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经济史的概念及其学科溯源

何谓经济史？在给出该术语的概念之前，先就“经济”一词的含义及其演进做一介绍。

1. “经济”的含义及溯源

关于“经济”一词的含义，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比较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经济是指人类在共同生活中的一切生产活动，即生产关系的总和。②经济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或者说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即“增产节约”“开源节流”。③经济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总过程。它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和它相联系的分配、交换、消费等过程。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④经济是指现实的社会生产。它和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等有所不同，后者是生产关系的概念。⑤经济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二是必须包含着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意思，三是还应包含着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四是经济利益是社会的基础。⑥经济代表一定的财富和生活用度，也可以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和。

于光远先生主编的《经济大辞典》对“经济”一词有三种解释：

（1）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制度。它由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状况所决定，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例如封建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

（2）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以及相应的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的兴衰，涉及一个国家的称为国民经济，如中国经济、美国经济等；仅涉及一个部门的称为部门经济，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建筑经济、交通运输经济等。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3）节省、节约。它在生产中指取得同样多的产出，但投入较少。它在生活中指满足同样多的需要，但支出较少。

上述关于“经济”一词概念的解释，实际上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含义的理解。前者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后者则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考虑的。

现代汉语中的“经济”和“经济学”两个词汇，在中国出现很早，早在西晋时期就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了。东晋元帝在褒美大臣纪瞻的诏书中说：“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同一时期的著名宗教家葛洪也说：“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到隋、唐时期，“经济”一词的使用更加普及，“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等种种说法经常被人们用来表达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唐太宗李世民的“世民”二字，就是取“济世安民”之义。 “经济学”一词也逐渐为人们所使用。唐代以后，还陆续出现了一些以“经济”命名的书籍，如刘颜的《经济枢言》、马存的《经济集》、滕珙的《经济文衡》等。以后有元人李士瞻的《经济文集》、明人陈其愫的《经济文辑》、黄训的《皇朝名臣经济录》、冯琦的《经济类编》、陈子壮的《经济言》、黄溥的《皇朝经济录》、王杰的《经济总论》，以及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经济文编》等，蔚为大观。到了清代，经济之学尤其为关心国计民生的士大夫们所重视，成为他们反对学术领域虚浮、烦琐风气的斗争旗帜。

但这种“经济”和“经济学”，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并不是一回事。“经济”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原指治国平天下之意，凡同治理国家有关的知识、学问，几乎都可以包括在内。经济之学所探讨的内容，除了有关的财政、经济问题之外，还广泛包括政治、法律、军事、工程建设及管理以及“域外之学”（关于外国情况的知识等）。

正因为中国原来的“经济”和“经济学”等词同现代的经济学含义完全不同，所以，当西方的经济学这门科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英文“economy”采用过“富国策”“富国学”“计学”“生计学”等多种译名，但从未译为“经济学”。到20世纪，中国才从日本接受了“经济学”的译名。国人最先采用日译西文“经济”一词见于1908年由朱宝绶翻译的美国人麦克凡著的《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断遇到各种矛盾、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经济利害关系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主张或方案，并且相互进行议论和争辩。人们要说明、解释自己的意见、主张或方案，并且在和别人的议论和争论中陈述自己的理由，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原理和范畴产生出来。这些观念、原理和范畴，就是人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理论形式。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越复杂，关于经济问题的认识也越深入。这种深入不仅表现为有关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更丰富、深刻，而且表现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从表面的、外部的联系深化为内在的、逻辑的联系，由此日益发展为一门比较系统的、独立的科学，即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著名学者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中，原意为“家计管理”或“家庭管理”。这是因为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还是以奴隶主庄园为生产单位进行的自然经济，因而人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其观察维度自然就集中在如何经营、管理好奴隶主庄园经济上。到欧洲中世纪晚期，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取代，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才逐渐摆脱了以往那种狭隘的“家计管理”内涵，开始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

