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有其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使然。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大抵经历三个阶段。传播的主要形式与途径，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的明确宣示与确认，学术界的自觉推动，以及媒体的宣传。
全球化观念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到中国，首先是因为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所造就的当代全球化浪潮已经形成，并开始影响国际社会。尽管关于全球化始于何时、何地众说纷纭，但谈及当代全球化，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公认的标志性时期。当代的全球化，一方面展示着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骄人成就，反映着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新科技革命的诱人前景；另一方面也开始反省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问题（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就是力证）。于是，世界的整体性联系这一客观事实，以及立足于此而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就逐渐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成为左右各国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这就是全球化观念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性力量，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次，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要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大转型、大变迁。1976年，中国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事件本身就具有历史转折意义，而随后发生的变革，更是把中国引向了“第二次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道路。正是一条全新的政治路线和勇敢的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植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
第一，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与全球化所鼓励与推动的全球经济交往与发展相吻合。全球化要求经济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配置，它的首要之点是经济。如果中国国内未发生政治路线的转变，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甚至批判经济发展，那么就不可能允许全球化的经济理念与主张的渗透与传播，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左思潮和言论中就不难证实这一结论。
第二，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客观上需要全球化观念。党和国家政治路线与中心任务的转变，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对此，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95]“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196]但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新的知识，新的管理，新的制度，新的人才。而所有这一切，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自身路线上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干扰，已与世界拉开了少则十年，多则几十年的差距。只有下决心发展科学技术，学习新的生产与管理知识，建立先进的规章制度，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才不会流于空谈。而中国的这些迫切需要恰恰可以从全球化所倡导的世界性交往中获得。所以，全球化观念在中国受到欢迎，确与中国在当时的急迫社会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改革开放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注入了内在而持久的动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完成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明确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这些巨大变化无疑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绿灯。但是如果仅停留于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可能远不如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那样快，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能封闭式进行，也不是简单的出国考察学习或仅从书本上借鉴他国经验就能实现的。必须找到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让中国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学习、成长、发展的道路。幸运的是，中国很快就找到了这条道路，那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之路。三十年来，中国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这就为全球化观念的传播、植根提供了内在、持久的动力。因为，全球化本身就要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从市场开放，贸易开放到经济的全面开放，再延伸到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开放。总之，开放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没有世界的开放，就不能称之为全球化。中国顺应了开放的潮流，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决定了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命运。
最后，全球化观念在中国得到顺利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有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天人合一”；而“人道源自天道”，所以处理人际关系，也要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个人要服从于社会，“君子无所争”。[197]这种整体主义倾向，使中国能从“世界”“天下”来考虑问题，能做到“不拒他者”，甚至善于“化他者”做到“天下无外”“思想无外”。赵汀阳先生的新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中国的“天下观”在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和理论意义。他指出：“‘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198]“中国政治哲学从最大的眼界出发，从天下的规模去理解政治问题，而西方政治哲学（以现代政治哲学为准）则由最小眼界开始，以最小政治实体的权利为基础，这样的哲学只能解释如何维护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却不能解释世界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不能解释如何维护人类价值和世界利益。”[199]赵先生的具体分析和某些观点未必都能得到学术界赞同，但他对中国“天下观”的挖掘，特别是全球化时代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治理论”，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这方面优势的见解，却是深刻的，也恰恰道出了全球化观念得以在中国传播、植根的文化原因。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大抵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扩大的过程。
第一阶段（1978-1991年），初步传播时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开启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就确定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00]这一基本路线、方针的确立，以及为贯穿这一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系列战略、政策的调整、创新，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全球化观念的传播。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地位与作用的极大提升，特别是高科技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恰恰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化所昭示的核心内容。因此，大讲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重视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伴的教育的发展，就成为第一阶段，全球化观念得以传播的主要表现。事实上这一进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已开始，邓小平于1977年先后两次谈及科学与教育问题，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01]。