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就本人在国内图书馆所进行的查阅和从中国期刊网所检索到的情况来看，除了2004年中国台湾的一篇硕士论文《穿越男性社会幻想：论安琪拉·卡特的三部后天启小说》（包含对《明智的孩子》的“后天启”分析），国内对长篇小说《明智的孩子》的研究论文大概有5篇。2009年西南科技大学的硕士论文《论安吉拉·卡特小说〈明智的孩子〉中的戏仿》论述了该小说的戏仿问题。同年发表在《大众文艺》第20期的《论〈聪明的孩子〉的叙事》，论述了该小说的叙事技巧。《大众文艺》2012年第6期又发表了《欠思“阿嬷”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一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养母“外婆”。2012年11月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的《〈明智的孩子〉——在历史的内外之间的平衡》，对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2013年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的硕士论文《论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中的狂欢化特征》，论述了该小说的狂欢化特征。

国内已有的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超出国外以往的相关论述，例如，关于女性主义在该文本中的表达，国外学界已达成共识，认为该小说并没有女性与男性的划界，卡特在文本中并没有任何女性的声音表达，人物在文本中也并未发出女性的需求和呼唤。根据贝斯·A.波姆（Beth A.Boehm）的说法，在卡特以前的作品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女性主义话题在《明智的孩子》中很明显并刻意地降级为极不重要的地位。[28]妮科尔·沃德夫·朱夫（Nicole Ward Jouve）在研究了包括《明智的孩子》在内的多部卡特的文本分析后，得出结论，“卡特并没有写‘女性主义’文本”，没有写母亲的声音，没有写母亲的欲望。[29]

国外对卡特的研究已蔚为大观，而对《明智的孩子》的专门研究除了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之外，还包括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部卡特研究论文集里。

国外学界对《明智的孩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在四个方面：（1）政治意图的阐释；（2）宿命论的阐释；（3）母亲形象的阐释；（4）狂欢化的阐释。但是，上述的研究在回应文本时分别出现了很多矛盾和困境，对此我将做出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种观点集中在文本的政治意图的阐释方面。《明智的孩子》中有一条明显的家族的事业线，这条线以哈泽德（Hazard）家族这一英国戏剧家族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贯穿，互喻谐拟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创作，描述了家族第二代人梅尔基奥尔（Melchior）爵士，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为己任，重振家族的演艺事业，成为家喻户晓的“英国戏剧先生”，他企图掌控好莱坞，雄霸美国，再现莎士比亚剧团昔日的辉煌，最终却成为泡影的故事。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戏剧逐渐衰微，电视成为大众媒体的主宰，哈泽德王朝改行投入电视业而飞黄腾达。针对这一内容，评论家约瑟夫·布里斯托（Joseph Bristow）、特雷夫·林恩（Trev Lynn）、艾丹·戴（Aidan Day）、萨拉·甘布尔（Sarah Gamble）认为卡特的作品具有有限的政治用途，[30]如洛纳·塞奇（Lorna Sage）所说，卡特的小说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历史语境的力量。[31]甘布尔认为，“哈泽德戏剧家族的定位与撒切尔（Thatcherist）重返‘维多利亚的价值’之间有着讽刺的关系……卡特意在讽刺国家主义（nationalism）观念与撒切尔主义帝国复兴的企图。卡特以剧院隐喻爱国主义，并置两条线，以失去市场的‘大众’剧院反对‘合法’的戏剧作品，以小说的主要人物钱斯双胞胎姐妹来削弱阶级、品位和国家主义等文化决定性的分类”[32]。甘布尔还认为《明智的孩子》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无情地剖析帝国的瓦解，这一瓦解被认为是美国对英国文化舞台的无法忍受的介入。[33]对于政治与幻想的关系，不同的评论家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甘布尔和威斯克（Wesker）抵制政治与幻想之间的对立，他们认为卡特正是通过幻想来探索性政治的，幻想和性政治这二者之间界限模糊；而艾丹·戴不认为卡特的幻想的描述中含有性政治，二者应当截然分开。[34]另外，利用哈泽德王朝与莎翁文化这层隐喻含义，凯特·韦布（Kate Webb）探讨了《明智的孩子》中的莎翁文化的主宰与英帝国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她认为前者既是后者的偶像式的象征，同时也是潜在的摧毁和颠覆的力量。正如凯特·韦布所说：“莎士比亚或许已经成为英国合法文化的唯一象征，但是莎翁的作品却以私生子、多样性和乱伦为特点；哈泽德王朝或许代表了规范与传统，但是他们也是由无数的孤儿、通奸者和淫乱者组成的大杂烩。”[35]

