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回鹘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

——对德藏M1文献的重新解读

8世纪末9世纪初，漠北回鹘汗国击败吐蕃，将东部天山地区纳入版图。前述德藏M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反映了漠北回鹘保义可汗治下东部天山各地的统治阶层和摩尼教徒的分布情况，为研究回鹘汗国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笔者下面将依据文书照片，参照王媛媛综合前人研究所作的汉译本，对文书相关内容展开讨论。

（1）所谓“城主”

跋文反映，回鹘汗国治下东部天山地区分为北庭、高昌、龟兹、焉耆和于术五个大区。在北庭、高昌、焉耆和于术四地的统治阶层名表中，位列第一位的人物头衔都是以地名的形容词形式加上xwd’y（主子）构成。譬如，高昌地区所列第一位人物头衔作cyn’ncknδ xwd’y，意即“秦城之主”。王媛媛将其汉译为“某某城主”，符合其字面意思，但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唐代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中屡见“城主”之名，所指乃是具体处理城一级行政单位庶务的低级别官员，反映的是敦煌、西域地区城、乡并存的情况。而本文书中这个头衔所表达的应当是整个地区最高长官之意。上述两种级别的官员在西州回鹘时代也同时存在。德藏第一木柱文书MIK Ⅲ 4672第18行记有：“qočo balïq bägi alp totoq ögä （高昌城主合都督于越）”。这里的城主（balïq bägi）应类似于唐代之“城主”，其职责应是管理本城的庶务。与此相对的是，西州回鹘还有uluš（国）一级的区划，级别远高于城（balïq）。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Ⅲ 7279第3、4行记有“el ögäsi alp totoq ögä qutluγ qočo ulušuγ bašlayur ärkän（颉于迦斯合都督于越领导有福的高昌国之时）”。这里出现高昌国（qočo uluš）这一区划，其长官带有“颉于迦斯”（el ögäsi）这一头衔，系宰相一级的高官。这个高昌国应指包括高昌城在内的整个高昌地区。在回鹘文献中还见有tört küsän uluš（四曲先国）、solmï uluš（三唆里迷国）等，均表示一个地区。M 1中所记的各地，应相当于回鹘时代“国”一级的政区，而非“城”一级的政区。中古波斯语xwdy意为“主人”，本是一种对有权之人的泛称。可以看到，在跋文第一段对可汗家族的赞颂中，作者称回鹘可汗及高官贵胄也用xwdy。因此，M 1中东部天山各地区的最高统治称号“地名+xwd’y”应是一种泛称。当时回鹘刚刚统治东部天山地区，还没有建立以颉于迦斯治理各地区的制度，仍以当地原有统治制度维持统治，保留各地最高统治者称号。因此，M 1中的“地名+xwd’y”应译作“××之主”。

下面将依次讨论M 1所显示东部天山各地的主要官员。

（2）北庭

北庭地区最高领导人（p’nzk’nδyy xwd’y“五城之主”）为：bg qwnkyy t’ys’ngwn syrtwš yg’n’ ’p’，可复原为突厥语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 yegän apa。吉田丰已经正确指出，syrtwš为汉文“节度使”之转音。北庭为唐北庭节度使治所，总领伊西庭三地军政。Qwnkyy一词不见于伊朗语，因此被伊朗学家归为借自突厥语的外来词；然而古突厥语中其实也没有同形的词语。王媛媛汉译此词作“呼诺鸡”，似解作一人名。笔者以为，此词有可能是汉文“权知”之转音，则qwnkyy taysaŋun syrtwš可对应汉文“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前文已述，唐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在贞元六年（790）被回鹘宰相诓杀，标志着唐朝在伊西庭地区的统治正式结束。日本石井光雄旧藏敦煌文书《〈神会语录〉题记》记有“唐贞元八年（792），岁在未（申），沙门宝珍共判官赵秀琳，于北庭奉 张大夫处分令勘讫”。这反映了回鹘汗国在统治北庭初期沿用唐朝的基层管理制度。到9世纪初M 1抄成之时，“节度使”这一官职为回鹘统治者所保留，仍是北庭地区最高长官的头衔。唐朝任命的节度使在790年已被回鹘人杀死，此后伊西庭不再受唐朝势力控制，那么此时北庭的节度使从何而来呢？可以推想，杨袭古死后北庭当地原有的唐人军长自立或被回鹘扶立为节度使，继续统治唐军旧部。因无法获得唐朝的册封，而戴有“权知”的头衔。这种安排维持了当地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的正常运转。后来，这个“权知”与“节度使”一齐被借入突厥语，成为北庭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回鹘人对此称号的熟悉和使用可以在后代史料中得证。

