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意的表达——新闻

如今的新闻媒体不仅仅起着监督社会不良行为、维护公民对公共事务关注的职责，它们还被赋予引领公共辩论的角色。一次面向德国、瑞典、意大利、英国和美国五个西方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记者都认为“新闻报道”要比“国会辩论”更能准确地表达民意（Patterson & Donsbach，1992）。

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1922，p.19）认为，民意如果要发出声音，就必须根据新闻的要求进行组织。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新闻内容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公民的所思所行。与某些记者所认为的不同，新闻并不是社会的“镜子”（Mickelson，1972），而只是对现实进行描述的可选版本之一，新闻记者根据某些常规提供有限的民意，有时甚至是误导的民意。

一 新闻中的民调

民调是新闻报道的一个经常性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选举期间（Welch，2002）。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果哪一天不发布新的民调，那是很稀罕奇怪的（Erikson & Wlezien，1999）。有研究者统计，在2004年大选的最后两个月里，由少数几家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各种民调有200多项（Rosenstiel，2005）。一些国家的媒体尽管不一定受到民调的驱动，但其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包括民调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Brettschneider，1997；Hardmeier，1999；Anderson，2000）。

在报道民调时，如今的新闻记者通常会提到抽样误差，这相比以前是一种进步（Patterson，2005）。然而，研究也表明，新闻记者在解释民调数据时难以始终尊重这一参数。在选举中，最新的民调与前一次民调之间的微小差异，尽管在抽样误差范围之内，也常常被描述成民意的真实变化（Erikson & Wlezien，1999）。肖和罗伯茨（Shaw and Roberts，2000）认为，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民调结果的小小变化，如果不是因为出现特别引人关注的事件，通常可归结于民调误差而不是真实的民意变化。

新闻记者常常根据民调数字对候选人和选民进行分析。瑞伊（Rhee，1996）研究发现，随着新闻报道中民调内容的增加，有关候选人竞选策略的报道也会增加。新闻记者想当然地使用民调数据，以此来断言候选人的竞选策略有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他们眼睛盯着候选人，对民调结果的解释总是着眼于候选人试图获得什么，而不是公众的意见，这种倾向源于记者早已养成的通过领导人的言行来挖掘新闻的习惯。

二 新闻媒体的过滤

媒体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充其量只是一张不那么精确的地图，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可能从三个方面对现实世界进行过滤：时新性、事件、领导人。

1.时新性

《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1]曾将新闻报道描述为“对‘现在’的令人兴奋的搜索”（Taylor，1990，p.25）。最新消息会迅速替代老消息，新闻更新的速度以及对新鲜故事的不间断搜索，驱动着新闻记者不断关注事件的发展。例如，2006年2月，美国许多报刊在头版大量报道南部农村教堂的爆炸案以及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但很快这些主题就从头版消失了，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是这些新闻被美国时任副总统切尼在得克萨斯狩猎时不慎打中同伴的新闻所取代。有关切尼的这些新闻占据头条整整一个星期，尔后，它也同样不见踪影。

在新闻以外的世界里，议题源于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并被编织成社会网络。但新闻的根基要浅得多，它是对当前事件发展的选择性描述。议题丰富多样，但能否成为新闻，依赖于这些议题是否具有新闻记者视为新闻的价值。突发性事件能够攫取新闻记者的视线，而习以为常的问题则不能。

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大问题要比小问题更能获得关注。然而，在新闻世界里，“其他条件”很难等同。时新性和破坏性要胜过规律性。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随着每天数以百计的非洲裔美国人迁入北方一些城市寻找工作，原先的白人定居者因担忧种族冲突以及受到郊区环境的诱惑，纷纷迁出市中心。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美国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很少有什么事件可跟南部黑人的北迁相提并论，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件事却很少在新闻中提及，在头条中出现更是凤毛麟角。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黑人社区压抑已久的挫折和怒火演变成暴力时，美国的城市转型才引起新闻记者的关注。1992年，洛杉矶一名白人警察野蛮殴打手无寸铁的黑人却被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后，这一愤怒的情景和相关的报道再次出现。在以上每一个例子中，新闻报道都是随着暴力的升级而升级，也随着暴力的消失而消退。

关于“元叙述”——具有自身生命周期的故事情节（Rosenstiel，2004）——的研究，再次验证了新闻报道并不一定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布林顿及其同事（Blendon，etc.，1997）研究指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通货膨胀、失业、犯罪和联邦预算赤字在过去五年里变得越来越糟，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者据此认为，媒体不间断地唱衰政府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凯普林格（Kepplinger，1989）根据他关于德国人对环境污染之民意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新闻记者是如何形成其关于社会现状的判断的？当他们的判断发生偏离时，有没有对其进行提醒的反馈机制？