第二种观点是宿命论方面的阐释。针对文本的令人费解的结尾，一些评论家把卡特的生平经历赋予宿命论的观点，认为文本的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尾同卡特几个月后死于癌症有关，如贝丝·A.波姆的“《明智的孩子》：安吉拉·卡特的天鹅之歌”一文，把小说分析成为吸引众人的死亡宿命论，把文本重塑为卡特的回忆录。[36]对此，卡特的好友洛娜·塞奇（Lorna Sage）早有声明，卡特的癌症直到1991年春才被诊断出，此时小说早已写完，正付梓出版，因时间太晚而不可能影响到《明智的孩子》的写作。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尽管令人感动，但显然是无法站住脚的。

第三种观点是对母亲身份的阐释。妮科尔·沃德夫·朱夫在《“母亲是一种修辞……”》[37]一文中指出，卡特在她的写作生涯中坚决地颠覆父亲和母亲身份，并以孩子的出生和收养而结束这种颠覆。正如荣格学派（Jungians）所说，我们只有把父亲和母亲内在化，孩子才能最终出生。[38]朱夫论述道，“父亲是虚幻的，他使众多的私生子、养子和编造的父亲成为可能”，而母亲在卡特的笔下也成为虚构。卡特的小说打破了“母亲的典型的和传统的形象”，“没有一位作家能像卡特一样如此反复和激情地反对女权主义者所指称的‘生物基本主义’”，卡特把“生物性”从母亲的呵护职责上分离开来。朱夫认为《明智的孩子》中的母亲形象钱斯“外婆”不是血缘上的母亲，也没有在照顾孩子上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无论是否是亲生母亲，只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安全就足够了。朱夫进一步阐释道，卡特比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父亲的虚构写得更好，她推动了母亲身份的虚构，卡特不仅颠覆了父亲身份，同时也在父亲和母亲身份中，“颠覆二者、融合二者、降级二者”[39]。朱夫认为在《明智的孩子》中自然主义、非核心家庭和快乐环绕在文本中。母亲的身体是可以缺失的，当母亲缺失时，孩子可以尽情地扮演母亲呵护的角色。关于母亲身份的写作，朱夫认为，“卡特并没有写‘女性主义’文本”，没有写母亲的声音，没有写母亲的欲望。[40]

第四种观点具体体现在对文本的狂欢式结局所带来的“狂欢”意义的阐释上，在此阐释上的纠结也最为复杂。《明智的孩子》被认为是一部轻松狂欢的作品。凯特·韦布对小说结尾的狂欢提出质疑，她认为狂欢不会带来理想化的女性主义的乌托邦，她探讨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认为狂欢使非秩序化的父权暴力合法化，狂欢既挫败了女性又扰乱了秩序。尽管如此韦布还是肯定了狂欢有利的一面，狂欢为我们带来了诱人的前景，只有狂欢能带给我们幻想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何用来弥补生活的这些创造性事物“笑、性和艺术”是那么珍贵。[41]笔者认为，此论点仅仅阐释了狂欢的意义，把“狂欢”的内容当作卡特的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没有看到“狂欢”其实是卡特的一种策略。

盖博丁·米尼（Gabardine Meaney）指出，小说以狂欢代替符号系统，来反抗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现代性。米尼认为小说复制了莎士比亚剧团的哈泽德家族喻涉英国的父权制和英国国家身份。卡特通过梅尔基奥尔爵士——双胞胎歌舞姐妹的父亲——这个莎士比亚形象来祛除英国传统父权制的神秘化。[42]梅尔基奥尔代表了早已衰微的英帝国主义的脉搏，和以莎士比亚为象征意义的法律力量，而梅尔基奥尔的弟弟佩瑞格林则体现了与其相反的现代主义模式。米尼认为《明智的孩子》潜藏着一个以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芬尼根的苏醒》为中心的充满了现代性的副本。[43]

