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孔雀竹芋盘踞的这个窗口，我已数百次望见你。我每天八点起床，用电水壶烧水，煮蛋器煮蛋，再塞两片全麦面包在烤面包机里（这种机器能在面包表面烤出一个太阳的笑脸）。水开了，冲一杯马来西亚益昌老街白咖啡。咖啡匙碰撞瓷杯子的声音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以前我喝了很长时间雀巢特浓咖啡，后来厂家换了配方，口感变差了。我就把市面上所有的速溶咖啡都尝了一遍，最后选中了它。对于咖啡我没什么品位。当然，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品位这个词也是个骗局，是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赌注。优势阶级通过对“品位”一词的诠释来抬高身价，并以此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人聊天，我从来不好意思说自己爱喝咖啡。你爱喝什么咖啡？速溶的。对方每次都哈哈大笑。是的，亲手磨制咖啡豆有形式感，这一点我也认同。但我不愿意在吃吃喝喝上多花哪怕一点时间。
冲好咖啡，放在窗台，等它凉下来。我把鸡蛋剥好，装进白瓷盘子，烤好的面包也放进去。有时再削个苹果。然后我就可以站在窗口，边吃早餐边望出去。
很快，那个带豆沙粉和紫色抽象图案的木村耀司双肩背就在镜头里出现了。
你很小心地过马路，审视双向的机动车，你需要的安全距离比一般人要大。而一旦判断好，你就很从容地走过去，很少看到你慌慌张张，连跑带颠。
你站在马路对面的12路夕照寺街北口站等车。在我眼里定格的画面通常是这样的：两幅灯箱广告在你身后，一幅手机广告，一幅是电商在搞促销。广告里的模特总是给日常生活营造出一种天上掉馅饼的盲目乐观氛围。广告牌后面，两棵张牙舞爪瘦骨嶙峋的槐树拱卫左右。穿过干枯枝丫的缝隙，可以看见一家饭馆伸出来的灰色屋檐。屋檐上方竖起几个跟窗户等高的红色颜体大字：三羲和酒楼。饭馆占据了整栋大楼西侧的一到三层。东侧由中国足协租用。大楼共九层，越往上，外墙越斑驳破旧。好像是因为泥瓦匠体力不支，爬不到那么高，所以任由高层的瓷砖自生自灭。
你走到离公交站牌较远的那端，把背包解下来，低头拉开夹层拉链，掏出一副白色耳机，戴上，再把包背好。我不知道你在听音乐还是有声读物。你的脸朝向马路上的来往车辆，但并没在看。有时候你把视线从正前方慢慢移向天空。在这条弧形的轨道上，你的视线会行经我的窗口。这种时候，我会感到一种偷窥时被人发现的紧张。当然，你是不会发现我的。你的目光压根就没在这个窗口停留过。当你把视线重新拉回正前方，我能追逐到阳光在你脸上投下的一点一点移动着的明暗分界线。
春天的时候，柳絮纷飞。有一阵子你感冒了，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鼻涕，然后走上十几步，扔到浅灰色的铁皮垃圾桶里。一个人走过来向你问路，你摘下耳机，详细地为他指方向，告诉他如何坐车。下雨的时候，你会撑起那把黑色的折叠伞。等车来了，把伞收好，装在塑料套里，塞进背包侧面的小口袋。秋天，我看到鹅卵石形状的叶子落在你的头发和鞋子上。当你抬头上溯落叶的源头，注意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宝宝正踮起脚尖，举起双手，仰着大大的头，要求妈妈抱抱，这时你的脸上也绽开了笑容。
夏天最热的时候，夕照寺街像个澡堂子。弥漫在树冠上空的槐花香味就像升腾起来的水蒸气。你怕冷，人们都换上短袖了，你却常常在外面多套件衬衣。但我还是能看见你脖子上戴着的项链。有时是一根带蝴蝶吊坠的银项链，有时是黑皮绳穿起的一块豆绿色四叶草玉坠。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小巧，不引人注目。冬天，你最常穿的是件长可及膝的黑色羽绒服，戴顶跟小区楼房同样的那种卡其色绒线帽子，系条厚厚的藏蓝色围巾。而你那一截纤细的脚踝却总是暴露在宽大的裤腿和鞋子之间，使我想起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因而在心底涌起一股怜悯的波浪。你会化一点儿淡妆，有时候，你把头发扎起来，露出贝壳一样光洁的额头。我还见过你在眉心用口红（也可能是红色记号笔）画了个小小的惊叹号。还有几天，你戴了副深色边框的眼镜。我没见过戴上眼镜依然美丽的女孩，你是第一个。不过，你似乎从来没穿过裙子。
一次，一辆12路在车站停靠了好长时间没开走。我打开窗户，听到一片喧哗。只见车上的乘客推推搡搡都涌到前半部分。留出半个车厢给三个年轻人打架。是小偷在被两个人围殴。那两人对司机大喊，关门！从他们动作的幅度看，下手很重。乘客都害怕了，有人叫道，小偷手里有刀片！还有人嚷着，开门！让我们先下去！公交车被看热闹的路人团团围住。司机后来开了前门，乘客们一个个慌慌张张逃离。一会儿，大概两个人打累了，小偷找了个机会也逃出来。我看见他满脸是血，又黑又瘦，穿件带三条白杠的运动服。围观者连忙后退，给他闪出一条路。小偷见那两个年轻人没追下来，回过头，一手捂眼睛一手指着车窗大喊，你俩给我等着！整个过程，你表现出兴趣全无，你远远地站在人群之外，戴着耳机，把自己包裹在音乐的烟云里，好像眼前的一切都与你无关。
情人节那天，我看见有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年轻人在离你几米远的地方站着。很高很帅，头发浓密油黑，妆容精致，像是个模特。那纯正的鲜红和深刻的乌黑能够穿透冬天灰蒙蒙的混沌空气，你无法不注意到他。他一直在朝公交开来的方向张望，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情。一会儿，车来了。他却没排队上车。等车开走，站台上多了一个和他一样高，一样帅，一样妆容精致的年轻人。白色羽绒服，手里捧束白玫瑰。情人节我看惯了送红玫瑰粉玫瑰，也见过那种撒着银粉，闪闪发亮的蓝色妖姬。白玫瑰还是生平第一次见。白衣青年把花束交到红衣人手里。他们一红一白在站台上传递花束的场景就像是一帧赚小女生眼泪的日本动漫剧。然后，两个干净得像用修图软件打磨过的人说说笑笑地离开了。走出不远，当他们感觉脱离了被陌生人杂沓目光踩踏的危险地带，两根纤细的食指就勾到了一起。这样一个难得一见，极不真实的场面，对你来说，也就是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上一两眼。你一直都是这样沉静，世界上没有什么能让你吃惊。
六月的一个周末，赵胜请我到一家餐吧吃牛排。我注意到吧台前摆着的一排带靠背的吧椅，高度正适合我的窗口。第二天下午我就去城外诚家具市场挑了把一模一样的回来。所以进入夏天以后，实际上每天早上我是坐在这把带黑色仿皮座位的铁艺高脚凳上看你等车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清晨的凝视，使我见识了很多以前不会注意的场景。比如一辆明黄色的市政工程车停在路中央。车顶缓缓升起升降梯，工人爬到顶端小平台上，给伸到路中央的交通监控杆更换高清摄像头。摄像头越装越多，像树枝上挤满了小鸟。比如戴安全帽的“蜘蛛侠”，攀在足协大楼的外墙，拆卸巨大的广告牌。比如一场春雨之后，对面楼顶多出几个移动迟缓的黑影，他们在铺设防水的油毡，然后用沥青勾缝。在这样的画面里，人渺小如蝼蚁。
载着你的12路公交车每天扬起烟尘开出站台。你会坐五站，经过白桥大街、东花市大街、小市口、北花市大街，到崇文门换地铁。每当我听到关车门的声音，之后是司机转动方向盘时尖利的嗞扭嗞扭声以及踩下油门时柴油发动机发出的快乐的噪声，透过车窗看见你模糊的正面或侧面，或只能在头脑里想象被乘客结结实实挡在身后的你，我都会觉得充满意义的一天正在开启（到后来即便我没站在窗口，只要在车流的混响中听到这独特的噪声，我也能立刻断定，又一辆12路公交车开过去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给我一部长焦照相机，我应该从四楼窗口这个视角，拍下无数张你在不同日子等车的照片。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雾天，风天，黄沙天。我把它们打印出来，一一镶上白色的镜框，让它们排成记忆的仪仗队，挂满整面墙。但有哪面墙能够容纳如此多的照片呢？我只能把双眼当成照相机，把记忆当作墙。