《旧五代史·回鹘传》记：“后唐同光二年（924）四月，其（甘州回鹘）本国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共六十六人来贡方物，并献善马九匹。庄宗召对于文明殿，乃命司农卿郑续、将作少监何延嗣持节册仁美为英义可汗”。甘州回鹘可汗仁美在遣使入后唐前已经登基称汗，但为谋求后唐皇帝的册封，在其称号前加“权知”二字。可知回鹘人已知汉文“权知”之意味，并会在称号中使用。同传又有：后唐天成三年（928），“其（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贡”。可见回鹘人在称号中使用“权知”的现象并非偶然。可以想象，在回鹘统治北庭初期，保留唐代的官称有利于笼络当地原有的唐朝军民。在其扶立的最高官员节度使前加“权知”二字，显示其遥尊唐朝的权威，无疑有利于其在当地的统治。当然，Qwnkyy一词与“权知”的中古音在第二音节起首音上尚有一定差别，此词的最终同定尚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

此前学者将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 yegän apa分读作两人，即bäg qwnkyy taysaŋun syrtwš“匐呼诺鸡大将军节度使”和yegän apa“移健阿波”。突厥语bäg“匐”是常见的称号，若再把qwnkyy t’ys’ngwn syrtwš读作“权知大将军节度使”，也是官号的话，则势必把后边的“移健阿波”连在一起读。则此人官号为“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尊称为“匐”（大人），人名为“移健阿波”。整个称号直译为汉语应作“移健阿波权知大将军节度使大人”，是对此人的尊称。这反映了当时回鹘汗国治下北庭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回鹘人，名作“移健阿波”，而他所戴的官号却是沿用唐北庭时代固有的官号“权知大将军节度使”。文献写成于回鹘保义可汗统治时，即808～821年。这暗示，回鹘汗国统治北庭以后，虽然改变了当地的统治者，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当地的统治制度。

（3）高昌

高昌地区最高统治者被称作t’pγlγ s’ngwn，可还原为突厥语tapïγlïγ saŋun。他只戴有“将军”（saŋun）的称号，而没有像北庭之主那样沿用唐代的官号。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吐蕃在短暂占领西州期间已经将当地官僚和高僧等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人士迁往他处。上文所引敦煌文书Pelliot chinois.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即反映了这种情况。贞元八年西州陷落于吐蕃之后，唐伊西庭节度留后使判官赵彦宾与和尚广林被吐蕃先迁往沙州，后再迁往甘州。赵彦宾甚至沦为寺户。后来回鹘从吐蕃手中夺下西州，当地已经没有强大的汉人组织力量，因此回鹘统治者可能不需要沿用唐西州的官号和统治秩序。

（4）龟兹

龟兹地区最高统治者被称作syrtwšyy yδδwγ cwr“节度使亦都啜”。其中，syrtwšyy即汉文“节度使”之转音，而yδδwγ cwr 则可还原作突厥语ïduq čor。ïduq意为“神圣的”，常见于回鹘统治者称号中。著名的称号“亦都护”即由ïduq与qut组成。回鹘（突厥）人亦都啜戴有原唐安西地区最高长官“节度使”的官衔，领当地军政大权，这和北庭的情况完全一样。安西地区曾是唐朝“兵马大都集处”。前文已论，在8世纪末的乱世中，安西并没有陷落于吐蕃，正是这些唐军抵挡住了吐蕃的围攻。在回鹘与吐蕃龟兹之战以后，安西的唐军被回鹘收降，并为回鹘所用。断代在802年的Hedin 20号于阗文书显示，在回鹘进攻疏勒时，“唐人罗提杰（Lä thihä tcyenä）欲引2000军马入于阗境”。这应当正是安西归降回鹘的唐军。

