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简述

现把本书的研究思路略加分疏，以便于读者阅读：

（一）本书以“贤”的判断为主，正文合共四章：第一章讨论让国不贤的问题，另对“让”和“辞让”的涵义略加辨析；第二章讨论死难问题，除了六个随他人而死的案例外，还会处理臣子不死难的选择和灾卒称贤的问题；第三章讨论复仇问题，指出《穀梁》如何批评齐襄公、鲁庄公、伍子胥这三个不被传文称贤的人，另对宋襄公和齐孝公因“报”而战加以剖白；第四章讨论“贤”的指谓和条件，指出“得众”“通恩”“尊君”“使贤”四个称贤的条件，说明某些人称贤和不称贤的缘故，进而讨论传中的“贤”是什么涵义。最后是简短的结语，整理和归纳全书的论点。

（二）为了剖析正文四方面的内容，本书四章的写作策略是先挑选相关的经传进行深入的解读，然后概括和综合先前解读的内容，指出《穀梁》的观点与流行的理论主张有何异同，使读者更清楚地理解传文的思想涵义。被讨论的经传之所以需要挑选，是因为《春秋》是一部编年史，因事件的时序规定，许多内容相关的经文受此限制而分别记载在不同的年份之下，若不将之挑选出来另作讨论，是无法凸显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挑选的原则，主要有三：

①按照经文的笔法。不同的经文使用了相同的措辞，比较相同措辞的经文便可以探究其中的异同。这就是《春秋》研究的“属辞比事”原则。如孔父、仇牧、荀息、公子瑕、箕郑父、庆寅都是“A杀（弑）B及C”的C，所以这六人需要合起来比较观察。

②按照相关人物的出现。因为“贤”是对人的评价，所以本书的讨论也不能不围绕着相关的人排列其事，例如经文详载其事的宋伯姬，自成八年出场，至襄三十年卒葬，横跨39年，有关她的经文多达12则，要讨论她为何被《穀梁》称为贤者，就有必要将这些经文一一抽取出来加以解说。

③按照讨论课题的需要。经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很多都是周旋多年，在不同事件中有所表现，例如齐桓公，他自从庄九年夺位，至僖十七年逝世，这45年间的许多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他相关，涉及他的经文多达87则，本书不得不有所割爱；例如第四章讨论他作为贤者的问题，只挑选9则经文而已。

这三个挑选原则，主要是服务于本书对“贤”的讨论。在此，本书不敢承诺其中完全没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想法在内，仅能说尽量努力把抽样工作做得较全面、较精细，不致断章取义而已。

（三）本书以“探微”为题，“微”意谓微细，不是“微言大义”的“微”。“探微”，就是希望深入探寻《穀梁》的内容，触及各种微细之处，尽量做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也不放过。以文献言，《穀梁》两汉或更早的古本早已失传，现存的完整著作仅有一部，即唐代修订的《春秋穀梁传注疏》。今日可见的《穀梁》版本仅有敦煌残卷、开成石经本、绍熙余仁仲万卷堂本、宋元十行刊本，内容差别不大，对这些版本的比较分析，王天然近年出版了优秀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此，本书已不必再做这方面的校勘、版本等工作，可以放心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文的解读上。

（四）与其他文献一样，要了解《穀梁》不同字词的意思，一方面需要借重基本的语言训诂，另一方面还需要结合文本的独特语境加以鉴识。虽然不像出土文献用字那么生僻，但《穀梁》的字义还是需要一定的语义训诂方能读懂。远的不说，本书所谈的“贤”字，就不是涉及道德水平的高低，有别于贤能政治的一般理解；假如不知“贤”有“多”义，就不可能理解《穀梁》为何以“得众”训“贤”。不过，语言训诂只是提供了厘定字义的各种可能性，要确切判断传中字词的表达和指谓，还要服从以下三个原则：

