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

在颇为特殊的当代文化的语境中，由于先前我们更为“五四”主题的宏大性所吸附，专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的观照，以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的“前结构”——晚清给遮蔽了。但晚清这一被梁启超命名为“过渡时代”的历史存在，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终究应该凸显。现在，这种凸显已成为一种可观的景象。晚清的研究已经并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的热点。世纪嬗替之际，以晚清或与其关联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颇有规模地推出，如《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昌切，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晚清社会与文化》（夏晓虹，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晚清社会风尚研究》（孙燕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晚清报业史》（陈玉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学者在走近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时，正体验着陈平原所说的“晚清的魅力”。“晚清的魅力”导源于梁启超所指称的“过渡时代”社会文化的诸多特异的质性。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82册刊发《过渡时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他对其时中国社会的情状做了颇为形象的描写，中国“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19世纪狂飙飞沙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憺，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这样的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政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辞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晚清社会这种旧的将去而未尽去，新的将来未尽来的局面，使此间的社会思想文化因充满十分复杂的多样性而具有了巨大的张力。这样，独特的晚清，就历史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同时，也成为值得我们今天应予认真勘测分析的思想文化资源。尽管这种资源的精神品质并不纯一。

一 晚清：散文现代性的启动

无疑，晚清文学是晚清思想文化资源库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存在及其价值，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文学史家如胡适、陈子展等给予关注或做专门的研究，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撰《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及其扩展版《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晚近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古今文学”整体观的影响下，学者致力于打破曾经有过的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人为割裂的学科壁垒，注意将晚清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史的大系统中，从古今文学的演变中，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等的图景中看取对象的意义，使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和成果。而就晚清散文研究的课题而言，其研究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研究古代散文的学者，在他们构建中国散文史的叙事框架时，往往将晚清的散文存在作为某种“后缀”，语焉不详；研究现代散文的学者，他们虽注意了晚清“文界革命”与现代散文之间的关联，但囿于研究对象重心的预设，他们很少用力于晚清散文的研究。因此，有关晚清散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目前还付之阙如。

我们对晚清散文产生兴趣，一方面自然源于晚清散文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还关联着研究“五四”散文时某种“问题意识”。“五四”散文的文学史意义是显见的。作为历史的在场者或“五四”散文的创造者，曾朴、朱自清、鲁迅等给予了颇高的评价。曾朴在谈及各体新文学创作的成就时，将散文标列于前：“第一是小品文学，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韵曲包。”朱自清以为在诸体文学创作中，“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鲁迅也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散文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五四”的时代是一个散文的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是富有理性的深度思维品质的学者，那么就不会仅仅流连于“五四”散文这种开局即见精彩的表象景观，而会去探究造就“五四”散文高峰突起现象的深层的“地质构造”的机理。“五四”散文的崛起以至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标高，这绝非一种瞬间运动的结果，它必然是由历史的多种合力共同作用而造就的。对此，“五四”新文学家已有所指认。就“五四”散文所受的影响而论，大约可分为“明代说”与“外国说”两种。周作人基本上持“明代说”，他说：“我常这样想，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周作人所谓的“文艺复兴”，意指“五四”散文（现代散文）直接受到明代散文的影响，“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在周作人看来，“五四”散文的精神与晚明散文的精神有相通之处，或者说，“五四”散文作家承继了晚明散文家的精神。但朱自清对此有异议。他结合散文作家的创作实际，认为“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在我看来，周作人和朱自清所说的不是矛盾的，而是兼容的。“五四”散文既受到晚明小品文的影响，也受到外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直接的浸润。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包括许多新文学家在内的研究者，在很长时间内都忽视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五四”散文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关联性。“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它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彰显“五四”的意义，而割裂与它之间具有历史“接壤”关系的晚清。