盖博丁·米尼由此指出作品的重要人物不是梅尔基奥尔，也不是女主人公“外婆”和多拉，[44]卡特对乔伊斯小说挪用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母亲的形象即女性主义而不是父亲的形象，也是为了促进界限[45]（thetic）这个突破口产生的喜剧化的解决方式。米尼指出，卡特用现代主义表达对以父权为代表的象征系统对抗，其目的是产生一种新的“界限”突破口。[46]换言之，米尼认为，卡特以狂欢为形式的现代主义的对抗方式，代替了以前以符号系统来对抗父权象征秩序的方式。但是，这个结论被评论界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所有的界限被僭越时，小说人物多拉认为她无法再继续前行，多拉说：“笑的力量是有限的，尽管我时常以暗示接近那限度，但我并不打算越轨”，“狂欢总有一天要结束”[47]。混乱所带来的狂欢会摧毁一切。可见在文本中狂欢并不是解决之道。正如萨拉·甘布尔所认为的，米尼比克里斯蒂娃走得更远，她把狂欢作为颠覆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方式，但我们不难发现文本中充满了人物对狂欢的限制性的思想和话语。[48]多拉叙述道：“但是，说实话，这些璀璨的时刻有时确实会在我们人生的那些嘈杂但互补的叙述中出现，如果你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结束故事，拒绝让故事继续，那么你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快乐的结局。”[49]这些都体现出卡特对“狂欢”持否定的态度。同样，米尼所认为的女性主义也并不是文本的主题，根据贝丝·A.波姆的说法，在卡特以前的作品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女性主义话题在《明智的孩子》中很明显并刻意地降级为极不重要的地位，相反卡特把注意力放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宏大主题上，如爱的力量、幻想和缘起缘落的神秘性。[50]但是，笔者认为，狂欢文学的庄谐化特点就是人物双声。那种人物对“狂欢”肯定与否定的并存和兼容的表达，恰恰证明了这是庄谐文学的显著特点，狂欢文学从不压抑与自己对立的声音，反而会让它们获胜。易言之，文本中人物对狂欢的限制性话语正是狂欢形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米尼的观点也受到克莱尔·汉森（Clare Hanson）的批评，汉森认为在卡特的作品中有一股贯穿始终的张力，它存在于激进的意志与怀疑的悲观主义两者之间，如果只看到卡特作品中的狂欢倾向就会遮盖卡特后期作品的深度和复杂性。[51]汉森引用卡特的话来说明，卡特一方面对革命的可能性有一种社会主义者的信念；另一方面，卡特感受到一种由悲观和失望给这种信心所带来的压力。[52]汉森认为，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为内容的后现代的状况有利于女性主义的解放，它使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叙述霸权不再合法化。因为解构主义反对或者对抗父权话语，卡特的后期作品常常被毫无疑问地认为是解构性质的，但凯特·韦布的这种观点（认为小说结尾的狂欢不会带来理想化的女性主义的乌托邦），无疑是对卡特的低估和误读。[53]克莱尔·汉森把卡特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向前推进了，他认为《明智的孩子》的狂欢式的结尾体具有欢庆和局限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卡特意图改变；另一方面，卡特承认艺术无法带来政治变化的局限性，汉森看到这种双重的两面性——既是激进的意志也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尼采悲观主义，二者同时存在于后现代主义之中。[54]就汉森而言，卡特后期的作品带有更多的虚无主义，这同大多数评论家的观点不同。汉森认为卡特在建立一种新的解放秩序时发现了“狂欢”对于颠覆父权统治的局限，而二元对立对社会的建构使社会变革不再成为可能。[55]显然这种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在文本中无法得到印证，克莱尔·汉森对此观点进行了回应，引用了文本中人物的话语来证明卡特在文本中拒绝一切悲剧性的东西，反而力图创造一个异常安全的喜剧化的空间，如诺拉在代替多拉上演“掉包新娘”而嫁给她并不爱的卡恩（Khan）先生时拒绝悲剧式的表演的描述。[56]

