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浙西山区的一个小山村。
村子里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坐落在两座山之间一条小河的西岸，房子都是江南老旧的古式建筑，房子紧挨着房子，中间只有不到一人肩宽的“滴水弄”。邻里之间，鸡犬相闻，互相没有任何秘密，说夸张一点，两口子晚上躺在床上闲聊要是大声一点，邻居就可能听的一清二楚。
白天，全村的青壮年男女会在生产队队长统一组织下下地去劳动，村里的会计则配合记录每一个人的工分（每个人劳动一天的得分），壮年男丁标准是13分，壮年女丁标准是10分，其他根据年龄和劳动能力记录半个工分，7分。如果谁能早上加个班（起床后下地劳动，等太阳出来后回家吃早饭）会额外得到3分。这种简单的工时记录方法是当时的主要分配依据，到了月底、年底分收成的时候，会计会根据全村的总收成和总工分数，核算每一分能够分到的收成，每户人家则根据全家一起劳动累计的总工分，按照比例获得自己家的那一份。
这种简单而朴实的集体主义劳动机制和分配机制在中国当时推行了近20多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地改革之后，这样的形式的确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的热情，人人都欢欣鼓舞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劳动中，这样的方式的确比以往给地主打工或者租种地主家的地来的合适，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个时候的日子已经好过了很多，至少村子里没有了饿死人的情况。但是距离吃饱和吃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多数的家庭每年分到的粮食基本上只够支撑10个月，还有两个月的口粮就需要自己进行合理的规划或者其他办法去解决。比如有的家庭比较活络，自己养几只母鸡，用鸡蛋去换粮食；有能力的家庭会养一头猪，卖掉之后换粮食。即使如此，也并不一定能如愿，因为那个年代，有钱也不能直接购买商品，而是还要搭配所谓的粮票，粮票是国家计划经济根据实际物质丰富程度来给每个家庭配额供给的凭证，只有钱和粮票齐全了才能购买的到相应的商品。
当然，由于粮票的稀缺性甚至超过了钱本身，很多时候，单凭粮票也是可以买到一些商品。
山区农村的夜晚很早就迎来了天黑，那时候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点“洋油灯”，其实就是煤油灯，和蜡烛差不多的火苗，吱吱作响，不能长久烧，一方面是费油，另一方面在煤油灯旁边呆久了，第二天鼻孔里会有一圈黑油。
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没有娱乐节目，天黑就各自回家；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不会互相串门，因为如果有客人来访，就必须要点上煤油灯，如果只是自己家人在，有些节约的户主连灯也不会点，早早上床睡觉。
那个时候，农村的妇女要是不能生孩子，或者生的数量不到三五个，会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农村人很直接地指指点点，说什么“不下蛋的鸡。”
国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白白净净的男孩，一出生的哭声很响亮，是国柱他娘的第一个孩子，又是一个大胖小子。国柱的出生让他娘在家里的地位立刻发生了变化，她获得了不用去生产队干活，专职在家照顾孩子的权利。
那时候给孩子取名都很大，都想着和新中国的国家命运相关联，什么建国、国庆、建军、国华；国柱的爷爷以前是晚清的私塾先生，有点学问，国柱父亲虽然因为战争没有正式上过学，但是长期在老先生的耳濡目染下也学了不少字。国柱出生的时候，他爷爷早就不在世，所以取名字的大事就只能国柱他父亲来了。
“就叫国柱吧！”国柱的父亲想着有了儿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自己后继有人，但是不能说家里的柱子，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以国为家，有国才有家的意识很坚定。
国柱就有了自己的大名。
国柱之后，国柱他娘又为他生了一个妹妹，叫琴儿，长得聪明伶俐、乖巧可爱，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国柱出生后的几年，虽然只有国柱他父亲一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但那时的农业技术已经有了进步，粮食产量也在逐渐攀升；加上家家户户都在闲暇时间各自开辟了自家的副业，种菜的、挖笋的、采茶叶的、养鸡的。基本都解决了各自的生计问题，再也不用过几年前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了。
但是好景不长，国柱他娘和村子所有其他妇女一样，在没有任何医疗知识和生理常识的情况下，就像一只成熟的母鸡，一旦成熟下了蛋，就一个接着一个生。第三个还是女孩子，不幸的是，出生后由于婴儿期的疾病，早早夭折。国柱他娘带着国柱和琴儿，还要自己照顾襁褓中的小孩子，前后折腾2年多，最终也没能把孩子带大。
