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逼近佛罗伦萨：边境控制与防疫封锁线

药物分为两种，一种可以保护健康者远离疾病，另一种则可以用来治愈患者。与此类似，针对疾病传入城市之前和传入城市之后这两种不同情况，我们也要采取不同的措施。10

正如龙迪内利在其《传染病报告》中提到的，医学的目标究竟是治愈病人还是为国家服务，一直是这一时期写作者关注的主题。谈及佛罗伦萨时我们会发现，一旦鼠疫暴发，政府就会用“公民的健康和疾病对国家的影响”作为借口来应对社会底层人民。但龙迪内利认为，医学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通过采取多种预防疾病的措施来保证人们身体健康。

早在鼠疫传播到托斯卡纳前，当地的卫生委员会就开始采取措施以防止疫病的侵袭。接下来，我将首先分析托斯卡纳大公国的情况，然后逐渐将讨论重点转至佛罗伦萨市。我会遵循鼠疫发展的时间线进行论述，并以此概述政府和居民面对疫情的不同反应。

为了及时了解疫情在意大利北部的扩散情况，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其他地区的卫生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例如，在1629年11月7日，他们接到了米兰卫生委员会的通报，称在米兰多地发现了大量病人。1629年底，佛罗伦萨开始明令禁止与一些疫区往来，其中包括法国南部的自由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海岸。11在1630年3月米兰鼠疫暴发之后，佛罗伦萨下令中断了与米兰地区的所有往来，此后将该禁令范围扩大到博洛尼亚。12这一系列禁令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商贸交易被迫中断，来自上述疫区的居民也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才能进入托斯卡纳公国境内。

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这些地区的信件往来，向我们展现出1630年鼠疫是如何在意大利北方逐渐蔓延开来并波及托斯卡纳的。卫生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在其他城市和公国同僚的报告。以下是一份6月1日来自威尼斯的报告：

鼠疫正在大肆席卷布雷西亚诺，并快速向代森扎诺蔓延，尤其重创了加尔达湖地区。好在维罗纳和克雷马斯克一切照常。在这里（威尼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仍然身体健康。但我们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实施更多的预防措施。13

第二天，一份来自帕尔马的报告这样陈述：“这种传染病的死亡率极高。在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一两个可以存活三四天。”14

每日都从意大利北部收到报告，对佛罗伦萨而言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这些详细的报告可以使卫生委员会提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但随着鼠疫的逐渐逼近，它也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恐慌”。15鼠疫如同一股无法阻挡的海潮，气势汹汹地从北方向这座城市袭来。

该年5月6日，博洛尼亚当局正式宣布疫情暴发。16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随后紧急下令，任何人都必须持有健康通行证才可以在托斯卡纳地区通行。一个月后，佛罗伦萨卫生部门负责人托马索·圭杜奇从博洛尼亚卫生负责人利奥纳尔多·布翁滕皮那里得到一些令人不安又自相矛盾的消息。在博洛尼亚，已有许多人染病而死，密切接触者也被送到了隔离医院。但他也从另外一个渠道获悉，当地已经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所有人谈论“鼠疫”，违者将被处死。因此，正如他所言，“怪不得当地未用更为公开的方式宣布疫情”。更令人震惊的是，圭杜奇还从修道院院长赞基尼处获知，“许多穷人在两三天内就死去了，而且几乎无人幸免于难”。此外赞基尼还报告了圣菲利波·内里修会大量成员死亡的消息，这些死者都是当时博洛尼亚主要的听告解神父。一些代表被委派走访博洛尼亚城的所有教区，随后也被派往隔离医院进行观察。他表示，“对此大家感到非常惊恐”。17

这些混杂不一的消息也警醒了佛罗伦萨的卫生官员，并让他们意识到，那些来自博洛尼亚同僚们的报告实际上并不值得信赖。当然，含糊不清的信息很常见，米兰卫生部门的声明以及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在1630年夏季和初秋发布的公告都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因为当局既不愿意在当地民众中引起恐慌，也不希望中断城市间的贸易往来，两者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和穷人阶层的生活水准产生不良影响。