①句读的畅通性。《穀梁》所有字词，都是嵌在不同的句子之中，并非孤立的存在。要判断哪一种解释符合传义，仅知道该字词在训诂上有何涵义，是不够的。必须回到上下相关连的文句上再三审视，从句义审核字义，方能通释字句。例如“治”字，就有惩治、演练、办理、验知、治理、管治诸义，但像昭四年传“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的“治”，究竟是指哪一个意思呢？假如孤立地仅看这一句话，似乎惩治、治理、管治三义皆可读通，但若结合昭四年传上下文可知，这是谈论楚灵王要处死庆封的问题，所以该传的“治”只可能是惩治义，而非其他。

②传例的适用性。《穀梁》有各种各样的传例，包括：二事相比之例，释此事而证以彼事之例，比事则发其义于一传之例，因一事而通释数事之例；同一事有发传不发传之别，有前后发传之别，又有处处发传不嫌重复者。传例之存在，意味着某些传文虽未明白解说，但适当的时候也该援引传例指示究竟。例如庄十三年经：“冬，公会齐侯盟于柯。”《穀梁》只说“曹刿之盟”和“桓盟”，没有明言谁是主持盟会的人。但若参照“会者，外为主”的传例，便会知道齐桓公就是主盟之人，而“曹刿之盟”主要是交代他在会上胁迫齐桓公之事。

③经文的规限性。说到底，《穀梁》是为了解释《春秋》而作，对传文的解读始终离不开经文。不合经义的说法，是应该遭到批评的。《穀梁》屡有“善救”之文，统计全经可知，言“救”共24例，全部都是褒义。明乎此，便可知道那些尝试逆反“善救”之论的不可靠。又如庄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穀梁》理解为纪侯彻底离国，没有明显的破绽；而《公羊》却认为“大去”是“灭”的讳辞，这是漏了没有解释经文“纪侯”二字；两相比较，便能发现《穀》优《公》劣的所以然。

（五）为了清楚辨析何种诠释意见符合传义，有必要尽量扩大搜证的范围，聚集各种正反意见，加以比较和驳难，从而整理出一些比较可信的观点。大体上来说，除了《穀梁》各种传注和研究作品外，至少有五类文献值得参考：

①《左》《公》二传及其注疏。研究《穀梁》，不等于只需要读《穀梁》的作品。三传立言不同，彼此攻诘驳难，异见繁多。对于任何专攻某一作品的研究者来说，这在客观上造成大量反证的存在。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只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而忽略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不考虑异同之见，自说自话地阐述个人的读书感想，绝非真正负责的态度。柯劭忞表示：“非兼通三传，不足以治《春秋》之学。”此言实得要领。要真正辨析《穀梁》说的什么，尤其是它说了什么独特的东西，就不能不兼读《左》《公》考究异同。尤其是自范宁以降，很多《穀梁》注疏在不同程度上参考二传（包括何休、杜预等人的解经意见），要鉴别其中的是非得失，岂能将之摒弃不顾？还有，像何休、孔广森、刘逢禄、陈立等人因为尊奉《公羊》的立场而批判《穀梁》的意见，也是《穀梁》研究者需要认真对待的。

②先秦两汉的各种文献。与早期中国其他文献一样，《穀梁》有不少篇幅引录了其他作品的观点，例如隐元年传“成人之美”便是出自《论语》，也有不少观点与《孟子》《荀子》等作品相通。《史记》《国语》《新语》《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书，也有不少叙事与《穀梁》相互印证。这些文献，当然是研究《穀梁》不能忽略的。

③唐宋以来各种袭用或批评《穀梁》的作品。唐宋以后，虽然有专门研治《穀梁》之风不再，但三传同在学官，许多《春秋》学者都是认真研读《穀梁》并有自己的心得，没有理由说他们的学术成果不该被采用。例如庄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的“大”，叶梦得训“大”为“尽”，早已得到钟文烝、柯劭忞、廖平等人的接受。又如胡安国对“救”的理解是“未有不善之也”，也是通释经传的正确观点，一些清儒也没有这样正确的理解。还有，这些作品对《穀梁》的各种误解和批评，也不能武断地加以剔除。

④文献训诂的研究成果。因为文献传抄的阙失，或先人误读的错谬，《穀梁》某些文句仍有费解的疑义。诸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于鬯等人虽无《穀梁》专著，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是诂解传注的指路明灯。例如僖三十一年传：“乃者，亡乎人之辞”，自范注以降不得其解，全靠王引之的训诂方才晦而复明。

