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宏观比较到范畴比较

从1949年到1977年间，比较文学及比较诗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声匿迹。当新时期到来之时，冲破“文革”十年闭关锁国的迷雾，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的出版是比较文学界复苏的第一缕春风。全书旁征博引，探幽索微，力求从比较中探索出“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16]的文艺规律。在同年出版的《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钱钟书先生提出应当加强对古代诗、词、笔记中含蕴着的艺术理论的研究[17]。在与张隆溪先生的对谈中，钱钟书先生还曾明确指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18]宗白华先生（1897—1986）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西方文化参照下对中国诗、画、乐进行的现代诠释，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灵魂。作者从具体作品的欣赏与分析入手，杂糅中西而又以中国诗学精神剖析为主，在中西比较中阐发出深刻的艺术哲理。周来祥先生（1929—2011）的《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一文，从宏观上对中西古典美学理论做了比较。蒋孔阳先生（1923—1999）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20]一文中提出，应从社会历史背景、思想的传统和渊源、文学艺术的实践、语言文字的结构四个方面来比较中西美学的差异。叶朗先生（1938— ）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运用西方哲学和学术的运作方法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和命题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和阐释。

曹顺庆先生（1954— ）的《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是我国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专著，本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由粗略的宏观比较，发展和推进到了以范畴为中心的具体深入的比较研究。张法先生（1954— ）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将中西美学置于各自的哲学思想的大语境以及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基本范畴为单位，研究了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色。饶芃子（1935— ）、余虹（1957—2007）、钱超英（1958— ）、蒋述卓（1955— ）、苏桂宁等先生合著的《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范畴入手，揭示了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作为两种不能相互涵盖的知识范式的差异。余虹先生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更突出强调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但又指出，语言论基础是两者的交合点和比较研究的基础。黄药眠（1903—1987）、童庆炳（1936—2015）两先生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范畴为框架，使中西比较诗学在内容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是我国中西比较诗学的集大成的成果。杨乃乔先生（1955—）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侧重于本体论范畴的比较，摆脱了一对一式两极比较的简单化模式，是中西诗学本体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取得了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

总的来说，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完成了由“宏观比较”向“范畴比较”的转变。相对于粗疏的宏观比较，范畴比较显然更为具体深入，也更强调中西范畴之“异”，因而更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文艺学自身的特色。

在范畴比较中，除个别学者（如杨乃乔）以外，大多数学者仍然采用“一对一”的两极比较模式。这种模式的长处在于简单明了，但短处也非常明显：一是中西诗学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很难找到精准相对的两个范畴，这就导致研究者在找不到明显具有可比性的范畴的情况下，在有意无意中将并不特别具有可比性的范畴强拉硬扯在一起的情况。二是为了证明两个范畴的可比性，研究者在比较中，常常偏重于二者的相同点，而对二者的区别则相对忽视，这样反而违背了“比较”的原初目的。三是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即对两个范畴各自阐述，但缺乏问题意识，通过研究并未达到对文艺理论某一基本问题的思考。其实，在中西理论范畴的比较研究中，既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或“多对多”，三种方法各有长短，可以结合使用，关键在于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本课题就试图强化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围绕文学文本理论中的某一基本问题，把相关的中西理论范畴采取“一对一”和“一对多”“多对多”（后二者也可称“集束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

本课题试图填补国内比较诗学领域相关研究的空白。目前国内中西文学理论范畴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在范畴的选择上，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文学本质论、起源论、创作论、接受论等方面的范畴，而对文学文本方面的理论重视不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只重直觉感悟，强调文学作品意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没有对文学文本层次的细致入微的分解式批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中国古代既有感悟式的批评，也有分解式的批评，历代诗文评点中都不乏对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本课题就试图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对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进行重新阐发，纠正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些误解，为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学文本理论，乃至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从这一研究目标出发，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是：

1.中西文论的双向阐发。本课题采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提倡的“阐发研究”的方法，重视中西文论的双向阐发，以期达到二者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