在龟兹地区统治阶级的名单中，最应引人注目的是k’šy xšyδ和prw’nc jβγu这两个人物。k’šy xšyδ为中古波斯语k’šy（佉沙的）加粟特语γš’yδ（王）构成，意为“佉沙王”。唐代安西四镇实行唐军镇守军加土著政权统治的双轨制。在8世纪80年代，唐僧悟空经安西四镇返回中土，路经疏勒（佉沙），述当时情形作：“曲临渐届踈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之后，疏勒先没于吐蕃，又被回鹘攻取，此时当地最高统治者为“佉沙王”。这反映了当地唐人的势力已无足轻重，而土著力量更为强大。

prw’nc jβγu为粟特语“拨换”加上突厥语yabγu“叶护”。看来当时阿克苏一带的统治者戴有内亚民族小王之称号“叶护”。唐僧悟空叙述其从拨换到安西的行程作：“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污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使贾诠，次至安西”。悟空并未提到拨换和据史德城土著的统治者。但根据据史德城故地出土文书，当地土著统治者可能就戴有“叶护”的称号。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一件属于7、8世纪的唐代官文书中提到“叶护”。则与其毗邻的拨换的土著统治者，也有可能戴有叶护的称号。在唐安西时代以前，拨换、据史德等小国皆已被其强邻龟兹王国吞并，各小国王向龟兹王称臣。这种情况在唐安西时代没有发生实质改变。《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叶护”正是内亚民族中“小王”的称号，恰好符合据史德王受龟兹王统领的情形。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到M 1写成的时代，此地可能已经被操突厥语部族控制，甚至开始突厥化。英藏敦煌文书S.383号《西天路竟》为北宋乾德四年（966）受诏赴印度求法的僧人所写行纪，其中记有“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十日至于阗国”，这里的“割鹿国”按其道里判断就在拨换（今阿克苏）。写于982年的波斯语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也反映，这一带当时为葛逻禄居地。上述文献说明拨换在10世纪确为葛逻禄部治下之地。同作于10世纪的英藏敦煌文书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和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所记臣服于西州回鹘的“葛禄（割禄）”很可能就是分布在这一带的葛逻禄部。而葛逻禄的首领通常称叶护。《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21行记有“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慧叶护为主”。反映的是怀信或保义可汗在征服曾与吐蕃联兵的葛逻禄后，复封其为叶护。又，前引810年马蒙与其近臣的对话中有“〔葛逻禄〕叶护摆脱了臣属地位”。看来葛逻禄首领对大食称臣时也称叶护（或被封叶护）。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阿克苏地区的突厥化在9世纪初已经开始。

（5）焉耆

文献第5节焉耆地区统治阶层的名表开头写道：“此外，还有焉耆之主（’rkcyq xwt’y）’ycr’qyy ’ytmyš jymt’yšy ’wyγwr t’pmyš lyt βyr ’wyγwr t’pmyš yabγru tγrmyy cpyš ’wlwg fwšy t’ng fwšy”。此前学者将这组人名译、断作：’ycr’qyy ’ytmyš（内臣翳德蜜施）、jymt’yšy（任大使）、’wyγwr t’pmyš lyt βyr（回鹘沓蜜施颉利发）、’wyγwr t’pmyš yabγru（回鹘沓蜜施叶护）、tγrmyy cpyš （铎曷弭车鼻施）、’wlwg fwšy（羽录副使）、t’ng fwšy（唐副使）。

