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

全球化观念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其中，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尤为明显。国家对外战略是一国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活动的总路线、总方针，具有全面性、战略性和政治性的特点。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受到全球化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对外战略发生着明显的转型。这种影响与转型表现为：

（1）注重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

世界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观念中的首要观念之一。既然当代人类的生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在面临的问题还是维护的利益方面都有一定的共同性，那么，仅仅从割裂的、对抗的角度思考时代的主题与特点，制定处理不同国家与民族间关系的对外战略就有了片面性。因此，势必要求重新审视时代，明确新的时代主题，推行新的对外战略。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第一步正是由此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尽管国内在进行拨乱反正，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但在对外战略方面变化不大。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仍然重申：“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224]1979年召开的中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也指出：“国际形势比前一阶段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225]甚至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上仍然做出这样的判断：“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226]显然，对外战略的这种传统认识与痕迹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与中国同世界的日益加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已不合拍。经济相互依存的事实及其理念必然导致对外战略的调整。这种变化早在1977年邓小平的讲话中就有所显露，他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227]到了1982年，这种看法进一步发展到“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228]，1985年，邓小平完成了时代认识的转变，他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战略的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29]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霸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反复强调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建立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这种历史性转变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230]显而易见，对战争可以避免的新判断，对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存背景下时代的主题的新认识，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虽然这一判断与认识会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曾引起国内对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的大争论，甚至出现短时间的困惑，但从未在根本上被动摇，更不可能被放弃。因为这一新判断与新认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的新观念，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需要。

（2）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制定政策。

世界的相互依存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不同行为体、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世界的整体性则要求以“类”的视野审视世界，处理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事务。要树立整体性观念，就必须破除国际与国内分隔的观念，破除非敌即友的阶级性观念，破除片面的国家主义观念。在这方面，中国的对外战略也作出了重大调整。（这里，着重论述第一个“破除”，其余两个“破除”会在后文中阐述。）

把国际与国内事务分隔开来，习惯于仅仅从国内的视角思考和处理事务，这种框架长期主导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懂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事务必须放到世界大局、大环境中去认识，反之，世界的事务又会及时地反馈并影响中国。因此，一国大战略，包括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已绝不可能局限于本国之国内状况，而必须有全球的、国际的大视野。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231]起，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来，在我国党和政府的主要文献中，包括历届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涉外白皮书，都体现了这种观念与视野的转变。2005年以来，这一转变更为突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232]“人类只有地球一个家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233]。2006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234]胡锦涛则在《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一文中进一步强调，要“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235]。这种整体性思维，这种自觉打通国际与国内界限，统筹两个大局的意识，使中国的对外战略能保持鲜活的时代感，掌握主动，引领时代潮流，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主张的提出就深刻反映了这一点。

（3）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强调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求安全。

全球化观念要以承认全球化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如果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刻意编造的谎言、意识形态，仅仅服务于西方、美国的利益要求，那么就必然会拒斥全球化。在当代中国这种见解也有一定市场，但从中国政府的决策层来讲，坚持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认为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否定或消除的。对中国而言，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就意味着承认世界的开放性，承认世界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从而为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换言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基本路线与经验教训反思的产物，也是全球化时代大环境的客观要求。认识开放性，承认开放性，坚持开放性，这就是全球化观念对中国对外战略影响的突出表现。而坚持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求安全，则是中国三十年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对外战略中持之以恒的立场。能够坚守全球化的客观性和世界的开放性理念，坚持融入世界的选择实属不易，因为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对中国政府在全球化上的立场都存有非议，或认为中国陷入了美国设计的全球化陷阱，或至少认为这是一种弊大于利的不当选择。不言而喻，对这些压力，中国政府不仅要协调国内的意见与立场，还要在国际上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显然，没有对全球化观念的深刻领悟是难以做到的。

（4）始终强调全球化的复杂性、不平衡性，反对并努力改善经济全球化的非人性一面，使其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坚持参与、融入全球化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全球化复杂性、不平衡性的清醒认识，一再强调全球化有利有弊，是一把双刃剑，要善于趋利避害，以正确的战略、政策为自身赢得发展机遇。1998年7月，中国发表第一个国防白皮书，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作出明确回应：“亚洲金融危机使经济全球化问题更为突出，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加强协调、共迎挑战的新课题。”[236]同年11月，江泽民更全面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我们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又要学会趋利避害，既要充分利用它提供的机遇与有利条件加快发展自己，又要清醒地认识和及时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与风险。”[237]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社会的反全球化运动持续发展，不仅有激烈的街头示威游行，甚至流血冲突，也有更为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如每年与世界经济论坛同时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这一切促使中国对全球化及其影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此，防止和克服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各国发展差距的扩大、世界环境的恶化，以及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精英化就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新指向。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每年都强调“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2005年党和政府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此，互利共赢既作为新的开放战略，又作为新的外交理念，充分体现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238]“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39]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在论及中国对外战略时多次强调共赢，“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240]这表明，使全球化更公正、更人性化、更均衡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对外战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从而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5）承认人类面临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存在共同的利益，主张在人类共同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间寻求平衡。

随着世界相互依存和整体性的加强，人们逐渐感受到人类共同性的增多。这种共同性或者长期被国家、民族、阶级等特定群体的特殊性所遮掩，或者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而被忽视，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开始被显露、被放大，从而产生了人类对共同问题与共同利益的认同，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最深刻的观念变革，它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对外战略。