1978年三月和四月，邓小平又分别在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他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202]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科学愈来愈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发展科学，发展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开发人类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种资源的开发。”[203]198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204]“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应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该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205]显然，这些都是在传播当代全球化进程中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理念。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调动、使用一切资源、力量，包括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这就客观上把中国经济建设与世界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实践并传播着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金融的经济理念。迫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从1977年起，我国已开始实施利用外资的政策。最初，力度很小，态度也极为谨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如李先念、陈云都一再强调：“我们搞现代化，当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进口先进设备，利用国外的资金，中央关于这方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搞盲目性”，“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能依赖借外债。”[206]“利用外资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207]邓小平则以更宽广的视野谈及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他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208]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09]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和加拿大友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210]正是在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更加明确、坚定。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90年开放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赖的观念日益传播到中国大地。邓小平依据最新的实践总结道：“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2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不仅仅是中国的选择与政策，而且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一认识足以反映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何等深入。
总的来讲，1978-1991年之间，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及其不断深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阶段，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放到党和国家的头等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最大的政治。因此，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也最合乎民心。这一大趋势符合历史的要求，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所以全球化观念在朦胧中被中国社会接受。但与此同时又要看到，时代的转换并不能使传统的观念、政策、做法立即消失。困惑、不解，甚至抵制、反对社会转型和改革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导致对外开放政策无论在理解、接受还是实践上都出现反复。这同时也恰恰表明，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还远未达到理论的自觉。
第二阶段（1992-2001年），迅速传播时期。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相适应的。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反映着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极具针对性，极有冲击力的讲话。其核心是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力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而从全球化观念的角度看，则是充分肯定了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倾向，并突破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甚至改革开放十几年也难以撼动的禁区——市场经济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2]由此可见，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运作形式视为现代化大生产的共性，是现代化大生产一般规律。换言之，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大生产也必须遵循一般规律，走市场经济之路。根据杨继绳的介绍，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13]。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未向国内公开，直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二版时，这篇谈话才被收录，而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一版未收入这篇谈话。[214]这个禁区的打破，结束了因苏东剧变和“北京政治风波”所导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滞缓局面，扫除了“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倾向”等怀疑、批评改革开放的种种言论，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观念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就在1992年当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在1993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
其次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也是衡量一国经济水平的重要尺度，不仅如此，全球贸易状况与水平，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尺。在全球化时代，贸易的作用更为突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客观上要求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为此，一方面要进行自身的外贸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则是要尽快加入协调和管理世界贸易的国际组织。因此，先是“入关”后是“入世”，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目标、任务。这一进程自1986年起，整整走了十五年，最终我国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争取加入贸易组织的十五年，就是深刻理解、接受全球化观念的十五年。如果说在1992年前，中国对入世的理解，更多的是为本国经济发展赢得更多、更好的国际经济特别是贸易环境。那么，1992年后，由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理念与目标，就对世界经济的整体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的贡献，我们不再简单地、被动地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是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也是如此。这种新的领悟与认识，正是全球化观念深入、内化的表现。
最后是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化加强了世界的相互依存，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发展机遇，但全球化也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脆弱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市场经济片面追求利润的痼疾，世界经济管理的滞后，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规范的无力，这一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从而也使中国对全球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各国都应趋利避害，共同防范全球化的负效应，争取在全球化中共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坚定态度与措施，为克服这场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上述三个标志性事件充分反映了在第二个阶段，全球化观念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人们从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加深着对全球化的更准确、更全面的了解。而且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了对全球化的理论介绍与研究。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及时介绍到中国，中国的学界、传媒界开展了全球化的大讨论、大宣传，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的确是始料不及。显而易见，与第一阶段相比，全球化观念的理解与传播更为自觉、主动，其对现实的作用也更为显著。正是市场经济的自觉、加入WTO的自觉、融入全球化的自觉，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到1994年，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实现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再也不可能逆转，“与国际规则接轨”，成为该阶段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的生动写照。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全面传播时期。
