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
- 黄博
- 25922字
- 2025-06-30 18:05:56
绪论 谣言·风俗·学术：政治与文化中的地方
国初已来治蜀者，
处置尽自乖崖公。
当时奏使便宜敕，
不与天下州府同。
……
这是生于北宋中后期并长期生活在四川的著名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的才子文同，写给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吴中复的一首“送行诗”。[1]
熙宁五年（1072）秋，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吴中复任期届满，即将调离之际，作为蜀中名士且也在四川为官的文同，赋诗为其送行。文同为梓州永泰县（治今四川盐亭县东北）人，号称“汉文翁之后”，家族有世代书香门第之誉，故而“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2]这时的文同，进士及第后已官至集贤校理，熙宁四年（1071）春，外放为陵州（治今四川仁寿）知州。文同与历任成都知府都有不错的交情。早在庆历末年名臣文彦博在成都担任益州知州时（1044—1047），就曾对文同的风采钦羡不已。文彦博在给文同的信中说：“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3]与封疆大吏互通书信，关心乡邦的政风民情，是其时蜀中士大夫最常见的政治关怀之一。
“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诗句显示，北宋建国以来朝廷治蜀政策的特殊性制造了四川政治文化的特殊性。诗中所称的“乖崖公”，就是太宗年间的治蜀名臣张詠。淳化五年九月，因为王小波李顺起义迟迟未平，宋太宗想到工部尚书辛仲甫向来以仁爱诚信著称，打算让他带病前往成都主持工作。这时正好遇上辛仲甫病情加重，已无法成行。于是，太宗想起先前的参知政事、蜀人苏易简曾推荐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詠是个难得的地方治理能手，可以让他去解决四川的难题。由此，张詠出任益州知州。
张詠临行前，太宗“面谕之”：“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4]太宗给张詠的这个“便宜从事”的特权，在宋代地方政治的权力结构中有着超高的含金量。张詠到任后，根据“便宜从事”的精神，向太宗请求“事有大可革者，奏后始行；其有从权而合议者，先行后奏”，在强化中央集权成为宋代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张詠的要求无异于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为了快速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后的局势，太宗居然答应了张詠的要求，“上悉允之”。[5]
这个“先行后奏”的便宜从事特权，在宋代可以说是只有成都地方长官才拥有的极为特殊和重大的权力。所谓便宜从事，指的是成都地方长官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皇帝的诏令和朝廷的条例之外，自行决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用做。一般来说，益州知州在拥有“便宜从事”之权后，大事还是需要向朝廷汇报并听候中央的决断，小事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先行处置，再上报朝廷备案，即所谓的“先行后奏”。这个“行”，当然也包括最严重的斩人、杀人的行为，所以成都地方官才有了所谓的“先斩后奏”之权。
更加特别的是，益州知州（后来升格为成都府后，则称成都知府）获得的便宜从事的特权，到后来并没有因为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平定和张詠的离去而结束，而是长期延续下去的。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便宜从事之权，除了拥有超越常规的巨大权力之外，其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力之大，在宋代可谓独一无二。
由文同的诗句牵扯出来的“国初已来治蜀者”所奠定的这个“不与天下州府同”的基调，深刻地影响到宋代四川政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宋代的四川为什么这么特殊？是只在地方治理体系和权力运行机制中特殊，还是在各方面都特殊？是政治上的特殊性形塑了巴山蜀水在文化上的特殊性，还是反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又或者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关联？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三编”，上编的主题是“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主要考察宋代多种权力在四川地方政治的场域中的碰撞与互动，从而揭示宋代四川政治特殊性的权力机制。中编则围绕“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这一主题，以个案为中心，分别讨论今日的成都、重庆、泸州等四川的重要地区在宋代的某些刻板印象，在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之外，钩沉宋代特殊的民风民情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下编主要讨论“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这是宋代四川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创造者和动力引擎，从地方学术风貌和本土学者的相互成就的过程中，体会宋代四川社会在文化上的特殊性。
从巴蜀到四川
一般来说，在中国通史的历史叙事中，四川是较早纳入中原王朝治理之下的非中原地区，这使得四川非常早地参与到了“中国历史”的叙事脉络之中。汉朝的建立，是与“王巴蜀汉中”的汉王刘邦以巴蜀（四川）为后方基地分不开的。中原王朝历次改朝换代，四川也基本上会有或提前或延后的神同步，从公孙述、刘备到王建、张献忠，四川都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国主流历史叙事的另一面，尽管除了刘邦以外，这种叙事的大部分是为了衬托新王朝伟大建国史的艰辛和正确而存在，但它似乎从未离开过这种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上古时代的“四川人”，显然与上古时代中原的华夏人群之间并不共享着同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点。无论是古蜀人创造的令人称奇的“三星堆文化”，还是古巴人的种种奇风异俗，在中原文化与之最初接触的时代，都显得难以理解。而“巴”和“蜀”之间本来也并非一体，直到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作为秦的巴、蜀二郡，才分别作为一级政治地理单元出现，以后随着郡级政区的增加，又从巴郡和蜀郡中分出其他的郡。巴郡与蜀郡不但是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也是区域中心，此后巴蜀连称成为一种习惯。《史记·货殖列传》已将巴蜀定位为关中南方的一个地理单元，“（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不过，从秦到汉，巴与蜀分属不同的一级政区，秦汉王朝对巴郡与蜀郡的治理策略也不相同。蜀郡推行秦国模式的律令制国家治理方式，将中原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深植于蜀。1979年至1980年在青川县郝家坪发现一批秦简，其中50号墓中编号M50：16的一件木牍正面是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法律文书，内容是一份秦武王二年（前309）修订的关于农田规划的法律——《为田律》的一条律文[6]，可见秦在蜀地的统治是将“秦法”加以推行的，因此对蜀地社会的改造应相当深入。
秦对蜀郡的统治最初可能也考虑到蜀地的特殊性，灭蜀后，秦国虽然设置了蜀郡，但最初也分封了多个“蜀侯”来管治蜀地，这一举措背后应该就有“因俗而治”的考虑，但这一模式并不成功。秦国兼并蜀地后的三十多年间，多次出现围绕蜀侯的“反乱”事件，最终在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因为“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7]，于是蜀地最后还是被纳入秦的郡县制体系之下。
而秦对于巴，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因俗而治”的策略，几乎没有把秦的律法普遍推广到巴地和巴人社会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秦昭襄王时期“白虎复夷”的故事和汉高祖时期的夷人七姓不供租赋的举措等，所谓“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等规定，就是因俗而治策略的具体运用，特别是“岁出賨钱”而“不供租赋”之类的待遇，使得巴地和巴人社会结构不致有剧烈的变动。[8]因此秦汉时期的巴、蜀显然并不属于同一个文化地理的范畴，当时以及后世相当长的时间里，史籍上多是“巴”“蜀”并称，而非“巴蜀”合称。
汉武帝时代，推行刺史部的行政监察区制度，将巴、蜀之地与汉中、南中一起纳入益州刺史部的监管之下，在区域地理概念上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观念——益州，但益州并不等同于巴蜀，不过益州刺史部的主体是巴、蜀之地，因此巴蜀在文化地理的观念上逐渐有了一个统合的趋势。这中间合力的产生，汉王朝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策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益州刺史部观念的影响下，巴、蜀有渐成一体的趋势。《汉书》将“巴、蜀、广汉”并称为一个地理文化单元[9]，这个地理范围，与宋代的四川高度重合。汉代的广汉郡是从巴郡、蜀郡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批一级行政区，巴与蜀的意义开始丰富起来，一方面它既是“并立”的“巴”“蜀”，另一方面一个似乎有着某种自成一体的整体性观念的“巴蜀”，也渐渐初露端倪。