到了夜晚，我躺在床上，往往会回忆早上看见你的情景。对我来说，每天的你都是新鲜的。就像小学时每天睡觉前躲在被窝里听流行歌曲那样，我把那些还存留在大脑海马体里的影像——一块块已经支离破碎的彩色玻璃反反复复播放很多遍。越到后来，眼前闪现的影像就越多。我成为拥有你海量视觉资源的亿万富翁。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辉煌的图书馆。属于不同年代的所有书籍突然间一齐飞离了书架，同时在空中为我展开那绘有你各种肖像的插图页。它们重叠、交错、拼贴、溶化、穿插、互映，它们念念有词，它们叙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旋转成关于你的迷宫般的万花筒。这逝去的一切被记忆的绒布擦拭后，似乎比明天，比未知更加崭新。这样的回味逐渐成了我的必修课，如同进入睡眠之前先习惯性地合上双眼。
但经常，我久久不能入睡。耳边响起公交车加速轰鸣的幻觉，跟我儿时在夜晚听熟的父亲那种持续的鼾声一模一样。这种时候，我会爬起来，从冰箱拿出一罐可乐，站在窗口再次望向公交车站。一个没有你，也没有任何乘客的黑暗中的车站。不是无，而是缺失。白色的路灯照亮国槐的树冠，勾勒出很小的一块仿佛已被废弃的椭圆形区域。安静、无力、惨淡，如同浸在水中。我意识到自己对路灯的偏爱。曾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路灯的原罪，因为它打破了造物对光源的垄断，却为人类偷来了额外的时间。
看得久了，眼睛有点花，那个椭圆形光圈开始一伸一缩，像鱼的嘴巴在呼吸。我困了，把可乐喝光，又爬上床，钻进被子。过了一会儿，如果还是睡不着，我就又重新坐起来，披上衣服，回到窗口。我想，我可以下去走走。为什么不去那个车站转转？在那里待上一会儿？也许抬头看看四楼的这个窗口，像你一样？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只是觉得习惯了从这里望下去。人是习惯的动物。事实上，从这个窗口以四十五度角向下的长久凝视，重新塑造了我的视觉。就像照片、电影出现之后，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目光，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瞎子，只会用镜头的眼睛看待世界。于是，当行走在日常生活中，任何的站台、公交车以及具有类似两块灯箱广告所拼成的那种长方形构图的画面，都会迅速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的取景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捕捉与双眼呈四十五度夹角的事物：杂乱无章的桌面、书架的第三和第四层、黄铜把手、楼道里涂鸦密布的浅绿色墙裙、道路上的白漆栏杆、包围着街区的修剪得像足球场一样平整的冬青、金叶女贞，以及翻飞其间的蝴蝶那棱镜般偏折出七色光的明亮翅膀。
二
周六周日不上班，你不会出现在车站。正好，这两天要去逛潘家园。我们在时间上达成了默契。
我在北京的职业生涯就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扬帆启航。
每周六凌晨三点半起床，刷过牙就出门。带好野营用的头灯和轻便的布袋，推上自行车。在小区口，每次都遇到那个高个子保安值班。他一口河南话，一边打着哈欠给我开门，一边说，风雨无阻啊。我愉快地答道，勤劳致富啊。骑车十五分钟就到潘家园北门了。天地间还是漆黑一片，门外却已挤满了载货的三轮车。每辆车都围着几个打手电筒的幽灵一般的书迷在挑挑拣拣。到四点半，市场的大铁门咔拉咔拉被拉开，拥挤的人流在门口碘钨灯刺眼白光的照射下缓慢地鱼贯入场。
书摊在市场南墙由东至西百米长的空地上一字排开。书贩们的麻袋被打开的头一个小时是最关键的。麻袋里除了旧书、新书、线装书，还有杂志、旧报纸、信札、日记本、档案、老照片、字画。这些首次在市场露面的东西叫作“生货”，是买家最看重的。因为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漏儿。一个破档案袋换来一辆车甚至半套房，潘家园流传着不少这样的传说。正是这些发家故事驱使着每个早起的人保持着精神的亢奋。这时候，如果从卫星视角俯瞰，你会发现几个大书贩的摊位形成了若干岛屿般的轴心。淘书人像蜜蜂奔向花蕊一样急急忙忙冲过去。他们黑色的头顶聚拢成团，弓着的后背是根根辐条。从轴心里不时传出撕扯、推搡的声音以及“别瞎翻！别瞎翻！”“这本多少钱？”的叫喊。一道道手电筒的白光如同《星球大战》里的光剑，在夜幕中格斗、砍杀。翻检完毕，轴心瓦解，人群又像炸裂的弹片一般弹射出去。之后，你就不用着急了。紧张归于平静。市场里的人像水中的微粒开始作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你可以踱着方步，慢慢打扫战场，从那些可能已经数周没卖出去的滞销货中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市场存在着受到一致尊重的潜规则。其中一些对我过往受到的教育是颠覆性的。比如买了假的东西（“假”字要避免说出口，代之以“不对”或“不开门”，或干脆笑笑说“东西挺好”），不叫受骗上当，叫打眼，是活该。造假者不会受到谴责，受骗者反而被嘲笑为“棒槌”。比如别人还拿在手里的东西，你是不能问价的。得等他放下，确定不要了，你才能询价。如果你看上的那件东西卖家很干脆地说“不卖！”他真正的意思是别瞎翻，你肯定买不起。
天亮了，潘家园硝烟散尽。虽然还有人陆续进场，但那都是来交学费的外行或者游客。而收获满满的“老炮儿”们已经心满意足地站在书摊西头儿的空地上，享受着初升的旭日，互相递烟，交流起情报了。尽管与公共厕所和一个大铁皮垃圾桶近在咫尺，常被里面飘出来的可疑气体干扰，他们还是营造出类似巴黎左岸咖啡馆的清谈氛围。这是世界上消费最低然而欢乐指数最高的露天沙龙。在这里，你能听到被新挖到的宝藏激发出的如珠妙语和阵阵哄笑，听到对书的缠绵礼赞以及以书为扩音器的对金钱的狂热表白。当然后者是主流。沙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头戴棒球帽的酷似末代皇帝溥仪的东北人，他那句“太××牛×了！”的经典咏叹贯穿了这个市场的整个发展史。他阅历丰富，经验老到，常常成为谈话的核心。他也曾教给我这个初学者一些淘书的秘诀。比如在摊了一地的书堆里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获利最大的珍品。他说装帧形式和颜色是最一目了然的。有线装的就先看线装。没有线装的，先看精装。如果都是平装书，就看书口颜色。一般来说，年代越久的书越值钱，相应的书口颜色也越深。在国营的中国书店又如何选书？他说那里都是明码标价的，所以要注意从书页里探出半个身子的价签。书价经常需要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调整，价签也就常换。如果价签发黄，说明已经很久没有调过价了，有可能会捡到便宜。另外，要特别留心开本特殊，或特别薄的小册子。这类东西往往比较罕见，且容易被忽略。我问他，做好旧书生意的诀窍是什么。小老弟儿，他拍拍我的肩膀，“唰”地一声把帽檐转到脑后，笑嘻嘻地说，没里没面儿，刀枪不入，赢了世界是你的，输了你是世界的。