2002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六大，提出并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一年。新世纪、新阶段、新目标、新形势，都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更深入传播创造了可能与条件，事实上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只是在真正成为WTO的成员，并依据其规则开展经贸事务，履行承诺与义务，行使权利后，中国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自由贸易，什么是国际规则的约束力。并进而体会到世界的相互依存，国际与国内的互动以及界限的打破。这些无疑都是最核心的全球化观念。
中国紧紧抓住了加入WTO的重大机遇，在实践中理解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化，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开创了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空前大好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到2006年年底（即入世五周年之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4位，外贸规模由世界的32位（1978年）攀升到第3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年来稳定地保持在20%以上。外汇储备从改革之初的8亿多美元，增加到2007年6月底的13 32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利用外资总额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全世界第二。更有意义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进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型，从适应性开放到战略性开放的跃升。目前，“走出去”战略已扩展至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扩展到了3万多家，具有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达2000多家，仅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达161亿美元。总之，中国已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为13%，胡鞍钢则提供了世界银行的另一研究成果：1990-2005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新增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贡献率为28%，居世界之首。这一铁的事实，更有力地促进着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当然，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不公正性，以及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也在第三阶段得到体现，从而使中国对全球化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更全面、更富有层次性。从1995年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入世五年来，我国每年约有400亿—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阻。经贸摩擦的增多，国家风险的凸显，环境和技术贸易壁垒的压力，使中国深深体会到积极参与全球化是何等不易，有时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
但是，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因此，挑战、挫折、压力不可能让我们退缩。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更完整、更准确、更立体地认识全球化，以便在更接近全球化本来面目，更掌握全球化真谛的理论观念指导下，不断调整、确立积极参与全球化，推进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方针政策。互利共赢、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正是第三阶段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进程中与中国实践互动的产物。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植根是通过多种途径完成的，它既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政府的自觉政策导向和社会精英（主要是学术界和传媒界的精英）积极推动的结果，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其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有力传播着全球化观念。
观念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尽管人（主体）在观念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终极的意义上，观念离不开实践。观念一旦形成，又需要在实践中被检验、被修正，并得以传播。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是认识和接受全球化观念的后来者，但是中国认识和接受全球化观念，首先不是书本的学习，而是在实践中认知和领悟。
正如前文在论及全球化传播过程时所指出的，中国人对全球化的了解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参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认识和接受全球化观念的过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审视性开放阶段，这一阶段的开放具有试验性、局限性、探索性特点；其次是适应性开放阶段，这一阶段的开放具有推广性、全面性、应对性特点；最后是战略性开放阶段，这一阶段具有自主性、全面性、前瞻性特点。这三个阶段，在实践上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80年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1994年建立遍布沿海、沿边和内地，覆盖354个市、县，55万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的开放地区。同时，还兴办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1个接待境外游客的旅游度假区。从有保留的运用市场手段与机制到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从最初的改革外贸和汇率体制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定地推行自由贸易，自觉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运作，这种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深化，都促进着全球化观念的传播，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成果，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改善的生活，都加深着人们对全球化的认知。今天，中国的大部分普通家庭，都会通过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师生、同学等多种社会联系接触和了解各种经济与社会信息，并从国外经商、劳务、留学的经历，中国外资与合资企业的增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活跃，外国商品与文化的涌入等现象中编织着全球化的画面。这就是活生生的全球化图景，就是普通百姓所感知的全球化。只要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中国人对全球化的认知就会继续下去，全球化观念就会不断更新、深化。过去注重“引进来”，今后注重“走出去”；过去仅仅以本国的利弊得失制定对外开放战略，今天要以全球的视野，人类的尺度来审视对外开放。开放的经济，开放的世界，必然铸造开放的思维、开放的理念，而开放性正是全球化观念的精髓。正如杨继绳所指出的：“如果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当代世界主流地位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开放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向全球化迈进。向全球化迈进，一要建立开放型经济，二要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各方面的优秀成果，在诸多方面要和国际接轨，三要放眼世界，胸怀全球，树立全球观念。”[215]
其二，中国政府的政策宣示，引导着全球化观念的拓展。
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确立和相应政策的制定主要取决于国内外环境，取决于实践的需要。所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实践，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政策的导向会主导、塑造人们的观念，从而以新价值、新观念去规范、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全球化观念就是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引下，一步步渗透于人们头脑，并指导中国应对全球化和推进改革开放的。