不过，巴与蜀仍然在很长时期内难成一体，就风俗而言，巴和蜀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华阳国志》即称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甚至有时表现出“重迟鲁钝”的特点，或者“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的特色。而蜀风恰与之相反，是“多班彩文章”“尚滋味”“好辛香”，特别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10]。在行政区划上，巴和蜀也长期分属不同的一级政区，在唐代早期，这里分属三个一级行政监察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属“剑南道”，而汉代的巴郡、汉中郡等地属“山南西道”，而巴地东南新开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又另属“黔中道”。[11]
到了唐代后期的方镇体制下，巴蜀地区更是分别属于五个一级军政区，即蜀地西部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属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区，蜀地东部以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为中心的地区属剑南东川节度使辖区，巴地北部和汉中属山南西道节度使辖区，巴地东部属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荆南节度使辖区，巴地南部则属黔州观察使辖区。[12]无论是前期的“道”，还是后期的“方镇”，可以说巴蜀地区都是被割裂得支离破碎，错综复杂。
然而在政治权力对巴蜀割裂最为严重的时代——唐代，巴蜀在地理文化观念上的趋同性却日益增强。尽管巴蜀地区因为“道”和“方镇”的建置而支离破碎和错综复杂，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唐人的“巴蜀”地理文化的整体观念的产生与广泛运用。在唐代文人笔下，“巴蜀”并称屡见不鲜。他们并没有依据行政区划或军政区划来认知而是往往习惯将分属山南、剑南、黔中诸道的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视为一体，统称巴蜀。
如唐初岑文本为“使持节，都督遂、晋（应为普）、果、合四州诸军事，遂州刺史彭王元则”所作的册文中，李元则所辖嘉陵江流域的遂、合等州，在唐初属剑南道，但岑文本却称他是“建旟巴蜀之境”[13]。中唐时代，杜甫在代阆州王使君所作表文中，阐述时政问题时分别谈到了“剑南”因吐蕃用兵以来，赋税繁重，最近又碰上杨琳在普、合等州叛乱，而阆州所在又属于“山南所管”，无暇顾及“东西两川”之事。表文之中，杜甫把剑南、山南、东川、西川之人统称“巴蜀之人”，把分析和解决剑南、山南、东川、西川的乱局统称为“具巴蜀成败形势”，“料巴蜀之理乱”。[14]
显然，长期以来，巴蜀地区的地域观念，存在着政治地理、行政区划上的地域割裂和自然地理、文化习惯上的区域统合的分歧与紧张，这当然与自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东汉末年的刘备以来频繁出现的立国于巴蜀的割据政权的历史有关。为防止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在政治地理和军政区划上存在割据的可能，统一王朝大多会把以巴蜀为核心的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分而治之”。尽管宋代对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的政治地理区划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分割原则，将之一分为四，形成著名的“川峡四路”。但有意思的是，“巴蜀”在政治地理、行政区划上的割裂，以及自然地理、文化习惯方面的区域统合的分歧，最终仍获得解决。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习惯意义上的整体性地域概念，而是拥有了政治身份的行政区划或军政建制。
到了宋代，“巴蜀”地理观念长期以来缺乏“合法”的政治身份和明确的政区规划的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折，一个新的“准政区”地名概念——“四川”的出现，对“巴蜀”一名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的整合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巴蜀”与“四川”在宋人看来，所指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确的。绍兴三十年（1160）冯时行在论述“四川制置使”的辖区范围时，便是以“巴蜀”之“合”来规范其域界：
朝廷用兵，恢复陕右，置川陕宣抚使护诸将，治益昌。其后罢兵，宣抚使为四川制置使，治成都，兼成都军府事。备关、营屯诸军凡十余万，皆其统御；巴蜀西南与吐蕃、南诏接，由绵、龙包戎、泸、施、黔，凡三千余里，皆其镇抚；合巴蜀六十郡二百余县，吏之能否，民之休戚，皆其督察。[15]
显然，四川制置使这一地方军政机构的出现，使得“巴蜀”的地理概念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疆界，“巴蜀六十郡二百余县”表明了时人眼中巴蜀的具体范围，也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在川峡四路地区设置的府州军监的总数量。
接下来我们根据《宋史·地理志》的记载，对冯时行所说的“巴蜀六十郡”略做考订。[16]乾德三年（965）北宋攻灭后蜀政权，收取其地，当时计有州、府46个，包括：益（太宗后期升为成都府）、彭、眉、嘉、邛、蜀（高宗时升为崇庆府）、绵、汉、资、简、梓（徽宗时升为潼川府）、遂（徽宗时升为遂宁府）、黎、雅、陵（神宗时降为陵井监，徽宗时更名仙井监）、戎（徽宗时改名叙州）、泸、维（仁宗时改名威州）、茂、昌、荣、果、阆、渠、合、龙、普、利、兴、文、巴、剑、蓬、壁、夔、忠、万、集、开、渝（徽宗时改名恭州）、涪、黔、施、达、洋、兴元府。
之后历经百余年的演变，在此46个州的基础上析置分合，除集州、壁州在神宗时被撤废并入巴州、渝州外，其他州郡只是更名，实际政区基本不变。而到了冯时行时代，巴蜀地区则拥有了60个州（郡）级行政区，意味着宋代新增了16个州级政区，其中主要是军、监类政区，以冯时行撰文时的绍兴三十年为基准，所谓“巴蜀六十郡”，除上述后蜀时代的44个州（因集州、壁州被废）外，按《宋史·地理志》还应包括宋代为了加强军事控制和经济管理，而从上述44个州里面析置出来的等同于州一级的政区“军”和“监”，共计11个，分别是：
1．乾德四年（966）析泸州而置的富义监，太宗即位后因避讳改名富顺监（治今四川富顺县）
2．乾德四年以彭州析置的永康军（治今四川都江堰市）
3．乾德五年（967）析简州分置的怀安军（治今四川金堂县淮口镇）
4．开宝二年（969）析合州、渠州而置的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市）
5．开宝三年（970）以万州析置的梁山军（治今重庆梁平县）
6．开宝六年（973）以夔州析置的云安军（治今重庆云阳县）
7．开宝六年以夔州析置的大宁监（治今重庆巫山县大昌镇）
8．熙宁八年（1075）以渝州番部开发设置的南平军（治今重庆綦江区）
9．政和四年（1114）平定泸夷后设置的长宁军（治今四川珙县）
10．宣和七年（1125）析绵州而置的石泉军（治今四川北川县）
11．绍兴三年（1133）以直属京师的石泉县升级为大安军（治今陕西宁强县）
此外还有一批本来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概念的州郡，因战乱而改隶川峡四路，成为宋代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绍兴三十年前后，仍然由四川制置使统管，因此也被冯时行纳入“巴蜀六十郡”中来了。这样的地区共计5个州，分别是：
1．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本隶京西南路，北宋灭亡后，京西南路全境沦陷，只剩金州未失，建炎四年改隶利州路。
2．阶州（治今甘肃陇南市），本隶陕西秦凤路，南宋初年陕西失陷后，改隶利州路。
3．成州（治今甘肃成县），本隶陕西秦凤路，南宋初年陕西失陷后，改隶利州路，绍兴十四年正式改隶利州路。
4．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县），本隶陕西秦凤路，南宋初年陕西失陷后，改隶利州路，原名岷州，绍兴和议以后因避金太祖（完颜旻）名讳而改，绍兴十四年改隶利州路。
5．凤州（治今甘肃凤县），本隶陕西秦凤路，南宋初年陕西失陷后，改隶利州路。
这样从旧有的44个州中析置出来的11个军监，再加上这5个因宋金战争而改隶南宋“四川战区”的州郡，共计16个，正好合成冯时行所说的“巴蜀六十郡”。不过如果仔细检索这一时期川峡四路的州级政区建置故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还有2个州：珍州和思州。徽宗在大观年间曾大力开拓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招抚番部首领，创建了许多州名，除了珍（治今贵州正安县）、思（治今贵州务川县）二州以外，还有溱州、承州、播州、遵义军，但不久除珍州外都罢废撤并，南宋初年又恢复了思州名号。不过在时人眼中，这两个州废置不常，且都属于徽宗时代开拓西南蕃部的副产品，因此在宋人的论述中，经常不把这两个州算作“巴蜀”之地，这一点冯时行实际上说得很清楚，“巴蜀西南与吐蕃、南诏接，由绵、龙包戎、泸、施、黔，凡三千余里”，显然巴蜀的南界应以泸州、施州、黔州为断。[17]
可以说宋代是“巴蜀”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时代，它不再是一个文人们针对该地区泛泛而谈的历史地理概念。因为与宋代的行政区划和军政体制结合，特别是“四川”概念的出现，巴蜀所指越来越清晰和稳定。
不过“四川”抑或“川峡四路”本身作为一个新的地域概念在宋代出现，也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政治体制对地域概念的形塑过程。刘复生师已经揭示出宋人对巴蜀地区的指称有一个从“两川”到“四川”的变移过程。尽管咸平四年（1001）川峡四路分置完成，但“四川”作为一种官方通行的“省称”要到北宋后期的徽宗年间才开始被普遍使用。南宋以后，本来作为川峡四路省称的“四川”（带有较强的“虚指”性质），在宋廷军事斗争和政治形势的双重作用之下，逐渐由虚到实，“四川”开始频繁出现在南宋官员的正式职衔上，“四川安抚制置使司”一类的军政统合机构的出现，更将四川作为一个新的地域概念落实了下来。[18]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唐代的东西“两川”到宋代的“四川”这一过程中，巴蜀地域范围的观念所指实际上是有所扩大的。在北宋前期，人们习惯上以两川来指称的地域，在主流认知中并不能完整地指代巴蜀地区，所谓“两川”实际上指的是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川和以梓州为中心的东川，也就是所谓的“蜀”。直到南宋时，袁燮仍然说“成都、梓潼，相为唇齿，谓之东西川”，并将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之民合称“蜀民”。[19]所谓的两川或蜀，一般人的观念里大概是不包括宋代川峡四路的夔州路的，同时，随着“四川”观念的强势崛起，北宋时代的官方文献中，“巴蜀”合称的例子越来越少。同时，由于前后蜀政权的出现，蜀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巴，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域都被宋人纳入“蜀”的范畴中。两宋时期，士大夫们写文章其实多以“蜀”代指全部地理意义上的巴蜀。