对晚清与“五四”文学关系的认识，我们基本认同海外华裔学者王德威的观点。这种认同是建立在我们对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逻辑关联的考察和体认之上的。王德威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设问，以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我们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研究，寄予某种深化的想象。在《李欧梵、季进对话录》中，有一中心话题即为“现代性：从晚清到当代”，其中有言：“讨论‘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没有了对晚清现代性的考察，无论如何是没办法讲清楚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晚清现代性的问题好像还缺少一些有深度的研究。”这里，既标示出了晚清的意义，同时又指出了相关研究的缺失。我们拟做的研究课题，既立足于晚清，对晚清散文作尽可能深入的论析，又不孤视独论，而从晚清至“五四”历史演进的图景中，寻找其中的逻辑联系，凸显中国散文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基本路径与相关元素。我们无意于结撰编年体式的晚清散文史。晚清至“五四”的文学文化存在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历史体系，即使是这一时段的散文也丰富而复杂。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这一对象，需俟时日。我们这里要做的是通过“现代性”的视窗，透视“过渡时代”散文的精神品格和存在方式，由此给出它在散文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

现代性之于文学文化研究，于当下大约有一种随处可贴的“膏药”之嫌，“现代性”也成为一个容纳杂什的“框子”。而在笔者看来，现代性之于晚清文化，并不是一种外在的贴附，而应是一种内在的呈现。就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而言，“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就中国文学“现代性”演进的历史而言，晚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而就具体的散文的“现代性”而言，在文学诸体之中，由于它更是主体思想情志的直接的表达，更多地呈现出某种史无前例的新的形态与内容；并且晚清散文并不只是散文史中的一种存在，而且更是构成这一时段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因而，其“现代性”景观的凸显更为清晰。可以认为，晚清散文以其独特的现代性元素，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性”平台。“五四”散文的现代性，尽管是那样的蔚然可观，但是它的“根系是连接着晚清散文的”。

二 应于时势的观念取新

现代性是一个富有弹性，因而其意域也带有某种不确定性的概念。一般而言，“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具体到散文的现代性而言，则是意指现代散文中本质地或者标志性地异于古代散文的文体精神及其表现方式。现代性是一个历史的流动的进行性的范畴。我们面对晚清散文中的现代性存在时，给出了“现代性元素”一说。之所以这样指称，是因为对象所具有的现代性只是处于一种发生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有一种成长的趋态，但它远没有生成完形。其间只包含着散文现代性构造所需的基本义项。在我看来，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的序列中，关联着主体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情思意念，包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理解、把握，在这种认知、理解、把握中，深度地体现着主体在中国与世界关联格局中的生存体验。这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同时，也包括主体的应于时势，与时俱进的散文观念。此外，还涉及散文存在的物质形态，这主要是指语言符号系统；散文的传播载体，主要是指近代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等。这些元素的共同作用，生成了具有晚清特征的散文现代性的景观；“五四”散文的现代性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并且在若干时代因素催化下生成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散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有关散文的文体理论资源相当匮乏。观照中国文学史，散文一体可谓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自觉的文类指称却颇为迟晚。“散文”一词最早可见于《文选·海赋》，中有“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之语，用以描绘色彩景象。具有某种文体学意义的“散文”一词，由南宋散文家周益公（必大）率先提出，罗大经《鹤林玉露·刘錡赠官制》引用周益公语：“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同书又云：“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周益公对散文体的特质，只是点到为止（“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并未做具体的展开。从古代散文的实践看，散文是一种包容性颇大的文类。《文心雕龙》中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说，举凡无韵的散体语言表达都可归为“笔”（散文）之属。散文的题旨大多求取“文以载道”，所谓“道”，主要是作为封建思想统治的主流文化“儒道”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要义，“文”的意义在于对“道”“义”进行阐释。有清一朝，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桐城”派散文居于统领文坛的强势地位，“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沿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一句，充分反映了“桐城派”散文影响之甚。而“桐城派”“先辈”方苞在其《古文约选序例》中，已大致规定了这一派散文的宗旨，“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由此可见，“桐城派”散文作为其时主流的散文流派，作者的心理期待和作品的意旨设定。