每周六我都能在潘家园遇到刘旭。他前年在北大西门外开了家旧书店——励知书局。这是他的第二职业。平时他去芯片公司上班，退了休的妈妈帮他打理生意。业余时间他全部用来进货、标价。生意不错，买了车。今年又雇了个小孩儿帮忙——河北冀县人小傅（从晚清开始，北京的古玩商就多来自冀县）。小傅总拎几个大袋子跟在他后面，不爱说话，一副没精打采睡不醒的样子。走路时肩膀一高一低栽歪着，留个刺猬头，像刚被美军空袭过。一见他，我总想起古画里的书童，还有厨川白村的那本《苦闷的象征》。刘旭说起他的口吻，就像失望的父亲在谈论不成器的儿子。
我走上卖书这条路，最需要感谢的就是刘旭。他告诉我如何进货：潘家园市场、大柳树市场、孔夫子网、境外网站、名家讲座和签售会……如何在地摊之间闪展腾挪，如何对购书网站进行地毯式搜索，并一一带我实地勘查。
销售渠道：孔夫子网、QQ群、拍卖会；哪些渠道适合卖哪类书；怎样撰写广告；怎样把握客户心理——对他们欲擒故纵。
熟悉旧书价格：坚持每天观摩孔夫子网的拍卖结果，关注各种拍卖会的成交价。不仅看，还要做笔记，归纳总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学习版本知识：他开了份书单，列出几十本书，让我照方抓药，把它们读熟吃透。
在潘家园早市的露天沙龙，他为我引荐了这个行业里应该认识的那些人：大书商以及我必须称为“老师”的前辈大佬（有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这个圈子三教九流和尚老道无所不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但相对公平。老一辈固然可以凭借人脉、经验和资金优势霸占某些地盘，新人也可以靠血气方刚、剑走偏锋颠覆旧秩序。勤快是核心竞争力。刘旭说，还有一些书界名流平时见不到，因为他们根本不来潘家园，那更是百晓生《兵器谱》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化外高人。
刘旭说以上这些都是做好生意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他问我，你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说货源。比货源更重要的呢？我想了想说是客户？他表示同意，如果有大买家撑腰，你就什么货都敢抓。他进一步启发，还有没有比客户更重要的？我没想出来。刘旭两手摆出空中抓物的姿势对我说，最重要的是对金钱的饥渴。明白吗？饥渴！要鼓励自己对物质的欲望，任它膨胀，这样才能产生无穷的动力。我说我很饥渴呀。他轻蔑地说，远远不够。我确实和所有人一样对金钱感到饥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他说的那样，比普通人饥渴上十倍、百倍。可能做不到。我觉得他也做不到。
如果把刘旭传授的法门认真总结，补充实例，加入些书影，完全可以出版一本畅销的《旧书商——从入门到精通》或《傻子也能卖旧书》。
他这么帮我，当然出于多年的交情。同时我也能感到，他非常希望有个同路人。
我们成了同行。
每周六我们都会在一起消磨上半天。离开潘家园，我们通常会去西北角的肯德基吃点早餐。那儿的食品卫生相对让人放心。吃饱了，他开上那辆一倒车就咔拉咔拉响的深灰色五菱宏光小面包，把我的自行车塞后备箱里，转战中国书店各分店。
他说中国书店的经理常跟行业内的专家、大佬打交道。虽然市场里从来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但圈里发生的大事小情，他们无所不知。
第一次去的是琉璃厂中国书店。我们走上二楼，刘旭跟正在拆捆的店员打招呼，李姐，您忙着呢？李姐抬头笑道，来啦。刘旭问，王总在吗？李姐朝经理办公室一努嘴，里面呢。
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一张胡桃木色办公桌忠厚敦实地堵在窗口。对面一个长条茶几配皮沙发。靠门那面墙戳着一排高大的弥漫着神秘气息的邮政绿铁皮保险柜。我猜里面装的都是善本，忍不住朝它多看几眼。
王总从椅子上一站起来，头差点顶到天花板。他太魁梧了。比张晓川还要大上两号，是美国职业摔跤手巨石强森那种魁梧，遮天蔽日的。刘旭说他一顿能吃两斤三鲜馅的饺子，吃完还遗憾地拍拍肚子说吃了个半饱。你会觉得让这么一个巨人穿着文质彬彬的白衬衣挤在这间逼仄的小屋里实在太不人道了。微笑，握手，倒茶，递烟（硬盒的玉溪），礼数周全。他的和颜悦色是职业性的，但你丝毫不觉得勉强。
问我们早上有什么收获，最近生意如何。刘旭说，今年不如去年。您站得高，对宏观形势看得清楚，未来几年的行情您估计会怎么走？王总那种胸有成竹，不紧不慢的语气，先就使人信服。他抬了抬眼镜说，是这样。你看哈，经过连续几年的快速上涨，去年应该到达价格巅峰了。现在正在回落。尤其明代白棉纸印书跌幅最大。要回落多久，走V形还是L形，谁也不知道。去年春天，他有好几个朋友，见古籍增值快，向银行申请了数百万的抵押贷款购进明白棉、清三代精写刻和殿版书（被称为古籍中的蓝筹股）。没想到下半年风云突变，由于一位大买家资金链断裂退出不玩了，导致拍卖行情全线崩溃。几位的资金尽数被套。这很像股票市场高潮的时候，人们纷纷借钱、卖房炒股，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惨遭活埋。
王总听说我也进入这一行了，意味深长地笑道，生力军，好好干。
这时又听到脚步声，有人直接推门进来。面相凶悍，身材粗壮，自带腾腾杀气。刘旭小声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余振国，潘家园的传奇。刘旭和王总都站起来，王总叫小余，刘旭叫余哥。余哥一来，基本就没我们俩说话的份儿了。王总笑道，怎么样，老家大瓦房起了吗？余哥拉开皮夹克拉链扇呼着说，就差装修了。一溜儿十间。等老了回去住。王总说，怎么不起楼房啊？余振国瓮声瓮气地反问，你还没住够楼房啊？
怕影响他们谈事，我们就告辞了。
离开中国书店，有时候我们会去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浏览新书，或者找个地方看展，然后一起吃午饭。饭后各自回家补觉。
也有那么几次，哪儿也不想去，就到我这儿坐一会儿。
四月二十一号那天，刘旭说，把厉小卷也叫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问你刘旭来了，是否有空一起吃午饭。你说好啊。于是我们俩跑了趟京深海鲜市场。买了螃蟹、扇贝、蛏子和小鲍鱼。我发现无论各行各业，真正的天才都是无师自通的。以前多次听过音乐天才的故事，无论什么乐器，他们摆弄几下就会了。刘旭就是做饭的天才。大学时，一到夏天，我们俩常常骑车到中山门城墙下面的臭水沟里捉小龙虾。捉够一脸盆，带到汉口路上的小饭馆，跟老板商量，借他的厨房一用。刘旭连收拾带烹调，没多久，加了酱油、冰糖、辣椒的小龙虾就上桌了。他还教我用一根筷子，从虾屁股扎进去，一下子就能把整段的虾肉吃到嘴里。饭馆老板尝过，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说你要是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来给我当厨师吧，给你开高薪！我问刘旭，你这一手跟谁学的？他两手一摊，这还用学？
快到中午，你来了。带来两本《黄铜戒指》——你新出版的译著。见到书我喜出望外，我说，期待已久啊。你把书递给我说，昨天刚拿到。新书还包着塑料膜，我做出撕开的动作，那我拆了？你笑道，拆，拆。我边拆边说，太珍贵了，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自己写的书给我。精装，天蓝色封面上五颜六色的碎纸片在空中飘浮。细看，碎纸片拼出一个戴着礼帽的没有面目的人形。翻到扉页，见正文前引了叶芝的诗句：
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
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