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卡特被冠以“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的称号，以及伴随的一系列艺术形式、小说题材，以及作家的由此而出现的作家的情感和思想的研究。2001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艾玛·皮泰·彭（Peng，Emma Pi-tai）从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来阐释卡特的作品，包括《明智的孩子》。女性主义改写与后现代主义戏仿（postmodernist parody），不确定性和后现代的虚构性。也就是说对卡特作品的分析中，戏仿集中在女性主义以及多种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中。

而国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指出《明智的孩子》具有隐喻（allusion）和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的艺术特色。在网络资源出版社“赫菲斯托斯书籍”（Hephaestus Books）[57]所出版的《重要作家指南：聚焦安吉拉·卡特》一书中，伊丽莎白·妲茂（Elizabeth Dummel）归纳出该小说的五大主题：“非法对合法、狂欢（表现为非法与高低阶层的社会分界）、乱伦、文化与阶层（高低层文化的对立）以及莎士比亚。”[58]体例为魔幻现实体。2011年，达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指出该文本充满了“滑稽讽刺性模仿和狂欢的违禁忌行为”的描述和“复制与反贴相互补充的主题”[59]。二元对立性、二分法以及复制技巧的共同运用创造出象征性的类比效果。并指出卡特“总是把相同与不同，自我与非自我，在场与缺席等超真实性的元素并置在一起”[60]。

另外还有某些特殊视角的研究，如2011年丹尼·卡瓦拉罗在《镜子身份：明智的孩子》（Mirror Identities：Wise Children）一文中从镜像身份的角度来分析《明智的孩子》。[61]另外，2012年玛丽亚·约瑟·皮雷斯（Maria José Pires）在《食物的道德权力：安吉拉·卡特的“食物崇拜”》（The Moral Right of Food：Angela Carter's“Food Fetishes”）一文中考察了卡特的食物观，包括《明智孩子》，通过考察钱斯和哈泽德两个家庭对食物的选择，可以看出一种鲜明的道德与阶级的区分。[62]

上述的研究成果颇具价值，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关于隐喻、魔幻现实主义、两种对立互补，以及戏仿和狂欢这些艺术特征不能被“离散”开去分析，它们并非孤立的元素，相反如果把这些艺术元素整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些都包含在阿里斯托芬谐剧艺术特征——庄谐化之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卡特作为一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借鉴了谐剧的文体和精神特征，因此其最后一部小说的创作更接近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是一部古希腊谐剧体小说，具有谐剧情景的艺术特征。这样看来，文本所具有的一些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特征被国外学界所忽略，比如，淫秽和个人辱骂语的凸显，新老接替的怪诞躯体形象、谐摹，以及人物的双声等。而这些特征合而为一生成一种喜剧体，它们既不同质，也不符合后世的喜剧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典型的庄谐化特征，是“古典庄谐体”（the serio-comic genres of antiquity）。这些情节看起来反常，令我们感到非现实化。而以往研究中的二分法所创造的反贴互补的主题，以及两极元素并置的活力形式其实是庄谐体中的“强对比和矛盾组合”特征。而庄谐体离不开狂欢文学，但它并不是狂欢体中独立的分支，而是所有狂欢文学的定义性特征，[63]也就是说，狂欢文学具有庄谐体特征。我们用狂欢文化就可以理解一定的喜剧现象，在《拉伯雷与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和《对话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中，巴赫金阐释了“狂欢文化”（carnival culture）的概念。他认为，“狂欢文化”即使人类文化的特有的现象也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隐喻，体现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那就是把通常分离的元素并置在一起：“狂欢把神圣与亵渎、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蠢集合、统一、结合、合并在一起。”[64]而这就是庄谐体。

这种古典庄谐体最初出现在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中，在现代已失传，较少出现在传统文学中，而后现代的艺术特征又不足以涵盖它。这些特征不能被视为“离散的现象”（discrete phenomena），也就是不能被后现代的写作技巧所分析，因为一旦这些庄谐元素离开它们所赖以产生的谐剧情景，它们就无法得以阐释。[65]而真正的谐剧以阿里斯托芬谐剧为典范，其实是一种政治讽刺剧，产生于古希腊社会的古典时期，是古希腊仅存的谐剧，于公元前380年之后便逐渐消亡，埋葬在历史中了。因此要谈论卡特的《明智的孩子》就不能离开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文化语境，仅仅在后现代语境下谈论《明智的孩子》显然是不合乎情境的，因此要读懂卡特的最后一部小说就要对首先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这一久已失传的谐剧特征和谐剧世界观。