但历史终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在“桐城派”散文大行其道之时，也存在着散文或散文观念的“另类”。晚明起始的启蒙主义思想，对散文不无影响。作为禀具思想家品格的文学家，李贽在名著《焚书》中推出“童心说”。他以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在李贽看来，“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倘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焚书·童心说》）所谓“有初”，当意指主体未受拘羁，发乎性情，由乎自然的本真的欲望。这里所强调的是散文写作应当忠实于作者自我。具有反叛思想的李贽，在《梵书》中直接颠覆为人视为金科玉律的儒道的价值，以为“六经、 《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贽在解构儒道的神圣性的同时，又肯定叙写世俗生活的文章所具有的价值：“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与李贽同时稍后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倡言诗文写作应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袁宏道：《序小修诗》）

李贽，“三袁”之说对后世文学个性主义的潜滋暗长影响颇著。历史进入晚清，由于散文作家主体意识的日渐生长和现实艰危时局的刺激，要求散文文体变革的呼声日高。龚自珍这位由清中叶后期而至晚清的思想家、文学家，期待“大变忽开，请俟天矣”，“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呜呼颠矣，既有年矣”。（《文体箴》）著有《校邠庐抗议》的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直接挑战桐城派散文的“义法”之说：“独不信义法之说。窃谓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认为作文当“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复庄卫生书》）。太平天国“文衡总裁”洪仁，在其《戒浮文巧言喻》中也强调文章“从心”“纪实”：“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桐城派内部的散文观念及其创作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道光咸丰之际桐城派代表人物梅曾亮有言“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文之随时而变”。（《答朱丹木书》）桐城派中的有识者，看到了本派存有的流弊，指出：“桐城宗派之说，流俗相沿，远逾百岁，其敝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讥。”（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桐城派散文曾奉姚鼐“义理”“辞章”“考据”之说为作文大要，使文章无关经世济民之宗旨，疏空无力。曾国藩文承桐城而有变迁，他于姚鼐标举之外，增加“经济”一项以纠正前弊。曾国藩明确地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在精神上追慕姚鼐，“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报，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古文辞类纂正误》）所以他不可能解构桐城派文宗的理论，但他所增列的“经济”，不只可纠桐城派散文之流弊，亦是因时而生的有识之见。

至于晚清维新派散文家，他们对散文写作的新的诉求差不多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作为晚清报章政论的重要创体者，王韬以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这里，王韬给出了“佳文”的标准。在他看来，能“自抒胸臆”，如“我”所欲倾吐的“纪事‘述情’”的文章，才是“佳文”。其中的要素是“自”与“我”。这种表述的要义已包含了我们关于现代散文自由精神阐释的成分。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文体”的主要实践者梁启超提出的“文界革命”，不啻是一份散文告别传统性走向现代化的宣言书。“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走海外，直接感受到域外现代新思维的启发。他说：“自徂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又说：“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每有所触，应时授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

身处日本，这一经明治维新将西学内化的国度，梁启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故而“脑质为之改易”，并将感触形之于文字。及于文学，梁启超由日本德富苏峰的著述反观中国文坛，提出“文界革命”的动议：“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将“革命”用之于散文文体改造的表述，这实始于梁启超。此后，梁启超在评说严复所译时又有感言。梁启超以为严译《原富》“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新民丛报·绍介新著〈原富〉》）在梁启超的意域中，“革命”了的散文，当必不可少地灌注“欧西文思”。“欧西文思”对于传统的中国散文而言，则完全是一种异质的现代的元素。在梁启超这里，文界革命是一个语焉未详的感性化的概念命名，但“欧西文思”无疑给出了中国散文走向现代化的大致路径。