另一方面，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在“巴蜀”话语中是失语的。宋人习惯上的“巴”所指涉的地域主要为“夔州路”，该路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盆地中部方山丘陵和盆地南缘山地的交接地带——与今天的重庆直辖市大体重合。[20]在自然条件方面，与富饶的蜀（川西成都平原）相比，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差距。由于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尚处起步阶段，在宋代士大夫眼中，巴的中心渝州（恭州、重庆府）之贫困与蜀的中心成都府之富侈形成鲜明对比。南宋时曾任重庆知府的度正感到重庆居于“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21]。宋代重庆地区的社会经济的确不发达。在这里，国家控制的户口相当稀少，西川的成都府在北宋后期登记户数达18万之多，东川的梓州稍次一点也有10万多，而渝州却只有区区4万。[22]可见度正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的话虽略有夸张，但也离实情不远。显然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不发达，与蜀的富庶昌盛相比，巴的贫穷落后使得这一地区在巴蜀一体中显得微不足道。北宋时代士人的视线一般不会关注到这一区域，故而在日常书写的行文中习惯使用“两川”或蜀的概念来代指整个四川，至于夔州路所涵盖的巴地，在大部分人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事实上，“巴蜀”合称并成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与“四川”由虚到实发生在两宋转折之际一致。正如刘复生师所揭示的那样，宋代的“路”处于传统中国政区演变史中的地方监察机构向地方行政机构演变的过渡阶段，四川地区的监司长官职权扩大，突破了“路”的限制，而在实际军政运行中，川峡四路统合权力的需要引领着“四川”概念的发展方向，跨路级的“四川”地方体制的出现，最早是因财政、军事等专门事务的地区间协调而权宜设置的，后来才有行政方面综合化、一体化的设计，统合的规模也由两路、三路，再到四路，有一个渐进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的演变动力，都与两宋历史发展的时局息息相关。[23]
南宋时期，“巴蜀”合称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开始频繁出现在士大夫的奏议中，巴蜀与江淮、荆襄、闽粤等名称一样，成为跨高级政区型的大地域单位，也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表示整体区域的地域概念。而这一变化过程中，抗金形势造就的“四川战区”局面的形成，对时人“巴蜀”观念的形成影响最大，如陈傅良在策问中称道“巴蜀之饶”，目的是要探求以巴蜀地区支撑抗金战局的资源优化配置。[24]林之奇称赞“南纪之地，经纬吴楚，缠络江汉，雄踞山河之半，而惟以巴蜀为负险用武之国”[25]，目的也在于为朝廷提供如何很好地依托四川战场的军政策略。
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军政因素的强化，巴蜀才真正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四川”概念的整合出现在政治运作的层面，而在宋人议论中“巴蜀”合称的频繁运用，则是与四川在现实层面的整合相对应的历史回顾，可以说它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换句话说，在宋代，四川这一新的军政建制为巴蜀这一人文地理概念赋予了新生，巴蜀从政治地理到文化地理，在时人认知中形成了一个逐渐合一的层面，而巴蜀在宋代士人看来，也逐渐有了整体的文化认识，或者说以巴蜀作为区域性的观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历史情景。因此本书在讨论宋代四川的地方性时，一方面要以四川或巴蜀地区作为整体进行论述，另一方面也会注意到四川内部，特别是巴和蜀不同的那些因素或特点。
宋代四川的地方性
北宋后期流落巴蜀地区的诗文书法俱称一流的黄庭坚，偶然结识了一名叫秦世章（字子明）的四川籍军官，此人当时任“左藏库副使、东南第八将”，左藏库副使为从七品武阶官，而其东南第八将的官名则属于神宗以后实施将兵法的新型禁军编制，当时将各地军队统一编制为将、部、队三级，将是最高一级的军事单位，管辖路一级的“系将禁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四年（1081）将东南地区十一路（淮东、淮西、浙西、浙东、江东、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的禁军编制为十三将，其中第八将驻守荆湖南路的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市）。[26]据王曾瑜考证，东南第八将的兵力当在5000人左右。[27]秦世章可以算是当时地方禁军系统的高级统兵官了。
秦世章在长沙任职时曾摹刻了一套古代书法的“法帖”，后来带回家乡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展示在为战争期间阵亡将士追福的绍圣院中，成为当地一处书法名迹。为了表彰这套刻帖，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专门写了一篇题跋。[28]
在题跋的开篇，黄庭坚就对巴蜀地区的地方性进行了历史考察，他的结论是“巴蜀自古多奇士”，这是把巴蜀视为一个文化地理单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观察，一个“奇”字，便把巴蜀的地方性突显了出来，而这篇题跋的文眼也在这个“奇”字。
在黄庭坚看来，巴蜀地区实在处处透着“奇”。首先，秦世章本人就是一个奇人，“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许不肯出赵国珍下，不可谓黔中无奇士也”。他身为武将，却购置书法法帖，在家乡弘扬文气，可谓“惊动里中子弟耳目”之举，黄庭坚解读秦世明此举是“欲变里中之俗，其意甚美，书字盖其小小者耳”。
以武人而有文气，且此举大有移风易俗的先声夺人之势，因为黔州“斗绝入蛮夷中，颇有以武功显者，天下一统盖百余年，而文士终不竞”。引入书法的意义，在于培育黔州的文化氛围。在黄庭坚看来，这正是转变黔州文化落后的契机，因为“风俗以道术为根源，其波澜枝叶乃有所依而建立”，书法正是文化兴起的初步依托。
对于书法与地方文化发达程度之间的关系，黄庭坚从巴蜀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奇”入手，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考察。他感到奇怪的是，巴蜀地区“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书法的发达，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文学名士辈出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符合这一惯例，因为这里历史上没有书法名家闻世。
但他对此也尝试做了些符合普遍原理的解释，如三国时代蜀国没有著名的书法家，他认为“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闻以善书名世者”，原因是“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笔研，亦无足怪”。虽然他没有明说，但稍稍熟悉一点书法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解释是不通的，因为同样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三国中的另外两方，北方曹魏政权中有宗师级的大书法家钟繇，东吴政权也有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的《天发神谶碑》书写者——书法界的一流人物皇象，魏、吴政权内以书法闻名的二、三流人物就更多了。[29]
事实上，黄庭坚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普遍性理路的解释方式，真正的问题可能在“地方性”上。随着历史的推进，即便乱世结束后，在“书法”问题上，巴蜀地区仍然显得很特别，因为“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换句话说，从汉到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书法从蔚然兴起到蔚为大观的重要时段，文化发达的巴蜀地区居然缺席，似乎和这种大势“不同步”，面对“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奇怪现象，黄庭坚也只能发出“何哉”的感叹。
但更为“奇”的是，上述一千年间，巴蜀地区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落后”的“不同步”，到了宋代却开始出现某种“超前”的“不同步”。因为奇人中的奇人苏轼出现了，“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苏轼可以说是引领宋代书风转型的开山式人物。苏轼才华横溢地开启了宋代尚意书风的新时代，彻底扭转了宋初书法的颓势，并深刻地影响了黄庭坚本人和稍后集宋代书法之大成的米芾。黄庭坚评其为“翰墨之冠”确非虚誉。
不过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横空出世只是个人造化所致，并不代表巴蜀地区书法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苏轼的影响下，也只能“于是两川稍稍能书，然其风流不被于巴东”。巴蜀地区东部属于巴的范围的地区仍然是不善书法的。
