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以日以年，上下求索

对境起修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二十八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工部虽屈居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堪称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臣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持禄固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醒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史家对明孝宗朱祐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到底掺没掺水？

朱祐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迫害，命悬一线。作为一名御姐控的儿子，多年来，朱祐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祐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在这种生存环境下都能顽强长大的，一般不是沦为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朱祐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祐樘的贤名主要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是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祐樘能力上的平庸，后人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见到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代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旋即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是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来看，朱祐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集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政治家必须具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魄力与决心。

盛世危言

王阳明清楚自己此刻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在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王阳明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维艰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事实上王阳明此刻内心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显然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稍有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升京兆尹（相当于首都一把手）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长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是皇帝的亲属，很有追求，靠自己考上了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朝鲜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属天方夜谭，而更神奇的是，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剑给他。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列阵为戏更加真实直观。

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就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二十九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分管云南案件的处长。官是小，但很有实权。

权利与义务从来对等，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

然而，当他步入刑部大牢时，才真正领教了什么是黑暗。

令人窒息的气味，此起彼伏的喊冤声，狱卒的鞭子和木棒上永远都有未干的血迹。犯人们蓬头垢面，在狭小的牢房里同蟑螂、老鼠争夺地盘。当王阳明被眼前的景象震骇，无法移动脚步时，下属告诉他：“这根本不算什么，您还没去过锦衣卫的诏狱。跟那里比，这里简直就是安乐窝。”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发现狱卒在大牢里养猪，把给重刑犯吃的食物拿来喂猪，并振振有词道：“反正这些人迟早要死，吃那么多干吗？”王阳明气得七窍生烟，雷厉风行地废除了这一延续多年的潜规则。

第二年，王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他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览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怡。

在九华山，王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词：

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

也只有时刻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兴趣的人，才可能写出这样俏皮生动的文字。

之后，王阳明又找喜欢谈仙论道的道士蔡蓬头搭讪。蔡蓬头装酷，不理他。他也不生气，客客气气继续请教，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蔡蓬头被问烦了，扔下一句“尚未”，就起身走到后厅去了。

王阳明不甘心，又跟到后厅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软磨硬泡，蔡蓬头终于不说废话了：“你虽然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地藏洞有位异僧，坐卧松毛，不吃熟食。阳明听说后，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和尚。

和尚假寐，想试试他，被阳明一眼看穿，不慌不忙地在和尚身边坐下，摸其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于是“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

和尚无甚高论，只撂下一句“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便不再理他。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弟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见张鹤龄，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其两颗牙齿。

“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上面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四岁就能写径尺大字，景帝朱祁钰召试时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

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知朱）满腹经纶”。朱祁钰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1464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载，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深深的隔阂。等到老好人朱祐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了，同皇权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政弊端，却从未表达过对朝廷的失望，而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¹⁾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搞文学复古哪里是跟文学较劲，本质是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他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

而王阳明的设想则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等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当时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

失望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朱陆异同

王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

这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先知先觉的能力。

一日，阳明在洞中静坐，几个朋友来访，还没到山门，就看见他的仆人前来迎接。众人惊愕不已，都以为王阳明快得道成仙了。

阳明在会稽山留下许多诗作，比如“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他一度想就这么神超形越，世外悠悠隔人间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刀斩断俗念，了却尘缘，魂归自然的刹那，一个念头蓦地在脑海中闪现：我能舍弃一切，但我终究无法割舍亲情。

王阳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的，深知天伦不可违。而且，即使在远离庙堂的山水之间，依然有“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的诗句，可见其终究不忘“王公”。

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解释心学为什么被人看作是儒家和道家的结合。把儒和道简单理解为入世和出世是片面的，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道家也不是简单地跑到山里躲起来修道。

老子的思想核心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不妄为。叔本华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因为每个人都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目标不能实现的纠结中，这就需要时刻调整心态。老子肯定追求目标，但同时强调行动不要刻意、做作，心态要自然，学会主动放弃不可能改变的事物。

心学里权变的智慧即来源于此。

其实，陶渊明的一句诗很好地诠释了道家思想，那就是：结庐在人境。

结庐在山野的未必是修道之人，人境才是重点。

第二年，王阳明移居西湖，心情渐好，复思用世。他听说虎跑寺有一个僧人闭关三年，不语不视，觉得不可思议，便登门拜访。

和尚果然如泥塑一般，岿然不动。阳明想试他一下，大喝道：“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吓得跳了起来，睁开眼同他交谈。

