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代象数易占对《易》辞的消解

《周易》古经卦爻辞的作用，在汉代象数易占理论中被相当程度地消解，这是疏于义理而把《易》全然用于占卜行为的必然结果。兹理可通过将汉代象数易占与经前易占相比较而窥得。

早在《周易》古经成书之前，其部分象、辞就已处在逐渐的形成之中。朱伯崑先生认为：“《周易》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加工，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13页。）笔者认同朱先生的观点。以此观之，在《周易》古经成书前，一组卦爻象亦与某些辞句有所关联，而其所关联的辞句是不定的。据现在可见的出土材料可知，早期的朴素筮占，应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在大量筮占之后，占得各卦象所对应的征验结果，理当均是吉凶参半；即便其中仅有不具代表性的少量结果得到记录，这些被记录的征验结果，也难能有规律可循——至少不会仅仅关乎某个单一面向之事。比如，乾卦这种极其特殊的卦爻象，就几乎不可能于各爻处均征得与刚健之义相关的结果，也不可能仅据筮占结果的随机吉凶之集合就在卦辞处记录“元亨利贞”这种美辞。其卦爻辞能呈现出如今所见的《周易》古经文本之结果，说明《周易》古经成书所依据的筮占记录必经人为的筛选与加工整理；且这种筛选与加工，必然体现了素材整理者的某种价值取向，比如崇阳抑阴、为君子谋等等。正因为吾人所见的《周易》古经美乾善坤，吾人乃敢断言：《易》固为卜筮之书，但其成书后必然带有思想性，必然能传达出价值取向。反之，在《易》被整理成书之前，卦爻象下就只有与之缺乏逻辑联系的散乱辞句，其并不能承担如今所见之卦爻辞的功用。由此足见：当《易》主要被用于占卜、而不被关注其所能蕴有的思想内涵时，其卦爻象就不会需要能对其进行有意义之固定诠释的卦爻辞。

与此相类地，汉代象数易占之学也务于占卜，也缺乏对古经义理的关注。《周易》古经卦爻辞若要能以如斯的只言片语而于卦爻象下发挥作用，只能依靠其所涵有的义理思想来达成。占卜要求将《易》卦与天地人之中的万事万物相配比，而卦爻辞所载有的星点信息，必然不足以完整呈现这种配比之关联。因此，新的配比关系必将得到建立，而卦爻辞则显得愈加乏有其用。所以，汉代象数易占之学就以其之重占卜而消解了《周易》古经卦爻辞的意义。这样一来，《周易》古经文本中所直观可见、能为其学所用的，就仅有对外在之象这一“象”承担“言”之功用的卦爻象了。卦爻象拥有丰富的可能性，在表达万事万物时，显然比难以“尽象”的卦爻辞更为方便。

当然，《周易》古经成书前的筮占，尚从来未被赋予能被见诸文辞的义理；而汉代象数易占，则硬生生略去了《易传》对《周易》古经所蕴之义理的关注，而复重《易》对吉凶利害的探知能力。这种情状的发生，虽值得反思，但亦自有其缘由。《周易》其书蕴含的思想——即“意”，涉乎超越经验而不能尽于语词的形上之维。人的价值，可分为有待价值与无待价值。（注：黄克剑先生曾就此指出：“人的生命存在有着两个相互不可替代的维度，生命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展示，体现为人对两重价值的追求。一般而言，任何有其现实性的生命存在都是对象性的存在，就是说，它必须有某种环境条件作为自己的生存对象，才可能获得现实的存在。……人作为‘受动’而‘能动’的社会历史存在物，不断以其对象化的方式更新着他的对象性存在，这使人的生命情状永远处在一种难以断定其最后界限的动态中。像是晦暝中一团燃烧不住的活火，人的生命之光以怎样的方式辐射到怎样的远处，人也就在怎样的远处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世界的边缘是模糊而隐约可辨的，它并非不可超越，但超越这既得的边缘只是到达了新的边缘，而新的边缘又在可超越中。人的这一生命向度是因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而有的，或者说，人的这一生命向度是伸展于人同他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中的，因此可以称作人的生命的有待向度或对待性向度。此外，人的生命也还有其无待的或非对待性的一面，这即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这后一生命向度是人的生命活动在反观自照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是精神的自我审视和自觉反省。惟其不受制于生存境遇而使人的人格、品操、境界、信念不为变迁中的境遇所支配，它相对于生命的对待（有待）性向度可以说是生命的非对待（无待）性向度。”（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6~28页）所谓有待价值，即必得依赖外部环境条件方可实现的价值，如“富强”“正义”“和谐”等等。而无待价值，则无关乎外部环境条件，其可否获取完全在于价值追求者自身。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语，皆属对无待价值的讨论。有待价值与无待价值，分别涉及人的生命的有待维度与无待维度。这两种不同维度的价值，并不能相互替代或转化，吾人亦不可从此而开出彼。因此，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人往往希望能兼而实现有待价值与无待价值，而非只执其一并自以为已足乎两者。占卜行为欲于不确定中断定吉凶利害，兹皆属有待维度之价值判断；《易传》则明确地将其对《易》的关注点从有待之“命”转向无待之“道”（注：相对于人生的有待维度与无待维度，黄克剑先生把先秦人文眷注之焦点的转移归结为“由‘命’而‘道’”。他称：“对‘生’的眷注是深藏在中国初民心底的最动情的秘密，到了老子和孔子出现时，这在往后依然持续着的眷注的焦点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换——这转换可一言以蔽之为：由‘命’而‘道’。这之前，牵动着生死、利害的‘命’意识是笼罩一切的；这之后，伴随却又穿透着命运感的‘道’把人们引向心灵境界的提升。”（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自序”，2页），其“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辞均表现了对德性的褒扬，这都提示了人的无待维度之价值。人既愿成其为人本身之理想状态，又希望正确地调整自身与他者间的关系，因此，在对《易》进行义理诠释之余，也乐于继续借助这一富有象征能力的文本来尝试着探知祸福、趋利避害。汉代象数易说产生之前，《易传》固已对诠释义理作出了努力，但从卜筮之学到义理之学并不能被视为线性的提升。而武帝宣帝前后国力之强盛，使统治者对“有为”有所期待，希望以政令调整万事万物，使之得宜，因此，也就需要有一套能解释万事万物之所宜的理论。继公羊学之后，本就涉及卜筮的易学，便以最顺理成章的姿态承担起这种职责，乃至与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而发展出了汉代象数易占理论。这种理论的产生，并不可谓是对《易传》义理之学的反动，而实属对另一维度之价值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