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国内正值清明。每年如果是除夕有课业没完成，我可能会留在澳洲，但一到清明，是不论再忙也必定要飞回来的。
刚在一起的前两年，顾西南会不辞辛苦地陪我一起，但俗话说的事不过三，第三年的时候感情逐渐稳定，他也不乐意继续装，总是借口有事，然后那一阵子三天五天地不联系。我知道他的意思，也不愿意勉强，毕竟尽孝这件事，讲的是诚心。
就像徐度说的，恋爱时的我就像猪油蒙了心，私以为事事都是小事，不舍得拿出来计较。
今年不同的是，把我从襁褓之中带大的奶奶去世了。
奶奶五年前就患上直肠癌，积极治疗也不见好转，今年癌细胞蔓延到了肝脏，奶奶又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转氨酶飙升，小腹日益隆起，腹腔里满当当的都是积水。但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在疗养院悄悄走了，而我还非常天真地以为，她去世于普遍的老年疾病，那是多数人的在劫难逃。她患病的这1500多天，我一直忙于学业，陷在“很关键的那几年”里，后来细想才觉得非常愚蠢。人这一辈子要说忙，哪里能忙得过来。错过的人和事，才是永远弥足珍贵的。
这是我看透却不敢深究的事情，所以对感情也常常不求甚解。
实习那一年我在公司旁边的便利店做过收银，老板娘常常跟我讲，找对象的时候擦亮眼睛，可一旦步入婚姻殿堂，就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只当是说笑，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无道理。和顾西南恋爱五年，从时长上已经超过很多对情侣，和已婚没什么太大差别，可是一旦要说到过一辈子的事，我又庆幸于我俩的不疾不徐，以至于现在还不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从机场出来，看着外面青灰色的天。清晨已至，但半轮弯月仍是沉甸甸地挂在天边，几颗星子散落在旁点缀，薄雾似的雨落在脸上。清明果真是二十四节气里性格最鲜明的。
不由想起奶奶出殡的那天，虽是正月初九，却雨水甚多，天阴了又阴，我坐在灵车后面的车队里望向窗外，也是这样青灰色的天，雾蒙蒙的。她把黑色的缎带取下来，放在手里摩挲。想起小学时代爸妈工作很忙，爷爷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做了一辈子技术活，退休后仍然被聘请在人家自家的厂子里做事，于是接送我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奶奶身上。每天下午四点，祖孙俩人准时手牵手走在西南二小外面那条长的不能再长的街上，我伸出拇指像现在这样摩挲着奶奶像树皮一样干裂的手掌，回头看，学校在视线里越来越小了。
现在回想起来，长的不能再长的街也会走到尽头，什么事情都会过去，坏事亦然，好事更如此。
我们跟着车队驶过跨越江面的那座大桥，对面是我的新家，我眺望着远方零零星星的灯火，又不禁流泪，时间载着我在人生路上疾驰、起飞，一年又一年，奶奶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停在原地。
车载电台很适时地播放着《回到过去》。徐度坐在旁边，拍拍我的肩膀。这戏剧一样的人生，连悲伤都被搭配上背景音乐。
这是我和奶奶同行的最后一段路，经此一别，再次相见就是来生了。我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却又没有完全接受失去她这件事。
南方的二月可以冷到人全身战栗，我在告别厅门外的空地上来回踱步，鼻尖渗出一滴透明液体，背后巨大的烟囱里飘出来一大股浓稠的烟。
这世上爱好像解决不了任何事情。正如我和顾西南，或许曾经是真心相爱的，但爱却不能战胜自我，不能战胜习惯，不能让谁永远留在另一个人身边。
家里的车停在二层出口走出去五百米的大路旁，刚下电梯就看见爸爸把车窗降下来，不断朝我招手：“江暖，这里！”
我点点头，拖着行李箱小跑过去。
“爸爸。”
“说了忙就不用回来。”他倒是手和嘴都不停，下车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不忙，这次回来我就不准备再去了。”
“啊？”我爸显然已经猜到我和顾西南之间出了些问题，但又怕戳到我的痛处，于是言语间犹豫着，始终不敢直说，只能用语气短促地表达他的惊讶。
“嗯。不去了。”我明知道他的意思，却也不想过多解释，因为我总是自认为自己和顾西南之间孰对孰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的，长话短说往往会导致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附加问题。
“也好，在家好好休息休息。这几年你也辛苦了。”
难得难得啊，还好只有一句宽慰的话。我用大拇指的长指甲去掐另一只手的掌心。
“虎子呢？怎么没一起回来？“