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夫人听。
你说讲的是一个石油大亨雇佣历史学家，请他用文献、传媒、学术等各种手段帮助他篡改历史的故事。这听上去就很酷。我立刻爱上了这本书。
我请你签上名。你在大长桌前坐下。这是我第一次看你握笔写字。你的手很小，握笔也毫不用力。那只签字笔由于是握在你的手中，所以它在纸上滑行时发出的沙沙声就像夏天银杏树叶互相的亲吻一样动听。你头发的边缘和脸上细细的茸毛沐浴在正午的阳光里，放射出金黄色的光彩。我又看到了“厉小卷”三个字转折处那圆滑的曲线和你系在右手手腕的黑头绳。我在唇齿间轻轻念着你的名字，感受着由于跟你联系在一起，这三个在人类舌尖上存在已久的读音获得的辉煌重生。
海鲜上桌了。刘旭的手艺，再多的赞美也配得上。你闭上眼睛，探出身子使劲吸了一口从盘子里飘出的香味。我说，小心点，口水别滴上去。你笑着说有时候自己也会做点吃的。我问你都爱吃什么？你说最爱吃鱼，还有家乡的芦笋。我说，那送你几本菜谱吧。你说好啊。刘旭说，八十年代国家组织各地大厨出过一套《中国名菜谱》，每省一卷，请启功题的书名，据说王世襄也参与了编写，最权威。我说，我这儿正好有几本。你说，浙江卷有吗？就送我一本浙江卷吧。
刘旭掰着螃蟹腿问道：“厉小卷，这小区的房子你多少钱租的？”
“不是租的，是我姨家的空房。”
“你姨在北京？从来没听你说过呢。”
“她住大兴，这房子原来是买了给我弟上学用的。”
“哦，学区房。你跟高岭经常见面吗？住这么近。”刘旭明知故问。
我赶紧说：“偶尔，偶尔。”
刘旭坏笑。
“你笑什么？”我谴责道。
“我没笑。”刘旭说。
“胡扯，你笑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你：“真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又都荒着。”
“唉，顺其自然吧。”你说。我看了你一眼。你垂下眼睛，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说：“喜欢也不一定非要在一起吧。没看过《爱在黎明破晓前》吗？”
“这你也信？电影都是瞎扯。”刘旭叹口气说，“你们俩简直是两只清朝的蜗牛。黏黏糊糊的道学家。你们都被毒害了。两个人在一起，就得干柴烈火往一块儿扑，像两辆卡车迎头撞上，砰的一声！可能你们真是没戏。”
就是在这天，我得知你想去英国留学。
你说出版公司不想待了。公司披着一件标榜情怀的外衣。实际上整个文化产业都在用“情怀”二字来消费投身其中的年轻人。刚进公司时，说好三个月试用期，后来无故改成六个月。而且试用期不给上社保。正式签合同了，合同上的工资又跟承诺的不符。幸亏有你姨妈这套房子可以白住，否则每月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了。“简直穷死了。”你说。除了本职工作，有时还要用业余时间为领导干些没有报酬的私活。为了维护人际关系，不得不做些违背价值观的事情。“办公室政治，你懂的。”“根本就是个看稿机器。”你说想换个环境，换种心情。去伦敦读个一年期的硕士，学英美文学。不仅语言方面能再上个台阶，还能加深对欧洲文学的认识。
多好啊，跳上红色双层公交车奔赴查令十字街！我说，你去了，伦敦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一座圣城了。刘旭说，对你就行了，别把我扯上。你笑着说，好浮夸。还不一定能申请上呢。刘旭问，什么时候走？你说，最早有春季开学的，就是明年一月份。刘旭举起酒杯说，为厉小卷的大英帝国干杯吧！跟我碰杯的时候，他说，你赶紧多卖书，多赚钱，准备好盘缠去朝圣吧。
这天正好刘旭带来一张Adele的新专辑《21》。Adele就是伦敦人。我们听着她的新歌，吃着海鲜，聊聊英国的事情，好像已经置身那座多雨城市的某间学生公寓了。
饭后，你开始收拾桌子。你说，大厨歇着吧。刘旭伸了个懒腰说好。他拿起你的书，点根烟坐到窗边的吧椅上翻阅。我们俩在厨房刷碗。我洗，你把水控干，放进橱柜。我们站在一起，你头发的香气，你光滑的皮肤近在咫尺，这让我心里乱作一团。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的欲望如同海啸袭来，我的太阳穴剧烈跳动，我狠狠咬住下嘴唇，绷紧了臂膀，尽力勒住那只眼睛开始发光的野兽。初中时第一次做脊蛙反射实验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惊恐地死死按住那只拼命挣扎的蟾蜍。我不说话，你也默然，好像是商量好了的。我们听着水流以及杯盘相互撞击的声音。接着我感到另一个高岭就站在身后，凝视着这两个并肩站立的背影，凝视包围着我们的懒洋洋的春天阳光，以及由粗制滥造的面板已经开裂的橱柜，碗、盘子、洗洁精、钢丝球、百洁布等词语编织出的黯淡的家庭生活气息。这立即接通了我对多部电影回忆的电路。电影里，这家庭生活的一幕像个巨大的交通枢纽，故事总是从这里出发，经不同的岔路驶向远方，或麻木，或绝望。无一例外，它总是两性之间那痛苦之河的源头。世界上总有些词语让我害怕，比如“妻子”。两个人并肩洗碗——它不是你有了一次，马上开始期待下一次的那种活动。我和你，一个杭州人，一个沈阳人，在南京相识。我们是被什么样的力量带到北京夕照寺街这座陈旧的楼房里？我有什么理由试图把你带走？对于一个可笑的单恋者来说，任何企图都是错误的。我这样想着，然后一个新的念头出现了：对于你这样一个人，对于一个交织了我的崇拜、幻想的人，我应该只以生命中最崇高的那一小部分（也许只有万分之一或更少）和你匹配。我的理科生思维迅速对这一命题展开了运算。从时间上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万分之一是五十二分五十六秒。从物质性上考量，六十五千克体重的万分之一是六点五克。也就是说，在一年里，我对你的所有思念只有五十二分五十六秒的价值，它的重量是轻飘飘的六点五克，相当于一啤酒瓶盖的盐。一个巨大星球上的一瓶盖盐！我庄严的爱情之盐对你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轻飘飘的玩笑。由我辐射出的一切能量，都可以归结为无效能耗。这个结果，排除了无关参数的干扰，直观地显示出爱情的重量。数字冰冷，但何尝不令人清醒。我觉得，我应该从这个想法那慈爱的抚摸中得到安慰。
语言的木船在湖面上漂荡。如果没有风，它就在原地轻轻摇晃。恬静的下午。《黄铜戒指》的第一章。马林诺夫斯基衰老发白的身体，裹上你宽大的衣服。我说过，我爱你所有的衣服和它拥有的气味。之后，小船进入一片神秘水域，天空开始变色。真相在视野的尽头隐约显露。你那词语的双桨浸入水中，加快了划动的频率。接着是海。狂暴、无情。我们以为正在见证世界愤怒的核心。谁知随即被卷起，跌入一片没有方向，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对现实的认知，也没有与之相反的一切，连“有”这个概念也消失了的混沌。
语言幸福地死在一双神奇的手中。
三
现在，我试着把接触到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我的日常生活。如果还在研究所或者软件公司上班，我就永远不可能学会跟老吴和王忠东这样的人打交道。我可能永远是个游离于社会真相之外的小白兔。大学那会儿，去古典吉他老师那儿上课。老师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南大。他揶揄道，南大南大，难以长大。
先说老吴吧。
第一次上门，我根本不知道老吴是干什么的。他个子很矮，有没有一米六？帽子对他的脑袋来说太大了，无论怎么戴也不可能戴正。那身灰蓝色的制服在皮带以上逛荡着，像是为了当群众演员临时借来的。环保手套，腰里别个鼓鼓的黑色腰包，上衣口袋露出小半截墨镜。印堂发暗，双目无神。立刻让我想起哪里看到过的旧社会在芦苇荡里讨生活，新社会翻身做了主人的浦东穷苦渔民张阿根或者王阿顺。
他开口了：“这儿是书店？”不是询问的口气，是质问，很不客气，像个警察。
