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世界活动中的观念及其影响

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层目的在于生存。生存实践（即人们“改造世界活动”）是第一重要的人类活动。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为自己建造“巢穴”，以使自己能够在其中“诗意地栖居”的活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行动总是和他的理想、信念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如此。世界观总是处于最高层次，对理想和信念以及行动起着支配作用和导向作用；同时，世界观也是每个时代人类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制约着人类的整个心理面貌，直接影响着每个时代的人类选择。

严格地说，甚至是“走路”这样简单的日常活动都体现着世界观的影响。当你相信前面的路面不会塌陷、没有陷阱的时候，你就会放心大胆地走在去食堂、图书馆、任何地方的路上。但是，如果是在漆黑的夜里，一个陌生的地方（山涧、林中），你就不会是这样。创业、科学探索、技术创新等活动也是如此！

人，一种自负的动物

关于人类行为的任何解释，都必然地会回到它的根本上来，人具有哪些特点？根本的人性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经指出：“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像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37]

上面我们描述了人类在观念、思想等方面的特征，当然它们不是“人”的全部。再加上下面要说明的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行为特点，常常使得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变得行为怪诞。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最难琢磨的存在物。对于人的认识，最为见仁见智。有各种不同的描述：高级动物、智慧动物、政治动物、自私的动物、社会性动物……在经济学里，人基本上被描述为“理性动物”，它为经济理论、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提供了基础。在这里，我们则要补充说，除了上述关于人的那些特点，人类还是一种自负的动物！

自信、自卑与自负应该属于同一种心理现象。但是，三者好像是一个连续的序列，有适度、不足和过度的区别，其行为表现也不尽相同。适度的自我肯定叫作自信，过度的自我肯定、过高地估计自己则称为自负。当然，也有的人过低地评价自己，这时就表现为自卑。所以，中国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而自负实质上是无知的另一种表现。

无疑，自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类似的概念“自我同一”^[38]、自我认同或自我肯定。人是需要一点自信的，自信给人力量。建立在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世界基础上的自信，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巨大的作用。古往今来的大多数成功与不成功经历或多或少地与这个特点有关。

但是，人们往往会由于过度自信而变得自负。自负是一种对自己的“盲目相信”。甚至当一个人是错误的时候，他也会顽固地相信自己正确。正如拉卡托斯所指出的：“如果你看见的是一只鲜红的天鹅，你也不大可能放弃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理论，你反而会去找出一个为它涂颜色的人。”^[39]

古今中外，自负的人并非罕见。生活中的自负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自以为是”这个成语真是很恰当的写照。科学活动中，自负的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当然也会否定和攻击别人。早在2 400多年前，中国古哲学家庄子说得非常好：“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40]如果是这样的行为发生在一般百姓身上，基本上对社会无大害。但是，如果是对公众、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科学家、理论工作者，那么其危害就不可小觑。

只是很不幸，即使是在那些最需要谦虚、最需要民主的地方，我们也常常无法回避一些自负的家伙。L.斯莫林曾说：“我在哈佛遇到的那些大理论物理学家和我的想象相距甚远。那里的氛围严酷而好斗，没有一点儿哲学味道，尽是些冲动、高傲、自负的人，还时常伤害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41]

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中介绍说：在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济学界，“掌握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要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一门科学”^[42]。

在其他各个领域中，也不断发生着极为类似的故事。例如，非欧几何的发现：“欧氏几何是物理空间的几何，是关于空间的真理，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许多年中，与之相悖的任何思想，包括高斯的，都被拒之门外。数学家康托尔（Georg Cantor）曾这样评述这种无知的保守：一旦错误的结论被广泛接受，那么它将不会轻易地被放弃，而且对它懂得越少，则它的地位越牢固。罗巴切夫斯基和J.鲍耶的著作发表后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中，除了少数几个数学家外，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对其置之不理，它们被视为异端邪说。有些数学家并不否认它们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另一些则相信它们必定包含着矛盾因而毫无价值。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坚持相信物理空间的几何，必须是欧氏几何。”^[43]

在圣塔菲研究所，经过长期接触、熟悉了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之后，阿瑟（《复杂》书中的主人翁）很快就明白了：“理论经济学家对数学技术的运用就像森林里的大牡鹿用它的鹿角一样：用它来进行相互之间的搏斗，用它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大学保守得令人无法相信。年轻的博士们不敢打破传统。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好的时光耗费在拼命追求在系里谋到一个终身教职。这意味着，他们最好从事那些会得到终身教授委员会认可的研究。……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使自己的论文被权威的学术期刊接受和发表，而这些权威的学术刊物几乎只登载属于被认可的领域的论文。”^[44]

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在近乎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和反驳”，因为每一方都相信自己正确。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现在那些以科学为业的人，无一不是如此。而自以为高明尤其是现代多数思想家、科学家的常见病。