而要理解阿里斯托芬谐剧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如果仅从艺术技巧来分析庄谐化显然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仅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是无法阐释此文本的，因为这些技巧的运用最终指向的是作者的世界观哲学。《明智的孩子》其实是卡特的谐剧世界观的反映，就如同阿里斯托芬谐剧其实是阿里斯托芬世界观一样 [66]。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latter，1957—）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技巧的局限性已不足以研究阿里斯托芬。仅仅搜集语言学的数据作为目的是不够的，必须全方位地处理文体间的交互作用。[67]他说：“在狂欢文学中，更倾向于非—常态（non-normal）的现实，因为它允许可以不计现实的考虑或者偶然发生的细节，来创作情景，从而可以全力检验那个构想。”[68]如同巴赫金所认为的，需要创造一种“特别的情境去激发和检验一种哲学观点”[69]。而卡特需要检验的则是她的“反逻各斯”思想，是庄谐文学所特有的多种非现实的艺术情境为她供了检验哲学观点的可能性，易言之，卡特的“反逻各斯”思想，就是通过古典谐剧特性，即庄谐化体现出来的。

要说到古典庄谐文学，我们不能不提到巴赫金。巴赫金是庄谐特征的发现者和阐释者，他通过分析小说提出了“不确定性”这一庄谐特征。他首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一书中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作的小说保留了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他写道：“决定性事件还未曾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最终的话语还未曾被言说，世界是开放的和自由的，万物仍在未来，并且会一直处在未来。”[70]可见，关于“不确定性”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专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直至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阿里斯托芬。而二者并不相悖，因为后现代主义究其实是阿里斯托芬谐剧世界观在后世一种变形的延续，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风格和精神却是相契合的。同样，巴赫金与后结构主义方法（poststructuralist methodologies）尤其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有很多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不具有解构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倾向。

谈到庄谐文学就离不开狂欢体这一概念。巴赫金阐释了狂欢体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这同样也包括小说的所有特征。第一是自发性特征，这与相对固定不变的日常生活结构相反。第二是对法律和禁忌的暂时搁置，后者构成了狂欢节之外的生活。“狂欢世界处于日常生活的讽刺对立面，创造出了一个给颠覆和自由让位的矛盾形象秩序，而这种秩序反过来又给传统秩序带来了生机。”[71]这使得价值评估成为可能。正是狂欢体的这一方面，连同这种创造出一种可以想象的出的、与既定秩序不同的情形的能力，才可以被称为庄谐体（serio-comic genres）。庄谐体不是狂欢体中独立的分支，而是所有狂欢文学的定义性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说，这些属于狂欢体的庄谐文学的特征是相互关联的。[72]这样，阿里斯托芬喜剧作品已从语言技巧层面跨升到世界观的社会层面。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世界观反对约定的永恒性，强调约定的可变性。它是一种将狂欢节的“节日感”日常化的一种有效尝试。[73]它是一种不同于肃剧（旧译“悲剧”）世界观、自然哲学、文化哲学（智者），以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文化取向，是一种拒绝“超验世界”的价值立场，张扬的是一种对于人类共同体进行有效约定的实践理性，反对脱离人类共同体的理论理性。当然，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具有“反逻各斯”的精神特质，因此后现代性与之在精神品格上神似，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众多研究者把卡特的文本放在后现代主义维度进行观照。二者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并不相同，但在精神气质上也并不矛盾。

要弄清庄谐体的本质就要区分谐剧与肃剧、史诗的差别。巴赫金认为，史诗和肃剧的特征是一种“史诗的世界观”（epic worldview）。他写道：“死者以不同的方式被爱戴。他们远离可以被接触的范围，我们可以并且确实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它们。”[74]这种叙述方式便是史诗（或者肃剧）的言说方式，即对过去的幸存者充满着崇敬，对死者的世界充满敬畏，是一种统一方式下的独白。凡是古老的便被认定为优秀的观念，加强了鲜明的等级关系，使史诗与衰败的当下分离，于是史诗在这种隔离状态下自行其是，进而使得那些或许能够激励它对自己优越性的基本设想，进行批评的视角分离开来。在肃剧的高贵性和尊严性中可以看出本理论的优越性。而谐剧恰恰是挑选出这些修辞特征作为狂欢化的目标，其所特有的狂欢体在多个方面颠覆了肃剧和史诗的叙述方式，古典庄谐体则是狂欢的不确定性的承载。