在这里，黄庭坚清晰地感知到巴蜀、两川、巴东之间既为一体又内中有别的复杂关系。关于黄庭坚提出的巴蜀书法的特点，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展开的、很有意思的话题。甚至时至今日，巴蜀书法风格仍然是以“怪”的面目名世，似乎也颇印证着黄庭坚当年所下的“奇”的断语。[30]在这篇题跋文章中，黄氏笔下的两川所指即前揭所论东川、西川，也就是蜀的范围。从巴蜀、两川到巴东的认识路径，黄庭坚可以说在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中很好地运用了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分析方法。
本书所谓的“地方性”是区别于普遍性而言的，换句话就是，在传统中国“天下”的整体性中试图通过展示人们对地方性经验的表现和表达，通过所谓士大夫书写中为巴蜀地区描述出来的地方性色彩、地方性意识等内容的考察，揭示宋代的政治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一般样态。而地方性的意义，则成就了它的特殊性。
可以说，对地方性的关注，就是要揭示历史文化中的地方性情景，这是本书尝试的用力点之一，即希望通过对巴蜀地方性的揭示，发掘一些宋代政治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事实上，多年以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学术界对于宋代四川的地方性的阐发却一直持续不断。
而在笔者看来，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性的讨论，目前最突出地揭示这一主题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方面的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宋代四川学术特色的梳理与揭示，特别是对于宋代“蜀学”“史学”“易学”等颇具地方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成就的研究。
首先，关于宋代四川地方治理中所谓政策特殊性的揭示，林天蔚、林文勋、余蔚等学者先后有过不少细致的讨论[31]，粟品孝老师则进一步指出，两宋时期存在着朝廷对四川治理的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立足成都，以成都府控带整个川峡四路；二是对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的选任特别严格；三是包括知成都府在内的地方要员长期具有“便宜从事”的特权；四是南宋时期在四川长期推行一种独特的科考形式“类省试”。对这一系列的政策，他从地理形势、经济条件和战略地位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地方治理特殊化的原因：具体而言，地理形势上四川位于盆地之中，地势险要，又远离王朝政治中心，为此宋廷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来应对四川的地理特点；而经济方面，由于成都平原的经济基础优越，整个四川地域的广阔性，造就了四川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最后是四川独特的战略地位，一方面拥有脱离王朝中央自主割据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牵制全局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南宋，川陕战场成为南宋军事防务的重中之重。[32]总的来说，关于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宋代四川的地方性对于朝廷的特殊政治意义，与黄庭坚所理解的那种地方性并不在同一个层面。
事实上，真正对宋代巴蜀地区地方性的揭示，则是关于宋代四川地区的学术特色的梳理和研究。目前的研究可以说相当丰富，不少学者从儒学、史学、易学、文学等多个角度都有丰富的阐发。[33]其中《宋代蜀学研究》一书颇具开创之功，该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作为一种学派性质的“蜀学”在宋代的产生、兴盛和流变的全过程，并且奠定了学界对宋代的“四川学术”研究的基础。直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有了许多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但仍未脱离该书建立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判断。
宋代正是蜀学的最高峰，其繁荣度和学术成就远超先前的汉唐和后来的明清。因此宋代对于我们理解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的样态有着重要意义。书中对此也有总结性的讨论，特别是从中唐以来四川地区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形势的角度观察了四川的地方性对蜀学发展的影响，并且具体归结为四点：政治的长期相对稳定、经济的持续繁荣、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以及教育的相对发达和普及。[34]
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有较深的体会，虽然承认较之其他地区的学术流派而言，蜀学似未自成系统，但也强调蜀学不无地方特色。作者认为，蜀学的特色表现在易学发达，学术家族众多，苏、程二派是主流以及史学发达四个方面。此外作者对四川的地方性也有较为长时段的思考，如指出四川学术缺乏正统气象，从而带有较多的“异端”色彩，以及巴蜀地区在历史长河中文人辈出、文学尤为发达的奇特现象等。[35]显然，宋代巴蜀学术为世人呈现的种种特点，是理解和揭示巴蜀地方性的关键渠道之一。
不过就研究者来说，除了上述这些主流路径外，对于地方性的理解还有更多丰富的层次可以开拓。《汉书·地理志》已经较早地揭示出所谓地方性的本质，“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36]。所谓风俗，正是地方性特点与时代政治文化相浸染而成的。
通过对风俗的观察，班固已经将巴蜀的地方性整合为具有某些区域一致性特点的特殊风俗，如从地理环境论层面阐释了巴蜀地区“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的优势，使其具有地区性经济生活上的“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优点，但也形成了一些诸如“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的不良风俗。[37]这可以说是历史叙述中对巴蜀地区政治文化做出的最早阐释，其影响自然深远，其中一些文辞到了宋代仍然相当流行。
《宋史·地理志》对宋代巴蜀地区所产生的一个全新地域概念——“川峡四路”的描述，则与《汉书》大体相当：
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38]
除地理上的特点造就了外界对巴蜀地区经济条件较好的体会外，虽然经过了千年的历史演变，但巴蜀地区的所谓俗不愁苦、轻易淫泆之风，仍然以少愁苦、尚奢靡的形式存续着，《宋史》对这一地理单元的认识大体与《汉书》一致。“风俗”作为地方性的一种表现，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是理解和揭示地方性的一个重要渠道。近期曹鹏程兄注意到宋代蜀地形象的问题，并对宋代流行的“蜀人好乱”之说进行梳理，指出宋代前期四川给外界的“易动难安”的印象，直至南宋才得到改观。[39]
事实上所谓宋人对蜀地形象的塑造，本质上就是对蜀地风俗的理解和阐释。宋初梁周翰的观感颇具代表性，“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40]。在他看来，蜀地的种种不良问题表现为礼义败坏，其根源在于蜀地多繁侈的风俗，而这种风俗特点又反过来影响到朝廷对四川社会的基本判断。北宋中期，蜀人文同在写给时任成都知府吴中复（1011—1078）的一首诗中称：“国初已来治蜀者，处置尽自乖崖公。当时奏使便宜敕，不与天下州府同。”[41]此说深刻道出了宋代四川地方性与宋初四川治策特殊性之间相互成就的关系。
因此，今天我们要回到宋人的情境中去理解宋代巴蜀的地方性，风俗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谣言、风俗与学术，核心所在便是最能体现地方性的“风俗”，而另外两个关键词“谣言”与“学术”则某种程度上是“风俗”在某些时期的实际政治运作和文化生活中的两种表现形式。本书并不打算做关于“风俗”现象的一般梳理，而是尝试将地方性在上述三个关键词中的深层结构揭示出来，三者之间的背后，或者正好可以借助“政治文化”这一历史观察工具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这三个看似关联不大的问题放到一本书中来集中剖析。
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大多带有地方史色彩。本书也一直强调在研究中要注意宋代四川的地方性，而关于中国的地方史研究其实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富的成果积累。事实上，笔者所在的四川大学也是国内较早进行地方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高校之一，并于1990年代获得了全国第一个地方史方向的博士点，不过川大地方史研究的兴趣点，长期集中在近现代，古代地方史的研究反倒比较分散，多以专题论文形式展开。就此来说，与其他地方史研究的热闹程度相比，整个国内关于宋代四川的地方史著作，多少显得有点落寞。[42]
当然，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书写的地方通史的文化工程仍在持续积累中，最新一版的《四川通史》和《成都通史》都有两宋分卷，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相继出版[43]，它们为学界提供了两宋时期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不过该书因体例及写作目标的关系，仍不免让人有一种既定国家史甚至世界史等宏大叙事之地方版的感觉。然而，有关宋代四川的地方史研究论文虽然不少，相关的学术专著——如果排除前面已经论述的主要侧重于宋代四川的学术文化研究的专著的话，则并不多见。
其中较早的有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一书。该书考订了从吴玠、吴璘到吴挺、吴曦等吴家前后三代众多武将的事迹，吴氏因军功世镇四川，成为南宋在四川地区最有影响力亦最具势力的家族，并分析了这一现象本身因违反宋代的家法传统而呈现鲜明的地方特殊性。因此，南宋中期开始清除吴氏武将集团在四川的势力和影响成为朝野内外的中心议题。[44]可以说，吴氏家族的兴亡，对于理解宋代四川的特殊性是一个绝佳的个案，不过由于作者关心的是借吴氏一门来考察宋代的武将家族问题，所以对于地方性的关注并不多。