三 知识分子散文与文人散文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郑献甫：《书茅鹿门八家文钞后》）有清道光十五年进士郑献甫将“世运”与“人才”视为特定时代文体独特性生成的根本原因。晚清散文某些新质的生成与此间散文作家的主体建构及其身处的时代状况密切关联。世运的变迁，造就应时或先时的异类人物。异类人物之异首先表现为他们思想的不同凡响，超拔其时。晚清社会的独特存在，士人主体意识的趋强和表达的自觉，各种不同质性文化间的相互激荡等，使晚清成为一个思想的时代。“任何转型与重建的时代都必然是思想文化汹涌澎湃、异彩纷呈的时代。”“在‘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阶段，一是战国诸子，一是近代，而近代比战国思想复杂。”史实表明，一个思想的时代，必然也就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思想需要有一种存在的方式，而散文无疑是思想者表达其思想的最为直接的得心应手的载体。战国诸子思想的生风起潮，成就了诸子散文的蔚然可观。诸子散文成为中国散文史和思想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段落。作为一个“转型与重建的时代”，晚清思想者言说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散文就成了他们思想释放的一种首选的方式。这样与先秦诸子差不多一样，思想家与散文家的合二而一，成为晚清思想家、散文家的身份特征。如冯桂芬、王韬、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的言说应是晚清思想史构成的重要内容，而于晚清散文史的叙述，他们当然也占有应有的地位。具有思想史和文学史复合功能的散文，其文体内部的构成具有交互性的特征。简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纯文学的构成，或是一种个人化的情志抒写。这类散文从内容到形式，具有显见的“杂化”元素与形态。诸子散文关联着文史哲的成分，而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晚清散文，实际上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做的发言，是主要以论议的话语方式论事析理的言说文体。散文是文人精神存在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它或用以主体的自我情志的表现，或用以激扬文字于时事、历史、社会与人生。

传统的散文言志述事居多，论事说理少有具体的特指，只是言说普泛化的人生哲思或治世之道。而进入晚清之来，作为主潮的散文则观照社会，论评天下，成为作者介入现实，评说时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写作这类散文的作者在整体上已不同于那种倾向于自我表达，或徜徉于天地自然之间做玄想抒情的“纯粹文人”，而历史地演化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殊类群。基于这样的指说，我们可以将晚清的主流散文界定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晚清这样一个颇为特殊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需要言说而大约也可以言说的时代。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可以“站在一个中心的位置来影响社会，他的启蒙任务就是为了一个广义的国家、民族、社会，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论说和国家、民族、社会完全没有关系”。证之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诸类著述，我们可见晚清这些散文家是在与“国家、民族、社会”的直接关联之中，以他们“自己的论说”，履行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任务”的。这种情况从整体上看，在此前散文作家的写作中是未曾有过的。尽管有过“文以载道”的通则，但彼之“道”大致上并不具有启发蒙昧的意义。

晚清散文家主体角色的独特定位，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散文在品质上必然呈现出异于此前散文的成分，这种区分表征了文人散文写作与知识分子散文写作的本质差异。一般而言，文人的散文写作，其形态与意味更多地走近文学。其中佳作跃动着文人的心象情迹，具有文学的具象和审美的感染力。而知识分子的散文写作，其旨主要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凭借这种便于言说的文体做思想的表达。缘此，我们在把握晚清至“五四”前期散文的意义时，如果仅仅从唯美的纯文学的角度去看取，那就未免看错了对象；而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去读解，则可以逼近其时散文的历史的本真。