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虽与中国古汉语“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或与“经国济民”相仿的内容，并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很相似。如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就曾写过《道德情操论》。也就是说无论在东、西方，“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经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都与今天的“economics”（经济学）有所不同，都与政治、哲学等无法分开。于是，中国出现“富国策”等，西方出现“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名称。“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615年由法国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1672年英国的威廉·配第的《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一书中也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广为沿用。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就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学研究重点在流通领域。在英法古典学派那里，经济学研究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关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规律。到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又转向需求方面，关注微观经济主体在既定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选择。经济学研究也更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逐渐淡化，1879年威廉·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序言中提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有“超政治”的含义。20世纪以后，西方多以“经济学”代替了“政治经济学”。

2. “经济史”的含义及其学科溯源

“经济史”是指以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去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因而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双重性质和特点。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历程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

“经济史”属于动态经济学的范畴，其研究任务就是“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不仅要解释“经济”的过去，而且也要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了解经济历史的变化。

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时，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开始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料，并利用讲课、著书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1868年，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经济史课程。在该校主讲经济史课程的经济学家勒瓦瑟教授（1828—1911），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经济史教授，被尊称为法国近代经济史之父，著有《美国的农业》《法国商业史》等经济史著作。此后，欧美各国的许多著名大学也相继开设了经济史课程，聘任了经济史教授。1892年，美国哈佛大学聘请著名学者阿胥黎（1860—1927）为经济史教授。1893年，比利时也产生了本国第一位经济史教授——皮楞（1862—1935）。

“经济史”这三个字连在一起正式作为书名或著作的名称，最早出现在1877年，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伊纳马·施特奈尔格（1843—1908年）出版了《论德国经济史的资料来源》一书。过了两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作——《德国经济史》（第一卷），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的经济史著作。这本书对于当时还很幼稚的经济史学科，起到了启蒙作用。1883年，英国剑桥大学西勃姆（1833—1912年）教授也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英国农村公社史——一篇经济史论文”的著作。从此以后，以“经济史”命名的著作就越来越多了。

“经济史”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产生了自己的教授，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扩大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这就意味着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

二、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意义

经济史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经济现象，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和研究它呢？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现代之前的世界之所以值得研究有许多原因：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丰富我们对人类生存条件和人类创造力的认识；帮助我们了解现代前的世界对现代文明和文化的长远影响。可见，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和对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和启迪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来讲，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经济理论是对经济运行、经济实践活动经验的提炼、升华和抽象概括。这个经济实践活动包括了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和源泉。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学说，是他毕生分析、研究经济历史和经济现状的结果。他在构造自己的经济学说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历史对理论的作用。《资本论》就是在对大量的经济史料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西方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获得经济学成就的人大都得益于经济史：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再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看不见的手”的革命，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革命，等等。这些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修正，无一不是以当时的经济实践与历史经验为基础与条件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雷格纳·弗瑞希、扬·丁伯根、库兹涅茨、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等，虽然他们是在理论或统计研究上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同样重视经济史。所以，要从根本上学好和掌握经济学理论，没有一定的经济史基础是不行的。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一书的作者熊彼特就将经济史作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基础。他指出：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应当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基础学问。

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和创新的源泉。任何理论都来自实践，经济理论更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实践的总结。经济理论由于其自身系统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局限在理论体系内，就很难跳出原有框架。因此，不管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创新，还是突破、修正旧理论的创新，都只有从实践的材料出发进行探索，才能形成新的成果，而实践材料的本质就是历史，因为一切实践材料都是已完成的过程即历史，经济史就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概而言之，如果仅限于逻辑推理，可以忽视经济史，而如果要创新，就离不开经济史，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只有在一个较大的范围（无论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内检验某一经济学思想，才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到其正确性或局限性。经济学家对任何事物都应持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的形成，无疑是由于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历史性研究能够揭穿古老理论的不合理性，对其合理性进行保留，并产生出新的思想，乃至形成经济理论上的系统创新。所以，经济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在理论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即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有所贡献。

第二，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史，是因为经济史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提供基础①。

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一方面是通过实证材料的归纳提出假设，另一方面是利用实证材料对经济学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证实或证伪），通过这种验证，可以得到更加可靠的理论假设，从而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

