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学术创新

“阉党”之称，就笔者目力所及的史籍，最早应见于《东观汉记》：“荀昙，字元智，颍川颍阴人，为广陵太守，正身疾恶。其兄昱为沛相，乃相与共除阉党。后昱与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显然，这里的“阉党”是指东汉后期专权的宦官。后来史书中的“阉党”，则基本都是指某个朝代专权宦官的党羽，主要又指官僚士大夫，如《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称唐代依倚宦官王守澄的郑注为“阉党”。在各种史书中，“阉党”用于指称明朝魏忠贤的党羽最为多见。究其原因，应不外乎两点：一是明朝距今时间相对较近，流传的史料也较其他时期丰富；二是魏忠贤的党羽在人数、猖獗程度、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也许正是如此，在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只有《明史》列有《阉党传》。

《明史·阉党传》包括两部分，一为正德时期权监刘瑾的党羽，二为天启时期权监魏忠贤的党羽，而后者占绝大部分篇幅。对于刘瑾及其党羽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如廖心一《刘瑾“变乱旧制”考略》，对于刘瑾的党羽，综合《明史》、王世贞、谈迁等人的说法，“统而计之，百有四人”。其中“有二十名以上被后来的史家列入各种省级方志名臣、名宦传”，任官期间较有政绩。“刘瑾专权有一定的积极内容，无论他的社会经济政策，还是他的用人政策，都不是简单的破坏性的。”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于刘瑾擅权的主要恶迹有所论列，但也提到他办的一些实事。相对而言，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研究，则还有许多有待拓展和深化的地方，因此本书所关注的是后者。

本书主要探讨了阉党的界定及其人员构成，阉党的形成原因及过程，阉党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清初等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以及部分阉党后人的活动、张廷玉《明史·阉党传》的形成等问题。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阉党”的界定——崇祯“钦定逆案”。

张廷玉《明史》设有《阉党传》，但是它只对魏忠贤党羽中的较为显著者作了简单介绍，而且没有全部列出所有成员姓名。因此，要确定阉党的具体成员，进而探讨阉党的形成、活动等问题，光是依据《明史·阉党传》显然是不够的，况且如魏忠贤、阮大铖等人还都不在该传中。由于《明史·阉党传》所列魏忠贤的党羽，是依据崇祯二年的“钦定逆案”而来，因此要对阉党成员进行更确切的界定，必须根据“钦定逆案”所列的名单。而且“钦定逆案”还列出每个入案人员的入案因由，以此为线索也可以探讨阉党的形成、政治活动等问题，所以本书的第一章即是对“钦定逆案”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本章对“钦定逆案”的背景，即阉党垮台、东林复出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天启帝死后，崇祯帝继位，政局的突变使阉党内部本已存在的矛盾，顿时变得尖锐起来，一些人为了各自利益开始“自相携贰”，相互参劾，这是阉党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的开端。但是东林党人仍由于阉党极力阻挠而难于复出。为了确定官员贤奸的标准以便抑扬进退，阉党与东林在朝堂上掀起了所谓的“贤奸之辩”，东林最终获胜，逐渐得以复归，限制他们复出的《三朝要典》也被焚毁，阉党则相继被斥退。在两党的争斗过程中，崇祯帝的态度逐渐偏向东林，为了更彻底地惩处阉党，他起用新的科道言官、重用阁臣刘鸿训、实行“己巳京察”，使阉党中的一些较难辨识的人也被清除。其中“己巳京察”中的“南察”，重在参处魏忠贤的党羽，因而成为“钦定逆案”的重要依据。崇祯帝虽然憎恶阉党而对其大力扫除，其一开始本对东林有所期待，但东林后来的一系列所为使他将其视为朋党，逐渐丧失好感。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窥探到崇祯初期政局的某些特点，而这又对崇祯一朝后来的政治，乃至弘光时期、清初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本章对“钦定逆案”的基本情形进行了梳理。“钦定逆案”是崇祯帝令东林党人首辅韩等人办理的，最终区分情节轻重以八等定罪，将两百多人加以惩处。其间崇祯帝多次加以干预，亲自把一些人加入逆案，对阉党表现出除恶务尽、从严处理的态度。“钦定逆案”的入案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客氏、魏忠贤亲属和心腹太监，一为官僚士大夫，后者占了入案人数的绝大部分，材料也相对较多，是本书所要重点探讨的对象。这些人到底是因何原因、怎样与魏忠贤结合、形成阉党的？这便是本书的第二、三章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万历党争与“阉党”的形成——兼对东林性质、事功的再审视。