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前者是公共的，后者是专业的。作为公共的知识分子，他“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或意见的个人”。这样能代表公众或引领公众的“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角色定位，必然使他成为“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表人’。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依据现代界定知识分子的若干义项，去反观中国古代士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人并不多见。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结构，规定了在这样的体制内是不可能整体上生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元素的。这不是说没有例外，特立独行者在历史的深处留下深沉不绝的回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散文家黄宗羲，以《原君》诸篇将自己大写成为一个不同于庸常文人的具有知识分子气的思想家。黄宗羲不惮于对现实政治做尖锐的批判，而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但像这样的另类人物并不多见。普遍地基于民族国家的意识，介入社会，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批量出现的可能，只能发生在晚清以降的历史时段。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曾提出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的说法，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文革一代等。他又说：“在这个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无论是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锐、广阔、原创性和复杂度说，或者就思想与个性合为一体从而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说，都如此。”李泽厚的指说是富有意味的。但从上述所引的文字看，他的表达前后或许还有一些不周密处。第一代知识分子或可以康有为为代表，但康有为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并不是“辛亥一代”，而应该是晚清一代，包括梁启超、严复、王韬、郑观应、谭嗣同等人在内一批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批量生成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晚清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统治者虽然百计千方地试图力挽王朝的颓势，但“王纲解纽”的情势体现着历史运行中的一种必然。“王纲解纽”促成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普遍转型，并且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逐步得到了强化。晚清大幕揭起，在这一历史舞台上知识分子集体出场了。古代中国儒士怀抱入世思想，但其中有着某种限制，只有当他们位“达”，才能“兼济天下”，处“穷”则“独善其身”。而在晚清，士人无论“达”或是“穷”，普遍有着怀抱天下的现实情结，而且越是“穷”者，似乎愈是有一种参与社会的热望。晚号天南遯叟的王韬，“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科举不遂，毕生未仕。因向太平军献计事露，遭清廷通缉，遁迹香港。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未达而穷的王韬“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申报本馆自述》1872年5月8日）。他称自己“少即好纵横辩论，留心当世之务，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于太息泣下，辄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王韬：《重刻弢园尺牍自序》），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腔情怀。郑观应也未曾仕达，任过一些实业的总办、招商局的帮办等职。他有名著《盛世危言》传世，从其著作的命名中我们就可知道这位从事实业的思想家的精神指向。郑观应自谓“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盛世危言初刊自序》）。王韬在为他著作所作的跋中称其“参内外之消息，瞭中西之形势，深悉天时人事”（《杞忧生易言跋》）。正因为王韬、郑观应等这些未达之士和康有为、梁启超等达而未达之士深具现实关怀的情结，所以他们观照所及，思考所得，表达所含就带有深刻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四 批判和想象的主题类型

居于晚清而怀具现实关怀情结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或文学家），他们必然地有一种深度的社会焦虑感。梁启超以“饮冰”取号，足以说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境，梁启超有号任公、饮冰子、饮冰室主人等。“饮冰”语出《庄子·人间世》: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與？”成玄英疏：“诸梁晨朝受诏，暮夕饮冰，足明怖懼忧愁，内心燻灼。”梁启超以“饮冰”命名，反映他以焦灼的心理感念忧思于社会现实。这正是处于非常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其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危如累卵：“日之将夕，悲风骤起，人思灯烛，惨惨目光”（龚自珍《尊隐》），“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痛疽；将萎之体，惨于槁木”（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的这些形容绝非危言耸听。随着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民族存亡系于一发。康有为惊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强学会序》）这样深度的民族危机体验，促使知识分子严肃地审视自己所立身的国度，于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乃至批判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并且在不满以至批判现实的同时，表达了他们对于心仪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可以说，晚清知识分子的散文写作，基本上都包含了批判和想象两大主题类型。

批判性是主体现代性品质中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知识分子主体性生成的一种显性表征。“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缺乏政治自信的封建王朝，实施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因而文人儒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朝的“文字狱”将士人的生命消耗于朴学、小学等学问之中。林纾的一首《新乐府·知名士》将清代学人的生存模式做了真切的描写：“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疼。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如梦。”但这种情形在晚晴，特别是甲午，戊戌之际有了很多的转变。“公车上书”即是一个证明。这一事件表明了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政治参与的热情。这反映在写作中，许多作者不再墨守“义理”“考据”“辞章”的陈规，而更强调作文的经世致用，从现实的观照中获得写作的功能。严复在《与梁启超书》中就言明了这一点：“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刊布《直报》。”“格格欲吐”尔后形诸文字，其中就有着大快人心的批判力量。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噤若寒蝉，或唯唯诺诺，言不由衷，或阿谀奉迎，歌舞升平，他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的批判性思维。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壮士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的关于冲决一切网罗的表达，无疑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解放的宣言：“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要冲击一切的谭嗣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其残暴无人性，虽禽兽不逮焉”。