由于自负，让“说服”工作变得很难。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彻底地改变另一个人的想法、信仰、思想，就会遇到重重困难。当那些自负的人认准了一件事、相信了一个道理、接受了一种观念，他们就会“一条道走到黑”。对于一些人，即使全世界都指出他们的错误，也不会动摇他们的信仰，不会改变他们的行动。这确实是一件很可悲又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确定的、可预测的”；“市场（或政府）是万能的”；“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只能来自无偏无倚的实证分析”；等等。当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的情况却是，很多人也很容易随波逐流，包括在思想上、理论上以及行动上，恰如那流动着的羊群。实际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是大众意识和行为上“羊群效应”的一种表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等，都是“观念运动”的历史事实，虽然它们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一种错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大范围流行和主导，如启蒙运动以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球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优等民族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与发展的竞争”潮流，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都在制造着一幕幕人间悲剧，甚至可以说，它们无异于在为人类社会掘墓。

19世纪以来的新迷信

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人们创造了上帝、神仙、龙的神话，并且为它们修建寺庙、虔诚供奉，向它们祷告、忏悔，求它们保佑。大致地说，整个中世纪，欧洲人找到了宗教。近代的时候，人们发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依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掌握客观规律，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1609年，加利莱奥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一时刻对世界的意义如此重大，因为自这一时刻起，人类生活中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有了蒸汽机，有了轮船，有了电话、电报，有了飞机、火箭、高铁，有了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络和机器人，我们还有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被称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理论。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信息革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变化。特别是近两百多年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人类的自信心开始急剧膨胀！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抛弃了原始的神话，却同时编造了对自己、对科学的迷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9世纪以来，每天都能看到科学家们赶场似地到处演讲、座谈、研讨。20世纪，这种情况更加火爆。他们在做些什么呢？传播自己的学说、观念、思想、理论，要把自己的理论推销给别人，推销给大众。但是，尼采认为，“19世纪阳光下的世界，是自欺欺人的地下深渊，由众多无意识和虚幻的，但却假扮成被证明的命题组成”^[45]，他曾经深刻地指出：“对科学的忠诚隐含着的依然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忠诚。”^[46]

既然“上帝死了”，人类开始相信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和主宰，相信自己有高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人们能控制自然，战胜自然，并试图通过“科学的发展”，主宰人类的未来。其实，人类很早都怀抱主宰世界的愿望，甚至那个迷信神明的时代也是如此。人们用贿赂的方法让神明提供他富裕、安全、幸福和健康。即使是对于那些“恶人、小鬼”，人们也想到了用钱加以收买，即所谓“用钱能使鬼推磨”。

20世纪，人类目睹了科学和技术的空前发展。但是，在对科学与知识追求的过程中，科学家被带入远离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领域。这里有两个重要表现：

一方面，现代科学活动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科学”。例如，大家最为熟悉的牛顿，他在晚年花了大把的时间研究炼金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他也发现了生物进化理论，他相信自己可以和另一世界的鬼魂进行交流；美国陆海空三军和通用电气合作想要实现驯服自然的人工影响飓风计划……事实上，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称《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就清晰地显示出疯狂科学的巨大威胁。^[47]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变得昂贵、奢侈或者说烧钱。它最充分地展示了智慧生物——人类征服一切的野心。现代科学越来越多领域的研究只有用昂贵的实验设备才能实现，这就是人们所谈论的“大科学”时代。所谓“大科学”（big science, megascience），是指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和大规模的资源投入的研究项目，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工程型”大科学研究，即需要投巨资建立一个大型的科研装置，众多科学家利用这个装置开展相对集中的研究，例如粒子加速器、空间站；二是大规模的分布与协作研究，例如人体基因研究项目和全球变化研究项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科学研究已成为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虽然整个科学领域还分布着广泛的小科学研究，但是大科学已稳稳地占据了科学事业舞台的中心。但是，大科学项目需要巨额投资，且投资的效益是长期的，有很大的风险性。

表1-1列出了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近十几年来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总量。当然，这些投入被用于各项“科研”活动，其中也包括那些“大科学”研究项目。

表1-1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R&D投入总量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陈新，“世界各国科技研发投入的分析与思考——科技研发投入分析之一”，广东统计信息网。

除了上述情况外，在当前时代，人类还进一步编织出了新的神话——“科技”、“增长”、“发展”等，然后从这些神话中吸取力量，短视地、不负责任地践踏、掠夺自然。神话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征服、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野心和自负，更潜藏着毁灭地球、毁灭人类的危险。当然，就像有光必有影，人在发现、发明、创造、拥有上述一切的同时，还得到了原子弹、氢弹、核泄漏、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乃至伴随科学技术而来的种种风险。