自19世纪70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法国为中心，基本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即以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这种方法的长处在于材料的精确可靠，论述的严谨细致；短处则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倾向。第二阶段以美国为中心，基本方法是“平行研究”，即以“文学性”为中心，突破实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局限，以探求文学的普遍规律为研究目标。在他们看来，越是关系疏远、没有实证性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越应该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若是在这样的二者之间能找到共同之处，才更说明研究者发现了文学的普遍规律。这种方法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局限，以其更加宽容的态度和开阔的胸怀，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平行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将西方文学的规律当成文学的普遍规律，甚至将东西方文学平行比较排斥在比较文学之外的倾向仍然存在。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做出了实绩。由台港学者所提出并倡导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在大陆地区得到了广泛响应和蓬勃发展，标志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倡导东西方文学的平等对话和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提出了“阐发研究”的方法，即东西方文学“互为批判，互为阐发”。在“阐发研究”的最初阶段，台港学者的主要做法是“把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透过西方文学的理念和范畴来加以表扬出来”[21]。这实际上是单向阐发，即模仿和套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尽管一些学者也提到对西方文论的考验、调整与修正，但从整体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仍十分明显，移中就西的倾向十分强烈。大陆学者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批评和纠正。陈惇（1934—）、刘象愚（1942—）等在所著《比较文学概论》[2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提出了“双向阐发”的理论，认为“阐发研究”应当是“中西互释”。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更注重“求同”（即通过“综合”寻求文学的共通性）相反，“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更注重“求异”，即关注中西文学的民族特色，中西诗学的独特价值；其效果不仅仅是沟通和融汇，而且是相互补充、取长补短。

“阐发研究”使中国文学真正介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也使中国文论真正介入了世界比较诗学的交流与对话。通过“阐发研究”，中国学者终于找到了中西融汇的最佳突破口。本课题以此为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是简单地“以西释中”，还是单纯地“以中释西”，都仍然是一种“独白”，只不过为这种“独白”补充了一些异质文化的材料。要实现中西诗学的真正对话，就不能单纯从某一方的理论话语出发，而应当从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基本问题的讨论为中介，才能使不同话语的双方平等地展开对话。一方面，针对任何一个基本问题，对话双方都是从历史出发，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并不以某一方的概念、范畴系统来截取对方；另一方面，双方又都是以对方为参照，来重新认识和整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既能发现共同规律，又能发现各自文化的差异，并使这种差异为对方所利用，以至促成其新的发展。

2.理论与文本的双向互动。本课题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分析理论，因此，将尽力避免抽象地谈论理论，而是要将理论与其所分析的对象结合起来，不但考察理论自身的运思过程，也要考察其在文本分析中的效果，实现理论与文本的双向互动。

按照“比较诗学”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倡者艾金伯勒的本意，“比较诗学”指的是由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比较而得出的某些规律性的理论思想[23]。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比较诗学常常只重视对理论的比较，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则相对忽视。在这方面，南开大学刘俐俐先生（1953—）的文学文本分析值得重视。

刘俐俐先生编著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4]与《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5]，运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等西方现代以及中国古典文学阐释方法，分析了中外共40篇经典短篇小说，引导读者感性地欣赏和理性地思考这些经典名篇恒久的艺术魅力及其成因。在《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路径和意义》[26]中，刘俐俐先生指出：文本分析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活动和方式，区别于一般的文学欣赏，区别于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史研究、以作品为核心的作家论、与时代同步的文学评论等其他研究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关于文学“如何”的文学理论》[27]中，她又阐发了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文本分析怎样实现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进而考察文学“如何”理论存在的形态等问题，并由此揭示出文学理论学科的独立性。

刘俐俐先生虽从未将自己的研究称作“比较诗学”的研究，但她的文本分析不但涉及了中外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运用了中外多种文本分析理论，更重要的是，这种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文本分析，可以成为联系文学理论与作家作品分析的有效桥梁，对于解决当前比较诗学领域内的问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在文学文本分析理论的使用上，刘俐俐教授采取的是从文本出发、为我所用的做法，并没有从理论上对中西相关的理论范畴进行比较。而这，正是本课题的努力方向。与刘俐俐先生从文本出发，让理论为文本分析服务的做法相反，本课题的做法是从理论出发。但在理论范畴的选取上，特别关注与文本分析关系密切的理论范畴；在对理论范畴的分析上，始终不脱离其所产生的原初语境，始终强调其在文本分析中的意义，始终将其放在文本分析的具体实践中来评价其成败得失。笔者相信，理论研究绝不是空洞的概念推演，只有将文学理论放到文本分析的实践中，才能真正认识其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