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田秀英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即使明末苏州因为织造业而早早地进入了城市化进程，一众百姓会为周顺昌这么个致仕缙绅而聚众抗议依然十分可疑。
要是明末的百姓士绅能这么亲如一家，那哪儿还会有什么“奴变”？
这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总不可能是刚刚入关的满清凭空变出来，强加在江南百姓头上的吧？
满清要有这本事，早在康乾盛世时期就统一全球了，哪里还会有近代近百年的屈辱史？
若要说苏州城内的百姓一致觉得“周顺昌好，魏忠贤坏”，那也不大对劲。
明末农民军里一堆堆的文盲，有效识字率能跟民国时期差不多，真正的底层百姓别说弄清楚东林党跟阉党分别有什么政治主张，恐怕就连周顺昌到底有什么政绩成绩都不知道。
毕竟大明有“异地为官”的制度，自明初起，朱元璋就在朝中实行“南北更调”制，规定“北人官南，南人官北”，使得任职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以此抑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且《大明律》中有相关条文，“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即大明所有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任职地购买田宅，就算自掏腰包也不行，谁敢违反，则重打五十大板后撤职，连田宅也要跟着没收入官。
故而大明的所有地方官都是流动的，许多地方官上任后可能刚刚熟悉情况，就又被调任新职，这就加重了地方官的短视行为。
许多地方官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对于那些需要花长时间和大力气才能解决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流官们却往往避而远之。
更糟糕的是，外地官就任后，为了有效执政，则不得不重用本地出身的胥吏，导致地方官的权柄下移落至胥吏手中。
明末政治败坏的一大原因，就是进士出身、品德相对高尚的地方官无法施政，反而本地小吏仗着熟悉乡情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更有嚣张者，甚至还能将自己的主官也玩弄于股掌之中。
所以田秀英并不相信“周顺昌因为公正廉明而受到苏州百姓拥戴”这种说辞，因为周顺昌既为苏州人，他就绝不可能在苏州做官。
而他在其他地方做官做得再出色，苏州百姓也享受不到他的好处。
田秀英想来想去没想出所以然来，还是开口问吴夫人，吴夫人回道，“这事儿啊，还得从‘京察’说起……”
田秀英眨了眨眼，问道，“娘说的是哪年的京察？”
“京察”即京官考察，每隔六年一察，一般在巳年或者亥年进行，为了区别于考察外官的“外计”，京察又被称为“内计”。
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考察后，或升或黜，由皇帝亲自裁决，五品以下的退休、降职、免职和革职各有不同。
京察始于明宪宗当政时期，成化四年九月根据六科给事中魏元等上疏所请，因星变命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
成化八年，明宪宗下旨命京官十年一考察，开始形成考察京官制度。
至弘治十四年七月，南京吏部尚书林瀚上疏认为地方官员三年一考察，两京及在外武官五年一考选，惟独两京五品以下官员，十年才考察一次，相比之下太受优待，从此改为六年一察。
弘治十七年，又下诏十年一察，后因为给事中许天锡的上疏恢复六年一考察，从此六年一察形成定制。
至正德四年，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又上疏请求考察，此时距离上次弘治年间的京察仅五年，但终因刘瑾的支持而得以执行，从此巳、亥两年考察成为定制。
京察所考察的不称职官员共分为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八类。
其中年老有疾强者退休，罢软无为、贪淫酷暴者革职为民，素行不谨者免职，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外调。
京察大计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采取向部院发出访单匿名考察的方式，完成后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发还各部院重审议定是否恰当，然后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将察疏下发。
京察结束后，言官会对留用官员进行一轮弹劾，这一轮弹劾被称之为“拾遗”。
因京察而被免职的官员，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不得叙用，被拾遗所攻击的官员，无人能够幸免。
自弘治以来，京官考察向来十分严谨，至嘉靖年间，明世宗对从“大议礼”中起家，支持为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追尊上号的诸臣多有庇护，惟独对在京察时被黜落的官员不讲一丝情面。
因京察被罢斥的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等，虽然曾经在明世宗为兴献王世子时就百般献媚逢迎，但明世宗仍然没有再破例起用。
因京察被降职的官员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虽然因严嵩的庇护而最终复职，但亦被严加重斥。
故而在万历朝之前，士大夫们皆以挂察典为终身的污点。
然则，至万历年间时，朝堂风气忽然为之一变。
明神宗先是重新启用隆庆年间高拱因私怨而罢斥的张槚、魏时亮等官员，打破了京察的成例。
尔后，因明神宗长期实行静摄，导致君臣间隔，对官员的升黜则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总是任情用事，轻易裁处。
朝中阁部科道官员结党攻讦，形成混战，大臣们为党同伐异，在京察时不是趁机利用匿名访单徇私毁誉，就是动用权力包庇被处分官员。
