躲到申时行家待了两天后，连夜乘小船逃到了杭州，上疏辞去了税务之职。”
“孙隆这么一走，收税的事情也就此不了了之了，几天之后，朝廷要抓捕倡乱首领，葛成挺身而出，主动到衙门投案自首，他入狱时，苏州城万人相送，敬若神明，并讲他尊称为葛贤、葛将军。”
“说来也巧，当年的苏州知府，就是如今的川贵总督朱燮元，葛成率领百姓包围苏州织造局时，孙隆曾请求朱燮元派兵平乱，但朱燮元拒绝了孙隆的请求，并对他说，国家的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而不是用来镇压老百姓的。”
“葛成投案后，之所以能免死，是朱燮元从中极力斡旋，给葛成减轻了刑罚，葛成在监狱里时能接收到狱外百姓的各种馈赠，也是朱燮元暗中默许的。”
“朱燮元之所以会偏向葛成，一是朱燮元的确是个不畏权势的好官，见得民心所向，便能顶住压力为民请命。”
“二则是这孙隆身为苏杭织造太监，竟然越俎代庖，插手苏州地方的税收事务，待闹出了民变，还要朱燮元给他料理善后，朱燮元恐怕早就对孙隆心生不满，他不愿意见得孙隆的手越伸越长，故而便竭尽全力地力保葛成。”
“当时的应天巡抚曹时聘跟朱燮元也是一个心思，葛成被逮捕后，曹时聘特意在奏疏中劝神宗皇帝说，相比于苏州地区数百万的税收岁额，实在不值得为了区区榷税而破坏这个财赋重地的稳定。”
“所以自‘葛成抗税’之后，神宗皇帝很快便停止了对苏州地区的榷税征收，这明面上是神宗皇帝顺应人心，节用裕民，实则却是曹时聘与朱燮元这两位地方官与孙隆不和的结果。”
田秀英不禁感叹，现代人提起“葛成抗税”事件时，敬佩的多是葛成本人，毕竟他算得上是古代封建王朝历史中第一位发出反抗之声的“工人领袖”。
只是这样一位工人领袖到了大明土著嘴里，其英勇气概所产生的作用，竟然还比不上地方官与织造太监斗法。
看来明末江南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反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萌芽萌了好几十年都开不出花、结不出果，最后清军一入关，又活生生地给重新埋土里了。
江南的大商人们从纺织业里赚了钱，却不去扩大生产，而是要么把银子搁地窖里存着，要么就去买地当地主，急着让儿孙们考科举得功名。
说到底，还是因为商人和工人这两大群体缺少政治权利，不像英国早早地在一二一五年就确立了《大宪章》，规定了贵族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并严格保障了民众的自由权和财产权。
但问题在于，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皇帝是不可能自愿放权，将大地主们培养成大明的新兴资产阶级的。
因为一旦封建地主进化为了资产阶级，则必然不会再自觉拥护一个封建专制的君主，他们会力图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民主制度，用法律来约束王权，这就是近代史中的资产阶级革命。
不过现在还没到思考这些的时候。
田秀英捋了捋鬓发，接着问道，“那既然已有‘葛成抗税’之事在前，这孙隆之后的苏杭织造太监理应慎之又慎才是，如何会再一次在苏州闹出民变呢？”
吴夫人笑道，“娘跟你细细说了葛成一事，你就该清楚了，这‘民变’二字与小民实则关系不大，最终能闹出事来，上达天听，总是上头人神仙打架的缘故。”
“如今苏杭织造太监是李实，据说他曾是先帝的伴读，为人一向朴素无文，做事也很得圣心，泰昌元年，他升了司礼监秉笔掌御马监印，皇上登基后，他还参与了选秀，那中宫张娘娘就是他替皇上精挑细选出来的。”
“天启元年时，皇上便将李实差往苏杭织造，这一差，便让李实与东林党正式结下了仇了，当年管理苏州府事宜的，是苏州同知杨姜，这两人共事没多久，到得天启三年，李实就将杨姜弹劾去职了。”
“那一年，又恰逢苏松十府大水泛滥，当时的太仆少卿周起元奉命巡抚苏州，便上了一封《去蠹七事疏》，在请浚江河的同时，又为杨姜辨冤，并弹劾李实贪横不法。”
“李实则再次上疏欲诬逮杨姜，周起元又接着为其辩白，两人你来我往了几回之后，九千岁为庇护李实，取严旨责叱周起元，并迅速向皇上递呈杨姜贪劣不法之状。”
“周起元这时便与九千岁唱起了反调，他不但没有停止弹劾，反而颂扬杨姜的廉谨，并引罪乞罢，终于激怒了九千岁。”
“故而到了今年二月，李实旧事重提时，头一个上疏参劾的，就是周起元，他说周起元违背明旨，擅减原题袍叚数目，掯勒袍价，纵容苏松二府连年误运，接着又一并牵连出其他东林党人来。”
田秀英继而问道，“一方官管一方事，有什么龃龉那也属常事，既然李实早在天启三年就参劾了周起元，周起元又已然致仕回乡，那为何李实这一回又要接着翻三年前的旧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