晚清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和王权统治能做无畏的批判，这源于他们精神的强健和自信。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自励》二首，其二有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梁启超他们就不甘于往时士大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而是积极地走到社会的前台，以人文知识分子所擅长的“著论”发蒙启智，移风易俗，他们自信自己的言说价值。郑观应撰著《盛世危言》，他将自己“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旗，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盛世危言初刊自序》）。郑观应期望通过“盛世”中的“危言”，惊醒“犹晏然相安，漠然坐视”的国人，使其在“洞达”世界大势中，推求处事的利弊。梁启超、郑观应他们精神的强健和自信，导源于他们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把个人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系于一体。在参与社会维新与改造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奇士在世间，即造一方福。履崇与处庳，所愿与各足。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梁启超《与穰公同年书》）正因为晚清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意念与精神状态，所以他们敢于而乐于介入现实社会，写作则在主体关怀国运民生中显示出时代文体的独特价值。焦灼地观照社会现实，在观照中独立地批判现实，在批判中想象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晚清知识分子主体性自觉的若干典型的表达。而这些表达的重要的存在方式就是他们的散文写作。晚清散文作者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主体的若干现代性元素的配置，使散文本体必然地被灌注现代性的元素——广泛的现实关怀和独立的批判精神。

五 西风东渐中的异质化合

晚清散文中的另一种异质或许因其更为特异而特别醒目，这种异质是由大量的异域因素，主要是西方因素的导入而生成的。域外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前就存在着。如外来的佛教文化部分地改变了原有的中国文化结构。异邦人士如利窦玛等早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文化传播活动。但原先的外来文化影响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现实社会，冲击封建统治的政治结构，它的影响表现为渗透、浸润，而不是剧烈的冲击、激荡。而到晚清时期，异域文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极具震撼力。1840年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偌大而老朽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迫使中国无可奈何地进入世界化的坐标系中寻找自己的方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在列强侵略、中外对峙、清朝屡败等情势中，中国人开始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从西方的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再到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尽在译介学习的范围中，一时“西学”成为人们热衷言说的流行语汇。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颇为简明地勾画出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基本轨迹：“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为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在与西方文明不平等的对话中，晚清知识分子大都以一种开放的胸怀，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迫到自主地汲取现代西方的先进思想理念，无论是“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都表明了他们对“西学”的看重。这时的思想家型的散文家以散文的方式直接参与近代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的思想文化演进的历程。像冯桂芬、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人，“变法”“采西学”成为他们经纬论议散文的主题词，介绍、阐释、传播西学是这些散文家写作的基本事项。一些散文家、思想家如严复还大量地翻译西方思想学术名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晚清的知识分子在“睁眼看世界”时，开始有一种自觉地做“世界人”的意识，这是前代士人所少有的。在《汗漫录·小序》中，梁启超多次言明自己“为世界人”的想法。他说“余乡人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曾几何时，为19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虽然，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从“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变化，表示着晚清知识分子现代性成长的某种演进。从“乡人”到“国人”，散文中就多了一种现实观照、世事关注的内涵；从“国人”到“世界人”，取材立意中就有一种国际视野、异域色彩、西方精神。晚清散文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他们或为朝廷命臣，出使他国，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游历海外。他们以自己的笔记录了特殊的亲历亲验。域外游记（或旅外日记）的写作成为晚清散文格局中一道颇为独特的风景线。这其中有王韬的《扶桑游记》《漫游随录》、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和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等，数量甚为可观。这些游记或日记所记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以前的中国散文中是很少见的。它们成为晚清一批散文家作为“世界人”的一种实物佐证。

晚清的西学东渐以及空前活跃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得这一时段的文化学术的内质和形态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投影的文学也是这样。正如晚清文学史家黄人在《清文汇序》中所说的：“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这里所谓的“中兴垂五十年”当是虚言，其余表达则完全信实。由于近代交通业的发达，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欧美先发文明与当时相当滞后的中华文明之间存有的落差，使得“欧和文化”有了一种“灌输”中国思想文化界“脑界”的势能。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接受“欧和文化”灌输的同时，调动内存的与之异质的但能相生的思想文化资源，“化合”兹生出“新种”。而正是思想文化的“大生变革”，生成了文学的显著变化。而散文作为思想文化表达的方式，其变化则更为直接而鲜明。晚清的情形与“五四”的情形在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关联度上有相似之处，“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是思想文化革命，而晚清散文文体的变化，首先是晚清思想文化的变化。梁启超等人的新文体正由其时新思想催化生成。