一般来讲，理论经济学主要研究短期的经济现象，即现行的经济现象，这些经济现象当然是比较真实可靠的。但是，这些经济现象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所以是不稳定的。经济史的优势在于，它所研究的经验是长期的事实，所以比现实的短期经济现象更加稳定和可靠。例如，经济学理论包括许多公理性假设。越是公理性假设就越是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但事实上，越是公理性假设就越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归纳，越需要经验的验证。而经济史就是从长期的经济现象中进行观察、归纳和验证。所以，经济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或假设，要比一般的短期观察所得出的假设可靠得多。事实上，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前提假设，都隐含着对经济史实证经验的观察和归纳。例如，经济学中最常用的经济人假设，事实上是通过经济史上大量现象的归纳而得出的。这种公理性假设，绝不可能从短期的经验中得出，而必须从对长期的经济文献经验的归纳中得出。

第三，经济史可以克服经济学“学科孤立主义”倾向。

长期以来，经济学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大量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研究纯粹的经济现象，标榜一种“纯粹经济学”。事实上，这是一种“学科孤立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的疆界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而这完全是人们有意造成的。”“今天经济学家所运用的变量更加数量化了，定理更加严密了，研究成果更加准确了。虽然准确性有所增加，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分析的范围缩小了，不那么 ‘丰满’了。”

但是，现实的经济不可能是经过高度抽象的经济，将一系列条件进行抽象的经济也绝不是真实的经济。现实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多因素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罗雪尔指出：“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所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强调多因素的经济分析方法。熊彼特也指出：“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 ‘制度方面’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济史研究可以训练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训练来打破经济学这种学科分割或“学科孤立主义”状况，以提高经济学分析的真实性和实证性。

第四，学习和研究经济史，可以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都有过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笔很好的财富，值得珍视。在现实的经济建设中，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使现实的经济建设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所以，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服务。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说：“经济史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实绩，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实绩。”

第五，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有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

熊彼特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它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之所以在经济研究工作中出现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理论素养，而在于缺乏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知识；而发生经济决策的失误，其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决策者依据了错误的理论或对正确的理论缺乏深切的领悟，而是在于他们缺乏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因此，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应当了解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

概而言之，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借鉴历史经验，在理论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即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有所贡献”②。

三、经济史研究中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引用③

就像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离不开经济史一样，经济史的研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在我国，学术研究长时期主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这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教条化的倾向，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地将马列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并不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表现。马列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充实，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原理的同时，还应不断地引进世界各国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开辟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水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它只是搜集历史资料来印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是根据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来演绎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的经济史，是不可能客观、正确、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更不可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向认为，他们的理论只是研究问题的指南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模式，如果拿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元的。在经济史研究中要不断引进、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及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有助于扩大经济史研究的选题范围，使研究的课题变得多样化。这些理论提供了传统史学家所不曾注意或无法研究的领域进行思考、解析、论证的新方法，从而按照这种观察问题的框架和它们所阐明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把过去历史学家看来没有价值的史料，或新发掘出来的史料，经过排列、归纳、分析，用以说明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这种依据理论模式对史料加以重新组合的办法，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种新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即在于它能提供一种与以前不同的、可以操作分析的、关于一组重要的经济或社会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从而能够说明一个或数个变量的变动对整体的影响。

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上，我国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即在经济史研究中也不必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论证，一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不管使用何种方法，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即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方法是最根本的方法。其实，这一方法在古典经济学者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早已运用。当代新经济史学家诺斯运用理论、历史和统计融为一体的方法，研究西方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经济增长的原因，得出制度因素尤其是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内在变量，制度变迁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诺斯的分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显然，诺斯的学术成果与他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产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不确定性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等众多现代经济理论密切相关。新经济史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研究了什么和得出什么结论，而更具意义的是，把现代的经济学工具应用到历史问题上，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所引进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都是以西方近代经济社会矛盾为出发点而提出的，对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由于其经济形态与西方社会有共同之处，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手段，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都可以拿来应用。但近代中国社会中除了那些与西方相同或类似的因素外，还有大量由传统社会中继承的因素，这些因素与西方是不同质的，因而往往是从西方引入的经济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比如中央集权国家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和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家庭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经济组织，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经济生活的规范作用等都属于此类。所以，在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应简单盲目地搬用外国的理论、机械地套用一大堆新名词、新概念以及对经济史料予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这是违背科学研究精神的。