我见他那身打扮，就很干脆地说：“是住家。”
他没理我，径直往屋里走。然后在吸顶灯下站住，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挂在高处的“卡佛书店”牌匾，用嘲讽的口气问道：“这什么？”他这一仰头，帽子差点掉下来。
“哦，挂着玩的。您说要是在这儿开店，能有人来吗？是我住的地儿。您瞧，睡里面。”我把他的视线往卧室里引。
“打擦边球是吧，”他对我的解释不予理睬，“我可见多了。”
“您是？”
“甭管我是谁。”他在原地转了半圈，停下来，换了条支撑腿。用皮鞋鞋尖指了指横在地上的插线板，“着火怎么办？”又踢了一脚旁边装满书的纸箱子，“知道什么叫消防通道吗？”
我明白搪塞不过去了。从抽屉里翻出刘旭抽剩的半包芙蓉王，摇出一根递过去：“您尝尝这个。”
他没伸手，充满戒备地打量了一番烟盒才接过去。我赶紧点上火。
吐出第一口烟，他脸上的表情才松弛下来：“哪儿人啊？”
我以尽可能诚恳的态度，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
他坐下来，摘下平顶的戴高乐式帽子放在桌上。几绺孤立无援的头发可怜巴巴地趴在头皮上。密布额头的皱纹，活像中学地理课本里山区的等高线。“你们这些外地人，真没法弄。开书店要到工商注册，还得办图书经营许可证，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我这个确实是网店。”
“有住户反映，你这儿可来过人。”
“只有几个朋友，偶尔来坐坐。”
“偶尔？”他鼻子一哼，“你都卖什么书啊？”
“您喜欢看什么书？”
“我不看书。我老伴看侦探小说，”他扶着桌子，迅速在椅子上转了个身，朝书架上踅摸，“你有吗？”
“必须有啊。您可问着了。”我赶紧找了几本东野圭吾、京极夏彦的著作。
“日本人？没有中国的吗？”封面他一本本扫过。
“别小看日本人，侦探小说写得好着呢。”我吹嘘道。
“真的？”
“不好看您拿我是问。”我打着包票，“都带走吧您。看完了，再到我这儿挑。”
“行吧。”他很勉强地说。又把屋子打量了一圈，每个角落都扫到了，像在检查车胎上扎的钉子眼。
“我给您收起来。”我把书包好，整整齐齐装进一个环保袋。
他站起来，戴上帽子，正了正。拎过袋子：“看完我给你拿回来。”
“不用不用，搁我这儿也没用，我早看过了。您留着。”
“以后可别跟组织打马虎眼。”他又警告一次。
“那不可能。”
“限期整改啊。全是易燃物。安全隐患赶紧处理。处理完了打电话，我来验收。”
“那您给留个手机号？”我找出纸和笔。我不想在手机上加他电话。
他报了号码，又说：“姓吴，口天吴。”
“哦，叫您吴哥吧，吴哥窟的吴哥。”
“什么？”他没听清。
“没什么，吴哥。”
他把记号码的纸拾起，举到眼前核对了一遍，确认无误，才走了。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朝屋里看了两眼，好像生怕什么东西落下。
三天后，他又来了。
“怎么没打电话？什么情况？”
“哟，我给忘了。”
“忘了？光想着挣钱了？”他很生气。
“没有。我正琢磨着请您吃个饭，跟您好好请教呢。”
“现扎耳朵眼是吧？”
“真是一直想着呢，这两天事儿有点多，给耽搁了。”
“告诉你啊，这些问题不整改，说让你关门就得关门，明白吗？”
“是，是。”
“我这都来两趟了，连口水也没喝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泡茶。”
“人情世故，什么都不懂。”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拨弄拨弄这个，拨拉拨拉那个，到处挑刺儿。最后在窗台下面的几盆花面前停住。“这花都被你糟践了。哪有这么养君子兰的。”
“您还会养花？”
“何止会养，多少年了都。”他详细地讲了半天如何浇水、如何换盆、如何施肥、如何整形等等，听上去确实是专家。
我说：“那这花您抱走得了，在我这儿确实受委屈了。”
“替你养着？开工资吗？——行吧。不过，我骑自行车来的，没法拿呀。”
“没事，您住哪儿？我打个车给您送过去。”
“这么着吧，我一般六点能到家。你就那个点儿过来吧。”
“要不干脆晚上咱们一起吃点？”
“今天不行，小孙子过生日。你等我信儿吧。我安排一下。是得给你好好说道说道。”
他找我要了张纸，把地址写下来，还在下面歪歪扭扭画了个路线图。他说，能找着吧？北京可不像你们外地，乱七八糟的。咱这儿都是正南正北，好找。
六点我准时赶到他家。他家不远，在南磨房一个回迁小区。一进门，见地上铺着方形瓷砖，每块砖上一棵油绿油绿的迎客松。两间卧室，没有客厅。跟儿子、儿媳妇、小孙子住在一起。厨房没有门，拉了道喜鹊登枝图案的布帘，老伴正在里面炒菜，辣椒的味道飘出来就直接蹿进卧室。老吴穿件领口已经抽巴成荷叶边的秋衣，外面套件翠绿的毛背心，花格子睡裤，趿拉双塑料拖鞋。这身虽然邋遢，但难得合身的行头一下子把他白天的那股子气势给瓦解了，我突然觉得有点同情他。虽然知道我没什么资格同情别人，我自己过得也不怎么样。他在堆满了填着土的木箱（木箱里种着胡萝卜、豆角和大葱），破纸盒、蒸锅、扫帚、脸盆、塑料板凳、晾衣架的阳台上，给我腾出一小块地方。我把君子兰抱进去，放好。想直起身，差点撞上一个巨大的鸽子笼。几只灰鸽子吓得扑棱着翅膀咕咕咕地飞起来。除了这盆君子兰，他家里没有任何东西让你觉得是美的。我放下东西准备走，他说了声辛苦了。然后通知我吃饭的时间：明天。地点：劲松的西贝莜面村。
第二天，我提前十分钟到了饭馆。他迟到了一会儿。换了身便装：深咖啡色西服，天蓝衬衣，大红领带，口袋盖一半支棱在外面，一半窝在里面。“您这身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行吗？”“您穿着特合适。”他举起一瓶红酒扬了扬。我说哪能喝您的，咱们点白酒吧。他说，白酒他只喝百年牛栏山。
那咱们就百年牛栏山。我并不了解百年牛栏山和其他牛栏山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牛栏山。因为不能喝白酒，我很怕请人吃饭。他很体谅，说不能喝不用勉强。我把菜单递给他。他一边点菜一边品评，显出见多识广的样子。每翻一页，习惯性地把手指伸到嘴巴里蘸一下吐沫。
低头倒酒，是他神态最安详的时候，嘴角带着笑意，像在慈爱地望着小孙子。每喝一口，都从嘴角发出长长的嘶的一声吮吸，好像连蒸发到空气中的酒精分子也要一网打尽。我以为他要开始进行防火安全教育了。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提公事，从头到尾一句没提。先是讲他的人生经历：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上山下乡、回城进厂、下岗、加入城管队伍，又转到街道。感叹祖国面貌日新月异。他讲得慢条斯理、津津有味。接着说如何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夸他有远见，懂变通，所以任何时代都能安身立命。他大概觉得我说到了点儿上，憨厚地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笑的时候，深深的法令纹在鼻子下面围出一个清晰的菱形。喝到后来，上脸了。他又开始讲他的爱好，养花、养鸽子。我用筷子一敲碗边儿，您怎么不早说啊。我那儿正好有个葫芦形的鸽哨送您。老的，象牙的哨口，牛角的哨鼻。他很惊讶，你年纪轻轻居然懂这个？我说，我哪懂，也是听别人说的。他说，行吧，你要是不会玩，我就替你收着吧。
结完账，我给他手里塞了张二百块钱的购物卡。他故意仰起脸不看，直接揣进裤兜。我说，打个车送您回去？他正色道，不用，很近，走走路当锻炼身体了。走出去没几步，他又回过头来，挥着手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他咧嘴一笑，一根菜心的绿叶子从门牙缝里挤出来，使他看上去好像缺了一颗牙。