六 基于报刊的传播方式

在观察评估晚清散文中所生长着的现代性元素时，我们既要研究散文主体的角色身份、散文文本的主旨内蕴以及散文文体观念等主导性的因素，同时对晚清散文的传播方式、语言表达等关联性因素也应予以留心。在诸多因素中，散文主体身份的知识分子化与散文文本传播的新闻化，是最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种合二而一的要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散文作者与新闻媒体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两者之间有着互动的联系。如李欧梵所说：“知识分子有话要说的时候，他不会在学报上发表文章，而是在一个公共的领域内发表文章。”“谈天的空间，舆论的空间与印刷的空间逐渐构成了所谓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的立场来讲，公共领域的造成基本依靠的仍旧是印刷媒体——报纸和小说。”报纸，成了晚清知识分子言说的一个“讲坛”，报纸，同时又成为晚清散文独特性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渊薮。在笔者看来，知识分子的批量出现与近代报纸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发展，是晚清思想文化史最具有史意的重要事件之一。知识分子价值能量的扩张，需要有大众传媒为其构建一个可以施展的平台，而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升级，需要有可以影响时代视听的风际云会人物的支撑。缘于此，晚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重要的散文家，往往又是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地位的报人。这样的角色组合是此前的散文作家所不具有的。正因为有主体的这种独有，才生成了散文的某种独特。王韬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对王韬在晚清政论散文方面所做的特殊贡献，方汉奇评价：“《循环日报》的主编人王韬，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根据他历年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整理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王韬之所以拥有数个“第一个”，这与他的《循环日报》主编人的便利有关，也与他禀具思想者的头不无联系。报业、思想、写作，这三个要素有机融合于一体，使王韬成为近代报章政治的创体者。梁启超更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新闻事业家。22岁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23岁主笔《时务报》，25岁在日本主办《清议报》，29岁再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或参与其事的报刊有一二十种之多，他以报人自称：“鄙人二十年来因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报人之外，梁启超又是写家，这是当时报人的优长，梁启超对于自己作为报人写家编者的情形作有叙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息。”报人梁启超的敬业，使之成为“报章体”散文的代表作家。

“报章体”或可名之为“新文体”。这种“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中兴起的‘新文体’，是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近代散文变革的最高成就”。报人的散文由报纸这种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规定了它的某些特点。它重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思想信息的传播，所以更多的是以论议散文的形态出现；它更重视宣传的功能，所以在语言表达上尽量地做到通俗化。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指出：“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有些报纸尽管不是白话报，但基于报纸大众传播价值取向或作者期望通过写作向社会作思想启蒙的设计，语言上趋向于平易通俗。原来的散文更多的是一种体制性或纯为个人的写作，大多只在体制中或文人圈子中流通，而“新文体”诸类的报章散文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写作。这类写作“文字通俗，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内容有国家政治、风俗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使之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之事。”（《申报》1872年创刊号）晚清后期散文写作中白话的成分渐多，有的散文，如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柳亚子《〈复报〉发刊辞》等文章纯为白话。白话散文在晚清虽然尚未演化为一场“运动”，但散文家在此间所做的语言通俗化的努力，无疑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做了铺垫。

我们对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的存在做了如上的勘测。这种勘测差不多是囿于晚清历史的格局之中。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将对象置于从晚清至“五四”这一“过渡时代”的进程中加以观察分析，就可以把握维系晚清散文与“五四”前期散文联系的“文脉”。两者关联的逻辑基点即为现代性，表征为散文写作主体，作为知识分子型的散文作家，他们基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问题关注、思索与言说，并借助报刊这一“公共空间”进行思想的传播。就散文的形态而言，“过渡时代”主流散文并不是一种文学化散文，而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语言方式。因此，它们普遍地体现出文学的缺失而趋向于思想的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