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夫人又指向嫁妆单子上的另一项名目，“这是扬州城外的三十亩地，你若就嫁在扬州，心腹家人也跟了你去，这手里有了田地，总是不愁吃穿。”
所谓“心腹家人”，指的便是田家蓄养的奴婢。
正如先前所言，明代的人口买卖始终非法，拐卖良家妇女是实打实要被重判的重罪。
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严令只准官宦之家役使奴婢，并在《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同时，朱元璋还对官宦之家役使奴婢的数量也予以明文限制，“公侯不过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
明初的奴婢来源于“贱籍”，贱籍是朱元璋在建国初厘定户籍时特意划分出来的一个群体，这类人通常为固定某些姓氏，世代操持贱业，永世不得翻身，既不能科举，也不能做官。
这类贱民主要有绍兴堕民、北京乐户、福建两广的疍户、安徽伴当、江苏丐户，以及元末军阀陈友谅、张士诚部署军队的子孙后代，洪武四大案涉案官员的妻儿，建文帝旧臣妻儿等等。
一旦成为奴婢，户籍确定下来之后就很难再变回“良人”了，且《大明律》中又有“良贱不得通婚”的法规，即奴婢只能与奴婢结婚，所生子女为家生儿，依然只得为奴婢。
故而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少数达官显贵家的奴婢，大明大部分男女仆人皆为“良人”，和主人家应该都属于“雇佣关系”，在法律上享有人身自由。
然而，实际上自宣德年间之后，由于土地兼并激烈，赋役与田租的繁重和官府的勒索，农民纷纷破产，无地流民增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被迫卖身，沦为奴婢。
到了晚明，虽然明初限制官员畜奴数量和禁止庶民畜奴的法令并未撤销，但无论是畜奴的阶层，还是奴婢的数量，都严重突破了明初的规定。
凡是小有家产者，无论是官绅还是庶民，无一不役使着奴婢。
只是地主们为了防止触犯禁令，便以收养义子义女的方式来买断失地农民的人身自由，使其成为自己的固定劳动资源。
即地主与失地农民在订立“卖身契”时，文书内容虽则依旧是卖身为奴，但“奴婢”这个名称却被“义子”或“义女”所取代，换汤不换药，绕弯儿钻法律空子。
毕竟朝廷的法律明文上只是禁止蓄奴，却没有禁止收养义子义女，更没有限制庶民收养义子义女的数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孝”字既然可以用来压迫亲生的孩子，自然同样也可以变本加厉地去奴役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孩子”。
这种另类的蓄奴方式风靡大江南北之后，主奴间的称呼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于大明奴婢在法律上的正式身份是“义子”、“义女”，故而在称呼主人时，便延续了对长辈的称呼，往往将主人称为“爹”、“娘”、“老爷”、“奶奶”、“太太”、“太爷”，将主人的子女称为“哥儿”、“姐儿”。
以此类推，主人称呼奴婢时，也延续了对亲属小辈的称呼，譬如将年纪较小的男仆称为“小厮”、“家童”，对于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仆，便称为“家人”、“伴当”，将已成婚的女仆称为“家人媳妇”，对于那些未成婚的女仆，便称为“丫头”、“使女”。
晚明的家奴用途十分广泛，他们并不是只在主人身边从事家务劳动，许多失地农民成为奴婢后，照样还是男耕女织，或有一些势要之家，则专门役使男仆从事商业，经营开店。
吴夫人口中的“心腹家人”，则是指专门为田家耕种经营的男奴，他们身为田家的奴婢，自然属于田家家产的一部分，可以被主人随意处置。
吴夫人是一片爱女之心，然而田秀英听了却在想，晚明东南税收沉重，导致大量百姓携带自家的田产卖身到缙绅之家，以此避税。
不知道自家的这些“家人”中，有几个是在关键时候真正靠得住的？
怕是一个都没有！
历史上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尽而亡的消息传到江南后，受北方农民起义的影响，南方各地的家奴们亦闻风而动，喊着“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的口号，将自家的主人捆绑起来，索要卖身契，并占据田产，散发粮食。
如此“奴变”遍及鄂、皖、苏、浙、赣等地，一时引得南方士绅们皆惶恐不安，直到清军进入江南地区，为了维护当地的统治，得到当地地主和士绅的支持，陆续剿灭各地起义的奴仆，“江南奴变”才最终得以平息。
据说，当时江南地区的奴变队伍中以“削鼻班”和“乌龙会”最为势大，尤其是兴起于金坛、溧阳的“削鼻班”最为突出。
所谓“削鼻”，并不是说这些家奴们要通过削去别人的鼻子来进行报复，而是吴俗讳奴为鼻，江南地主为了避讳通常以鼻指代家奴。
因此起义家奴们自称“削鼻”，是要力图削掉他们自己奴仆的身份和世籍。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以削鼻为名、力图摆脱贱籍的家奴，最终被入关的清军击败后，清军对他们的惩罚，确实是真的削掉了他们的鼻子，并斩首示众。
田秀英这时发现，从婚恋的角度来讲，她第一世能嫁给朱由检，还真是经各方面综合考量之后的最优解。
倘或她嫁的是扬州城内某位门当户对的缙绅豪族，那仅就顺治元年时的“明末奴变”与顺治二年四月时的“扬州十日”这两次屠杀洗劫，就足以让她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她家说不定都甚至挨不到多尔衮在顺治二年五月第二次颁布“剃发易服”令，以及接下来发生在顺治二年七月时的“嘉定三屠”。
正所谓“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同志跟同胞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如果明末江南地主能像东汉豪强一样有效组织起家奴来反抗满清，那徐霞客一家就不会在“奴变”中被灭了满门了。