四、史料的积累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经济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建立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必须具备资料积累和理论推动这样两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在几千年经济史料积累和近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人们很早就注意研究和记载人类有关经济的各种活动。在中国许多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献资料，如甲骨文卜辞、钟鼎铭文，以及《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等先秦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狩猎、种田、收获、土地制度、手工业、商业、货币、赋役等经济活动的记载。《尚书·禹贡》可看作中国最早的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周礼·考工记》可看作中国最早的一部手工业专著，《史记·货殖列传》可看作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商业史，《史记·平准书》可看作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财政史，《史记·河渠书》可看作中国较早的一部水利史。

自班固的《汉书》起，历代正史虽没有《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但有《沟洫志》，并增添了《食货志》。《沟洫志》就是水利史。另外，“十通”（我国古代十部政书的总称，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历朝《会要》《会典》和地方志，大多也有《食货志》或类似于《食货志》的部分。《食货志》记述历朝的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等制度，几乎涉及财政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各类地方志中，大多也有风俗、物产等内容。另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关于农业、手工业、医学、科技等方面的专著，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王桢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

上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类经济史料，就其本身来说虽然并不是经济史学，但它是经济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很早就有关于经济活动的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因为当时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

五、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于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初创时期。那时，一批接受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创立了中国经济史学。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社会经济开始进入史家的视野。梁启超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这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开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指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专刊，不少杂志也刊发了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有的还出版专号，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一些高校已开始设立经济史课程。

在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经济史坛的主要研究力量有三：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性。二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该所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是一个学术群体，这就是由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食货》半月刊是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期刊，自1934年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也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经济制度的探讨，或者是对某一产业部门或行业的研究，又或者是对中国近代某一项经济活动的调查或统计。

（2）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年），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初步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学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虽然没有取得学术界共同接受的结论，但加深了人们对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受挫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几乎停顿，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4）1978年以后为中国经济史学科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术论著大量问世。据统计，自1986年至今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的数量，远远超过20世纪前80年有关论著的总和。

二是研究领域扩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专题展开，近代经济史则主要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市场、交通、金融、财政、消费等受到学界的重视，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部门经济史、专题经济史、区域经济史、民族经济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新观念的引入，改变了原来的研究视角，也拓宽了研究领域，如近年对生态农业、环境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的研究悄然兴起，丰富了原有的对农业史的研究。

三是理论方法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考古学、民族学、人口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动经济史研究方法向“多元化”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在这些理论方法中，以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史学、区域经济史理论、历史经济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史学最有代表性。

四是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气。自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全国大讨论后，20余年来，对某一重大问题作全国性大讨论的盛况不再。有论者认为，回避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的基本特点。近些年，经济史学工作者在挖掘、整理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资料种类大为增加。除过去经常使用的官书、方志、文集外，考古发现、文献档案、契约文书、族谱、碑刻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田野调查的引入则为史学研究积累了新资料。与此相应，大批实证研究成果问世，造就了经济史学的辉煌。

五是学术流派逐步形成。在中国经济史学的长期发展中，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因理论方法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或流派，大体上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同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可以说，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①。

六、中国经济发展史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

本教材题名“中国经济发展史简明教程”，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我们突出了“发展”二字。“发展”，意味着我们将改变以断代经济史为特点的传统教材模式，把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史当作一个连续的过程来对待，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如何从传统经济状态向现代经济状态的转变，即经济现代化历程，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性。

1．什么是经济现代化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整体互动过程。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内容或关键组成部分①，其内容是指从传统（古代）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早期我国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由于受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帕森斯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是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末，吴承明研究员对经济现代化的意涵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业化实质也是现代化但不等同于现代化，它是1860年以后开始的……西方现代化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商业革命引起工业革命。”② 赵德馨教授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市场化与工业化都融入了经济现代化定义，并阐述了工业化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为：①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主要的两个。市场化过程与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程同步，它以社会分工和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社会化为基础。市场化是经济运行机制现代化的代名词。工业化是指从手工劳动到使用机器的过程。从手工生产到使用机器，不限于手工业——工业领域，农业、交通、通信、商业等领域都有这个过程。工业化实际上是设备技术现代化的代名词。②市场化与工业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同。③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内涵：第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在工业化之外还须加上市场化。第二，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第三，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的。我们认为，赵德馨先生对“经济现代化”意涵的解释是比较全面、准确的，特别是关于“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的提法，完全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2．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