第二天下午，我把老吴的故事讲给赵胜和王忠东听。王忠东说，这样的人不能得罪，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王忠东是赵胜的朋友。他第一次来，挑了些旧字帖和拓片，也是不问价直接付款的那种。他看上去五十上下，老北京，在部委上班。像每个公家人一样，穿件深色翻领夹克，里面白衬衣，夹个手包。头发梳得好像随时可以走上主席台清清嗓子作上一个小时的报告。那腮帮子上的两个酒窝和一脸的正气乍一看很像一位想不起名字的军旅歌手。由于正气充盈，他的两只鼻孔被鼓成了引人注目的两个正圆，时不时地跟楼上楼下的五官争夺观众，使别人看他的时候难以集中注意力。他逛书店也像在视察工作，挺着肚子，背着双手，说话不看人。
赵胜说王哥在董其昌上下过二十年的功夫，是书法家。
“谈不上，偶尔写着玩。”王哥谦虚地摆摆手。
“以后让老王给你题个招牌。”
“那可太好了。”我拍手说。
快下班的时候，赵胜提议，附近有个不错的火锅店，没聊够，到那儿继续吧。
我们三个步行到饭馆坐下。王忠东说啤的没意思，只喝白的。赵胜给他要了瓶泸州老窖，我还是喝可乐。王忠东嫌口杯喝起来不过瘾，让服务员换了个大玻璃杯。走了几杯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有点变了。话开始密起来。他指着店堂里一位穿中式衣服，走来走去的中年男人说，老北京的饭店里有个角色叫作“瞭高儿”的，就是在厅堂里到处蹿。这人了解各位食客的底细，喜好，负责照应。类似现在的大堂经理。瞧，这位就是“瞭高儿”的。王哥说话中气十足，字正腔圆，像唱蒙古歌的。
这时，走进来两个化浓妆，穿高跟鞋的女孩。王哥手挡在嘴边小声说，瞧那俩，一看就是吃完了赶着去夜场上班的。赵胜摇摇头笑道，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他说，那是。我是谁啊！他掏出一包咖啡色的“玉溪和谐”，抽出一支，在桌面上墩了墩，点上。赵胜皱了皱眉，往椅子背靠了靠，扭头瞥了一眼窗户是否开着。王忠东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八十年代末的迪厅：场子四面一溜儿塑料桌子加靠背椅。天花板上吊个灯球，像广场一样辐射出几条拉满彩色小灯珠的岔路。正前方一套投影。音箱里放的是从香港过来的荷东、猛士、家庭舞王。他说八十年代，蹦迪的动作要点是“弹”，浑身哆嗦，跟钻天猴似的在地面上待不住。九十年代潮流一变，跳舞时重心改向下，重点在“蹲”，模仿消化不良到处找厕所的感觉。进入新世纪又一变，要低头，要丧，两手举起来，一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造型。跳嗨了，两手交替往前挠，做劈波斩浪状。他说这可能跟中国游泳队的崛起有关。说得兴奋了，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做着示范。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可是一脸严肃。赵胜对我说，王哥是夜店老玩家了。王哥挑衅性地盯着我，扬了扬下巴说，怎么样小高，要不吃完饭咱们走起？我倒是很感兴趣，但不好意思说，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应答。赵胜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王哥继续穷追猛打说，百爪挠心了吧？好玩的多着呢。赵哥眼泪都要笑出来了。我这才明白，两个老男人在拿我寻开心。
他们俩又聊部委秘闻。总是说一半，藏一半。王哥是强国论者，信奉权力意志，认为存在即合理。他不太听别人讲话，只顾自己说自己的。我听得似懂非懂。大概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吃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肃然道，部里有点事，先撤了。酒还剩小半瓶，他舍不得似的连干了两杯。又嚷着要买单，被赵胜拦住了。
他一走，我对赵胜说，王哥太逗了。赵胜笑着点头，好玩是吧？亦正亦邪的人物，能量很大。而且，也是个大网兜。你把他伺候好了，有好处。我说，感觉你们俩很不一样，价值观也不同。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朋友嘛，只要彼此不伤害利益就可以。
这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倾诉的冲动。也许是太大的生活反差，反而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互信。我相信，他的磁场无论如何不会扰动到我的生活。反之亦然。就像油和水，只会从对方表面滑过，而不会彼此渗透。我觉得他是个合适的倾诉对象。
我把几年来对你的感情——我的那些烦恼大致跟他说了说。尽量表现得不那么在意。当然，没提你的名字，也没说我们是大学同学。他显然对我把如此私密的事情告诉他，感到意外，也许还有一点感动。他给我倒了杯可乐，善解人意地叹了口气说：“你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啊。”
然后他说：“不是太正常了吗？天下女孩多得是，值得你喜欢的也多的是，干吗要自寻烦恼呢？”
“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他郑重地说。
看得出他陷入了沉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个中年人的回望，里面闪现着古人爱用的那个词“不胜依依”。他说，刚到北京上书画进修班那会儿，爱上了一个刚从美院毕业的画家。那是他见过最有才华的女孩。写实风格的人物肖像，列宁、主席、老农民，画得棒极了。这样的人，在福建老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很快就同居了。住在电影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一居室，带个小客厅，卧室朝南。他们还养了只猫，叫塞尚。那时候他在上课，女孩的画没人买，两人生活很窘迫。
这是一九九六年，第二年香港就要回归了。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讲香港殖民历史的纪录片，灵机一动，马上跑到北京图书馆，调阅了一些收录有香港历史照片的画册——街道、跑马场、食肆、码头、公车、巡警、小贩、戏班等等。他挑了几十张有代表性的，复印出来带回家，让女孩照着画。第二天，又去了趟中国美术馆，发现只要花钱，就能在那儿办展览。费用并不算太高，且明年正好有空着的档期。他马上预订下来。下一步是招揽观众。当时油画的主要买家是外国人。他征得鉴定班老师的同意，以他们的口吻写了段前言，署上老师的名字，找人制作出一份像模像样的邀请函，给黄页上能查到的知名外企和驻华使馆每家各寄一份。
画展的主题就叫“九十九年桑田沧海——香港回归油画展”。布展时，两个人都忐忑不安，生怕无人问津，先期的投入打了水漂。出乎意料的是，开幕那天，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来自欧美金发碧眼的红男绿女和温文尔雅的日本人，把他们壮着胆子标出高价的展品一抢而空。不仅如此，老外们还额外预订了多幅作品。
他们被帝国主义者挥舞的钞票砸晕了。经济困境摆脱了，女孩的油画有市场了，生活改善了。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不是？”他自问。
“没有。”他又自答，“确实有一段很好的日子，我对未来做了很多规划，买房，买车，想得很远。心里充满希望。”
接着他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