另外，官性根的《宋代成都府政研究》则是一部较新的有关宋代巴蜀地方史研究的专著。作者分别就宋代成都府的政府机构组织、财经管理职能、司法监察权力、文化教育事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类梳理，该书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颇下功夫，为全面了解宋代成都的“府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作者对成都府政的考察着力于静态的把握，行文中缺乏对制度事件的活化和与四川的地方性之间进行有效的讨论。[45]
不过，在笔者看来宋代四川地方史研究的低落，与近年来整个古代地方史研究的困境有关。随着所谓“地方性知识”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传统的地方史研究路径受到严重挑战，学者普遍认同传统的地方史研究不能揭示甚至还会遮蔽地方性知识的发现，“中国地方史的叙述，长期被置于一个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也是导致许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识点点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或曲解的原因”。[46]在这样一种取径下，学界在地方史研究中普遍尝试把历史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术风格结合起来，特别借重田野调查，强调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基层社会的历史细节。
事实上，建立在经济史基础上的“人的发现”，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给现代历史书写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并不等同于“区域”，“地方”相对应的语境是朝廷，是中央，而非由网状交叠层级体系和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所塑造的用来分级理解整体中国感的分析架构。[47]中古时代的地方史研究由于受时空的限制，事实上很难集中运用上述研究路径来展开。
以宋代为例，一方面由于时间太过久远，文献分析已无法与田野调查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两宋时期主要由上层知识精英书写的文献，其史料类型也无法具备明清以后那样丰富的层次感，基本无法展现基层社会的种种细节。因此古代地方史领域在社会经济的区域史路径下难有纵深的发展空间，中古时代史料的高度政治化特质则使得地方所呈现出来的面相也与后世有异，因此笔者认为宋代地方史的研究仍须回到政治史的路径，而在这个路径下，从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理解中古时代的地方史就是一个必须和有益的探索。
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
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并不是政治与文化的随意组合，而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已经运用得相当广泛。仅宋史学界而言，自从余英时以“政治文化”为主题剖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后，这一话语便在学术界日益流行。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政治文化的含义给予了两个层次的解释。一是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并从这一层意思中提出宋代政治文化的特色为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强烈性和普遍性。二是“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把政治史与文化史的方法结合起来。[48]诚如余英时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既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49]。这对于弥缝传统政治史与学术史之间的学科壁垒，自然贡献巨大。但这样富于弹性的理解不免使得“政治文化”概念的边界过于模糊，从而容易遮蔽借用这一现代政治学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某些准确性的把握。
本书主张的“政治文化”起源于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概念，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1911—2002）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50]
这一解释侧重于从现代政治系统各个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中去理解政治文化，所指涉的内容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因此本书对于“政治文化”的讨论，便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当然，由于“政治文化”起源于“现代”和“西方”，如果直接生硬地套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不免“水土不服”，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史的政治文化问题时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都会做一些适合于“古代”和“中国”的修正，但大体不出这一基本框架，如陈苏镇在对两汉政治文化的讨论中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并且强调政治文化属于群体、社会或民族，其中不仅包括精英，也包括大众。[51]
目前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众多，但大多仍是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角度来展开的，事实上如果不拘泥于“文本”，“政治文化”与地方性考察之间应当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换句话说，上述定义中的“民族”，并不需要真正地理解为汉语语境下的民族概念，而是理解为一种类似于“族群”的概念恐怕更准确。那么这个族群就可以理解为地方性中最重要的载体——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上的那群人，比如生活在宋代四川这个地域中的人们与四川这个地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形态有着怎样的交互式关系？如果说在政治文化中，风俗是属于全民的话，那么谣言则是属于大众的，学术则是属于精英的，这些共同构成了所谓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地方史研究和政治文化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点就是本书的主题——风俗及其派生出来的谣言和学术。
宋人自己其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对宋代以前巴蜀文化的一些迷惑现象颇为不解。黄庭坚在考察“两汉以来”的巴蜀人才时发现，巴蜀文化在经学、文学等方面都曾孕育出许多杰出人才，但“独不闻解书”，直至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中国书法兴起和繁荣的关键期，都“不闻蜀人有善书者”。汉唐间巴蜀书法家的缺席，显示出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趋势颇不协调。
书法史上巴蜀悖论现象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区域文化特质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共生关系。巴蜀地区有书法而无书法家，不是巴蜀文化与书法文化不相容，而是汉唐间巴蜀历史曲折进程的副产品。当时文化精英家族的没落和衣冠士族的缺失，只是这一时期书法不彰的直接原因，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这是本书开篇讨论的主题，旨在揭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殊性中，“人”与“地”的真正关系。
事实上，在实际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政治文化可以通过一些象征性的事件和人物来表达，在政治文化的形塑和运用中，社会舆论和神圣资源可以说最集中也最全方位地呈现了那些政治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因此，要充分理解政治文化的全部过程和意义，就必须理解这些象征符号是如何进入地方社会的政治运作和文化机制中的。谣言可以说是上述政治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在地方社会表现得最稀奇古怪的一种，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则与地方社会有着独特的关联，因为谣言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某一种谣言恰恰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才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谣言成为观察宋代四川政治文化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北宋中期，蜀地曾因一起谣言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口号出自“人言”[52]，既朗朗上口，又触目惊心。甲午本来只是纪年的符号，但在每次重复这个符号时都有变乱发生的这一巧合被人发现后，这个符号对于四川的意义便从偶然变成必然了。尽管有些恐惧和焦虑，但从民众对“甲午再乱”之说的“传闻其事，鼓为讹语”[53]的表现来看，老百姓对宣传此流言有相当的热情。流言四起时，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北宋前期此流言在蜀地多次出现，诡异的是，尽管流言频生，北宋中期四川的社会局势却一向安定。