jymt’yšy被吉田丰读作“任大师”，由汉姓“任”加称号大师（tayši）构成。王媛媛在注释中援引吉田丰读法，但在汉译时改作“任大使”。二人的共同意见是将此人理解成一个汉人，将此称呼解作汉姓“任”+称号构成的完整尊称。然而笔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借自汉文的官号，可读作“镇大使”。由此，应与前面的’ycr’qyy ’ytmyš连读，指一人。’ycr’qyy ’ytmyš可复原为突厥语为ičräki etmiš，前一词为称号“内臣”，后一词为人名。则整个称呼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可解作“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指称一位带有“镇大使”官号的回鹘（或突厥）人翳德蜜施。

① 历史学的解释

在唐朝统治东部天山地区的时代，焉耆位列安西四镇之一，是天山南道联系安西与西州、北庭的枢纽。唐僧悟空述其在焉耆的行程作：“次至乌耆（焉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焉耆当地有土著龙姓国王，又有唐安西都护府辖下镇兵镇守，镇兵最高统帅为镇守使。北庭、安西两地为唐朝在西域地区统治中心，两地拥有大量的汉人军民。在回鹘统治之初，回鹘统治者沿用了唐朝在当地的最高官员“节度使”的官号，说明当地留有大量的唐朝军民。焉耆地区本为安西重镇，当地可能也留有强大的唐人势力。回鹘人为了镇抚唐军余部，或许沿用了唐军的镇守使，行羁縻统治。后来“镇守使”这一官号固定成为回鹘时代当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M 1写成的时代，焉耆的“镇大使”由一位名叫翳德蜜施的内臣担当，可知当时焉耆的统治者已经是出身回鹘或其他操突厥语部族之人，但“镇大使”这一称号仍在沿用。

吐鲁番吐峪沟出土一件属于西州回鹘时代早期的写本《造塔功德记》，记载某年四月“清信士佛弟子鄢耆镇牟虞蜜伽长史龙公”在当地敬造佛塔之事。写本将焉耆称为“鄢耆镇”，引人注目。直到西州回鹘时代，唐代“焉耆镇”的建制还在汉文语境中存在。可想而知，在M 1写成的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焉耆镇应当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唐安西时代的统治结构，当地排名第一的官员当然应是“镇大使”。

焉耆地区汉人势力的强大或许还跟当地土著贵族流散有关。英藏敦煌写本S.367《光启元年（886）沙州伊州地志》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荣新江先生曾全面讨论了上述分布在河西、伊州等地的“龙部落”“龙家”，指出他们正是焉耆土著的龙姓势力迁徙流散形成的种落，一度在河西多地形成强大的势力。荣先生据敦煌文书的记载推测焉耆人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后。但从M 1所见焉耆地区统治阶层的名号判断，可能焉耆的土著贵族早在9世纪初即已不在当地占据统治地位。或许焉耆龙姓土著势力的外迁可能在8世纪末已经发生。

② 语音学的解释

“镇”字中古音可还原作/tşin/。据吉田丰研究，汉字中起首的/tş/音在粟特语等中古伊朗语中大多转写为c （/č/）。据此，“镇”字更标准的转写方式应当是“cyn”。但是，同在M 1文书中就可以找到将汉字之/t/音转写为j的实例。第7节列女听者名目，其中有：twyzwn bylk’ xwncwy（都信毗伽公主）、twzwn sylyk xwnjwy（都信思力公主）、xwtyy xwnjwy（汩底公主）、t xwnjwy（遏公主）、dwxzd xwnjwy（蠹沙撒公主）、frym xwncwy（拂利凡公主）。这些女听者的称号全为“公主”，但这些“公主”的转写有两种形式：一是xwncwy，“主”字起首的/tş/音以c转写；另一是xwnjwy，“主”字起首的/tş/音以j转写。这或可说明在M 1写本的时代，汉字中起首的/tş/音在中古伊朗语中也可以j转写。