政府的政策导向体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政策宣示，领导人的讲话，政府的作为以及政策的具体规定等各个层面。从全球化问题来看，政府在应对全球化时所做出的各种选择与政策宣示，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与评价。已有的文献表明，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涉外白皮书，以及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中国政府一直未正式使用过“全球化”概念。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方针及其政策，已在实践上倡导着经济开放、社会开放、观念开放，其导向无疑是推进全球化观念的传播，只是在理论上尚不够自觉，在术语上尚不够规范罢了。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正是在回应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开始正式使用“全球化”词汇，并正面阐述对全球化的理解与主张。1998年7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第一次以官方的语言谈及全球化，“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进一步加深，也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亚洲金融危机使经济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加强协调，共迎挑战的新课题”。[216]事隔一个月，在中国政府召开的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江泽民更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217]总之，从1997年起，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及经济全球化。而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论及经济全球化。最经典的提法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218]，这一变化在近两年进一步强化，2005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19]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220]显然，建立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已成为我国政府应对全球化的新的指向与追求。
毋庸置疑，党和国家的这些政策宣示不断强化着人们对全球化的了解与认同，使人们对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与观念有了越来越全面、深刻的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更多服从权威，认同政府传统的国家来讲，来自政府的宣示、表态显然对人们是否愿意认同全球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上述的明确政策宣示外，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全球化会议和在我国积极举办大规模、高规格的全球化会议、论坛，从而以政府的行动倡导和推进全球化，使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学者，能够在这些会议中了解全球化的最新动态、最新见解，而普通百姓则通过对这些会议的报道，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感染。如中国分别于2000年、2001年、2005年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出席第一届大会并做大会发言，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在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亚洲、改变着世界。中国要发展，亚洲要发展，世界要发展，各国要解决诸多的难题，理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因势利导，趋福避祸，才能实现双赢、多赢的目标。”[221]同时，我国还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等大型会议，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三，学术界的理论探讨，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植根，与学术界的自觉推动有密切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急迫需要的确奠定了全球化观念在中国流行的坚实基础，并成为传播全球化观念的主渠道，但观念的传播、影响同样需要理论的自觉，否则一种新观念就难以持久地生存，或者被曲解、变形。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最时髦的话语。而在中国，至少晚了二十年，到80年代中，随着《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研究》（《光明日报》1985年），《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王兴成、秦麟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徐崇温，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的问世，意味着中国对全球问题研究的开始。至于全球化研究，严格讲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尚无人明确提出。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检索，80年代涉及全球化的文章仅5篇，只有徐炳文撰写的《生产力的全球化与全球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生产力研究》1988年第2期）属研究性文章，其余4篇都是中国学者编译的介绍性文章。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研究才被明确提出，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呈现出迅速扩展之势。根据中国期刊网，以“全球化”篇名检索，1990-2007年间，研究全球化论文共18 421篇，其中大都为经济、政治、法律类文章，多达12 332篇。这些文章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力度的加大而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向（见表1、图1）。同时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1990-2007年间，共有全球化研究的学术专著861部（其中译著142部），博士论文326篇，博士后研究报告16篇。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界对全球化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深化着全球化观念的传播。
表1 1990-2002年间国内全球化研究文章数据表
图1 1990-2002年间国内全球化研究文章数据图
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倡导和推进全球化研究做出首要贡献的是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自90年代初以来，他先是在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迎接全球化时代》的讲话，随后又以多种形式发表《全球化：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一体化与多元化》《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过程》《全球化和全球价值》等见解。尤其是1994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的《开展全球化研究》一文，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有着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因而在观察国际关系时比较容易有开阔的胸襟与远大的眼光，何况我们刚刚走出封闭状况，对世界容易有新奇的敏感。我们应该对全球化研究做出贡献。”[222]根据我们的统计，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全球化”篇名检索，政治与法律类1990-1994年间共有27篇学术文章，而李慎之先生一人就占了5篇。因此，完全可以说李慎之先生是中国全球化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他对全球化客观趋势的认同，对一体化与多元化辩证关系的阐述，关于全球价值地位日益提升、国家民族文化与民族价值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等见解，对理论界研究全球化有明显的启发意义，对普通百姓认识全球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学术界，还有两位著名学者对全球化研究及全球化观念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是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教授，另一个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教授。这两位教授连同他们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在中国全球化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肯定。