徐度爸妈工作忙，一直到初中一年级，他几乎都是在我家生活的，所以爸爸说起徐度，总是用一种近乎宠溺的称呼和语气。我摇摇头：他最近课比较多，我没让他陪我一起回来，费时费力。人家在澳洲做一个课题要多少钱你知道吧？
我爸这才噤了声，却也不忘时不时的通过后视镜观察我的表情。
好像当时我还在大二班的第一个学期，爸妈工作的厂子突然运转不来，偌大的公司在一个月内裁掉了上千人，这意味着一千个家庭会因此受到影响，圈在工厂里做了一辈子的人，除了眼下的工作以外，已然也没了多余能力和精神去干些别的，我的父母也一样。那段日子，妈妈像每个遭遇无端横祸的人，平时看着精明，此刻却没了一点主意，只是偶尔在做饭时会借着抽油烟机呼呼的风声，躲在厨房里小声啜泣。
但突然有一天，当苦情戏码像八点档一样准时在我家上演时，爸爸递过去一张餐巾纸：“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闺女还得上学，咱们趁着还年轻，上外头闯闯吧。”
哭声戛然而止。
那年清明，他们俩上山给外公的坟仔细除了草，又摆上些鲜花和一大袋子贡品，陪老人家说了很久的话，然后雨季即将结束的时候，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
美其名曰不想孩子跟着受罪，把我留在了江州，但后来弟弟江年出生，两口子甚至没有商量，毅然决然地给他在深圳上了户口。
直到做生意赚了些钱，他们才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个大女儿，爸爸特意打了通长途电话给我，说想要补偿这些年对我感情和物质上的亏欠，把我接来深圳，一家四口也能团圆。可当时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有了其他的情感寄托，不再需要这份迟来的温情。
我只在微信上回了一条简短的讯息：已到澳洲，平安，勿念。
从那之后，我爸对我说话的语气中都带着点怯生生的尴尬，不过除了祭祖，我也很少回到国内来，我能察觉到这种尴尬，所以宁愿以漂泊在外来避免。
“江年，还不出来迎接你姐。”我一边叩门一边喊，不久就听见咚咚咚的脚步。
“姐！你总算回来了。”
我刚出国的时候，江年才十岁，现在已经是进入青春期的小男生了，嘴角长着又细又密的几点胡须，却依然像从前一样，和我见面时，都会像小燕子一样扑进姐姐怀里。
我被撞个趔趄，轻轻弹了他个脑瓜崩：“长得快有我高了，还以为自己小呢？”
江年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自己的房间，他住在一楼的主卧，对面是书房，并排的还有一间半开着门，里面堆满杂物的卧室。妈妈站在门口，跟保姆何姐吩咐：待会儿把这间房子腾出来给江暖住，让他们俩姐弟门对门。或许她还在为自己的公平和慈悲而沾沾自喜：这么些年了，不管我们接触多少，不管我是否有了儿子，我还是能做到严丝合缝的一碗水端平。
这两年在学校得的奖状被江年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叠收在文件袋里，我接过来翻阅，嘴里却和他聊的都是工作学习以外的事。
我和江年不熟，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但深刻的血缘却让我们俩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依恋，我希望他能在爱里长大，即使我不是。正因为我不是。
江年背对着我，一边在抽屉里翻翻找找，一边问：姐，你在澳洲过得怎么样？西南哥对你好不好？
我说，你怎么跟你妈一个样，小男孩一个，成天嘴里嘟嘟囔囔的，不是个好习惯。
江年忽地转过身：如果西南哥对你不好，你们就分开吧。
我无比意外会从江年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因为顾西南为了讨好，曾经买下某动漫全系列的手办送给他。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对我不好？我问。
你记不记得两年前我们在顺洋湖吃粤菜？妈问你过得好不好，你说不好，两个人挤一个三十平的小单间，通勤也很麻烦。我永远忘不了当时西南哥看你的眼神。
真正爱一个人是要通过这些细碎来不断完善自己，改变现状，而不是在对方陈述事实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责怪你没有照顾到他可怜的自尊心。江年突然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来很认真地看着我。
突然有些奇怪的恍惚。
想起江年出生那天，那是我第一次去深圳，长途客车坐得我头皮发麻，早上吃的椒盐酥饼和甜豆花一股脑吐到了乘务员递给我的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
就这样颠簸了不知道多久才下了汽车，爷爷也是第一次来深圳，牵着我从车站一路停停走走，不断地问路才到了医院。