与仅适用于节日的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同的是，卡特的庄谐体作为她的世界观，如同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一样贯穿到整个《明智的孩子》文本中去，贯穿到她的反大英帝国中心主义、反撒切尔国家主义强权，贯穿到她对血缘家庭伦理观的解构中去，这样，庄谐体在《明智的孩子》中已不仅仅是部分的、暂时的、单纯文学技巧的运用，而是带有阿里斯托芬世界观的性质。在1993年出版的卡特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美国鬼魂和旧世界奇观》中，卡特也表达了上述观点，她认为狂欢的本质同节日、愚人节的本质一样都是转瞬即逝的，它可以释放张力但不会重建秩序。[75]卡特在与好友洛纳·塞奇的交谈中指出，“狂欢化”是无用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她发现许多读者宣称她的作品同巴赫金的定义相符，是“狂欢化”时，她也是在此时才读到了巴赫金，但是卡特不认为巴赫金是权威，甚至怀疑“狂欢化”的流行，她认为“狂欢”应当停止了。由此可见，在文本中的狂欢是手段，但不是卡特的最终目的，这不同于巴赫金的“狂欢”。正如在上文中克莱尔·汉森所认为的，如果只看到“狂欢”就会一叶障目。因此卡特仅仅把狂欢体作为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工具，易言之，卡特所推崇的不是“狂欢”的目的，“狂欢”既不是《明智的孩子》的主题和内容，也不是卡特的世界观或者她所提倡的精神，她最终的目的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这种目的是通过同样具有狂欢化特征的阿里斯托芬的庄谐体呈现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卡特拒绝别人拿她的作品同巴赫金的狂欢做比较。从卡特对学界的误读所给出的这段回应中可以看出，研究者所认定的“狂欢”是巴赫金的狂欢，是作为目的和内容的“狂欢”，这当然让卡特不置可否。而卡特所运用的是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庄谐体，因为它毕竟受到巴赫金“狂欢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可以用“狂欢化”作为一个很好的中介，来理解古典旧喜剧的某些现象。

西方评论界认为卡特“与众多真正伟大的作家一样，超越了她的时代的理解力。人们对她作品的美学价值的理解与探讨，也只是刚刚开始”[76]。笔者试图对卡特小说的诗学形态做一个初步分析，提出《明智的孩子》作为一部庄谐体小说文的五个特征，那就是谐摹、粗俗与神圣语言、新老接替的怪诞躯体形象、强对比与矛盾组合，以及人物双声。

另外，以往研究都忽略了卡特的爱情观和新家庭观等伦理观这一视角，脱离了卡特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学人生的艺术家的意义。正如对卡特做过出色研究的萨拉·甘布尔在她2006年的新著作《安吉拉·卡特：文学的一生》（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中所写下的，“卡特文学的一生是生活的故事与其小说的合二为一”。[77]卡特生前的好友、文学评论家洛纳·塞奇也对此有相同的看法，“你不能把女人与作家最终分开”[78]。“换言之，把卡特生活的描述与其作品并置在相同的水平是可行的，因为生活影响其作品，作品也影响其生活。”[79]卡特身为一个妻子和母亲；作为一位有过早婚、离异、游历、再婚、晚育等坎坷和复杂的人生经历的作家；作为一个拥有“百科全书”“博览群书”之称的英语专业的高才生……她不可能不对爱情、婚姻、家庭做出过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她不可能不对“如何得到幸福的人生”做出过伦理学的追问和探寻。