首先，本章探讨了万历中后期出现激烈党争的原因和情形，有别于学界以往从内阁制度的演变上寻找党争发生原因的做法，提出万历党争肇源于“言路”势力“舒张”的观点。

其次，本章以“淮抚之争”和围绕“三案”的纷争为例，探讨万历时期及以后门户相争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大致情形。晚明的党争之所以越闹越大，没完没了，主要是由于官员严重的好同恶异、任性使气之风习使然。如果具体而论的话，有些纷争的产生还带有利益冲突的背景。通过这一论述，也可以有助于厘清万历时期非东林党人后来入逆案形成阉党的情形。

最后，本章还对晚明门户之一的东林的性质、事功等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度进行了审视。东林的性质，笔者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明末清初以来的有关言论进行归纳和阐述，从而认为东林就是传统政治社会一般意义上的朋党。至于东林的事功，笔者主要征引了前人相关的负面论述，可以看出东林在晚明时期虽曾几度掌握政权，但都没有什么实际作为。以往于东林多是推崇备至，颇为拔高，由此或许可以有助于对其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第三章：泰昌、天启时期的党争与“阉党”的形成。

对于天启时期，以往的研究较为注重后期，即天启四年到七年所谓的阉党专权时期的情况。学界主要对这个时期阉党的“劣迹”做了较充分的论述，包括阉党对东林党逐步展开的打击、魏忠贤等人的为非作歹、败坏辽东战局等等。相对而言，学界对泰昌、天启初期的认识，除了东林党人在万历末年被排挤出政局后又复出重掌政权外，其他方面则少有涉及。而实际上这个时期正是东林既与过去的政敌清算旧账，又新树了不少政敌，并且与客氏、魏忠贤逐步决裂的关键时期。

本章主要探讨了东林在泰昌、天启初期对夙敌的清算，东林与魏忠贤决裂的因由及其掀起的所谓“讨魏斗争”，首辅叶向高等人在两者之间的调停，以及该时期的党争导致官员后来与魏忠贤结合，从而列入逆案形成阉党的情形。此外，还对天启四年至七年阉党专权时期的一些问题重新予以检讨，如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将“讨魏斗争”推向高潮，本书对其上疏的背景、动机、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出杨涟此举是公义与私心夹杂的；再如对魏忠贤等人打击东林、引用非东林的情形，阉党的内部关系以及阉党与辽东战事等，也做了一些新的考述。由此，笔者希望在进一步阐释阉党形成问题的同时，还对天启朝的党争情形、政治状况等得出更全面完备的认识和理解。

第四章：“阉党”及其后人在“钦定逆案”后的活动。

相对来说，学界对于崇祯时期阉党的相关研究是最为薄弱的。上述“钦定逆案”的背景、处理过程、入案人员情况、依据以及在明末清初受到的评议等问题，以往基本都无人提及。而本书对这一时期的关注，除了以上问题外，还试图对“钦定逆案”后阉党成员及其部分后人的主要活动进行探究。

这一时期阉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试图推翻“钦定逆案”以求复出。首先，本章考察了翻案活动的起因、情形、对崇祯政局的影响、失败的原因等问题。

其次，阮大铖在所有阉党成员中，受辱最多，争议也最大，因此本章对他的个案进行了探讨。他由东林“同志”走向对立，其中原委颇能反映晚明党争的实况。而他在崇祯时期的遭际与活动，在阉党成员中也具有代表性。尤其是他与东林、复社的关系，对后来的弘光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本章还对阉党后人的活动，以周镳、周钟和李清为个案做了考察，借此窥探崇祯朝对待阉党的某些特点，以及阉党后人卷入党争的情形。

第五章：“阉党”在南明弘光时期及清初的活动。

弘光政权仍然延续了前朝的党争，东林、复社和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继续争斗，且贯穿于弘光政权的始终。阮大铖幕后操纵凤阳总督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进行“定策”之争，将福王扶上皇位后，又利用与马士英等人的关系得以复出，制造“顺案”等事端以打击异己，召还大量阉党人员，“倒行逆施”，是导致弘光朝廷短期灭亡的罪魁祸首。学人多认为明亡于党争，而弘光时期的党争是晚明党争的延续，本书通过对这一时期东林、复社与阮大铖等阉党人员纷争的论述，冀可对明代党争问题以及弘光政治得出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上述结论作一注脚。

阉党在清初的活动只存在于顺治时期，主要是以冯铨为首的阉党与以陈名夏为首的东林、复社的相争，仍然是明末东林与阉党党争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尾声。本章对双方相争的基本情况、阉党的活动与结局等问题做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