汉字“镇”的尾音/n/与jym的尾音/m/并不吻合，但是在回鹘人借用的汉字中，也可以找到尾音/n/转化为/m/的实例。唐代地名“赤亭”后被回鹘人沿用，在西州回鹘时代作Čïqtïn，其尾音改汉字中的软腭鼻音/ŋ/为齿鼻音/n/。后来此词发音再经变化，从Čïqtïn变为今日之Čïqtïm，尾音由/n/再变成唇鼻音/m/。因此，汉字“镇”虽以/n/音收尾，但在借入突厥语之后可能演变成以/m/收尾的音。综上，M 1文献中所见的jym一词完全有可能在语音上反映汉字“镇”，jimtayši因此可以与汉文“镇大使”勘同。

在文献所列焉耆地区统治者和摩尼教信徒名表中还出现一个人物名称“lywk l’t’ l’jyh”。吉田丰认为这三个词都出自汉文，但只对出l’jyh中l’为“罗”。王媛媛分读作两人，译作胡人名“録罗咄”“罗而”。其实，这些词应读作一个人的称呼，汉文或可还原为“陆老大老者”。lywk l’t’可转写作liuk lata，或可对汉文“陆老大”，作人名；l’jyh可转写为lajih，或可对汉文“老者”，为尊称。这里的汉文“者”字的首音同样转写为j，与“镇”“主”二字首音的转写一致。

综上，jymt’yšy可视为汉文官称“镇大使”，应与前面的’ycr’qyy ’ytmyš连读作一人，即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则M 1文献所列焉耆地区统治阶层人名表可以据此重新断句。笔者下面将此节人名表最先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名称断句，复原成突厥语或汉语，并作解说。

文献原作：’ycr’qyy ’ytmyš jymt’ysy ’wyγwr t’pmyš lyt βyr ’wyγwr t’pmyš yabγru tγrmyy cpyš ’wlwg fwšy t’ng fwšy l’ fwšy。

Ⅰ.’ycr’qyy ’ytmyš jymt’yšy =（突厥语+汉语）ičräki etmiš jimtayši“内臣·翳德蜜施·镇大使”。

Ⅱ.’wyγwr t’pmyš lyt βyr =（突厥语）uyγur tapmïš eltäbär“回鹘沓蜜施颉利发”。突厥语动词tap-有“服务”“敬事”之意。uyγur tap-可理解为“为回鹘效力”。uyγur tapmïš为此动宾短语的形动词形式，修饰“颉利发”。整个称号可理解作“为回鹘效力的颉利发”。可能这位被回鹘统治者封为颉利发的人物并非回鹘人。

Ⅲ.’wyγwr t’pmyš yβγw= （突厥语）uyγur tapmïš yabγu“回鹘沓蜜施叶护”。可直译作“为回鹘效力的叶护”，参看上一称号。

Ⅳ.tγrmyy cpyš = （突厥语）ta¨girmi čabïš“帖吉利迷车鼻施”。车鼻施一称号也是西突厥系统常见的称号，少见于漠北游牧政权中，不见于回鹘汗国。

Ⅴ.’wlwg fwšy =（突厥语+汉语）uluγ fuši“胡禄副使”。早在20世纪初，缪勒（F.W.K.Müller）就已经准确地指出了fwšy为汉文“副使”之对音。需要注意的是，这位副使的官称前有突厥语uluγ，应是其名，说明这位副使应出身回鹘或其他操突厥语部落。

Ⅵ.t’ng fwšy = （汉文）taŋ fuši“唐副使”。此称呼的结构完全符合汉人尊称的结构，姓在前，官职在后。

Ⅶ.l’ fwšy =（汉文）la fuši“罗副使”。排名V、Ⅵ、Ⅶ位的官员都戴有“副使”的官职，这可以证明排名首位的人物所戴头衔jymt’yšy应当就是“镇大使”。

