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性不羁，跃马扬鞭

孔子的困境

朝夕如流，一晃王华担任翰林院修撰已逾两年。

这天，风和日丽，王守仁和两个同学在街上漫步，迎面走来一个算命先生，盯着他直看。虽然王守仁一生遇到过很多神神道道的人，但这一个——无疑最神神道道。

算命先生在和三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突然抓住王守仁的手，激动地说：“小朋友，你这种相貌实在……太难得一见了！”

王守仁的同学以为遇到了骗子，催他快走。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王守仁爷爷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干这行出身的，所以相面对他而言，从来就不属于怪力乱神的范畴，而是一项神圣的事业。

于是，王守仁认真地对他说：“愿闻其详。”

算命先生放开王守仁的手，郑重其事道：“你记住我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那儿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窝时，你就结了圣胎；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说完，算命先生扬长而去。

两个同学听得莫名其妙，王守仁却心花怒放。

多少个不眠之夜，当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脑袋里总是充满疑问。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弹指一挥间，譬如朝露，生若蜉蝣，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每当这个时候，死亡的恐惧总会涌上心头，使他不敢继续想下去。

是啊，死亡代表了绝对的虚无和沉寂，是对一切可能性的终结，是不可穿透的黑暗。如何不恐？

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门，仰望星空。

那浩瀚的夜空隐藏着什么秘密？宇宙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堆问题纠结在他心中，令他无法释怀。也许白天他活蹦乱跳，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问题总会汹涌地袭来，几乎使他窒息。

终于有一天，王守仁毅然决然地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个圣人，解开这些谜题。去他的“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年忧”，我只要明明白白地活，清清楚楚地死，我只要揭开人生的真相！

自从王守仁确信自己能够成为圣人后，他再也坐不住了。

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一年王守仁十五岁，正处在做梦的年纪。他偷偷溜出学校，单枪匹马来到居庸关。当年朱元璋怕北元卷土重来，出巨资让徐达、常遇春督造居庸关防御体系，可见此地之重要与凶险。

作为北京的咽喉，居庸关依山起势，巍峨雄壮。王守仁纵马上关，登上烽火台，望着万里晴空中自由翱翔的雁阵，强烈的阳光把他的双眼刺得蓄满了泪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能感受到他此刻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之情？谁能理解他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远大志向？

远瞰京城，伸出一只手掌就可以将之覆盖，王守仁不由得心事浩茫起来。一幅烽烟滚滚、战鼓隆隆、银光皑皑、喊杀震天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在耳畔回响。联想到明朝边患未除，少年王守仁热血沸腾了。

至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明朝已享国一百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五光十色的百年。

如果说方孝孺之死是明朝文人悲剧命运的序曲，那于谦之死就是其中最绝望的音符。前者代表大义，后者代表苍生。

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活下去的。没有了大义可以选择苍生，如果连苍生的代言人于谦都落个鸟尽弓藏的结局，那么路在何方？像庄子那样身如不系之舟，脱离这“曳尾于涂中”的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他们真的快乐吗？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成熟的。每一个人，无论智商高低、相貌美丑，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询问最多的问题终究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才被终结。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出，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的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有言：“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¹⁾

总是希望把人类引入天堂的梦想，往往最后都把大家带进了地狱。

子曾经曰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孔子在教导弟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

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得不好的就只好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就像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自勉中透着无奈。

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便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因此，这句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为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独立绝非易事。而孔子以降的门徒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

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

圣人必可学而至

到目前为止，十五岁的小守仁暂时还只是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导思想的少年。他在居庸关考察了一个多月，登长城，访乡贤，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待下山时，山道很窄，迎面过来两个骑马的鞑靼人，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全然不将对面的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但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王守仁正在为他的偶像于谦死得不明不白感到气愤，蓦地一抬头，正好看见那两个嚣张的鞑靼人，登时怒从中来，当下搭弓射箭，但闻嗖嗖两声，鞑靼人猝不及防，双双中箭。