现在想起来，当时爸爸的生意已经有了些小的起色，甚至请了私人司机和保姆，医院里来来往往道喜的人都叫他江总，但面对从老家千里迢迢赶过来的老父亲和还在读幼儿园的女儿，竟然想不起要安排人来接站。
窗明几净的病房里，江年就像一只小猫一样畏缩在妈妈身边。
“妈妈，”我叫。但很快就被大人们的声音淹没。病床被人们围成一圈，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把最亲爱的那个人隔绝在内。
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罅隙，看见妈妈微微低头，注视着怀里的宝贝，仿佛要把眼里满得要溢出来的爱全都一下子塞给江年。
昨天给妈妈通电话的时候，那头还在关心我坐火车时间太长会不会闷得不舒服，会不会想上厕所但没人给提裤子，实在不行就等他们过年回来。我安慰妈妈，我不会麻烦爷爷，我自己都做得了。直到那一刻，我还以为自己永远是妈妈最珍视的宝贝，只不过为了能让妈妈不那么辛苦，我需要尽全力懂事一些。
我攥紧了拳头，不久又无力地松开。
只能拉了拉爷爷的衣角：“爷爷，我想回家。”
那一年是千禧年，所有人都沉浸在新世纪到来的快乐中，只有我想要回到过去。
……
保姆把最后一道饺子端上桌来，意味着这顿饭可以开始了，妈妈一边把像人脸皮一样的面膜揭下来，一边挥挥大臂招呼我动筷子。自从那一年我爹有了点小钱起，她在外示人的形象，一夜之间便成了精致的贵妇，我不懂也想不到如何与她亲近，只是客客套套地，她如何说，我便如何答应就是了。
“家里就做些小菜，比不得你在澳洲的饮食水准，你先尝尝，不合口味再让阿姨给你另做。”
“不会，当然是家里更好了。”
我没多说，维持着表面的客气。深圳只是弟弟的家，自己的家永远在江宁小镇里，在爷爷奶奶身边。
“我就路过深圳，明天打算回江宁了。”
“老家都没有人了，你还回去干嘛？”
“下周三就是清明节，我回去给爷爷奶奶把碑重修一下，顺便休息休息，等天气暖和了，再作别的打算。”
“你意思是，不回澳洲了？”轻飘飘地一句话却重重砸在空气里，回响无数次，妈妈给江年舀汤的勺子也放下来，绷着脸盯着我。
“不回了。”
“家里花那么多钱送你去澳洲留学，这才几年，说不去就不去了？”
“那边的学业已经完成了，我终归是要回来的，在那待着也是待着，不如早点回来休息准备一下。”我按捺着脾气，语气平和地把这些尖锐的问题一一推回去。
“咱家不比别人家，别看我们现在过的还行，我和你爸都是苦过来的，当初你要和徐度一起去澳洲，也是先斩后奏，我担心得一晚上睡不着觉，你爸还劝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倒好，说回来就回来，连提前打个电话通知都不愿意。你别以为你跟徐度一样，是个家里百依百顺的富二代，我们同意你出国，也不是送你去镀金的，是希望你学有所成，别做个未来只会依靠男人的饭桶。”
我低着头始终没发作，只是一直面无表情地用筷子去戳碗里的排骨。没有江年之前，总推说工作忙，深漂日子苦，一年简单和这个亲生的女儿见个一两面，从此就是天高皇帝远，谁也够不着谁。明明已经为人父母，却生生活出一种两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感觉。有江年之后，就更加具有理直气壮的理由。既然顾不了那么多，为什么要生？人又不是动物。
我咬着铅笔头往深圳写信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神，越不愿意这样想，越是难以控制地这样想。童年就像纸飞机一样，只会飞往终点，却不会返航，就像这么多年的亏欠一样，跟着日子一天天过来了。
“行了行了，都别再说了！”我爸把饭碗狠狠地摔在桌上，顺势站起来，”日子还过不过了？好不容易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几句贴心话？”
“你还好意思说？当时我就说了不要不要，你爸妈为了老家房子拆迁能多算一个人头，跪下来求我把她生下来。就为了那几万，硬生生又拖了几年才出来做生意。但凡当初你作为一家之主可以当机立断，也不至于江年都四五岁了，我们才有点闲钱在深圳买房子。”
我妈对我讲话向来是这么难听的，不管我多大，不管事情过去了多少年，她都会乐此不疲地站在时间的上游挑挑拣拣，把她所谓的矛盾从温情里一一筛选过滤出来，铸成一把刺向我的利剑。
“你们的家不欢迎我，我少来就是，要听贴心的话，你们还有江年。”
江年拽住我的右手，轻轻摇头：姐你少说两句吧，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我冷哼一声，用力把手抽出来，毅然决然地拖上行李箱往外走。
我知道这样下去一家人都是被动的，远不如自己先来当这个坏人，尽量不让毫无办法成为他们最后的办法。
关上门的一瞬间，还听见妈妈教育江年的声音：“江年，你可别学你姐。”
值机的时候徐度又打来电话，本想拒接，但由于从前见识过他的电话轰炸，我还是赶在电话挂断的最后一刻按下了接听键。
“有事说。”
“江年跟我说你现在已经在回江宁的路上了？”
“我本来就是准备回家的，深圳是江年的家，不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