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隆礼义而杀诗书

春秋前政治学术合一，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春秋学术下移，官司典籍散入私家和民间。史称孔子删诗书，正礼乐、序易象、修春秋，实际上就是对这些“王教之典籍”和“致治之成法”（《汉书·儒林传》）进行了加工整理。经过孔子整理的五经，可以说是殷周以来的历史文化的遗存和政治文化的累积。战国百家争鸣，究其学术渊源，诸子皆出于王官，其学说乃六艺或五经之“支与流裔”。刘向、刘歆和班固的这种观点，从学术演变史的角度看，大致可信。然而诸子大都“得鱼忘筌”，唯儒家仍“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的这个传统，由孔子开其源，孟荀畅其流，其中荀子“尤有功于诸经”，前人竟至认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汪中：《荀卿子通论》）。荀子对五经由数及义地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评析，的确可以说奠定了经学的基础。他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阐发五经要旨。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分别评价，散见于《尚书》、《国语》、《左传》、《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者甚多。但是，在先秦时期，把五经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合则为内圣外王之道，分则各得道之一端，这种认识仅见于《庄子·天下篇》和《荀子》。荀子在《劝学》、《荣辱》、《儒效》等篇中，对五经体系及各经要旨作了全面的评估和深刻的阐析，其主要内容是：（1）五经总起来说，是“圣人之道”和“先王之道”（百王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2）五经分别而言，各有其功能特征，其要旨皆可一言以蔽之：《诗》言志，《书》言事，《礼》言行，《乐》言和，《春秋》言微。（3）五经源远流长，含蕴深厚，功效持久，它归本仁义，其基本精神在为天下生民长虑顾后而保万世。这既是对前此的经论的系统总结，又是对后此的经学的启示导引。荀子的经旨论，以道论经，由数（术）及义，以“一言”约“一贯”之旨，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为后代经学开辟了一条平实宽广的道路。两汉的贾谊的六经道德之术说，刘安的六艺异科同道说，董仲舒的六学说，司马迁的六法说，扬雄的五辨说，刘、班的五常说，皆流注着荀子经论的精神血脉。俗儒庸师，索隐行怪，使经学离坦途而入榛莽，但我们不能据此而否定经学自有其积极之主流在。这里还须附带说一下，荀子的经旨论和《庄子·天下篇》首段的经旨论大同小异，庄先荀后，但《天下篇》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应成于荀子之后，谭戒甫先生曾有专文考证《天下篇》是《淮南王庄子略要》的改名，成于刘安之手（《现存庄子天下篇的研究》）。我认为庄子的经旨论与荀子的经旨论，合若符契，当是荀学的回响。文繁不论，当另文证之。

（二）评析五经得失。荀子对作为政治学术文化遗产的五经尊崇而不迷信。他把经分为“数”和“义”两个层面。五经之数并非完美无缺，不能放置四海而皆准，“《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劝学》）。这就是说，《礼》、《乐》虽有制度节奏但没有说明义蕴，《诗》、《书》说的是历史掌故而不尽切实际，《春秋》叙事简约而不易迅速了解。他认为学经的目的是为了修身致知，平治天下，“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因此，“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荀子对五经的这种得失互言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一分为二方法，是经学中的清新之风。

（三）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在阐析经旨、评论得失的基础上，在《劝学》篇中提出了“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至乎《礼》而止矣”的主张，而在《儒效》篇中更明确指出要“隆礼义而杀（减省）《诗》、《书》”。通观全书，“礼”字凡三百六十五见（据郭沫若统计）。大大超过《论语》的七十四见和《孟子》的六十四见（据杨伯峻统计），礼义成了荀学的中心范畴。他之所以“隆礼义”，是出于“齐天下”和“一制度”的实际需要。他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将原先王，本仁义，礼正其经纬、蹊径也”。他之所以“杀《诗》、《书》”，是因为他认为《诗》，《书》虽博，但不免杂驳，“不道礼、宪（法），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劝学》篇）。