6月初，博洛尼亚疫情之严重已到了众所周知的程度，于是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开始采取下一阶段的防疫政策——建立防疫封锁线。这是近代早期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手段，但之前的研究多关注于海上封锁线，而非陆地封锁线。18人们认为防疫封锁线能有效地防止瘟疫在国与国之间蔓延。当然，通常情况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比如1720—1722年的马赛鼠疫就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

由于这次鼠疫在大城市间的快速传播，一开始，防疫封锁线似乎并未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起到有效作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鼠疫并未蔓延至托斯卡纳以南的地区。而在1656—1657年鼠疫复发之时，除了北部的热那亚，疫情主要在亚平宁半岛的南方。对于鼠疫的这种地理传播趋势从未有过十分合理的解释，一般认为这可能是缘于亚平宁山脉的地理屏障和托斯卡纳防疫封锁线的双重作用。20

1630年夏天，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官员格外关注北部和西部的亚平宁山脉地区的防疫情况。政府派出骑兵前往山口巡逻，以防止当地居民与博洛尼亚人进行任何贸易或交通往来。21边境沿线每半英里处就会设立帐篷哨所，每个哨所由五六名防疫卫兵组成。他们轮流站岗放哨，一旦见到任何旅行者，就鸣火绳枪来提醒附近的同伴，后者则会骑马追赶这些旅行者，未携带有效健康通行证的人将被逮捕。此外，如果这些人拒绝返回原出发地，卫兵有权直接开枪射击。22

上级也给卫兵们提供了详细的指南，来帮助他们识别有效的健康通行证——证件中应包含持证人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及姓氏、出生地信息，以及在居住地至少居住了22天的证明。此外，他们还需要旅行者提供途经地信息以及从何处进入托斯卡纳的说明。这些非常精确的信息能帮助卫兵确定一个人的身世和活动轨迹，但他也需要关注旅行者的其他可识别特征，如“身高、年龄、是否有胡须等，来确保该人即健康通行证中所描述之人”。23

但在现实中，强制执行一条法令比公布它要困难得多。卫生委员会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健康通行证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试图规避该制度的人们引发的状况。许多人都经由亚平宁山脉来到托斯卡纳各地。正如朱莉娅·卡尔维所指出的，这些人的身份可能各不相同，既有乞丐、黑市交易者，也有逃兵和土匪。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与托斯卡纳各地负责在边境地区组织安排警卫力量的代表的来往信件中，也反映了此类问题。24这些信件内容广泛，例如6月1日—2日皮斯托亚和巴尔加地区的来信都表示担心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卫兵们的薪水，而一周后的来自圣卡夏诺的信件中则有人抱怨发不出足够的印刷版健康通行证。25

为了确保健康通行证制度的正常运行，卫生委员会委派高级代表前往边境哨所巡视。7月1日，议员乔瓦尼·博尼和卢卡·戴利·阿尔比齐在报告中说道：“尽管已经在边境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但总有人从已被禁止往来或其他可疑的地区进入托斯卡纳，这种局面很难得到改善。”26整个疫情期间，这种状况一直存在。例如，8月3日，卫兵在皮斯托亚山区拦下一对父子，他们声称打算前往博洛尼亚。27依照卫生委员会法令的规定，卫兵记录下了有关这两人的信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留着红胡子，年龄约40岁。陪同他的是其10岁的儿子。”28详细询问后他们得知，这对父子来自皮亚诺·迪皮斯托亚，父亲声称自己是体力劳动者（只要他能找到工作），自离家以来，他靠乞讨勉强活下来。当时正值盛夏，父子二人晚上就睡在乡下田野里。

这位父亲显然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为他有健康通行证，虽然那是2个月前获得的。当被问及为何他们没有继续旅行时，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在蒙苏马诺圣母堂附近被一条狗咬了”。显然，说到这里，他的那条伤腿引起了卫兵们的怀疑，尤其是当卫兵看到伤口的包扎方式时。他们撤下绷带，在他的大腿上看见一个小标记。29卫兵随后询问他是由谁治疗以及在哪里治疗的。他透露他去过皮斯托亚，在那里的切波医院接受了治疗。但这同样引起了卫兵的怀疑，他们想知道父子二人是如何在城门已经关闭的情况下进入皮斯托亚的，以及他们是如何越过其他路障的。这位父亲便开始应付，说有时是因为他已经出示过通行证，有时是因为他认识卫兵而没有被要求出示通行证。