通过对焉耆地区统治阶级名表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与北庭、龟兹的情况相同，在焉耆入回鹘之初，当地的唐军势力很强大，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唐人的镇守使。回鹘人最初可能沿用唐朝的军官管理唐军余部。后来，管理人员逐渐由回鹘人充当，但“镇守使（镇大使）”“副镇守使（副使）”这些官号得到保留，成为回鹘时代当地的官号。第二，到了保义可汗朝（808～821），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已由回鹘人充当，但其下的官员应当仍出自当地。从官号看，排名2、3、4位的官员应出身其他操突厥语部族或焉耆土著势力，而排名6、7位的则显然出自当地原唐军余部。

（6）于术

于术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ysyγ trx’n“乙息记·达干”。这个突厥语称号没有反映出当地土著的称号或唐朝的官称。于术在唐安西时代仅为一座守捉城，但其地位在8、9世纪之交变得重要。回鹘汗国在安西击败吐蕃之后，在于术又全歼吐蕃残军。M 1文献将于术与北庭、高昌、龟兹、焉耆等重要城市并列，或因为当地拥有较强大的摩尼教团体势力。

通过上文对M 1文献所记东部天山各地统治阶级名号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漠北回鹘统治初期的情形做出合理的推断。自回鹘汗国夺取东部天山地区伊始，他们就沿用当地的势力和制度，对各地实行羁縻统治。各地高级统治者的官号反映了这种情况。北庭、龟兹、焉耆三地的官号反映了当地有较强大的唐军残部；而佉沙、拨换等地的官号则反映出胡族势力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到M 1写成的年代，各地最高统治者可能已经全由回鹘人充任。在高级统治者中，戴有突厥语名号的人物增加。他们或是回鹘派来的官员，或是来自臣属于回鹘的操突厥语的属部。这体现了回鹘汗国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逐渐加强，但统一的制度似乎仍未建立起来。

后来的史料显示，漠北回鹘汗国开始派宰相一级的官员来管理西州地区。杜牧《樊川文集》中收有一篇《西州回鹘授骁卫大将军制》，为唐朝册封“西州牧守颉干（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安宁等”而作。学者考证此文很可能成于唐大中五年（851）秋冬。当时漠北回鹘汗国已经崩溃，西迁回鹘部众拥护庞特勤在安西一带建立政权。认为，安宁是安西回鹘庞特勤属下，为其镇守西州。华涛先生指出，唐朝直到大中十年才从降人口中知悉安西回鹘政权的存在，因此安宁不可能是其属下。荣新江先生推测安宁“可能是原漠北回鹘汗国的守土封臣”，他受张议潮招引一同入唐朝进贡。

引人注目的是安宁的头衔“颉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都督宰相”，其中“颉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贺”皆为汉字音写古突厥语，可以还原为el ögäsi külüg alp ögütmiš baγa。回鹘的“颉于迦思”（el ögäsi）正相当于宰相一职，其头衔最后之“宰相”正是对“颉于迦思”的意译。可知，漠北回鹘汗国在灭亡前曾派遣宰相（颉于迦思）一级的官员管理西州地区。这种制度被后来的西州回鹘政权所继承。前引德藏第三木柱文书MIK Ⅲ 7279第3、4行记领导高昌国（qočo uluš）的官员就带有颉于迦思头衔。森安孝夫考证其年代在1019年，正是西州回鹘时代。前引吐峪沟出土《造塔功德记》第3～4行记：“其时牧主多害伊难主都禄都［ ］莫诃达干宰相 摄西州四府五县事”。同样说明主管西州地区的官员是一位宰相。

有限的史料尚不能为我们提供漠北回鹘汗国统治东部天山地区的更多细节。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回鹘汗国对东部天山地区进行统治的三个发展阶段：任用当地势力、保留当地制度的羁縻统治阶段；任用本族官员、沿用当地制度的过渡阶段；任用本族官员、采用本族制度的直接统治阶段。这反映了回鹘人对于东部天山地区统治的逐步加强，标志着当地回鹘化的开始。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大批回鹘人选择东部天山地区作为迁徙的目的地，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此前回鹘汗国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统治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