“现在想起来，别说三年，三十年又算什么？”他吞下一口酒，把头转向门口，停了一会儿，又慢慢转回来，右手食指和中指交替着轻轻敲了几下桌子，然后深邃地盯着酒杯，又说，“有一次我出去跑了一天，回家的时候晚上六点多了，很饿。我在路上买了些熟食：猪蹄、猪耳朵、鸡爪子，她专爱啃这些东西。还有一瓶张裕干红。想到家煮点米饭，和她一起吃。那时候我们连手机都还没有。进了门，没见人，里里外外都没人。只有塞尚喵喵叫着扑上来。后来我在饭桌上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信是她写的，那种薄得透光的横格纸，你应该也见过。信很短，就几行字。信里说，她走了，觉得对不起我，但她不爱我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对不起，但她已经决定了，让我不要去找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但我没有读第三遍，我不想背下来。我不想把这么一封信背下来。平时在一起，她都叫我阿胜，这封信的开头她写的是赵胜。我一看称呼，就知道完了。除了刚认识那会儿，她从来没这么叫过我。信封里除了信，还装了五千块钱。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表达的歉意。我再进到屋里细看，发现那些油画也都不见了，那都是我看着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还有她全部的衣服、化妆品、鞋，甚至洗手间里的牙刷。除了几本她不要的书，全搬走了。哦，对了，有双塑料拖鞋在床底下，大概她忘了，没拿走。我敢说，她上上下下，得搬了好几趟。当时，我坐在床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出去找她。我躺下，觉得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我很累，超级累，只想一个人待着，然后居然睡着了。我不想把自己弄成一个侦探或是神经病。”
沉默片刻，我问：“她没说什么原因？”
“没有，”像是觉得眼睛酸涩，他使劲闭了一下又睁开，“睡了两小时，我醒过来。我把信扔在脸盆里烧了。本来想把钱也烧了。烧到第二张，我停住了。我说，你他×别再犯傻了。我还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两张合影。一张她靠在我的肩头，我搂着她。另外一张我从背后抱着她的腰，她双手扶着我的胳膊。我们笑得很开心。我们那么亲密。我才一百二十斤，而她穿着连衣裙。都是在故宫里拍的，我们那时候经常去故宫看画。我不是很爱照相，所以只有这两张。我看了一会儿照片，把它们也都烧了。这之后，我再也没尝试过联系她。现在她的样子还依稀在我眼前，但我描述不出来了。要不是今天跟你聊到这一步，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再提这件事。”
“她是油画家的话，网上应该能查到。”我说。
“查她干吗呢？”他说，“你跟一个人生活了那么久，都不知道她已经非常讨厌你了。”
他的手伸向酒杯，但没够到。第二次成功了。然后他在桌上慢慢转动着酒杯。我盯着他的脸，我在观察，人的感情在被翻译成语言之前，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爽朗地笑起来：“你看，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这么一回事，是不是。”他夸张地笑出了声。他摊开双手，深深的皱纹像两把扇子在沉重的眼袋两侧同时打开，“所以，想那么多干吗？”
四
从三联书店骑车回家，我习惯的路线是向南走王府井，一直扎到长安街再左转。我喜欢在长安街上骑车，总舍不得一下子穿过去。这是整个国家最宽阔、最有秩序的一条马路。同时它也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可以迅速帮你接近一百年来的政治史和出现在新闻里的各种政治术语。当我经过一座又一座像大甲虫一样趴在地面上的体格粗壮、窗户密布的大楼，那些已经进入历史的盛大场面就会在眼前复活。我好像身着不同时代的服装混迹于各种队列之中。有时候我会想，政治与商业到底是对峙，还是共治的关系，因为我看到了气势磅礴的东方广场。每逢节假日，这里都会施工上好几天，布置出一座精心设计的主题花车，成为一个景点。每天有那么多人像水一样从大楼的无数个大门流入排出。上班、购物、旅游，宣告世界永远向前，永不死去。过了东方广场，我会在十字路口右转，经东单公园、同仁医院，直奔崇文门。每天早晨你就是在崇文门走下公交换乘地铁的。从这里，我开始沿12路车的路线反向骑行。安静的居民小区逐渐取代喧闹的公共建筑。宏大叙事淡出画面。沿崇文门东大街，经过几百米由草坪、凉亭、锻炼身体的老年人点缀着的明代城墙，右拐上北花市大街，很快就看到一座以某不知名画家名字命名的艺术馆那繁复的仿古建筑。折向东，到白桥大街，再一路向南骑上最后五分钟，穿过一个铁路涵洞，就到家了。
今天骑过长安街已经六点多，暮色中我看见一座耀眼的彩灯在东方广场南侧亮起：圣诞老人坐在两头白鹿拉着的雪橇上疾驰，背景是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它提醒我，一年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我们一共见面五次：一月一号、四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六号、八月五号、十一月十八号。
我像记录书店的收支一样记下这些只对我自己有意义的日期，是因为我把它们当成个人传奇的一部分。我想未雨绸缪。当我老了，回顾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只有根据这些记载提供的线索，才能因为想起那些已经飞逝的由你创造出来的特殊时刻而感到一点安慰。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了。就好像我们还能活上一万年，才会对此一点也不着急。
就说元旦吧。那天我觉得，第一次在北京开始新的一年，该换换口味，就决定到马路对面的三羲和酒楼吃早点。酒楼不愿意赚这份辛苦钱，于是把上午六点到九点的时段，租给一对沉默寡言的陕西小夫妻。那男人系个白围裙，一脸闷闷不乐地在炸油条，包着黑头巾的女人则负责蒸包子。脖子上绑着红绸带的一对石狮子蹲在旁边。看到你在排队，我一个指头轻轻点了一下你的肩膀说“嗨”。你回头，也笑着说“嗨”。我说，第一次来，没想到碰到你。你说你也很少来。我说，我排着，你进去占座吧。你说要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多放辣椒。我说，杭州人还这么能吃辣的？你说你妈妈是重庆人。当时我离你的脸只有二十厘米远。在你呼出的寒气的薄雾后面，那两条笔直的眉毛真是好看。
早点摊的生意不错，满座。你站在一个大圆桌旁等位。后来一对母女离开，你去取了餐具，又动手把桌子擦干净。
我把早点端进来。你抽出一张餐巾纸递给我说，擦擦眼镜上的雾气吧。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饭，聊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关于陕西的事情以及对于儿时早餐的记忆（“我们”，而不是“我和你”，仅仅这种述说方式已经使正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感到极大的快乐）。