这在鼠疫期间实在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了。当时的防疫法规令穷人们的生计中断，因此农民不得不通过行乞来养活自己和孩子。此外，一些小型社群熟人之间会彼此体谅，尤其是当他们的确很穷的时候。等到卫兵确认腿伤确是被狗咬所致，而非鼠疫导致的脓肿，官方就相信了这对父子的生活的确贫苦，并允许他们继续住在当初被发现时所待的简陋居室中，但须有人看守。30

此外还出现了与卫兵本人的标准或行为举止相关的一些问题。8月初，在一次巡视过程中，卫生委员会代表视察了普拉托。他们发现，此处出入口的卫兵和其他许多人“一起玩耍，很少关注自己的工作”，且在普拉托其他城门处也有相同的情况。31此后，他们在巡视普拉托和皮斯托亚山区的乡村时发现，卫兵们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因此，他们要求今后的防疫卫兵中至少应有人能识字，以便看懂健康通行证。32

懒惰怠慢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农村和城郊地区，城门无人看守的情况也引起了关注。佛罗伦萨的波尔蒂丘拉·法利内城门就是如此。6月5日，坐在城门处喝葡萄酒的两个人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个人骑马经过城门，但没有出示健康通行证。33经调查发现，这个人来自普拉托地区，名叫卡皮塔诺·弗朗切斯科·诺维卢奇。他曾试图穿过普拉托城门，但因没有健康通行证被拒之门外。之后他又去了没有守卫的波尔蒂丘拉·法利内城门，从这里进入了佛罗伦萨。在“当时卫生委员会的长官看来，此案是不尊重官员和法令的反面典型”。34卡皮塔诺·诺维卢奇被判处8天监禁，城门的安全措施进一步加强。自此之后，除了由贵族和卫兵看守城门之外，还多了一名卫生委员会任命的特派员（commissario）。特派员每日轮替，每人每月会得到6斯库多(2)。35

另一个案例与纺织工人托马索·丘奇有关，他从事制作博洛尼亚特色面纱。6月初，他为自己的纺织作坊雇用了一名来自博洛尼亚的年轻人，但这个人在几天之内就出现了“高烧和其他一些严重症状”。托马索立即将他送往新圣母马利亚医院，但他不久就死在了医院。数日后，托马索本人也高烧不止，并在6月15日死去。尽管人们怀疑他是死于“传染性疾病”，但托马索还是依惯例被埋葬在大教堂外的墓地，并由神父守夜祈祷。36

因此，尽管这些案例十分可疑，卫生部门的措施也存在疏漏，但治疗这些患者的医务人员似乎并未向卫生委员会报告这些可疑病例。实际上，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多数人认为，当这一年的夏末时节，一名博洛尼亚的鸡肉商贩死在特雷斯皮亚诺时，鼠疫才开始暴发。

显然，那些下定决心要进城的人们会一直寻找能够避开检查的方法。卫生委员会建议“当水位较低时，应在佛罗伦萨城外南北两侧的两处鱼梁处部署警卫，以防止人们以进入河中洗澡为借口趁机进城”。城门的特派员也被叮嘱要对此提高警惕，以防止那些“素质最低的人”利用这个漏洞。37同年，罗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此当地政府部门连夜在台伯河两岸安装了粗实的链条，以防止游客和货物偷渡。38

为了提高这些法令的权威，卫生委员会对那些从被禁止地区进入托斯卡纳且无健康通行证的人进行了严厉处罚，尤其针对那些试图鬼鬼祟祟地从小径穿越国土而引起怀疑的人。这些处罚中甚至包括即刻处决，而不是像通常情况下，经过一系列逮捕和盘问程序后再实施惩罚。那些收留这些违法越境者的人（特别是旅店老板），也将遭受同样严厉的刑罚，从草草处决到送往大公舰队上做苦力不等。39

对旅店老板的处罚表明对鼠疫的恐惧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例如，6月4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收到了一封来自蒙特普尔恰诺郊外一家旅馆老板的请愿书。这家旅馆已经被卫生委员会封禁，老板在请愿书中声称，封禁旅馆会给旅行者带来“极大不便”，因为城门都已关闭，而这是附近5英里范围内唯一的旅店。他因此要求解封，并希望准许持有健康通行证的旅客入住。40下一章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这些问题让本已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整体而言，作为佛罗伦萨经济支柱的纺织工业正在衰退，特别是粗纺毛织物的生产。这也导致了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在过去的10年中，一连串的饥荒和流行病早已加剧了这一状况。41