本书从卡特的伦理观——非血缘的“新式亲缘家庭”伦理观之维入手，通过人物关系的构建和情节的配置，来说明这种新式伦理观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以探讨其在后现代语境下寻求社会拯救的内在意图。该著作展示了血缘家庭的危机以及“临时替代家庭”[80]的“友爱”（亚里士多德语）关系，建构了一种新式亲缘家庭伦理观。其内核是指，打破由血缘为根基的单一的传统家庭组合方式，击碎血缘幻象，构建由“友爱”的链接而组成的新式家庭，从而取代由既定社会成规为家庭所框定的机械性组构模式，构建一种充满爱的非血缘的新式亲缘家庭。这在充满泡沫和碎片的后现代废墟中，是一种重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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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ol McGuirk，“Drabble to Carter：Fiction by Women，1962—1992”，John Richetti ed.，associate editors，John Bender，Deirdre David，Michael Seidel，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942.

[2] Malcolm Bradbury，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p.515.

[3] Dani Cavallaro，The World of Angela Carter，Jefferson：McFarland & Co，Inc.，2011，p.1.

[4]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8.

[5]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8.

[6] Maroula Joannou，“Rereading Angela Carter”，Women：A Cultural Review，Vol.18，No.2，June 2007，p.110.

[7] Barker，Paul.“The Return of the Magic Story-Teller”，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Vol.8，No.2，January 1995，p.14.

[8]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Edinburgh：Edinburgh UP，1997，p.1.

[9]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8.

[10] http://drunkdoggy.blogbus.com/logs/48583548.html.

[11] Maroula Joannou，“Rereading Angela Carter”，Women：A Cultural Review，Vol.18，No.1，February 2007，pp.111-112.

[12] Emma Tennant，“Obituary Letter”，Guardian，Vol.24，No.1，February 1992，p.35.

[13] Cf.：Angela Carter，Shaking a Leg：Collected Journalism and Writings，London：Chatto & Windus，1997，p.38.

[14]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55.

[15]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8.

[16] http://drunkdoggy.blogbus.com/logs/48583548.html.

[17] http://drunkdoggy.blogbus.com/logs/48583548.html.

[18] 因为布克奖迄今为止只颁发给男性作家。

[19]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7，p.188.

[20] Kate Webb，“Angela Carter”，in Malcolm Bradbury and Judy Cooke，eds.，New Writing，London：Minverva，1992，pp.185-193（p.185）.

[21] Kim Evans（dir.），Angela Carter's Courious Room（BBC2，15.9.92）.

[22]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3]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2页。

[24]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2页。

[25]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6]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2页。

[27] Kierkegaard，The Concludin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1，p.295.

[28] Beth A.Boehm，“Wise Children：Angela Carter's Swan Song”，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Vol.14，No.3，Fall 1994，pp.84-89（p.85）.

[29] Beth A.Boehm，“Wise Children：Angela Carter's Swan Song”，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Vol.14，No.3，Fall 1994，pp.173-179.

[30] Notes：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Broughton eds.，The Infernal Desire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Harlow：Longman，1997；Aidan Day，Angela Carter：The Rational Glas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7.

[31] Lorna Sage，Women in the House of Fiction：Post War Women Novelists，Basingstoke：Macmillan，1992，p.174.

[32]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66.

[33]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85.

[34] Lorna Sage，Women in the House of Fiction：Post War Women Novelists，Basingstoke：Macmillan，1992.p.176.

[35] Kate Webb，“Seriously Funny：Wise Children”，in Lorna Sage，ed.，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s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London：Virago Press，2007，pp.287-314.

[36]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p.181-182.

[37] 此文的题目引自卡特的一句原话。

[38] Nicole Ward Jouve，“Mother is a Figure of Speech…”，in Lorna Sage，ed.，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London：Virago Press，2007，p.183.

[39] Nicole Ward Jouve，“Mother is a Figure of Speech…”，in Lorna Sage，ed.，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London：Virago Press，2007，pp.170-172.

[40] Nicole Ward Jouve，“Mother is a Figure of Speech…”，in Lorna Sage，ed.，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London：Virago Press，2007，pp.173-179.

[41] Cf.：Kate Webb，“Seriously Funny：Wise Children”，in Lorna Sage，ed.，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s on the Art of Angela Carter，London：Virago Press，2007，pp.287-314.

[42] Cf.：Gerardine Meaney，（Un）Like Subjects：Women，Theory，Fiction，London：Routledge，1993，p.127.