之所以说“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这是以世界和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为依据的。

首先，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证明了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发端的欧洲近现代史，是一部经济现代化史。欧洲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由商业革命到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换言之，是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历史前提与基础。500年来，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沿着市场化和工业化互动的道路走过来的。

其次，从1842年开端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也是从对外贸易、国内商业和金融等领域开始的，是从市场化开始的。1842年前，中国经济中市场的发育水平，已具有市场经济萌芽的性质，它是1842年后市场化的一个出发点。1842年以后开始的市场发育，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从这以后直到1949年，工业的每一步扩大都以市场的扩大为前提条件。市场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兴衰与共。

最后，1917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史也证明了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从1917年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十多个，到八九十年代，其中多数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十多个国家，无论现在实行何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实行过使工业化、现代化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计划经济体制，效果都不好，现在都转而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没有市场化作基础，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搞不好的。

以上事实说明，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证明了经济现代化必须包含工业化与市场化这两个主要层次，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市场化是前提，也是基础。这是近现代经济史中的一条规律。

3．经济现代化两个层次（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关系

首先，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经济现代化从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开始，其进程是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市场化到工业化。市场化为工业化准备条件。市场化，即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过程，是经济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没有市场化阶段，便不可能出现工业化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市场化无完结之日，但有起始之时。在欧洲，市场经济形成的起点，是在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市场开拓之时。

其次，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当工业化以市场化为基础时，市场越扩大，工业的规模越大。市场扩展越快，工业发展越快。当工业化与市场化背离时，市场缩小，工业发展投入产出比低，效益低下，工业结构畸形，进程受挫。一些国家一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工业化，然后都改为依靠市场化推进工业化的事实说明，工业化必须以市场化为基础是一条经济规律。违背了这条规律就要吃亏，经济现代化就要走大弯路。市场化决定工业化，需求决定生产，这是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传统经济的主导方面是生产决定需求，是生产导向；现代经济则相反，是需求导向，即从需求中寻找经济增长点。要使经济增长加快，在工作上必须从扩大市场入手（包括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投资、外贸与内需，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要通过扩大市场发生作用。

最后，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马克思在叙述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历史进程时，说道：“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业”是工场手工业，不属于工业化的范畴。他所揭示的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流通互动的关系，是16世纪以后的普遍现象。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化与工业化为经济现代化的两个车轮，互相促进以推动经济现代化滚滚向前。200多年来欧洲的经济是这样，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也是这样①。

4．中国经济史主要讲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

由于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现代化事业，中国当前阶段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因而，我们这门课程也主要是介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即中国社会经济由古代封闭到近代被动开放再到当代主动对外开放的转变；由古代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当代信息化社会的转变；由古代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当代市场经济转变的具体过程。这一历史进程跨越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下，这三个转变虽然反复曲折，但总体上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相一致的。

经济现代化是500年来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时代特征，也是中国1840年以来近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主线。离开了经济现代化，既不能揭示5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史与15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也难以解释和说明这个时期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

经济现代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动态过程。因此，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现代化问题离不开对它的起点，即传统经济状况的分析，包括传统经济对现代经济的影响及传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的变态与残存；研究传统经济也不可能不看到它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趋势和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例如，除远古之外，无论是古代、近代和现代，都存在市场。市场是不断发展的，并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人类经济史，是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发育的历史，是走向市场化和市场化演变的历史。市场化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相互贯通，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产生、发展的过程。这也是我们以市场化为基础讲授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思考题

1．简述经济史的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2．简述经济史的学科发展历程及其与经济学的关系。

3．简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① 赵津．中国近代经济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①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1－32.

② 王玉茹．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J］．学术月刊，2007（1）: 127－130.

③ 陈自芳．经济史对经济学科的意义及方法创新［J］．当代经济研究，2001（9）: 7－11.

① 刘兰兮．中国经济史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与主要成就［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① 丁文锋．经济现代化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吴承明．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 144－146.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72.

① 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8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