危险的征服欲望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慧动物。但是，如何恰当地利用自己的智慧的问题，至少迄今没有解决。打开人类历史的后视镜，出现在眼前的景象是，人类已经把自己近乎全部的智慧都用到了如何占有更多资源或财富，如何征服自然，甚至统治他人上面。

科学成为“征服者”的工具

作为人类智慧产物的“科学技术”，至少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面貌，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甚至把自然界当成了需要征服和控制的对象。如果说文学作品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从文学作品中至少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科技崇拜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美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中充满了科学狂人的形象，如《胎记》中的艾尔默、《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拉帕西尼、《海德格医生的实验》中的海德格，他们身上实际上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近三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实质上成为满足人类控制自然欲望的工具。

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人类贪婪地从大自然中掠夺资源，但却不懂回报。地球生态、环境、面貌被极大地改变，物种灭绝，……人类的贪婪就像癌细胞那样啃食着地球健康的有机体。现在，更有一些“疯狂”科学家宣称要制造“人工生命”，人类想当造物主的欲望何其强烈，总有一些人想代替上帝！

那些敲响警钟的人

幸好，人类历史上还有一些真正有思想、有良知的科学家、学者，他们在不断提醒人们对人类的征服欲望保持戒心。

钱钟书有一个精彩的说法：“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48]

爱因斯坦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成就，既不能从本质上减轻那些落在人们身上的苦难，也不能使人的行为高尚起来。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时才有意义。”^[49]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思想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位与人类自负顽强搏斗的思想家。他是名副其实的“知识贵族”，除了经济学之外，哈耶克又从哲学、法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中寻求证据，形成了一个线索清晰、逻辑严密的论证体系。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向奴役的道路》《感觉的秩序》《自由宪章》《法律、立法和自由》《科学的反革命》和《货币非国家化》等。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制造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哈耶克从这种进步中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即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对人类的自由不断形成一种威胁，这是因为它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即他所说的计划经济的“致命的自负”。在他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

另外，在哈耶克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问题重重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却也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道藩篱。因此，真正的思想家们始终在尽力打破知识分工所构筑的界线分明的知识壁垒。

理性与非理性并存

现代经济学的推理（或其理论体系）中，完全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并且基于这样的信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然而，人的确像经济学中所说的那样，是理性的吗？

我们相信，人的确会在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上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市场和经济形势的判断都不同，或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完全就像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一样。而如果每个人或经济体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判断和意愿）行事，那么他们的表现就应该呈现出或多或少的不同。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人们更愿意与大众保持一致，因为那样似乎更安全。另外在资本市场上，按照逻辑推理，价值应该与价格保持本质上的一致，但是，这会被认为是股评家们的“鬼话”。因此，客观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理性不过是人们借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

我们能够看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遵循着制度、法律、政策的规定，接受着道德、习俗、观念的指导与约束。对于典型的主流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只根据理性的计算行动，甚至婚姻、生育、犯罪也是如此。经济学包释一切，经济学解释无所不能。而对于少数主流经济学家，也包括现代制度经济学家，他们宁愿把人类遵循着制度、法律、政策规定，接受着道德、习俗、观念的指导与约束的行为解释为理性行为的表现，即这个时候不再做自己的理性计算了，而是选择“服从”。这种“服从”又被解释为他人或社会的理性行为。原来“他人”的理性计算可以代替自己的理性计算，原来他人的理性、社会的理性可以等同于自己理性，反正左右都是有理。

那么，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法律、道德、习俗等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理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否就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制度、法律、政策、道德、习俗、观念是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逐渐形成的主流答案越来越近乎众口一词——制度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遵循制度的行为则是“理性行为”。但是，这确实只是一家之言，这里还有另一个答案，它来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哈耶克，也来自那个更早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

哈耶克认为，从早期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复杂社会的一个关键，是人类在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中，自发形成了一系列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50]

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的一种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相互合作。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我相信哈耶克是深刻的。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或称制度设计），是近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很活跃的一个分支。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看作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埃瑞克马斯金（Eric S.Maskin）以及罗格迈尔森（Roger B.Myerson），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来自经济学的科学家”要替企业、国家甚至人类设计制度和行为规则。说到底，这些人是要做“上帝”。毫无疑问，前提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段德智在《非理性的人》一书的译者前言中介绍说：“早在柏拉图之前，苏格拉底就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使命。从而揭开了人类自我探索的序幕。……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换言之，它们归根结底是‘我究竟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有欲望有感情的人’这样一个问题。当然，由于囿于理性文化传统，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总难免打有理性传统模式的烙印，终究跳不出理性主义的藩篱。这种状况只是到了当代才得以改变。……当代西方哲坛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度颇高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哲学家是理性哲学传统的反叛者，是非理性文化的开创者和建设者。……它们特别强调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自由意识，强调人的欲望、意志、情感和情绪，强调人的非理性的一面，断言理性不过是人借以实现其欲望和意志的手段和工具而已。”^[51]