⑤西方政治理论的著作。《穀梁》和所有历史文本一样，它们的观念主张如果不能透过现代学者能够理解的“思想通货”加以说明，就很难有真正的生命力可言。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是研究《穀梁》的专家）在条件允许下参考相关理论著作，告诉读者相关文本的观点放在理论语境中观察究竟是什么东西。尤其是本书既以“政治伦理”为题，对相关理论是不该毫无认识。例如《穀梁》批判鲁隐公“不正”，显然不是指道德恶劣，而是认为他的做法欠缺政治合法性。这就要求研究者不得不对“正义”与“合法性”的差别有所认知。又如有研究者把复仇理解为一种权利，以此作为复仇者加害于仇人的理据。为了检讨这一观点是否合理，研究者便需要研读权利的理论学说。这不是简单的“以西释中”，而是又为了弄清“中”是什么东西导致必须看清楚“西”的面貌如何。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抗拒西方政治理论的学习，不是循序有常的学术态度。

（六）本书的写作，尚有以下三点补充说明：

①先解读，后讨论。以某一论题为核心的申论，是现在学术论文常见的做法，好处是纲领清晰，读者容易把握。但像《穀梁》这种文本内部存在许多费解之处的作品，假如不先解读文献的内容，直接按申论形式谈说其内容，往往导致一个极不可欲的结果：论者不必仔细考究相关文本的原意，径自以己意申述内容，若有不慎，就可能迁就论者的思想观念，多于文本原意的解读，最后就是蜻蜓点水，避难就易，回避了大量需要辨析、驳正的难点。本书之所以扩大阅读和参考的范围，目标是尽量准确地掌握《穀梁》文本的原意，不想操之过急，人云亦云，或以某些悬空想象的立场作为立言的根据。针对申论写作存在拈轻怕重的倾向，本书决定采用较笨拙的文献解读方式，先解读相关经传是什么意思，然后从解读结果中总结论说。一言以蔽之，先解读、后讨论！期待这种写作方式具有更充实的文献根据。

②讲究归纳和举证。文本研究不像自然科学。许多自然现象是无法做到全盘归纳数据后方才提出论断。但文本研究毕竟篇幅有限，研究者要厘定什么观点是正确的，其实在文本内对相关概念按用法进行统计，还是可以得知基本的趋向。尤其《穀梁》的篇幅不大，对其较有关键性的一词一语，归纳它在文中出现的例子的次数，进而辨析其涵义、指谓和用法，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本书在解读文本的不少注脚中，援引和归纳了很多字词、用例的统计数字，以此作为支持论点的证据。这样的做法，比起随便抽几句话（尤其是文本以外的话）来作演绎的前提，任凭己意的“以私智说经”，应该较有说服力。

③问疑辨难。要鉴别《穀梁》究竟说些什么？在本书以前，便有许许多多的传统说法，一些更因来自较早的时代，而享有权威的地位。但这些说法能不能证成某些观点，要看它们在相关论证中所能发挥的效用。古不古与真不真，绝对是两回事。其人学养深邃，也不保证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虽然本书极其尊崇过去《穀梁》研究者的学术积累，也十分同意秦平的话，相信“不同时期、不同倾向的研究者们倾注心力所得出的‘一隅之见’，仍旧是值得我们尊重和重视的”，但不能由此推出墨守旧说（包括前人注疏）的必要性。一切端视乎其论证是否能够成立。其论证存在漏洞或没有认真承担举证责任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在本书写作中，遇到了许多这样的说法，针对它们的问题，将会尽力辨是非、覈同异。目标只有一个：寻找最符合文义的解释。所有论点的建立，力求建立在坚实的证据上，借用徐复观的话来说，“不是以态度对态度，而是以证据对证据”。检视证据的标准，以传为主。一切证据，与传合者为是，与传违者为非。

因为上述的考虑，本书将有许多考证和辩难，需要读者仔细阅读。《穀梁》是一部难读的书，许多内容对研究圈外的人来说，也许是比较陌生。本书期待正文所述的各种解读，可以扎实地解决一些疑难，对读者认识经传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