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石油产业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其意义

（一）产业研究的理论转向

从文献来看，关于中国石油产业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产业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领域^[4]，社会学对该产业的研究比较少。中国石油产业的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对石油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度、市场集中度、产业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描述性与对策性的分析（习文静，2007；杨嵘，2004b；陈立，2001；韩学功，2006；董秀成，2005）。由于石油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多数研究更关心如何改善中国石油产业的市场结构、提高经营运作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石油供给的安全等问题（管清友、何帆，2007；诸文娟、刘宏伟，2006）。石油产业的问题也经常出现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中。这些研究认为，石油是一种战略性商品，石油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需要借助国家力量的增长，借助国家外交的努力，减少国际因素的消极作用（李玉洁，2008；Ma & Andrew-speed，2006）。从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来看，已有的相关研究呈现四种形态。第一类是以产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指导的针对具体问题，如石油产业结构、产业竞争等进行的比较技术性的研究（傅琦，2007；王明明、方勇，2007）；第二类是一般的规范性分析，针对特定的问题（如石油产业竞争问题、石油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石油产业国际化经营战略问题等）展开对策性的讨论（杨嵘，2001；李连仲、李连第，2000）。这类研究相对缺乏一种成熟的理论框架。第三类是指一些观察家或人文学者所开展的关于中国石油产业的具有较强“启发式”的研究（钟飞腾、林峰，2006；宋连生，2005；严绪朝，1998）。这类研究一般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主要思考石油产业与中国国家发展的相关关系。第四类主要是以博弈论为方法和理论基础的关于产业内企业竞争合作行为的研究（李岳，2004；叶传华，2005）。这类研究通过建立符合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经济分析模型，并模拟和分析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说明不同经济行动主体之间基于经济理性的博弈能够促进产业经济效率的提升。总体上，关于中国石油产业的既有研究基本上以静态结构性的分析为主，比较缺乏对长时段产业制度变迁中行动者互动及其深层影响的考察。

区别于结构性分析占主导的既有研究，本研究试图引入法国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推论方式来考察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变迁。也就是说，特定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由市场、制度、网络等单一结构要素决定的结果，而应该是在具体行动领域中，两个或多个自由行动者之间权力游戏的产物。权力游戏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谈判、协商不停地改变着既有的行动场域，使得特定产业的发展呈现一种复杂的过程并由此形塑特定的产业发展模式、制度与范式。

为此，本研究以中国石油产业1988～2008年发展范式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这一变迁所隐含的深层动力机制。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研究因变项：石油产业范式的转变，具体操作性测量维度包括：（1）定价机制（从政府行政定价到与市场接轨的定价）；（2）组织形式（从国家行政式企业到现代公司制）；（3）市场参与格局（从政府主导下的局部有限竞争到多元市场竞争）；（4）外部合作战略（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研究自变项：具体行动领域中，相关行动者（如政府、企业、社会群体等）间就石油产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这种权力关系与游戏构成了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源。

研究策略及内容：首先，本研究把中国石油产业自1988年以来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1988～1998年为早期的“封闭-行政化”范式阶段，1998～2008年为“开放-市场化”范式阶段），从整体上描述两个范式阶段石油产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特征；其次，分别从定价机制（本书第四章）、组织形式（本书第五章）、市场参与（本书第六章）、外部合作（本书第七章）四个维度的产业转型经验出发，利用组织决策分析的推论工具深入分析和勾勒出上述维度中石油产业制度变迁所隐含的行动逻辑。

（二）理论转向的意义想象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使社会学研究者们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与问题，它涉及人们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建构和规制经济行为的各种制度和文化系统以及其背后“隐藏”着的各种现实的互动关系与机制。金融或经济危机与整个社会系统危机是紧密相连的。这使得社会学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与理论阐释更具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视角与推论方法，深入考察中国石油产业（1988～2008年）的发展范式变迁，以及这种范式变迁背后隐含的权力游戏，具有较重要的研究意义。

从国家产业治理的角度来看，对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范式演变路径进行具体的考察，有利于呈现中国石油产业的历史演化特征。特别是通过对每一阶段围绕在政府、企业与特定社会群体间发生的权力游戏的勾勒与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石油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有助于改进和优化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治理。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对于如何保证中国石油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壮大、制定与实施合理可行的石油产业治理政策、保证国家的石油战略安全，本研究或许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就理论推进层面而言，本研究引入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方式，能够较好地与新古典的产业理论、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产业理论以及社会网络学派的产业理论进行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产业研究的结构化倾向而将之引入行动分析的取向。换句话说，引入决策分析之后，产业发展的解释能够实现从结构取向到行动取向的转变（也有可能标示着产业研究理论视角的决策分析转向），更加注重在具体行动领域中，行动者之间的权力游戏对产业发展的意义与影响。换言之，在承认结构变量作用的同时，反向揭示出行动过程对制度结构的影响。这是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意义所在。

---

[1] 关于市场主义与网络主义的界定，主要是为论述的需要为与制度主义相区别而采用的概念。

[2] 经济产业行为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两个层面来理解，例如宏观层面的产业的整合与分解、集体化的产业联盟等现象，微观层面如产业内的经济主体（一般包括投资商、供应商、生产商、中间商、企业等）的资金运作行为（包括投资与筹资行为）、产业的进入与退出、竞争行为等。集体层面的产业经济行为可以理解为产业内个体化的经济行为的综合。

[3] 这种三分法是基于不同研究者（特别是西方英文文献作者）在具体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与内涵的差异，但并不否认网络、社会资本与嵌入性之间具有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诚如乌兹（1996）所言，研究者在探讨嵌入性对经济行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时，总是表现得比较模糊，更多的研究都很难勾勒清楚嵌入性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Uzzi，1996）。

[4] 关于中国石油产业，形成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比如，王丹在《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路径：寡占竞争与规制》中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的分析结合起来，分析了中国石油产业的市场结构以及政府产业规制的演变，进而对中国石油产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海江（Haijiang Henry Wang）在《中国石油产业与市场》（China’s Oil Industry and Market）中考察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具体分析了中国政府的石油产业政策对石油产业（包括原油生产、石油炼化加工、成品油等）及市场运行的影响；张近（Jin Zhang）在《追赶与竞争：中国石油产业大公司的案例研究》（Catch-up and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the Case of Large Firms in the Oil Industry）中主要对中国石油产业的政府管理体制及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具体考察了在产业政策变革的背景下，石油产业内的几大石油公司、石油生产企业等不同的应对与行动；Tatsu Kambara与Christopher Howe（2007）在《中国与全球能源危机：中国石油与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与展望》（China and the Global Energy Crisis：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for China’s Oil and Natural Gas）中较为具体地研究了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历史、石油资源的地理分布、石油勘探与炼化以及中国政府对石油产业监管政策的变迁等，进而思考了中国如何走出能源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