长期以来，我们所习惯的是阶级分析的思维，遵循的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在国内，要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要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坚持反帝反修。因此，不但不承认人类有共同性，特别是共同利益，还要严厉批判这种抹杀阶级差别和社会制度差别的反革命理论、修正主义理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进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观念指导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建国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反思，特别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沉痛经验教训的总结，片面强调阶级分析和特殊性的观念、思维开始得到纠正，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关涉的人类共同利益的认识逐渐深化。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241]，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强调“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42]。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共12次使用“共同”这一词汇，并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243]这充分表明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特别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决策层已将其视为历史潮流，历史趋势，这种新判断与新认识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有力的保证。2004年以来，“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和谐世界”更成为我国对外战略中的关键词和主流话语。2004-2007年，连续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促进共同繁荣”，2005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244]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在对外战略与政策部分使用“共同”“共赢”达17次，并更明确地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245]。

当然，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特别是人类共同利益的认同，并不意味忽视甚至否认各国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过时论”（无论是别有用心还是认识片面），中国始终持反对和批评立场，中国所坚持的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246]，“努力把维护本国利益与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相结合”[247]，“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248]。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特别是人类共同利益的认识是全面而成熟的，它克服了以往认识的片面性，特别是纠正了不承认人类共同利益的错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同性与个性的认识上，中国正以自身改革开放的实践，体现着认识的提高。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一方面更多地认同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共同性，另一方面又恰恰在这种认同中形成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

（6）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抗，强调以国家为现实基点，以超国家共同体和人类整体利益为新的参照系处理国际事务。

坚持意识形态的对抗是斗争哲学和特殊性、分离性思维的一种独特反映。表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不以国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点，而片面强调国家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是两种社会制度，又体现着两种意识形态，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只能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遵循的是零和博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断被简单、片面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尤其是运用于对外关系。

全球化开始凸显整体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价值与思维，所以，它除了导致我们承认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转变外，还要求我们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使国际关系能按其内在逻辑与要求发展。这里讲的内在逻辑与要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回归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国家与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更多体现为意识形态至上，以是否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于是就有了对“红色高棉”的支持等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决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对外战略逐渐转至国家的基点，邓小平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249]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也指出“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250]，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再次强调：“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251]这些都足以反映我国对外战略已经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其二，从国家与国家利益主导走向同时关注超国家共同体和人类整体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说，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是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一个重大标志，同时也带来了近三十年中国外交的历史性成就，那么，从仅仅关注国家走向同时关注世界和人类的整体性需要与利益，就是一个更大更深刻的转型。因为第一次转型只是回归到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那是拨乱反正的体现与结果。而第二次转型则是对国际关系现有逻辑的突破与超越，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人类发展趋势的理性与智慧的选择。它的确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及其观念的领悟与认同。

（7）注重对话、合作，强调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的作用。

全球化使世界的联系在强度、范围上都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这种状态要求各国采取更多的对话、合作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对抗方式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要求各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运用多边主义来协调复杂、变动的国际关系，而不仅仅拘泥于双边关系。全球化所倡导的这种新观念在当代中国对外战略中打上了清晰的烙印。

总的来看，中共十四大之前，我国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战略，全面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因此，国内事务的改革、转型力度更大些，成果也更明显些。中共十四大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的确立所导致的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开始淡化，由于加入WTO进程的提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密切，其地位与影响力也明显提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层面开始凸显，于是，讲合作、讲对话，讲国际机制，讲多边主义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明显倾向。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252]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参与多边合作”[253]。从此，这一改革倾向就不断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重复。如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254]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指出：“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255]总之，中国在对外战略中所要强化的主要观点与主张就是：其一，坚持对话、合作，反对冷战、对抗；其二，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国际法的作用，在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协调各国的关系与利益；其三，坚持互利共赢，以新安全观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其四，重信守诺，遵循法制，在国际事务中努力发挥建设性促进作用。而这些无不反映着全球化观念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令人信服地证明着中国的外交转型。至2005年为止，中国已加入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267个国际多边公约。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遵循现有的贸易规则，中国清理并修订了约3000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56]中国在敏感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已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努力，加入了该领域的大多数条约并制定了相关的国内法规[257]；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5915人次军事人员。[258]此外，中国在食品安全、能源、环境、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知识产权、人权等众多领域也都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动着国际机制的完善。

（8）从对抗、抵制现有的国际秩序，转向认同、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始终坚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理想目标。

当全球化要求人们以更多的合作的、非对抗的思维审视相互间关系，并以国际法为准绳，在国际机制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事务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体制的定位问题自然就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受到了全球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但最终必须作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定位与选择。

毋庸讳言，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体制仍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因此其不公正性一面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前（甚至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主要强调这种秩序的不公正性，坚持反帝、反霸的立场，从而使中国扮演了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的批判者、革命者角色。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力度的加大，特别是经济上与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中国自身已从现有秩序、体系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这种变化导致了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重新认识。首先，现有的国际秩序、体系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现实，是现实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它维系着国际秩序的运行，推动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其次，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世界，一个国家如果一直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体系抱有排斥、抵制心理是危险的，而一个被现有国际秩序、体系排斥在外的国家，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很大限制。鉴于此，在如何对待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问题上，中国把政治的现实选择与伦理的理想批判适度分离又有机结合，从而完成了从单向度革命者、批判者向有条件的认同者、融入者的转变。

所谓适度分离，就是从国际社会和中国的现实出发，作出融入现有国际秩序的选择，尊重现有的国际制度、规范，中国加入WTO和绝大部分军控、裁军条约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中国在认同、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同时又不断强调，现有的秩序、体系有其不公正性一面，必须加以改变、完善，其目标始终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伦理的高度和道义的伸张鲜明地反映在中国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就是在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与新主张后，中国仍然没有放弃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融入进去既是为了现实的利益与要求，也是为了在体系、机制内部推动其改进，否则无发言权，就谈不上根本性变革。这样，从现有秩序、体系不断被改进、完善的意义上，就同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的目标统一起来。中共十四大以来，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都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结合起来。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