田秀英看着那一串长长的嫁妆单子，心里一时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一般网文女主的普遍困境是“雌竞失败”，或者“遇人不淑”，总而言之就是没能成功嫁个好男人。
而田秀英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她在“雌竞”这一方面已经达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普天之下除了陈圆圆之外，无人能与她匹敌。
然而，明末就根本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好男人”，能让她这种雌竞高手作为攻略目标去努力！
当然还有一条极端路径，就是效仿以前“清穿热”时一些女频网文的思路。
先让田弘遇在天启六年就北上投降后金，然后自己嫁给多尔衮，接着努力用“爱”去感化多尔衮，取代孝庄皇后在他心中的位置，并赶在吴三桂求援前，成功阻止多尔衮入关。
这个思路的根本逻辑是，既然多尔衮能为了孝庄皇后放弃皇位，那他同样也能为了一位心爱的汉女而放弃天下。
只是历史上不存在这样一位汉女，所以网文作者总是绞尽脑汁地想构思出一位魅力四射的穿越女给多尔衮塞过去。
然而此时的田秀英却在想，她要是能用爱情感化多尔衮，让多尔衮对她言听计从，那她肯定自己就夺了八旗军权带兵入关，扫平天下了。
毕竟这“蓄奴”实在是没得洗啊，大明烂成这个样子了，就算是汉人也会忍不住想全部推倒重来好吗？
最后结果大概率就是大清换了个女主人，其他该怎么还是怎么。
不过感化多尔衮这种事也只能停留在口头阶段，因为历史上多尔衮的后宫中都是蒙古女人和朝鲜女人，人家压根就不喜欢汉女。
田秀英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了一番，决定还是把重点放回即将到来的选秀，和她的夺权计划上。
她的计划也已经构思得很完备了，但为了保险起见，她还需要丰富一下信息储备。
田秀英决定跳过千工拔步床和田地奴仆这种在她看来相当不吉利的物事，直接指向衣物首饰道，“那嫁衣呢？可还赶得及缝制吗？”
大明大概是平民婚礼最为友好的时代，普通男子娶亲也称“小登科”，被允许穿戴九品官服，新娘也可假借九品命妇的凤冠霞披规制来打扮。
即使是普通庶民女子，结婚时也同样可以僭越享受贵妇的衣装殊荣。
一般头上要戴的是装饰有金翟和珍翟的翟冠，身上要穿的是真红对襟大袖衫，袍服内还要穿上一条官绿色的马面裙，肩背上则要披一条垂于前胸的纹绣挂带霞帔，最后面上还要蒙罩一个绣花红盖头。
婚服自然是以新娘自己制作的为最佳，但由于田秀英要参加选秀，缝制婚服这种事只能出钱找专业绣娘去代办了。
最后待要出嫁前，再由田秀英自己往红盖头上绣个三四针意思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
吴夫人“哎呀”一声，开口道，“这不好说！你的嫁衣，是你爹特意托关系找苏杭织造下的机户去制作的，前阵子苏州人闹事，把运漕粮的水道都给截断了，这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明朝的“苏杭织造”在一开始其实并不仅限于苏州和杭州两地。
明承元制，在大明开国之初，丝织业和手工业全部都由官府控制。
明廷除在北京设外织染局、南京设内织染局和神帛堂外，各省也相应地设立了织染局，各地所有技艺高超的织工，都被指定为皇家织造的“贡户”，入了“匠籍”。
大明的匠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他们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中服役，由各局直接管理，想要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且他们的户籍身份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
这种束缚人身自由的反人性制度当然不可持续，无论明太祖如何三令五申，到了明中期，各地匠户怠工、隐冒、逃亡等现象已是层出不穷。
随着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各地的官营织染局在成化、弘治年间之后就逐渐衰落了。
嘉靖以后，除了苏杭官局外，其余不善织造的一些省份，譬如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的织染局彻底名存实亡。
皇家摊派给各地的织造任务从缴纳实物，改为了缴纳折色银，皇室所用丝织品也随着这种变化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集中于苏州与杭州两地，并由这两地起解进京。
总得来说，便是皇家每年派下所需的丝织品数额后，各地便按照摊派比例缴纳银两至苏杭织造。
尔后，苏杭织造或是直接向民间工匠收购织品，或是雇佣苏州、杭州两地的机户订织所需丝绸。
由于晚明的苏杭民间已经出现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民间机户，故而苏杭织造往往会采用大部分雇佣机户“领织”，小部分直接收购“市买”的方式去完成皇家所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种“机匠领织，官为督发”的雇佣形式，在后世被称作为“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
田弘遇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他只知道他女儿一辈子就结那么一次婚，别人家姑娘有的，田秀英也该有。
因此他便派人去苏州雇佣了以往常常给苏杭织造提供丝织品的机户，来给田秀英缝制独属于她的凤冠霞帔。
只是第一世的时候，这套婚服田秀英终究没有机会正式穿上身。
不过后来穿越去了现代之后，田秀英发现这婚服的意义也没有她想象得那般珍奇贵重。
她拍戏的时候还在镜头前穿了好几次凤冠霞帔呢，除了粉丝夸她美美美的时候高兴一下，她的内心可以说是毫无波动。
故而这会儿她用嫁衣套吴夫人的话套得真是顺其自然，“苏州那儿到底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