随着鼠疫的逐日逼近，托斯卡纳不仅切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还严格限制内部商品的流通和销售。官方规定禁止从疫区运送动物，一个名叫弗朗斯科的人就因将一些公牛犊带入皮斯托亚而被判监禁。42为了防止有人从疫区带来牲畜，同时也为了避免大量的人员聚集，闭市政策开始广泛施行。

在佛罗伦萨，虽然主要的食品市场——老市场依然开放，但人们一般只能在城内一些指定的广场和地点购买食物。43在佛罗伦萨城外，也有一些禁止运送食物的规定，例如，7月24日公布的法令禁止将“散装或盒装柠檬”运送到和博洛尼亚接壤的地区，包括皮斯托亚山区、穆杰洛、菲伦左拉和斯卡尔佩里亚。这不仅因为柠檬的运输可能会传播疾病，也因为官方想杜绝将柠檬运至博洛尼亚换盐的行为。44

受到影响的经济部门远不止食品产业。布料生产作为佛罗伦萨城以及近郊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纺织品可能藏有能引起鼠疫的毒气。6月2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讨论了是否需要对原产于博洛尼亚的丝绸、茧、蚕幼虫以及布帘进行隔离。45

这些有关丝绸业的规定，也折射出长期以来卫生委员会的另一担忧，即恶臭气体是否可能会产生引起疾病的毒气。大部分中世纪卫生法规的制定都基于毒气论。但自16世纪以来，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卫生官员更加关注健康、疾病与环境的关系。这股新思潮的出现得益于新希波克拉底医学思想的复兴，尤其是其中“空气、水和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个人健康的观点。46在此之前的50多年中，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卫生委员会在托斯卡纳农村地区展开了卫生调查，以查明发烧的流行病学原因，同时确认高死亡率地区的分布。47此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环境（我们将在第二章中阐述），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暴发流行性斑疹伤寒期间和1630—1631年鼠疫期间，佛罗伦萨当局都进行过详尽的卫生调查。48

随着鼠疫日益逼近佛罗伦萨，人们对于气味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鼠疫暴发的恶臭毒气。早在黑死病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屠杀动物可能会产生恶臭气体，进而污染大气环境，最终致人患病。1630年6月30日，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开始对肉铺进行系统检查。雅各布·迪·巴托洛梅奥一案就与这场检查有关。此人是一位生活在普利亚街的屠夫，人们一般称他为“纳波利”。根据当时的记录，他的后院“混杂有腐烂的动物内脏、血液和恶臭的粪便”，“屠宰场里散发出强烈恶臭，还有其他不明带血混合物和污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疾病”。49他随即遭到逮捕，被监禁在卫生委员会的秘密监狱中。该案例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空气、臭气和污垢之间密切相关，它们都可能导致一场“大疾病”。

并非只有卫生委员会认为臭气与疾病间存在联系。新近关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环境史的研究不仅聚焦于官方机构的观点，也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的看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公共卫生问题。50该年6月7日，卫生委员会收到了吉贝利娜路圣雅各修道院院长玛格丽特修女的请愿书，她举报卡瓦列雷·塞维盖迪先生的房子里因丝织而产生大量恶臭，“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先生竟容忍这种气味存在”。51

公众逐渐认识到了丝绸加工业的潜在危险。因为“散发的恶臭会导致空气腐败”，官方明令禁止对蚕蛹的加工处理。52在下一章中也会说明，这仅仅是一系列净化环境措施的开端。8月，官方展开对城市贫民窟的详细调查，并提出了整修污水坑的计划，以避免任何可能的发臭物质污染大气环境。

上述都是当时的官方防疫措施。总的来说，首先，通过设置防疫封锁线和贸易封锁来阻断外部疫情的输入；其次，禁止市内一切可能产生臭气并触发疫情的活动，比如屠宰业或不当的人体排泄物处理。然而这些防疫措施最后均以失败告终。7月下旬，托斯卡纳公国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佛罗伦萨以北5英里处的一座村庄——特雷斯皮亚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