可惜王守仁年小力弱，未能立毙二人。一时间国仇私愤，涌上心头，他连喊带射，呼啸着向二人冲去。两个鞑靼人对视了一眼，惊恐莫名，转身仓皇而逃。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守仁既已出气，便不再穷追，信马由缰，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晚，王守仁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拜谒汉朝名将马援的伏波将军庙。他在梦里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醒来后记了下来。

彼时，由于史上最牛御姐控朱见深长期不理朝政，导致汪直专权，大臣昏庸，时人戏称朝堂上是“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圣人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根据本命题成立，逆否命题同样成立来推断，成化年间的朝政从最上面就烂掉了，那么上行下效，地方官的腐败便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变也就四处爆发了。

少年王守仁留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听说朱见深要各位大臣就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连夜赶写了一篇《平安策》，请求父亲交给皇帝。

王华哭笑不得：“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王守仁心想：这还不正经？

王华见他终于不顶撞自己了，口气稍缓：“听说你没事就去逛于谦庙？”

王守仁来了精神：“于谦是大英雄。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他，北京城就被蒙古人攻陷了。”

王华叹了口气：“你羡慕英雄我不反对，但你想过没有，人家是赶上了时势，有施展的平台。你要想学于谦，就要读书做官，这样才有平台。”

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十七岁，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回到浙江老家。母亲郑氏早前去世，守仁睹物思人，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外界的东西再多再好，又与我心有何相干。人生终究不过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罢了。这种消极的情绪以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促使王守仁去钻研道家思想，为后来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守仁终究不是出世之人，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着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

此次返乡，守仁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完婚。

岳父大人叫诸介庵，郑氏的弟弟，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相当于省委委员）。王守仁小的时候，诸介庵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小守仁，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

守仁时年十七岁，可以成婚了。为了表示尊重和隆重，王守仁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迎娶夫人诸氏。

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惜守仁立志献身哲学事业，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在新婚之夜还到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就“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了。

他猛一抬头，只见眼前一个道观，匾额上写着：铁柱宫。

既来之，则安之。但见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一问之下得知他懂养生之术。王守仁正因母亲之死而深感“人生在世，忽然而已，太短暂，什么事都干不成，倒不如学些长生术，做个不死神仙”，便开始虚心请教。神秘道士说了些什么已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是王守仁在那个道观待了一宿，直到东方既白。

这下急坏了诸介庵一家，还没圆房就开始玩冷暴力，诸老爷很生气，正要派人去寻，王守仁却自个儿回来了。众人问明缘由，个个哭笑不得。诸介庵为了防止这个新郎到处乱跑，让他到自己的官署上班。王守仁每天按时报到，帮着处理一些公文，别人两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他半个时辰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练习书法。

百无聊赖的王守仁天天在机关笔走游龙，日积月累，把办公室里的纸都给报销了，书法大进。

大进到什么程度呢？著名书法家徐文长在评价王守仁的字时认为：“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王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由于王守仁在其他方面名气太大，以至于掩盖了他在书法上的名气。不然，以其精妙绝伦、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名列中国书法榜前十当无异议。

第二年，王守仁领着老婆去北京。返京途中，路过上饶，特意下船拜访了大儒娄一斋。

娄一斋这个人神神道道，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大伙问他怎么回事，他神秘道：“此行非但不第，且有危祸。”没过几天，会试的贡院果然起火，烧死了很多举子。后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经过“科学论证”，解释说这是因为娄一斋“静久而明”有了神术。

可惜娄一斋没能算出几十年后的事，将孙女嫁给了宁王朱宸濠，以致酿成血光之灾。

娄一斋年轻时也有成圣之志，游走四方，遍访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

不过娄一斋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现在知道吴与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此人的徒弟陈白沙在明朝却是个大名鼎鼎、承上启下式的人物。

吴与弼的学说讲究身体力行，出入作息，时刻不忘。他长期与弟子躬耕于田间，栉风沐雨。一次，天还没亮，吴与弼就亲自簸谷子，瞥见陈白沙还在睡懒觉，大吼道：“秀才，若为懒惰，他日何从于伊川（程颐）门下？又何从于孟子门下？”又有一次，割庄稼伤了手，他自语道：“何可为物所胜？”照割不误。