不过，深入史料后会发现，蜀地的安定，是在严峻刑法加上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人的不满自然也与日俱增，即使是蜀地士大夫，对于宋廷的治蜀政策也不乏微词。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也就只好造谣了。从皇祐四年（1052）底到至和元年（1054）初，“甲午再乱”之说在蜀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上至皇帝下至民众都被卷入这一地方政治事件中。朝廷在甲午前夕精择大臣，预为之防。本地士人心态复杂，积极献策。虽然预期中的内乱并未发生，但外患却不期而遇，危机迅速出现后，局势一度失控，最后恐慌得以平息，朝廷大员张方平与本地士人张俞的结合起了重要作用。流言之中，各种力量交织，朝廷、本地士人、普通民众甚至缘边蛮部在这一过程中都试图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并随着事态的演进一一展开。
流言的兴起和变化，调动了各方力量，使朝廷调整了部分酷政，改善了蜀地的政治环境：朝廷通过事件的圆满解决，终于消除了长期以来蜀地再乱的心头大患；地方士人借此机会得以表达意见，对地方政治发挥影响；单个的民众却成为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在流言高潮面前惊慌失措，损失惨重，尽管流言来自民间，宣泄不满，然而民众始终还是在各种政治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政治文化中的象征符号无法借助抽象的理解加以阐述，因此找到一些特别的象征符号在历史过程中的表现，或许更有利于理解宋代巴蜀地区政治文化的一般样态。谣言虽然大多时候兴起于地方社会，但通过北宋中期“甲午再乱”谣言事件的观察可以发现，它真正的意义实际上要在中央与地方、朝廷与地方当局的权力格局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呈现。事实上起源于地方的谣言，只有扩展到朝廷和中央这样的政治层级之后，才会引起历史书写者的普遍关注。
如果说作为“另类”的社会舆论，谣言这种政治文化中的象征符号表现得多少有些“负能量”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神圣资源，御容应该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象征符号。与谣言深植于地方土壤不同，御容兴起于宫廷，高高在上，是皇权、朝廷和中央权威的直观展示，然而有意思的是，作为皇帝画像的御容，它与谣言一样具有流动性，而又与谣言的路途相反。它可以从上至下地深入地方社会并参与到地方政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谣言和御容对于政治文化的考察实乃相辅相成。
宋代四川的御容奉祀现象本身就具有政治过程和文化象征的两重透视。我们可以将御容放置到宋代政治文化的动态环境中，具体讨论御容在地方社会和地方政治中的功能及其意义。四川地区最早有御容供奉的皇帝为宋太祖。蜀中御容殿的起源则是一起寺院壁画制作的民间行为，既未得到朝廷授权，也无相应的技术支持，显得颇为另类。在京师以外，御容的获得以及御容殿的建设往往与皇帝本人的某些特殊经历相关。后人也试图制造出宋太祖与四川的关联，理由是“盖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杀之仁，肖天日之表而谨事之”[54]。这个解释虽然相当老练，但明显不符实情。宋初的平蜀之役对蜀人来说不算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宋太祖在命将出师之际，有“国家所取唯土疆尔”[55]的训示，公开以掠夺蜀中子女玉帛为激励士气之计。
太祖御容绘成后，似乎并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北宋神宗年间，赵抃（1008—1084）向朝廷奏报了这一情况，成都的御容才被世人发现，从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争相利用的神圣资源。此时熙宁变法已进入高潮，各种新政次第出台，赵抃到成都不久，即以自己“累入蜀，深知蜀人情状”为由，反对在四川推行保甲。[56]他以强调四川的特殊性来对抗遍及天下的新政。太祖御容在成都出现，一方面有利于皇帝和朝廷的权威在地方扩张，但另一方面，成都御容如此特殊，似乎坐实了成都以往“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谚辞，正好凸显出蜀地的特殊性，这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当时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后御容奉祀在礼治上、政治上、利益上与四川地方政治纠缠不清，衍生出许多“暧昧”的故事。显然，如果仅就成都御容殿而言，其留存在史籍中的信息屈指可数，但它所置身的地方政治与朝廷权力的关系网络却相当繁复。
本书通过对谣言与御容这两个“非常态”的政治文化象征符号在宋代巴蜀地区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把对宋代四川或巴蜀的地方性的理解置于中央、朝廷和地方政治的权力网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有助于揭示出政治文化对于地方性特点的塑造。不过，如果要对在宋代这个特定时期和巴蜀地区这个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进行深入考察的话，仅仅依靠对非常状态下涌现的谣言传播或御容崇拜的故事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只是地方风俗的一些特殊表现形式罢了。
政治权力及由其塑造的诸如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等构成的权力网络，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其实无所不在。地方性特点与时代政治文化相浸染而成的正是风俗，它不但包含了众多政治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而且对于历史观察者来说，比起谣言、御容这样的“奇观”，它更是一种表现地方性的常态，所以它是本书政治文化考察的重头戏。政治文化的作用在于建构地方风俗，同时又呈现某些早已存在的风俗。
继续思考可以发现，如果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发掘地方风俗背后的深层逻辑，沿着“政治文化”的逻辑展开可能已经不够用了。这时，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文化政治”是时候登场了。与“政治文化”一样，“文化政治”也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政治概念，只不过它的出现时间更晚，而且所针对的恰是“现代政治”的种种解释困境。如果说，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的主题，则文化政治更多的是后现代政治话语。文化政治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知识分子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性反思的理论产物。文化政治重新思考了文化、政治与权力问题，重构了文化、政治的语义、结构与功能。
如同宋代不可能拥有多少现代性一样，宋代也更加不可能兼具展现和反思后现代性的历史使命，但文化政治的研究思路，对于我们理解宋代四川的地方性，确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视角。一般认为，文化政治表征着复杂的权力问题，在文化领域里，意义和真理都是在权力模式与关系中构成的，文化遂成为争夺意义的符号战场。文化政治将文化场设定为政治斗争的领域，试图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掘权力博弈的文化策略。[57]
换句话说，文化是政治的文化，政治是文化的政治。一般来说，文化政治的研究路径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如福柯发现现代社会的知识与权力具有内在关联，二者共同规训和监控现代人的身体行为。布尔迪厄认为文化是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结构合法化的符号权力，这种文化资本具有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进行交换的内在机制。二是把文化作为抵抗权力的方式和场域，文化作为具有表征系统和表意实践的双重结构已经深深嵌入权力关系的体系。[58]
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探讨文化政治的时代，“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59]。格林·乔丹（Glenn Jordan）和克里斯·威登（Chirs Weedon）对文化政治的研究领域有更为清楚的阐发：
谁的文化应该是正统的而谁的文化应该是从属的？什么文化应该被视为有价值的展示而什么文化应该被掩盖和隐藏？谁的历史应该被铭记而谁的历史应该被遗忘？哪个关于社会生活的构想应该被突出而哪个应该被边缘化？什么声音应该被听到而什么应该被迫缄默？谁应该代表谁而又以什么为由？这就是文化政治的领地。[60]
文化政治将文化场设定为政治斗争的领地，试图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掘出权力博弈的文化策略。当文化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艺术、价值观或某种表达习惯，而是一种包括了权力、权威以及社会结构的政治过程。比如宋代流行的“闽蜀同风”的舆论，或可以文化政治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闽蜀同风”之说在宋代一度成为关于福建和四川地方风俗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政治文化舆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文化中很有特色当然也颇具争议的风俗现象，《宋史·地理志》把相隔千里的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同一卷似乎也受了“闽蜀同风”说的影响。
“闽蜀同风”是宋人，特别是宋代福建、四川以外文化人（士人）一种比较普遍的观感，五代宋初的孙光宪应该是最早谈到“闽蜀同风”这一现象的士人。延宕到了北宋后期，“闽蜀同风”的说法已经非常流行。“闽蜀同风”的基本内容，包括两地都是文化发达、科举强劲之区，并且宗教气氛浓厚，乡土观念强，宗法观念弱，民间有蓄蛊害人之习俗。[61]显然，在宋代舆论场中“闽蜀同风”所相同的那些风俗所代表的，大多是令闽蜀两地地方官所主导的正统政治文化生厌的文化特征。面对这一现象，仅仅从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角度来解读“闽蜀同风”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困境。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的脉络中发现地方风俗，或许才是“闽蜀同风”背后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同地方性关系的深层结构。