来自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

近几年，行为金融学开始进入诺奖委员会的视野，原因何在？一个已经接近成为公共知识的观点是，在金融市场上，人的非理性行为很重要。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金融市场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其表现也最具有典型性。浏览一下最近几年翻译过来的几部重要的行为金融学著作——《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安德瑞史莱佛，2003）、《行为金融：洞察非理性心理和市场》（詹姆斯蒙蒂尔，2007）等，我们就会大概地了解到行为金融学的面貌。

安德瑞史莱佛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1999年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获得者，美国经济金融学界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在《并非有效的市场》中，他告诉人们，假定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和套利的作用能完全实现，这严重违背了心理学规律，在基本原理上也行不通。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与套利者进行交易的人并非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套利者自己可动用的资源也会受到风险回避、有限的操作时间和代理难题的限制和约束。

詹姆斯蒙蒂尔是GMO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者，曾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崇拜者，痴迷于理性经济人以及有效市场理论，但是，在进入了投资行业10年以后，彻底转向了对行为金融——非理性经济人和并非有效的市场的研究。他发现：“最为常见的是正统观点变得根深蒂固，一旦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信条就很难冲破其束缚。持不同见解被看作离经叛道，而不是另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因此，会受到传统观点捍卫者的攻击，而不是对这种新见解的优点做出公正的评价”。^[52]

在长期的投资活动中，蒙蒂尔看到，与常人一样，专业的投资者也会过分乐观，也会过度自信，也会犯所有那些常见错误。“一个简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投资者并非像经济学家们所钟爱的理性人那样来行为。人们并不能轻易完成传统金融理论原则所要求的对问题进行动态最优化处理。相反，在处理大量信息时，他们经常使用经验法则。”^[53]

20世纪非理性的繁荣

罗伯特希勒^[54]，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当代行为金融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00年出版了《非理性的繁荣》一书，他“从许多不同的甚至是与股市关系甚远的领域搜集了大量信息”，指出“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有效性市场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为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55]

希勒通过大量的证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末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隐含着大量的泡沫，并且最终房价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开始下跌。他认为，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之后，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这使得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房地产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因此，非理性繁荣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另一个市场中再次出现。

不仅如此，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当然不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能仅仅用局部的或单独的行为来解释。希勒还指出：“绝大部分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最近股市中的市盈率表现那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56]

2008年出版的《非理性的繁荣》的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描述了金融市场波动的心理根源，并且着力列举和论述了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所固有的不稳定性。

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

差不多在任何问题上，人类都被不自觉的自负控制着，从而表现出愚蠢、非理性的一面。格罗斯和莱维特的说法更极端：“愚昧一直是人类事物中的主宰力量，其潜力远远大于邪恶或高尚。它对我们内心的破坏性冲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给那些最为善良的动机套上种种枷锁；它磨钝着我们的智慧，误导着我们的同情，遮蔽着我们力求透视人类自身情况的任何洞见，它是人类历史上诸多非预谋性恶果的罪魁祸首，因此，肃清愚昧也许是人类所有追求中最为徒劳因而也是最为愚蠢的企图。”^[57]

保守地说，真实的情况至少是，人类行为，除了理性的一面，还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而且，如果现代心理学的这些进步是正确的——“我们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藏在潜意识中。正是潜意识影响着我们的知觉。……在每天的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动机，这通过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并非如此。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很理性的，……理解人们意识的特点的关键在于潜意识区域。……在人们每天的生活中，大部分都不是由意识和深思熟虑的选择决定的。”^[58]——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要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非理性比理性更重要。

布莱福曼兄弟在《摇摆——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一书中，用讲故事、事例分析的形式（这当然不是一种好的形式，因为每个故事实际上都可以看作一个特例。不过，特例当然同样是有力量的。而且，现在西方很流行这种写法，尤其是在管理学中），努力回答：“什么样的心理力量导致了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它是如何造成我们在职场中踟蹰不前的？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企业和人际关系的？它何时会将我们的钱财甚至我们的生命暴露在风险之下？它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其他一些经济行为？为什么当我们已经被它影响和控制的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写作本书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陷入受到非理性行为支配的境地。”^[59]

非理性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非理性的积极力量》中用一些有趣的实验证明，人类并不像计算机那样长于逻辑，我们并非想象的那样理性，人容易犯错误、贪图眼前利益、有报复心理、感情用事、被偏见左右等，一句话，“非理性”才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作者还剖析了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原因——从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到人们的择偶和婚姻生活，再到情绪的效应和幸福的标准——赋予我们看待工作和生活的全新视角。

总之，我们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非理性行为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不仅不是例外，而且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一种类型。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才是解释市场波动的更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