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

（一）个体特征

外来人口的个体特征不仅能够展示不同特大城市及城市群外来人口的构成和素质，而且从流入地的角度看，外来人口的个体特征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特大城市及城市群对外来人口吸引能力的差异。下面，笔者具体将从户籍类型、年龄分布、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四个方面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1.户籍类型

如表4-2所示，除北京、深圳外，十个特大城市农业户籍外来人口所占比例均高于非农业户籍外来人口。其中，杭州农业户籍外来人口占72.84%，高于其他城市；长沙次之（72.28%）。深圳农业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为40.94%，低于其他城市。如果从城市群（见表4-3）看，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中农业户籍外来人口与非农业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比较接近，各占50%左右。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农业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比非农业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高出3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吸引了大量农业户籍外来人口。

表4-2 十个特大城市不同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

表4-3 五大城市群不同户籍外来人口的比例

2.年龄分布

当前，劳动力人口[4]的年龄持续走高，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2017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增长到37.8岁。[5]从十个特大城市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看，天津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最大，为43.26岁；重庆次之，为41.08岁；上海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最小，为37.79岁，与2017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基本持平。如表4-4所示，分出生世代看，天津外来劳动力人口中的“50后”占19.59%，在所有城市的“50后”中占比最高。重庆的外来劳动力人口中有20.72%的“60后”和28.83%的“70后”，高于其他城市相同出生世代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人口中“80后”占比最高（41.31%），广州次之（37.06%）。成都的外来劳动力人口中“90后”占35.04%，为十个特大城市中最高的，长沙次之（30.21%）。如表4-5所示，从五个城市群来看，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由大到小依次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80后”和“90后”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是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外来劳动力人口中“80后”和“90后”的占比最高（62.00%）。随着特大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当地劳动力人口的重要补充，外来劳动力人口无疑能够缓解企业的用工压力，在社会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017年，上海老龄化率达到14.3%（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在国内主要城市（北上广深）中的老龄化程度最高。[6]因此，愈发年轻化的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流入将能让上海的发展保持充沛的活力。

表4-4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

表4-5 五大城市群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

3.婚姻状况

如表4-6所示，成都未婚外来人口的比例（36.33%）高于其他几个特大城市，这可能与成都的外来人口中“90后”的占比较高有关。而深圳、广州未婚的外来人口比例紧随其后，分别为28.76%和28.67%。与此相对应，从表4-7中可以看出，除了成渝城市群外，珠三角城市群未婚外来人口的占比最高（28.72%）。整体而言，当前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快、经济压力大，我国适龄群体的初婚年龄呈推后趋势，导致未婚群体所占的比例偏高，这在特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表4-6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4-7 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婚姻状况

4.受教育程度

如果说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那么人才就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首要资源。如表4-8所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重庆的外来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19.23%，高于其他几个特大城市相同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的比例。天津的外来人口中拥有初中学历的比例最高（38.46%），重庆次之（33.85%）。外来人口中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名前三的依次为北京、深圳、上海，分别为55.39%、49.89%和46.87%，尽管近年来二三线城市也竞相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是北上深对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外来人口中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排在第四位（41.53%）。这表明以开放包容著称的成都，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增强，成为众多高学历人才安放梦想的新去处。从城市群来看，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见表4-9）。虽然本次调查并没有覆盖五大城市群的所有城市，但是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不断升温的招才引智政策无疑会产生“虹吸效应”，势必会加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表4-8 十城市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表4-8 十城市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续表

表4-9 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二）流动特征

流动特征指外来人口的来源、居住时间、流动原因等与迁移行为本身相关的特点。同样，流动特征也可以反映不同城市对外来人口长期、持续的吸引力。下面笔者将从外来人口的户籍所在地、居住时间、居住稳定性和流动原因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户籍所在地