在宋代权力政治运作过程中，“闽蜀同风”背后隐藏的是二地作为王朝权力边缘地位的一种外在压迫与内在冲击。福建之东是海外，四川之西是徼外，将闽蜀由边地制造成边缘，是宋代诸权力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闽蜀同风”既是权力政治边缘化闽蜀地区的道具，又是这一策略的副产品。“闽蜀同风”论在宋代突然声势暴涨，可以说是自诩代表了一种抽象性的、统一的和核心性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国家”优势，对具有一定文化和风俗差异的“地方”进行居高临下式的打压，使之在斗争中处于劣势的文化遗迹。
“闽蜀同风”也意味着二地与中原的异质，闽蜀二地的自然差异被权力中心的文化人发展成一种奇异的文化景观，然后再将之描绘成落后性。这不仅是远离中心区域的四川和福建的一种另类文化表现，更是闽蜀二地一种深入骨髓式的非正常的生活形态。与福建人总是在政治领域被塑造成王朝的奸臣相似，四川人亦往往被描绘成国家的奸民，闽蜀二地自然成为朝廷眼中的危险之地。最终，权力中心通过将闽蜀地区特殊化，使得二地在政治上被给予特殊“照顾”显得理所当然。
事实上，权力网络中的地方政治与政治文化中的地方风俗，以及前揭种种宋代巴蜀历史文化的地方性情景，是以权力网络中的地方政治与政治文化中的地方风俗作为中介的。而在更进一步的文化层次中，对地方性的表现和凝聚真正起到作用的，还是地方文化的领头羊——地方学者及其学术。在谣言与风俗之后，本书打算从不同角度考察宋代巴蜀地区的学者与学术，从而揭示宋代巴蜀社会与文化的地方性特点和政治文化意义。比如，宋代四川史家与史学研究中重视“史论”创作的学术现象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话题。
历史书写与政治关系密切，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很多时候既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反映，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从政治文化的群体政治心态考察文化精英阶层的状态。宋代四川史学的发达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详于当代史的编纂、注重历史的垂鉴作用、精于考辨以及史书体裁丰富等。[62]而在这些表现背后，贯穿始终的则是四川史家在运用史论这一史学形式上的得心应手。
本书也试图从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互动的角度入手，以南宋时期活跃于巴蜀地区的理学家度正为个案。度正其实是一个在学术上并不出众，在官场上职位不高，学术和政治影响力都不大的人。做官并非度正的理想，他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始终与其学术选择密切相关。作为一名理学传承者，度正早年追求学术真谛，不畏政治强权，晚年努力在巴蜀地区传播新兴的理学思想。在他身上，是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结合，只是两者都不出众，反倒具有了一般性或普遍性的代表。
此外，政治文化属于群体、社会或民族，其中不仅包括精英，也包括大众。本书也通过对宋代巴蜀地区民间学术文化的两个侧面的观察，试图打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联。因此，笔者选取了宋代巴蜀地区民间政治文化的两个人物——张俞与李处和，来做这样一个尝试。他们分别是隐士与富民的代表，为宋代巴蜀地区民间文化人群体的两大类型。首先，北宋蜀地诗人张俞以隐士身份闻名，其实他是以隐士的身份在各地参与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治，但与在庙堂之上的士大夫精英比起来，就要民间得多。
此外，笔者不惜笔墨，发掘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宋巴蜀地区富民李处和的故事。比起张俞来，他更为底层。张俞虽然没有政治上的“功名”，但至少“文化”上的成就足以使他结交到不少上层政治人物和文化精英，而李处和虽纯属一个乡间的普通富民，却仍然有着政治和文化上的追求。发家致富以后，他不忘读书，不忘天下国家。通过张俞和李处和的事迹，我们可以体会到宋代巴蜀地区底层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态度。
最后，也许有些狗尾续貂的设想是，本书以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考察为视角，围绕政治事件、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生成机制分别讨论了多个方面的问题，显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宋代四川文化在整个四川文化史上具有非常发达的状态。然而，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但是宋代这一地区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考察所应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宋代形成的这些资源本身也是整个四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试图在最后做出一个大胆但又不够深入的尝试，以1940年代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化学者发现钓鱼城抗蒙历史的个案研究结束全书。其目的在于通过考察这一四川地区宋代历史文化资源在近代的生成和发展，从而对全书的主题进行一个更长时段的观察，即“后两宋时代”四川文化与宋代历史资源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微妙联系。
[1]（宋）文同：《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卷一二《送知府吴龙图》，载《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76页上栏。按，此诗的作者一说为强至（1022—1076），源于《永乐大典》将此诗收录在强至的《祠部集》名下［参见（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卷一〇九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4573页上栏］，但强至为杭州人，且无四川为官的经历，不可能写出这首对四川政情非常了解同时又对宋廷的治蜀政策非常关心的诗来，《永乐大典》显系误录。强至生平可参见（清）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卷二六《强至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99页。
[2]（元）脱脱等：《宋史》（以下简称《宋史》）卷四四三《文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1页。
[3]（元）脱脱等：《宋史》（以下简称《宋史》）卷四四三《文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1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95页。
[5]（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君臣知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6]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
[7]（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下简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9页。
[8]《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第14页。
[9]参见（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以下简称《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页。
[10]《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113页。
[1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山南西道”“黔中道”“剑南道北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2—53、59—60、65—66页。
[12]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元和方镇图”，第38、39页。
[13]（唐）岑文本：《册彭王元则文》，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以下简称《全唐文》）卷一五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0页。
[14]（唐）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载《全唐文》卷三五九，第3650—3651页。
[15]（宋）冯时行：《罗城记》，载（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以下简称《成都文类》）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5页。
[16]关于宋代四川地区的州府军监的析置分合，参见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0—229页。
[17]目前通行的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为主要依据的各类历史地图中，“川峡四路”的范围远较本章所列“巴蜀六十郡”（绍兴三十年四川制置司辖区）为大，主要是把泸、施、黔三州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即今贵州省一带）以蕃部加羁縻州的形式纳入潼川府路和夔州路，但在冯时行的论述中，他显然没有把这一广大地区纳入四川制置司的实际辖区内，也不认为这些是“巴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刘复生师曾经有过一些论述，特别指出宋代各地的羁縻州前后变化甚大，且与宋王朝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宋代史籍展现出来的羁縻州状况，是一个模糊而又扩大了的“虚像”。参见刘复生：《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