在癸巳、乙巳、辛亥、丁巳这四次京察中，群臣们结援同党，排斥异己，逐渐形成了东林党与齐楚浙党这两大派系。
这两大派系相互倾轧，导致朝政混乱不堪，到了天启年间，京察也不再是考核官员的利器，而是彻底沦为了党争的斗争工具。
吴夫人回答女儿道，“是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那一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的赵南星，他写了一篇《四凶论》，将齐楚浙党的领袖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贬黜还乡。”
“邹元标当时为左都御史，虽然没有怎么参与京察那档子事儿，但他为了传播濂洛之学，改变士俗，与冯从吾创办了一个首善书院，时常集合志同道合的人去书院讲学，由于书院传播道学，且时常指摘朝政，所以忌恨者不少。”
“其时，有个科道官叫朱童蒙，他原本坚守中立，独持国是，哪一派的人都不算，只是他担心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对他的考核成绩不利，于是就上疏请求禁毁首善书院，并将道学指为伪学。”
“周起元见到朱童蒙的弹劾奏疏后，便上疏为邹元标辩解，邹元标因此乞休，回乡之后闭门谢客，还给皇上进呈了一份《老臣请去国情深疏》。”
“由于邹元标为东林党元老，朱童蒙便因攻击首善书院而被外迁为苏松分守参政，恰恰在周起元巡按域内，端的是一个不是冤家不聚头。”
“而这朱童蒙呢，也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他一离开京师，就骄横跋扈，到苏州上任之后，一路上鞭挞百姓，击毙漕卒，吴民对其恨之入骨。”
“那苏州人一去告状，就告到周起元那里了，周起元得了吴民的控诉，顿时勃然大怒，又上疏弹劾朱童蒙虐民。”
“没想到他这一弹劾，导致朱童蒙投奔到九千岁门下，这时候恰好又出了李实的那一档子事儿，皇上将周起元削职为民后，九千岁便将朱童蒙调回京师为太常寺卿。”
“据说当年周起元打点行装归乡时，吴人老少是哭着送他出城的，周顺昌是苏州当地的缙绅，对同乡人一向颇为照顾。”
“苏州百姓找周起元告状的时候，他忙着张罗，周起元被调走的时候，周顺昌又写文章纪念他，所以苏州百姓总把周起元当年为百姓出头的功劳也记给周顺昌一份。”
“这回缇骑一逮周顺昌，罪名又连带着周起元，那苏州百姓可不是群情激愤吗？其实，这苏杭织造太监能肆意给苏州人加税的事儿，倒是没几个人能弄得清楚，毕竟在百姓眼里，这钱交上去，就是给朝廷的，跟谁下的命令无甚关系。”
“但是昏官酷吏虐杀百姓，闹出了人命，因而有青天大老爷为百姓申冤做主的故事，可就是一传十十传百了——娘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东林党未必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但那两个被苏州人打死的锦衣卫还真不算冤枉。”
田秀英闻言，心下倒有些发酸。
近代的阶级斗争理论告诉她，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所以如果要在明末进行革命，那就该把统治阶级中的所有人统统打倒，一个不留。
而明末老百姓多好收买啊，但凡统治阶级中能出现哪怕一个背叛阶级的个人，他们就依旧对整个统治阶级充满信心。
由此可见，明末百姓依旧还是做着中国人常做的那三个梦，第一个是明君梦，总希望能自动出现一个好皇帝，让全天下过上好日子。
如果没有明君，只有昏君或者暴君，那就接着做第二个清官梦，来个清官好官，把昏君的恶劣影响阻挡在庙堂之上，不管政治如何败坏，朝堂如何乌烟瘴气，在野的百姓多少能好过一些。
要是清官梦也难以实现，那希望就只能放在第三个侠客梦上了，来一个天降猛人，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能取恶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能帮老百姓把狗皇帝和狗官统统杀死。
苏州百姓能为周顺昌进行如此激烈的反抗，大约还是在做第二个清官梦。
而后来会出现“江南奴变”，是因为三个梦都做到了头，老百姓觉醒之后，终于发现要创造人类幸福，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不过田秀英却无意嘲笑眼下的苏州百姓，而是接着追问吴夫人事情经过，“打死了？苏州百姓真把东厂番子给打死了？”
吴夫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那还有假？当时去捉人的除了缇骑，还有应天巡抚毛一鹭与巡按御史徐吉。”
“听说，原本周顺昌已经于三月十五日被逮捕，只是他被逮捕之后，毛一鹭与徐吉谕苏州知府寇慎与吴县知县陈文瑞将周顺昌拘到了吴县县衙，而非立刻将其押送京城。”
“毕竟周顺昌被革职后，身份不过为一介草民，毛一鹭与徐吉这样做，无非是想在周顺昌北上之前，先给他一点儿苦头吃。”
“去抓人的那两名锦衣卫，一个叫张应龙，一个叫文之炳，他们见得毛一鹭与徐吉这样安排，也没有反对，只是与毛一鹭他们约好于三月十八日在西察院开读圣旨。”
“这西察院乃巡按御史在外地办公时所用衙署，为御史履职之所，十八日中午，毛一鹭那一行人便押着周顺昌从吴县县衙前往西察院衙门。”
“那天苏州下着雨，一路上乌泱乌泱的，都是手执长香，为周顺昌乞命喊冤的苏州百姓，按照道理说，当时押送周顺昌的那几个人，是一个比一个官大，那时候要是谁出来一发话，当即把沿途百姓都给赶跑了，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然而，在场各官都见过去年周宗建被逮捕时的场面，周宗建被捉的时候，也是有许多人围观看热闹，但终究没有闹出事来，于是各官便没有下令赶人。”
“因为毛一鹭他们确实手握圣旨，是占理的那一方，这不赶人倒还没什么，一赶人反而显得自己心虚。”
“周顺昌被押入西察院后，一开始也没有打人闹事的征兆，苏州百姓都只是冷眼看着不吭声，只有苏州本地的几个生员带头上前陈情，他们写了请求释放周顺昌的状子，要毛一鹭以民情上报奏陈给皇上。”
“这时候毛一鹭若是一口应允了下来，将开读圣旨一事挪往别日，那事情也就就此了结了，毕竟苏州百姓也是要干活吃饭的，不可能天天都堵在衙门门口。”
“可这事坏就坏在，毛一鹭身为应天巡抚还没怎么着，那去逮人的锦衣卫反而得理不饶人起来，当即就跟那几个生员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