阳明问他家里情况，和尚说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阳明又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想念母亲吗？”和尚愣了愣，道：“无法不想。”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于是，山东考生集体抓狂了。

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是孔子的话，意为：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在明朝，这句话很犯忌。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理，八佾舞于庭是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每况愈下，孟子愤怒了，骂骂咧咧道：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因此，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地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与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跟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关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²⁾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究慢慢显现出来。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那么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他一生颠沛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勉强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未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儿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问得好！理学这玩意儿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比如薛瑄。

薛瑄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笔耕不辍地揭露社会阴暗面，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当局的重视。

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个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

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薛瑄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阁臣，从而拒绝相见。

这就是纯正理学家的思想觉悟，非常人可比。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薛瑄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面临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

为了挽回局面，王振刻意拉拢群臣。薛瑄因为和王振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

薛瑄拒绝，“三杨”无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谁知薛瑄义正词严道：“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的官职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薛瑄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薛瑄也不还礼。

是个正常人都该怒了，何况太监？

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被诬陷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记载，说薛瑄当年做南安提学（相当于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薛瑄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以往在类似情况下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薛瑄从不这么想。人家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

考察薛瑄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理学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在做典史（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然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竟然发乎情、止乎礼，没有出格的举动。

美色当前，他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复多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曹鼐最终战胜了情欲，柳下惠后继有人。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丘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丘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人生污点，但各类史书却记载了他许多不好的逸闻琐事。《明史》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丘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丘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丘濬仍然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

俞伯牙和钟子期

明朝中叶，口诵仁义道德而行杨朱利己之实的渣男不可胜数。这帮人往往瞒天过海，把持朝政。一时间效尤者众，纪纲颓坠，士风败坏。

就在大伙被恶心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此人手举一本《象山全集》，斜刺里杀将出来，向大家推荐已被忽视了很久的陆九渊。

这个人就是陈白沙。

陈白沙早年从学吴与弼，学了半年觉得没什么新意就走了，回家闭门读书。读累了就自己动手修了个“春阳台”，天天坐在里面思考问题，足不出户好几年。

陈白沙最初也和大多数乖孩子一样，遵从朱圣人的教诲，到处格物，结果一无所得，总觉得心与理不能融会贯通，便逐渐转变到从心中自求的方向上来，最后得出“道也者，自我得之”的感悟。

陈白沙是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可谓心学运动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以及“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确立了自己的心学立场。

仔细梳理心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陆九渊最早把人的主观精神“心”作为本源，用以反对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理学，革除士人只重诵读古书而忽视主观精神修炼的流弊。

陆九渊以“辨志”和“求放心”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称为“霹雳手段”：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让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脱出来，用本心决定方向、做出判断。正所谓“先立乎大者”，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学会了怎么做人才有可能无往不利。

然后是陈白沙。

陈白沙是明朝第一个转弯的人，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直接转到道家、佛家那儿去了。事实上，陈白沙思想的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潮流、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的士人思想可以于谦之死为分界线，于谦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信仰的崩塌和对朱熹那套理论的怀疑，伴随着这种绝望，陈白沙的思想应运而生。

由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明儒者树立成圣的理想，寻找成圣的方法，至陈白沙始明，至王阳明始大”，后世便将陈白沙归为心学一脉。

其实，他更倾向于佛老。

陈白沙很少发表学术论文，常常借诗明志。他的诗只有一种题材——山水田园诗；他的诗最喜欢赞美一个人——陶渊明；他的诗都有同一个主题——反映官场是桎梏人的牢笼，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过于风格化，以至于其弟子湛若水深受影响，参加完会试后，考官杨廷和拿着他的试卷笑着对其他人说：“这张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白沙。湛若水原本不想参加科举，因母命难违，才入了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王阳明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被授予兵部武选司主事，结识了湛若水。两人一见如故，大相契悦，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两人都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王阳明、湛若水往来于兵部和翰林院，出入孔孟，游弋佛老，沉醉于精神盛宴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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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鼎盛发展。

(2)　鹅湖之会是指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实质上是关于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