又比如五月二十六号。那天你说要体验一下潘家园早市。我不想影响你的睡眠，就让你按正常作息时间出门。到潘家园的时候，已经艳阳高照了。你说本以为卖书是一家家整齐划一的店铺，没想到全是地摊，看上去好惨。我说这是微利的生意，赚点儿辛苦钱罢了。你在东头儿老张的摊上买了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名义出版的《丹麦史》，上下两册。你说下一本书想翻译维克多·拉斯姆森的犯罪小说《火车停在哪一站》。拉斯姆森出生在明尼苏达州，是丹麦移民的后裔。你正在搜集相关的资料。你把小说的开头讲给我听：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独自去英国旅行，事先没通知任何人。到酒店放下行李后，他就到附近的特拉法加广场散步。在广场上，正观看一个街头艺人表演独角戏，跑过来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满脸雀斑的小男孩。他怀里抱着登机箱大小的纸盒，气喘吁吁。他对教授说：“先生，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强烈的画面感。后来我在另一个书摊帮你找到一本《明尼苏达书简》，是一位中国学人在明尼苏达访学的见闻。你说，哇，太好了。你说明尼苏达的一切都让你着迷——科恩兄弟、鲍勃·迪伦。我们谈到电影《冰血暴》里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风景和剧中人的明尼苏达口音。我说，要是能一起去旅行就好了。你说“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这四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我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但我随即提醒自己，别想多了，你只是顺嘴那么一说罢了。语意的重点在于“去明尼苏达”，而不是“一起去”。没有人每句话都深思熟虑。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看来，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的记忆机制。但我不想放过那些跟你有关的书。回家以后，我立即上网买了一模一样的《丹麦史》和《明尼苏达书简》，在扉页写上日期、几行简短的题记，把它们摞在卧室那个放置自用书的小柜子里。这样，未来我就能用这些书，把你出现的那些瞬间串联起来。
八月五号是个周日，天很热。我新买了辆黑色变速自行车，出去试骑了一小时。回来在小区里碰到你。你拎着个大塑料袋，刚从超市买了点东西。
“这车真漂亮。”
“要不要试试？”
“好啊，”你骑上去，摇摇晃晃的，赶紧伸脚撑住地，“车把太活了。”
“多骑就好了。我送你一辆吧，咱们可以一起骑。”
“好啊……不过……还是算了，我一月份要走了。收到伦敦大学的通知书了。”
“那太好了。”
我为你高兴，又有点失落。我邀请你到店里坐一会儿。听你讲了申请录取的全过程。
“越来越崇拜你了，你身上蕴藏的能量让我很自卑。”我说。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出去学习一段儿。”
“等我出去，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不是又擦肩而过了。”
你笑道：“说实话，第一次一个人到国外生活这么长时间，有点忐忑。”
“明年我去看你吧。”
“好啊。”
“对了，你瞧瞧这些有没有用，”我把书架上一小排书指给你看，“都是跟拉斯姆森有关的。”
“哇。太感谢了。”你的眼睛一亮。
你扫视着书脊：“都是潘家园淘的吗？”
“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大部分是网上买的。”
你把那本埃米尔·列文写的《荒原的福音书——维克多·拉斯姆森评传》抽出来，抱在胸前说：“这本书找了好久，太重要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能帮到你一点就好。”
你的头一歪，笑着提议：“请你吃饭吧，让我表示一下。”
“还是我来，庆祝你拿到通知书。”
“绝对不行。”
“好，好，听你的。”
我们去楼下的巫山烤鱼店。干杯。你很快就要离开北京了。我问你读完学位还回来吗？你说没想好，应该会吧。
想到很长时间见不到你，我总想抓住点什么。在不失礼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多地凝视你，试着用画家的眼睛。我默默地在内心描述你。描述你左边脸颊上那颗浅浅的沙粒大小的斑点。描述你撑在桌子上那消瘦的胳膊肘支出的锋利的锐角。描述每一句话以及光影的每一点移动在这张美丽面容上激起的微小反应。我如此出神，以至于差点忘了结账。在某个瞬间，我似乎又找回了毕业前在广州路那间有着巧克力色人造革卡座小饭馆的感觉。我进入自己制造的又一个幻境。
十一月那次见面，是因为你把钥匙锁家里了。你来找我帮忙，我叫了开锁的。那人学艺不精，鼓捣半天，出了一头汗，也没打开。你说，算了，干脆把锁换掉吧。
等那人收了钱下楼，你提议出去走走。我很高兴，当然也没蠢到以为这是一种什么暗示。以前我也约过你，发短信或打电话，问你有没有时间一起看电影或者爬山。你都拒绝了。以你那种非常礼貌的方式。我能从措辞里读出不想使我难堪的意味。你不想把我带入两个人一起看电影或爬山所象征的那种暧昧关系，不想让我燃起无谓的希望。所以这次，你的提议让我意外。你说，就去护城河边吧。
我们穿过广渠门内南小街，到了二环路边。然后沿台阶下到河岸。
“记得熊晓清说过你怕水。”我说。
“现在好多了。以前害怕去江边，连游泳池都不敢靠近。”
水面是像杨树叶子那种醇厚的绿色。还没结冰，能映出岸上的高楼和天空。我看见有人把一条腿架在石栏杆上压腿。还有个穿黑色卫衣的家伙把帽子拉得严严实实，将渔线甩到一大片漂浮的水草下面。你问我，这儿真能钓上鱼来吗？我说能，有专门撒进去的鱼苗，也有野生的。你又问，都在水草下面吗？我说水太浅，它们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你说，这其实根本不能算是河。我说，就是，不必跟钱塘江比，就是跟温榆河比起来，也只能算条小水沟。你说但是在古代，这样窄的河已经足够把两个人隔绝。我点点头。你又说，已经办好离职手续了。出国之前，还要回趟杭州，跟父母告个别。我说，你一个人去国外，估计他们会有点担心。你说，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让你觉得高兴。我们又谈起莫言刚刚得诺贝尔奖的事情。我喜欢莫言。你却觉得余华更好。我说，他只好再等二十年了。我又给你讲了莫言得奖后，他的签名本价格瞬间蹿升的事情，像股票出了利好消息连封几个涨停板。
后来我们扶着栏杆站住。对岸有张长椅，一个老头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椅一端，旁边放了个收音机。想想看，我已经在夕照寺住了一年。我酝酿了一会儿说，你走了，我会想你的。你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望向缓缓向前的水流深处。你黯然地说，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不意外。我很小就明白，爱是不需要猜测的。从你不再回信之后，我就再没奢望过什么。我也尽量不去说蠢话。实际上，面对你，就像面对一种超越我想象极限的巨大权力。不可能对抗，或者努力去做什么，只有接受。
如果狂妄地把我们之间的故事看作一部电影（尽管男主角不合格，但由于你的美丽，我觉得这么想也不算过分），那么今年就是情节毫无进展的一年。是被黑屏上打出的“五年后……”字样遮蔽掉的一年。大概未来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或者整个故事直接烂尾。我只是个任人摆布的演员。我不可能知道现在身处电影的哪个阶段：无论开端，高潮前的短暂回旋，还是无可挽回的尾声。二〇一二，只是爱情的草帽上被时光手指轻轻掸掉的一粒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