本次调查询问了外来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由此不仅可以获知外来人口的流动范围，同时也可以得知不同的特大城市对不同层级城市人口的吸引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为四个直辖市，因此将其与其他几个特大城市分开讨论。从户籍所在地（见表4-10）看，成都的外来人口中有82.25%的人来自省内，高于其他特大城市，长沙次之（78.52%）。换言之，成都和长沙两个省会城市吸引了来自省内的大部分外来人口，体现了其对省内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杭州的外来人口中有35.32%的人来自外省地级市，高于其他特大城市（除4个直辖市外）。深圳的外来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来自外省的县/县级市，远高于其他特大城市。在四个直辖市中，重庆的外来人口中有24.00%的人来自外省省会城市，占比最高。上海和重庆的外来人口中超过50.00%的人来自外省地级市。此外，天津的外来人口中来自外省的县/县级市的比例最高（46.59%）。

表4-10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的户籍所在地

2.居住时间

流动人口在某一地区居住的时间越长，表明其流动性越弱。当外来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弱时，说明他们在流入地的居住和就业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2013）。从居住时间（见表4-11）看，长沙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在5年及以下的占比最高（52.88%），成都次之（51.37%）。深圳的外来人口中有30.62%的人居住时间在6～10年，高于其他特大城市相同居住时间的外来人口比例。重庆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超过10年的比例最高（50.85%），杭州次之（43.27%）。整体来看，与大众印象中流动人口总是频繁地变换城市有所不同，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中有不少人长期居住在流入地，表现出明显的居住长期化趋势。从城市群（见表4-12）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在5年及以下的比例较高。珠三角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在6～10年的比例为28.11%，高于其他城市群相同居住时间的外来人口比例。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在11～20年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8.33%和27.86%。此外，成渝城市群的外来人口中居住时间超过20年的比例最高，占13.90%。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外来人口居住时间超过10年的比例较高，说明外来人口对其有较高的忠诚度。相比之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两个新兴城市群的外来人口居住时间在5年及以下的比例较高。可以预见，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

表4-11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

表4-12 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

3.居住稳定性

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也存在居住流动性，即个人改变居住场所的频率。而今特大城市日益高涨的房价和租金让许多外来人口背负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在城市中拥有稳定的住所似乎也并非易事。有研究指出，居住稳定性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前提，而居住流动性往往会使个人在自我概念、社会关系和福祉方面成为个人主义，导致对居住地的情感认同偏低（Oishi，2010）。从表4-13大致可以看出，外来人口的居住时间和5年以内的搬家次数呈反比：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越久，近五年搬家的次数越少，居住稳定性越高。从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近五年的搬家次数（见表4-14）看，深圳的外来人口中有75.37%的人近五年没有搬过家，占比最高；长沙次之，有63.96%的外来人口近五年没有搬过家。北京的外来人口中有16.55%的人近五年的搬家次数在3次及以上，占比最高；杭州次之（15.04%）。从城市群（见表4-15）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的外来人口中有66.49%的人近五年没有搬过家，居住稳定性最好。京津冀城市群的外来人口中有13.35%的人近五年的搬家次数在3次及以上，高于其他几个城市群中相同搬家次数的外来人口比例。结合居住时间来看，虽然京津冀城市群的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比例较高，但是他们在城市内部更换住所也更加频繁。尽管导致搬家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居无定所”的流动状态无疑会给人们内心带来更多的漂泊感，不利于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

表4-13 不同居住时间的外来人口近五年的搬家次数

表4-14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近五年的搬家次数

表4-15 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近五年的搬家次数

4.流动原因

流动原因通常可被划分为以婚姻迁入、随迁家属等为代表的社会型流动和以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为代表的经济型流动（段成荣等，2008）。最初的人口流动以社会型流动为主，随着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追求经济目标逐渐成为人们流动的根本原因。在本次调查中，经济型流动包括务工、工作调动、经商、学习培训，社会型流动包括照顾老人和小孩、婚姻嫁娶和拆迁搬家。如表4-16所示，特大城市中的社会型流动比例偏低（照顾小孩除外），主要为经济型流动。其中，上海的外来人口中经济型流动的占比最高（83.27%），广州次之（80.88%）。武汉的外来人口中社会型流动的占比（32.22%）高于其他城市社会型流动的比例，长沙次之（25.88%）。从城市群（见表4-17）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外来人口中经济型流动的占比最高（78.61%），珠三角城市群次之（75.39%）。总体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外来人口中社会型流动的比例（27.71%）高于其他城市群（见表4-17）。

表4-16 十个特大城市外来人口流动的原因

表4-17 五大城市群外来人口流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