2.事件

新闻大多是关于事件的。尽管没有什么精确的标准来判断哪些事件会受到关注，但过去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应该是新闻的焦点。与之相应，只有那些具有事件形态的议题才有可能出现在新闻中。尼斯贝特和卢恩斯坦（Nisbet and Lewenstein，2002）研究发现，在过去的30年里，除了克隆议题外，生物技术只是在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时才成为新闻议题。另一个例子是美国9·11之前关于恐怖主义的报道。斯托林（Storin，2002）发现，尽管媒体对1993年发生在世贸中心的袭击、1998年同一天发生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爆炸，以及2000年发生在也门港的针对美国科尔号舰船的爆炸事件都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但它们没有突出恐怖主义这一更大的议题。媒体完全忽视了政府对于不断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的警告，即便是美国的顶级报纸也对政府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发出的警告视而不见，没有新闻记者对9·11恐怖袭击之前所发生的这三起重大的恐怖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探究。

如果没有刺激性的突发事件，社会问题很少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大多数社会问题今天看跟昨天看都是一样的，这使其新闻价值大大下降。相反，任何以刺激性的形式出现的事件，即便是常规性的，也会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犯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犯罪就是事件，在每个案例中都有犯罪行为、受害者、犯罪主体、时间和地点。毫不奇怪，犯罪一直是新闻报道的一个主要内容，有时还是核心内容。1992—1993年间，美国电视中犯罪报道的数量扩大了三倍。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关于犯罪的报道超过了其他所有议题，包括经济、保健和波斯尼亚危机，这对民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将犯罪列为首要问题的美国人不超过8%。然而，在1994年8月份的盖洛普民调中，出乎意料的有39%的美国人将之视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议题，尽管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包括暴力犯罪在内的犯罪率在最近三年里一直呈下降趋势（Patterson，1999，p.308）。

那么，新闻报道完全偏离了社会现实了吗？一些研究对同一时段的新闻报道与政策发展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新闻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韦斯特斯达尔和约翰森（Westerstahl and Johansson，1986）研究了瑞典7个主要政策领域（包括经济、犯罪和国防等）的新闻报道，发现几乎不存在“事实与报道相一致的情况”（p.141）。里奇特和斯密斯（Lichter and Smith，1994）在美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1982—1987年间的经济报道和经济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事实上，他们发现两者之间还有着负相关，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新闻却变得越来越悲观，悲观报道的比率从该项研究第一年的5∶1发展到最后一年的7∶1”（p.84）。

这些研究表明，新闻短视可能缘于记者通过事件这一有色眼镜看待社会。事件就像轶闻，它们只是例子，而不是系统的观察。凯普林格和哈伯迈尔（Kepplinger and Habermeier，1995）在一项有关德国媒体的研究中发现，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改变了记者对新闻的选择。当某一重大的事件发生时，新闻记者往往寻找并报道类似的事件，因此给人们一个印象，即类似事件的频率和数量都增加了，即便实证数据表明并非如此。

艾杨格（Iyengar，1991）研究发现，电视记者只是偶尔根据新闻主题对基于事件的故事进行架构，也就是说，将之纳入更大的现实背景进行报道。当记者根据主题架构新闻事实时，观众通常会考虑社会现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类报道只占基于事件之报道的一小部分。新闻记者通常运用情节框架，即聚焦于某个特定的事件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情节框架使观众更加关注直接涉入的个体，而没有将之跟更广义的社会联系起来。尽管艾杨格的研究促进了框架效应的研究，但它并没有激发研究者利用内容分析来考察记者运用情节框架与主题框架的不同情境。

3.领导人

从传统意义上说，新闻是关于大人物的故事。新闻记者聚焦于可以找到大人物的地方，大多数报道也源于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例行的官方活动——新闻发布会、国会辩论、公开演说等等，这是政治报道的主要内容。正如斯蒂尔（Steele，1995）所指出的，记者具有支持最高领导人的“操作性偏差”。即便新闻记者将视线转向官方圈子以外的地方，也通常是专家和前官员，这些人被视为政策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关于政府内部所发生的事件的权威陈述是可靠的。普通公民以及其所代表的民意，处在新闻金字塔的底端，它只是作为官方行为的背景，只是在赋权或限制高层领导的情况下才被赋予重要的位置（Weaver，1972，p.69）。

新闻记者依赖信息来源，而提供信息来源的大多是高层官员。如果高层官员同意某种做法，与之相左的意见就往往被媒体所忽略，即便这一意见广为流传。只有当高层领导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新闻记者才会听取草根民意。本奈特（Bennett）据此认为，这一倾向使得高层官员能够“对民意做出自己的界定”（p.123）。

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新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一些研究考察了精英群体在新闻报道中的分布情况，这些精英群体包括候选人、议员、首席执行官等等。在什么情况下，某个群体能够成为新闻的主体？是什么决定了其在新闻中表征的方式？对某个未做报道的群体的突然关注会提升新闻记者对其他群体的意识吗？在选择过程中存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偏见吗？这些都是相关研究所要探索的内容。

由此可见，新闻世界里有价值的是时新性，那些比较突出的事件远比将这些事件推向人们视野的社会力量更引人关注，民意也只有在官方行动的情境中才能变成新闻。然而，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处理民意。即便同在西方国家的新闻体系中，处理民意的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差异（Hallin & Mancini，2004）。跟英美国家相比，欧洲大陆的新闻记者更不易受到时间、事件和领导人这些因素的驱动（Donsbach & Patterson，2004）。比如，德国的新闻记者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视为社会分析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研判社会趋势的责任（Kocher，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