荀子的礼学，超越了旧的传统，突出了礼的作用，丰富了礼的内涵，完成了礼义之统。他说“善为礼者不相”（《大略》）。这是对儒生的以相礼为职业的旧传统的突破。儒者，原是相礼的术士之称；礼，主要内容是典章和礼仪。相礼局限了儒生的眼光，因为无论是宰冢祝赞，只要谨守礼数，不必深知礼义就足以称职。即使以培养“君子儒”为目标的孔子，也没有摆脱相礼教育的传统，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既是一般典礼的实施过程，也是相礼教学的过程。其弟子中如少年有为的公西华，他的志愿也不过是“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论语·先进》）。突破相礼的传统，是儒者取得独立人格，发扬主体精神，实现从“小人儒’向“君子儒”转变的必要条件，也是礼学从术数向义理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次，突出了礼的作用。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把礼之用推及于人生修养、社会事务、国家政治的一切领域，认为，对人来说，举凡血气、志意、思虑、食饮、衣服、居处、动静、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皆须由礼来调节；对事来说，“其行有礼”，才能“举事无悔”和“应变曲当”（《儒效》）；对国家来说，只有“修礼以齐朝”，才能“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富国》）。“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王者之事毕矣”（《议兵》）。再者，荀子丰富了礼的内涵。他论礼义，约之以一言曰，“行”，即认为礼是人的一切行为及相互关系的准则；扩之则为千万言，赋予礼以敬、文、行、履、分、别、养、节等多方面的含义。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荀子的礼论，标志着儒家礼学的成熟，礼义之统的完成。

荀子在五经中对《诗》、《书》批评最多，井提出“杀《诗》、《书》”。但是，《荀子》全书引《诗》八十二次，论《诗》十一次，引《书》十五次，论《书》五次（据罗根泽统计），其中引《诗》次数为诸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之冠。原来，其所以减抑《诗》、《书》，一是与“隆礼义”相对而言，二是对孟子的“以意逆志”的主观论诗的反驳：“善为《诗》者不说”（《大略》）。他虽不“引事以明《诗》”，但擅长“引《诗》以证事”。己不为《诗》用，却以《诗》为己用，真可谓“善为《诗》者”。他继承了孔子的“兴观群怨”和“达政专对”的《诗》学传统，以及“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在辩说中大量引《诗》，对自己的观点“譬称以喻之”、“欣欢、芬芗以送之”（《非相》），开了“著述引《诗》”的好例。“引《诗》以证事”成了《诗》学中的别具风采的一派。

（四）崇师法而重真积。荀子认为学经不但要“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而且更要“为其人以处之”，“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劝学》）。他要学者所处、所近、所好之人，即是老师。这是因为古代经文简略，口耳之传胜于竹帛，微言大义必须亲授。“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修身》）。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学者要“真积力久”，用心专一，深虑熟察。他说：“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循）察之而俞（愈）可好也”（《荣辱》）。

荀子开了原道、征圣、宗经的先声，汉代的经学与荀子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代的今文经大师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据刘向《孙卿子叙录》）。古文经硕师刘向更是对荀子赞誉备至，认为“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人君能用荀卿，庶几于王”（同上）。荀子不但奠定了经学的基础，而且其许多思想言论，竟成为经的组成部分。如《大戴礼记》中的《三本》、《劝学》、《曾子五事》等篇，大量引用了《荀子》的《礼论》、《劝学》、《修身》、《大略》；《小戴礼记》的《三年问》、《乐记》、《聘义》，不少抄自《荀子》的《礼论》、《乐论》、《法行》；《大学》、《学记》则主要出自荀学。这正如韩愈所赞：荀子与孟子一样“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他虽“大醇小疵”，但足以“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了（《进学解》）。可见，荀子对经学的贡献是非同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