[18]参见刘复生：《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19]（宋）袁燮：《絜斋集》卷一三《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度）行状》，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6页上栏。
[20]罗传勖主编：《重庆市志（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7页。
[21]（宋）度正：《性善堂稿》卷六《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194页上栏。
[22]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第191、202、225页。
[23]参见刘复生：《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24]（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四三《策问四》，载《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1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叶3a。
[25]（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七《上宰相书（时任福州市舶）》，载《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据旧钞本影印，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653页上栏。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一，元丰四年二月己卯，第7545页。
[27]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
[28]（宋）黄庭坚撰，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正集》（以下简称《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五《跋秦氏所置法帖》，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651页。
[29]在今人编著的大型书法通史《中国书法史》的《魏晋南北朝》分卷中，编写者用了两章分别论述魏国书法和吴国书法，但没有蜀国书法的内容，显然是因为蜀国在书法史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参见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70页。
[30]当代书法评论对四川书法的看法是“乱头粗服”率意化书风的代表，认为四川颇具代表性的书家多带有“野气”，由此导致书风的怪和险。参见姜寿田：《现代书法家批评》，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252、253页。
[31]参见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载氏著《宋代史事质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林文勋：《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余蔚、任海平：《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载《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2]粟品孝：《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3]相关研究较多，其中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蔡方鹿：《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金生杨：《宋代巴蜀易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此外还有不少论文集类的著作，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胡昭曦：《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34]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第309页。
[35]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第330—333页。
[3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0页。
[37]《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5页。
[38]《宋史》卷八九，第2230页。
[39]曹鹏程：《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0]（宋）张詠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以下简称《张乖崖集》）卷八《益州重修公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0页。
[41]（宋）文同：《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卷一二《送知府吴龙图》，载《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第176页上栏。
[42]新近有关宋代各地方史的研究著作有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力军：《宋代明州与高丽》，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徐晓望：《宋代福建史新编》，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43]参见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五代两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粟品孝等著：《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
[44]参见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45]参见官性根：《宋代成都府政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
[46]程美宝：《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识——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片想》，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7页。
[47]通常，地方与区域是一对互通的概念，但事实上由于研究路径的不同，二者并不是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刘志伟在近期的一次学术对谈中指出施坚雅对“区域”的理论界定最具代表性，网状交叠层级体系和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是理解施坚雅区域理论的关键。参见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8、19页。
[4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7页。
[4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序二，第7页。
[50]［美］阿尔蒙德、［美］鲍维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51]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引言第5页。
[52]《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第9756页。
[53]（宋）张俞：《送张安道赴成都序》，载《成都文类》卷二二，第459页。
[54]（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4页。
[55]《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第9003页。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甲戌，第5804页。
[57]关于“文化政治”的理论探讨，参见李艳丰：《“文化政治”：话语内涵及理论生成的历时性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8]参见解胜利、吴理财：《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不同国家形态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变迁探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59]［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60]Glenn Jordan and Chirs Weedon,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Oxford, UK: Wiley − Blackwell, 1995, p.4.
[61]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59页。
[62]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学的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