吴与弼述而不作，躬耕垄亩几十年，隐出了名气，当地官员交章举荐他做官。吴与弼拒绝道：“宦官、释氏（佛学）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我出山又有什么用？”

娄一斋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但他没有像陈白沙那样举一反三，自成一派。因此，当他点拨成圣心切的王守仁时，翻来覆去讲的也不过是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唯一有价值的话是“圣人必可学而至”。

圣人可以靠后天的学习，搞明白一切事物的机理后达到——这无疑契合了王守仁的胃口。他笃定了致力的方向，将童年时算命先生的话上升到了理论高度。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弘治三年（1490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子弟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

可惜，他翻烂了理学名著《近思录》⁽²⁾，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天地万物比如一草一木之中，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片竹林，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守仁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搪塞过去。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会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守仁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致多年后回首往事时他仍感慨道：彼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准备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科考。

然而，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科举早就被妖魔化了，一经提起，会使人立刻联想到“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总之，祸国殃民。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有益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谓一语中的。但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

科举的本意，在明代无非是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若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拍板道：“独尊程朱！”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千年。

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毕竟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初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为圣为文两彷徨

王守仁此刻顾不得考虑这些问题，面对落第的现实，家学渊源、远大理想，各种因素纠结到一起，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于王守仁，考进士做大官只是世俗要求下的职业，尽人事、听天命就行了。探索成圣的道路，参悟人世的哲理，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此，当周围落第的同学哭天抢地、寻死觅活时，不为外物所屈的王守仁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华的同僚早就听说王守仁小朋友的各种逸事，见他落榜，都来鼓励他。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李东阳这么说不过是想帮受挫的小守仁找回信心，众人也没当真。谁知王守仁提笔就写，倚马可待，众人惊愕之余拿来一看，但见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纷纷叹服，连呼“天才”。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扬才露己向来招人忌恨。古人教导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王守仁一时兴起，忘记了“七字言”，再加上李东阳一鼓动，登时志得意满，悬笔立就。而众人也都清楚，状元出身的王华肯定前途无量，借着夸王守仁在王华心目中留个好印象何乐不为？结果小守仁愣是让那些“比肩李杜，力抗苏辛”的阿谀之词给捧杀了。

接下来就有人不服气，暗地里嚼舌头：“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果然，来科会试，王守仁又落榜了，心情沮丧的他回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不要小看明代文人的结社，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一般由仕途失意的文人组成，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力量，绝非摆设。

万历时，张居正为顺利推行新政，曾强力打击全国各地的书院，结果想尽千方百计，也没能肃清这一传统。没过多久，就出现一个狂人，名曰顾宪成。此人是言官的楷模，愤青的偶像。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满意，闹别扭；申时行上任了他还是不满意，天天发牢骚；更倒霉的是王锡爵，为了斡旋群臣和万历皇帝的关系，遭人误解不说，还被顾宪成放冷枪、设圈套，直接被骂回老家去。总之，谁当首辅他骂谁，整个一“首辅杀手”。

首辅杀手不贪不占，长期混迹于中下层官僚之中，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对上。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天吵架的顾宪成终于让人给黑了，直接罢官回家。

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³⁾，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投壶对弈，一派名士之风。

这个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

三月开元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守仁为师）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⁴⁾”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1497年），王守仁二十六岁，回到北京。他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除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明朝的皇帝再也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⁵⁾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且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率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囿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对《吴子兵法》（简称《吴子》）的评价更可谓一针见血：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于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整个一中国版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中应该怎么布兵，森林里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看来，兵者，就是用来以暴制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⁶⁾

心学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一道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内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守仁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对自己成圣的目标越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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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康有为所作《法国大革命记》。

(2)　《近思录》是依朱熹、吕祖谦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一部著作，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可谓囊括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3)　出自《论语·述而》。

(4)　“前七子”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则被称为“后七子”。

(5)　《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著作之一，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

(6)　出自宋代朱熹《性理精义·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