不过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并不算新鲜事，在这么一个不到百余户的小山村里，十有四五的家庭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幼子夭折的伤痛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前后两年的折腾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和负担却不小。国柱他父亲决定，不能继续再生了。
但是这只是他的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第四个孩子又来了，又是一个女孩子。国柱的父亲很烦恼，给孩子取名叫“末末”，寓意为最后一个孩子，不能再多了。一个人要养活一家四口，国柱的父亲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平时也经常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那个旱烟袋里面的烟丝消耗也越来越快。
这个时候，国柱才四岁，他对这一切毫无感觉，每天乐呵呵在村子里到处找同龄的小伙伴们玩。那个时候的农村治安尤其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最真实的写照。四岁的孩子吃过饭就出门玩耍，家长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护；中午到点了自己回家吃饭，如果错过了饭点，家长会把饭菜摆在桌子上，自己回来自己吃。
国柱最喜欢的游戏是和小伙伴到处捉迷藏，这个游戏的范围很大，整个村子的都可以藏身，一个小伙伴闭着眼睛数数，要数100下。其他小伙伴作鸟兽散，到处找藏身之地，有的直接钻进一堆很大的玉米秆堆的中间，躺在里面睡大觉；有的躲进了牛棚，藏在牛睡觉的稻草堆里；甚至有的还躲到鸡窝里，一次游戏能玩半天。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玉米秆或者稻草堆中捡到母鸡刚下的鸡蛋，还带着温度。
这样的鸡蛋因为不知道是谁家的母鸡下的，属于无主鸡蛋。小孩子面对这样的饕餮美食，是很难抵挡住诱惑的，一开始，小孩子会直接敲开，大口吃掉，把鸡蛋壳扔掉，后来有调皮的孩子吃出了经验，在鸡蛋两头各自打开一个很小的孔，然后对着其中一个孔吸食里面的蛋液，另一个孔透气，这样更好吸。吸完之后，整个鸡蛋壳还是完整的，和平常无异，然后往里面灌水，灌满后在两个小孔堵上，用这样的“水鸡蛋”来捉弄其他小伙伴。
这事直到有一次，国柱摸了一户人家屋子里鸡窝里面的蛋，吸食完了用水注入，不想被女主人抓个正着。这下事情闹大了，农村人没啥文化，但是会夸张，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大声痛骂，沿着村子的小路从村头骂到村尾，还站在国柱家门口骂了半个小时。从自己辛辛苦苦养鸡开始描述，生活多么不容易，结果却被天杀的国柱把鸡蛋给吃了，巴拉巴拉，就好像国柱杀了他家的亲人一般；而且连带把所有类似的鸡蛋丢失案件都算在了国柱身上，诅咒国柱吃了鸡蛋有不好的结果等等。
国柱的娘就在屋里，的确是自己理亏，本来想从家里拿一个鸡蛋作为赔偿，但是还没出门，骂声就从村里传来。她一窝气，就干脆不去还这个鸡蛋，既然你已经开骂了，拿我就省下一个鸡蛋。本来国柱的娘想大孩子一顿以示惩戒，但是对方骂的实在难听，反而打消了国柱他娘要打他的念头，国柱总算躲过一劫。
不过自从这事以后，国柱再也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别人家的东西不能拿！”这种浅显而简单的道理，在农村孩子身上，需要通过这样一件一件的事情得到教育。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在末末一岁多的时候，国柱他娘又怀孕了，10个月后又给国柱生了一个妹妹，取名丁丁。国柱父亲本想末末就是最后一个孩子，想不到又来一个，取名丁丁，源自当时农村的说法，五个手指各有名字，小拇指在我们当地俗称丁丁。取这个名字也算给五个孩子都排了位，老三夭折，但是毕竟来过世上走了一回。
这下国柱家的经济更加吃紧，6岁的国柱和五岁的琴儿，3岁的末末和刚出生的丁丁，四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一家五口的担子全部压在国柱他爸身上，已经不堪重负，国柱他娘再也没法全职在家带孩子，也跟着国柱父亲去生产队干活，能挣一个工分是一个。集体劳动之余，他们也必须格外努力去开拓副业，种麻，搓麻绳；采茶叶、采茶籽，以养活家里的四个孩子。
国柱这时候成了家里照顾妹妹们的主要帮手，每天早上，国柱他娘会做好中饭，然后和国柱父亲一起下地干活，丁丁还在襁褓中，只能用一个布带条绑在身上，他们一般要到接近傍晚才能回来。
国柱，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要照顾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妹妹一整天，包括中午带着两个妹妹一起父母留下的午饭。午饭和菜（如果有的话）会捂在早上烧过的土灶锅里，加上一小部分热水，能够保持半天的温度，所以中午吃饭也是热的。
这样的童年生活是当时那个时代每一个农村儿童的生长轨迹，作为家中的老大，从很小便开始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也正是这种环境，造成了孩子都早早具备很强的生存和劳动能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算是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