俞可平教授所在研究机构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1993年，该所邀请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来所作“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专题讲演，成为中国研究机构最早推进全球化研究的单位之一。1998年5月，该所与深圳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全球化研讨会——“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次会议交流并检视了中国学者几年来研究全球化的成果，尤为有意义的是，伴随这次会议的召开，该所编辑了中国第一套“全球化论丛”。这套七卷本的丛书，全面反映了国内和国际对全球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于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研究，传播全球化观念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从此，以俞可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为推进中国全球化研究的排头兵。2000年该所推出“全球化译丛”，翻译了戴维·赫尔德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保罗·赫斯特等人的《质疑全球化》等国际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全球化研究著作。2001年，俞可平教授又主编了第二套“全球化论丛”，这充分反映了全球化研究的快速发展，反映了全球化观念的深入传播。2005年，俞可平教授为“全球化论丛”“全球化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所组成的全球化主题书系撰写总序。他再次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要求我们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也要求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22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组织的全球化主题书系已成为中国研究全球化、传播全球化观念的最基本的书目，在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在整个社会也受到广泛青睐，因为这些研究成果的确体现了国际与国内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前沿，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和新见解。在通过出版宣传全球化理论与观念的同时，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还举办了多次国际与国内学术会议。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年）、“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年）、“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年）、“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等，并先后邀请了萨米尔·阿明、戴维·赫尔德等数十位全球化问题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讲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全球化研究。
更需要指出的是，俞可平教授不仅组织全球化研究，评价全球化理论与观念，还把对全球化的关注与研究贯穿到自身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活动中。他紧密联系中国和世界现实，撰写和发表了《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多篇论著，并集结为《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一书，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学生，引导着社会对全球化的认知。
王逸舟教授所在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这个机构同样是中国研究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重镇。特别是王逸舟主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更在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全球化方面起到了学术界公认的学科旗帜的作用。与俞可平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不同，王逸舟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团队更注重把全球化研究和全球化观念的传播融入国际政治学科之中，从学科发展的全局、前沿升华对全球化的认知。所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中，既有全球化、全球治理的专门性探讨文章，又有国际机制、非传统安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但所有这些议题更广泛的探讨，无不以全球化为新的背景和前提，因此在客观上推动着全球化观念的传播。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与政治》还与许多高校、研究机构共同主办了关于全球化、非传统安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等多议题的学术研讨会，扶植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如非传统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等等）。此外，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王逸舟教授在全球化研究领域做出了特殊贡献。事实上，在90年代初期的全球化研究中，除了李慎之先生外，从学理上对全球化进行探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就是王逸舟。他不仅参加了中国社科院早期举办的几次全球化研讨会，并在1995年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中，较全面地探讨了全球化的概念、动力以及与其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文明等。这是我国学术界在1995年前，全球化研究中最富学理、最有深度的学术探讨，全球化主题的凸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丛书”中的第一本，其影响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今天也是人们学习、研究国际关系的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1995年之后，王逸舟并未把自己的研究限定为全球化，而是涉及国际机制、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国际安全等众多领域，但全球化仍是其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他把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己的文集定名为《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而根据他本人对全球主义的五点解释，不难发现，“共同体”意识、国际关系在曲折中走向进步的世界观、国际合作与对话意识、全球政治理念、以人为本的全球社会理念等，恰恰深刻反映了全球化的核心观念。
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并非是在一片赞扬和认同声中进行的。全球化的冲击力，特别是其负面效应，同样导致对全球化的批判、反对。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学术分歧，甚至见解的完全对立，并未重蹈“文化大革命”时期“上纲上线”的覆辙。学术界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学术争鸣，这为人们听到不同声音，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全球化大有裨益。从中国社科院世界观察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早期（1993年）举办的几次全球化研讨会，到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邀请不同观点的专家召开“全球化：问题与方法”研讨会，都充分体现着这种可贵的学术争鸣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俞可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庞中英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学者看世界》八卷本（王缉思总主编，香港新世界出版2007年）等反映中国学者研究全球化的论文集中。这是中国学术研究之大幸，更是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之大幸。
其四，媒体的大力宣传，为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涌动推波助澜。
媒体是全球化观念在中国传播的第四个重要途径，随着传播和信息化手段的高科技化，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全球化观念的宣介和植根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的积极作为。
其实在上面论及学术界的理论探讨时，已谈到出版社和杂志社的作用。在我国出版界，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已成为许多出版社竞相推出的品牌丛书的主题。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其中最有影响者当首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社以全球化论丛、译丛等形式，出版了国内、国际学术界全球化研究的最新、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成为出版全球化著述的“专业户”。至于学术期刊，则以《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欧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为代表，刊登了大量研究全球化的文章。
如果说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版和刊登全球化著述突出理论性，其影响对象主要是学术界、理论界，那么报纸和网络上的宣介全球化的文章则具有更广的覆盖面，其受众直接联系到普通民众。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报纸以形象、通俗、更大众化的语言从各个角度传递着全球化的信息与观念。根据《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有关全球化文章的统计，自2000年起，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57篇增加到2006年的345篇，七年累计文章达1424篇（见表2、图2）。显然，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文章的不断增多，与我们加入WTO，更全面、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有关。
表2 2000-2006年五大报纸刊登全球化文章统计表（篇）
2000-2006年五大报纸刊登全球化文章统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