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生长于春秋时期的鲁国，其时，天下动荡不安，周礼崩塌，一些突破传统的新思想也正在萌芽。孔子的父亲曾是陬邑宰，但在孔子 3 岁时便去世了，家庭生活由此陷入贫困，因而年少时孔子便不得不学习多种技能以谋生。尽管如此，孔子的家教依然非常严格，注重礼仪。他自觉学习六艺，博学多才。

孔子一生曾三次办学。第一次大约在30 岁的时候，学生主要由他亲自动员而来，年纪与他相仿，但没有严格限制。这个时期的办学主要是通过个别教学的方式来进行，偶尔也有集体教学或者户外的教学活动。这不仅吸引了平民学生，也有贵族学生参与。著名的学生有子路、冉伯牛等。第二次办学在孔子约 40 岁时，办学时间长达十五年，此时他已基本形成自己的学说，整理了一系列古籍作为讲学的教材，如《诗》《书》《礼》《乐》。这期间的学生大多是慕名而来，以青年居多，其中著名的有颜回、子贡等人。第三次办学是在孔子 68 岁时，此时的他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学说并扩大其影响。

孔子办学的成效非常显著，史载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贡献更主要还体现在如下几点：发展了古代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打破西周贵族的教育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整理和编著了许多儒家经典，奠定了儒家教育体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创立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在其去世后，儒学仍有长足发展，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几乎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

理论基础

“人性论”是支持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先天的本性和素质是非常相近的，而在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教育环境的习染则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对于“性相近”之“性”，孔子将其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先天之性相近，而后天之性可分为“生而知之”的“上智”和“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的“中人”，以及“困而不学”的“下愚”三类。孔子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中人”，可以对其进行教育，能够谈论高深的学问，而这些教育则会决定他们成为怎样的人。这成为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教育对象

自西周以来，“学术官守”“学在官府”，受教育是官府贵族的特权，庶人和平民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直到春秋末期，官学逐渐衰落，私学蓬勃发展，“学在官府”转变成“学在四夷”。孔子在“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当时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教育垄断。无论贵贱，无论华夷，只要有必要的学力和经济、时间条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自然谈不上“人人平等”。孔子在广招弟子时，也有严格的入学条件：入学须有介绍人，必须经由孔子面试，根据言行举止和相貌决定是否有入学资格。此外，要成为弟子必须要缴“束脩”，通常是“十条干肉”。可见，真正社会底层的平民是无法满足上述条件被纳为弟子的。除了上述入学程序以外，孔子排斥女性于教学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极大的突破，对后世，乃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

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指教育要培养的是怎样的人。在孔子看来，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贤德之士，为社会政治服务。孔子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君子儒”，让人拥有君子的品格，又提倡“学而优则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政治人才。

孔子教育对个人的基本目标就是成为“君子”。所谓君子，应当拥有三种品德，即：智、仁、勇。这些都需要学习来培养。同时，君子也应当是重义轻利，施行道义于天下的人。而在让受教育者成为君子的基本目标之上，孔子对于教育的个人最高目标则是成为“成人”。所谓成人，不仅具有君子的素养，还拥有足够的技能，懂得用礼仪和乐舞等文化来完善自身，身心和谐的人。

孔子教育的社会目标，则是培养优秀的政治人才，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孔子对教育的社会目标可以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来概括，主张学习与做官紧密联合，让贤德之士能够进入政坛，治国安民。这打破了西周时官位由贵族世袭的传统，让更多具优良素质的有识之士能够担任官职，对之后两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影响深远。

教学原则

孔子的教学原则在如今的教育界依然耳熟能详，依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所谓“教学”，有“教”和“学”两个方面。在“教”的方面，孔子讲学时体现出的原则是因材施教，诱导启发；在“学”的方面，提倡的是温故知新，学思并用。

孔子能够用精练的语言说出他的弟子各自的性格特征，并且提出“栽者培之，倾者覆之”，针对不同弟子的同一个问题，他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例如子路与冉求都向孔子请教“闻斯行诸”的问题——是否听到什么事情就要立刻去采取相应的行动？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不能擅自冒进。而回答冉求说，听到了就应当立即去做。子路个性冲动，所以有意让他谨慎，而冉求生性比较怯懦，所以要鼓励他行动。孔子对弟子们的教学内容也按照各自的特长有所区分，《论语》中有记载，颜渊、冉伯牛等弟子偏重德行，冉有、季路等侧重政事等。这种因材施教的方式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许多学生对孔子的教学方式的评价是“循循善诱”。孔子认为，不应当将知识完整机械地呈现给学生，应该重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启发，调动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学生自己获取知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方式，在他们似懂非懂时去启发，内心了解而不会表达的时候去诱导。这样能够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能够举一反三。

我们都熟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孔子要求学生时常“温故”，即反复温习和练习已经学过的旧知识，但这只是基础。“温故”的目的在于“知新”，即从学过的知识里使技能达到新的高度，或者得到新的认知。只有温故而知新，才可能在学业上不断提高。

孔子对学生也有“学思并用”的要求。《论语》中至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只学习而不独立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得，如果仅仅是思考而不学习知识则会恍惚而无依据。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曾用自己思而不学的经历总结说：“无益，不如学也。”但在学的基础上，他也强调思考，提出“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维，见德思义。”孔子的这个观点点明了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在后世儒学发展中，孟子和荀子在思和学方面有不同的见解，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教学内容

孔子曾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认为教学内容应当包括道德行为和文化知识两方面的内容。伦理道德的行为实践训练基于但又重于文化知识的学习。孔子开创了分课教学的方法，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对学生因材施教。孔子的课程主要是沿袭周朝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当时要从政之人的必学科目。在文化知识方面，孔子使用自己编纂的教材，也就是后来成为儒家“六经”的 《诗》 《书》 《礼》 《易》 《乐》 《春秋》。孔子的教学内容非常“入世”，偏重社会人伦，排斥宗教迷信。

教师理念

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提出了许多关于应当如何为师的思想，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典范。

孔子认为，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对学生要言传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在教学上，无言的身教远比言传更重要。若教师言行不一，则会失去学生对他的尊重，更失去了教学的意义。

教师的另一个必备素质，是能做到“诲人不倦”。一方面，作为教师要忠于教育事业，热爱学生，诚心教学。另一方面，“诲人不倦”还包含着毫无保留地教学的意思，教师应当在教学上对学生毫无隐瞒，无私传授。

除却以上提到的教师理念，我们还能够在孔子的讲学中看出，他热爱学生，对孩子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他如慈父一般，对弟子们严格要求，赏罚分明。他在弟子心中的形象，是一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先生。在师生关系上，孔子的理念是“尊师爱生”，这一点直到当代，仍然被教育界所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