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

直到被热血冲昏的头脑彻底冷静下来，吴起才意识到自己一手制造了惊天的惨剧。现在，他的挫折感和焦虑感倒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可是犯下的罪案却已使他的人生失去了退路。

眼见在卫国已无法容身，吴起只得含泪拜别母亲，从所在城市的东门仓皇逃出，远走他乡。

值得注意的是，吴起杀了这么多人，无论古今，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为何他竟能自东门逃出，并且还来得及与其母从容拜别？

这又得牵涉到“商家子说”和“没落贵族后裔说”的争议。按“商家子说”，如果吴家只是下层无地位的一般商人家族，纵然曾经是巨贾，无论如何也难以如此轻易地脱身而去。退一步说，就算官府反应不及，让吴起侥幸逃脱了，但吴母未随儿子离开，官府和受害者的家人又岂能容许吴母安然家居？实际上，吴母后来是在家中寿终正寝的，这在讲究株连和私刑复仇的古代社会，恐怕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如此多的疑点，只能被解释为当时的吴家确实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地位或背景，否则，吴起不可能在犯下不赦重罪后仍能自由出入卫国，乃至逃离国境。

对吴起而言，这一去，便无法回头，未来如何，亦难预料。

家产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其本人及家人存活于世的生命线。孟子有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思是没有恒产而能坚持自己奋斗目标的人，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吴家虽已耗尽千金之财，但毕竟底子还是有的。吴起离家出走，就意味着从此要完全抛弃家产，独自在江湖上谋生了。

古代社会在宗法制的框架下，宗族的力量对一个人仕途的发展往往能提供有力支持。吴起杀乡党三十余人，又畏罪潜逃，自然不可能期望再获得宗族的支持。

“孝”在当时是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吴起当然也是孝子。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这原本也是他在个人不得志的情况下，不敢轻易离家出走的重要原因。现在，吴起弃母远去，虽是出于不得已，但必然要受到舆论的指摘。不仅他自己要为之承受心理压力，其仕途亦将受到负面影响。

吴起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其实，即便没有“诛邻止谤”事件，到头来，他可能也只有逃离家乡一途。

卫国不思进取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及足以扼杀任何一个天才的用人机制，都令吴起倍感压抑乃至窒息。他早已明白，自己必须离开，也迟早都要离开，如今因罪而逃，倒是帮他下定了这个决心，也加速了他提升自己的步伐。

“诛邻止谤”本身固然是大罪大错，但它的背后，却是吴起内心深处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头，是誓要冲破一切束缚，建立功名的信念和坚持。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在与母亲诀别时，吴起“啮臂而盟”，他朝自己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得满嘴是血，然后对着母亲发誓说：“我吴起要是不能得到卿、相一级的官职，就绝不再回卫国！”

说完，母子洒泪而别。

逃离卫国后，吴起决定投奔鲁国。

鲁国位于卫国的西面，两国接壤，距离非常近。吴起一出卫国，抬腿就能进入鲁国的地界。当然，更让吴起感到亲切的，还是卫、鲁乃公认的“兄弟之国”。

当初，周王朝所封的两个最主要诸侯国，一个是卫国，另一个就是鲁国。卫国首代国君康叔是周公的弟弟，而鲁国首代国君伯禽则是周公的长子。康叔、伯禽与周王室有着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并享有最尊贵的地位。周公将他们分别安置在殷商故地和东方，作为护佑周王室的两颗重要棋子，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实力。

同为姬姓（即与周天子同姓）华夏国，卫、鲁彼此间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两国都为推广礼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先生称两国“同为春秋文化中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看出了卫、鲁之间的差距。卫国从上到下或严重违反礼制，或对礼制的理解不够成熟，这也成为卫国国君昏庸、国人不顾大局、国家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鲁国，在严格奉行礼制方面堪称典范，不仅国内涌现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而且还以曲阜为中心，将礼制文化向周边辐射和拓展，因此，当时即有“周礼在鲁”的说法。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许多小国纷纷朝拜鲁国，前往鲁国观礼也成为一时之盛事。

春秋时期，诸侯国存在大、次、小三个等级的国家序列，各国会盟时，大、次、小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结果鲁国被尊为大国，卫国却竟然连次国都算不上，只能排在小国之列。

进入战国后，鲁国虽已不能称为大国，但仍受到各国的尊重和重视，其国家地位远非卫国可比，而这也正是吴起特别感兴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