[43] Cf.：Gerardine Meaney，（Un）Like Subjects：Women，Theory，Fiction，London：Routledge，1993，p.129.

[44] Cf.：Gerardine Meaney，（Un）Like Subjects：Women，Theory，Fiction，London：Routledge，1993，pp.130-132.

[45] “thetic”（界限）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她认为名词thetic是把象征秩序（由语言、法律和父权制领域组成）从符号秩序（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密切联系）的界限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突破口。

[46] Gerardine Meaney，（Un）Like Subjects：Women，Theory，Fiction，London：Routledge，1993，p.139.

[47] 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London：Vintage Press，1992，pp.220，222.该译文由笔者参照［英］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译出，稍作改动。

[48]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p.177-178.

[49] 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London：Vintage Press，1992，p.227.

[50] Beth A Boehm，“Wise Children：Angela Carter's Swan Song”，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Vol.14，No.3，Fall 1994，pp.84-89（p.85）.

[51] Clare Hanson，“‘The Red Dawn Breaking Over Clapham'：Carter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e”，in 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London：Longman，1997，p.59.

[52] Clare Hanson，“‘The Red Dawn Breaking Over Clapham'：Carter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e”，in 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London：Longman，1997，p.22.

[53] Clare Hanson，“‘The Red Dawn Breaking Over Clapham'：Carter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e”，in 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London：Longman，1997，p.60.

[54] Clare Hanson，“‘The Red Dawn Breaking Over Clapham'：Carter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e”，in 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London：Longman，1997，p.71.

[55] Clare Hanson，“‘The Red Dawn Breaking Over Clapham'：Carter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e”，in Joseph Bristow and Trev Lynn Broughton，eds.，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Fiction，Femininity，Feminism，London：Longman，1997，p.67.

[56] Sarah Gamble，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Cambridge：Icon Books Ltd.，2001，p.182.

[57] 赫菲斯托斯（古希腊的火神）书籍是计算机网络图书，它汇聚了针对某个学科领域或某个专题的所有网络资源，它代表一个新的出版范例，把网页上分散的资源制作成内容紧凑、逻辑相关、资料丰富的书籍。迄今为止，在“创意公用权”（Creative Commons）的许可下，由维基百科的文章和图片制作而成。

[58] Elizabeth Dummel ed.，The Essential Writer's Guide：Spotlight on Angela Carter，USA：Hephaestus Books，2012，p.9.，http://www.ICGtesting.com.

[59] Dani Cavallaro，The World of Angela Carter，Jefferson：McFarland & Co，Inc.，Publishers，2011，p.14.

[60] Dani Cavallaro，The World of Angela Carter，Jefferson：McFarland & Co，Inc.，Publishers，2011，p.14.

[61] Dani Cavallaro，The World of Angela Carter，Jefferson：McFarland & Co，Inc.，Publishers，2011，pp.164-188.

[62] Sonya Andermahr，ed.Angela Carter：New Critical Readings，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2，p.59.

[63] Charles Platter，Aristophanes and the Carnival of Genr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11.

[64]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ed.and trans.Caryl Emerson，Minneapolis，1984，p.123.

[65] Charles Platter，Aristophanes and the Carnival of Genr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3.

[66] Charles Platter，Aristophanes and the Carnival of Genr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4.

[67] Charles Platter，Aristophanes and the Carnival of Genr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4.

[68] Charles Platter，Aristophanes and the Carnival of Genr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9.

[69] Mikhail Bakhtin，Rabelais and His World，trans.Helene Iswolsk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p.3-6.

[70]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ed.and trans.Caryl Emers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166.

[71]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ed.and trans.Caryl Emers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10，p.125.

[72] Mikhail Bakhtin，Problems in Dostoevsky's Poetics，ed.and trans.Caryl Emers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119.

[73] 陈国强：《反讽及其理性——阿里斯托芬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69—170页。

[74] Mikhai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ed.Michael Holquist，tans.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20.

[75] Cf.：Angela Carter，American Ghosts and Old World Wonders，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109.

[76]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80.

[77]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97.

[78] Lorna Sage，Angela Carter，Plymouth：Northcote House，1994，p.1.

[79]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97.

[80] 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A Literary Lif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