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饼面丸9的回忆 Matzo Ball Memories

当我的朋友希德手握削笔刀走向烟熏三文鱼三明治时，我才意识到，作为一名身在伦敦的14岁犹太青年，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脸上有着青春期少年特有的红润与生气的希德，可以十分老练地仅使用一把削笔刀，就能把油亮的三文鱼切开，令人印象深刻。当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这场针对科恩氏精品手工切片三文鱼的袭击已经进行了一半。我试图把它挪到我面前，刀锋划过我的右手掌心，在手指下方留下了一道七厘米长的伤口。我一边号叫着，一边把血洒到了香菜籽黑麦面包上。不过，当我的手被缝了许多针后，我又趾高气扬、昂首阔步地找到了他，向忏悔者希德给予宽宏大量的饶恕。

坦白说，我为此埋怨过我妈妈——每天的午餐都是烟熏三文鱼三明治，这样根本无法让我和那些“异邦人”平起平坐！我会偶尔羡慕非犹太人吃的肉糜炖菜和长得像青蛙卵的西米，也会时而对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黑暗”和“肮脏”的自由产生渴望。但可怕的事实是，在那场三文鱼三明治“大屠杀”发生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每天都在吃的烟熏三文鱼午餐——这样一道被我天天抱怨的食物，竟然会激怒那些男孩们——那些注定要吃席帕姆牌虾酱，或是吃某位大妈炖得像糨糊一样的筋头巴脑的“异邦人”。让他们在某一个瞬间和希德一样在脑中咒骂道：天啊！这该死的犹太人！当然，据我所知，他们之后没再这么想过。

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那种挥金如土、穷奢极侈的一批人，因为我们既没有钱，又有很多生活上的重负。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搬到了戈尔德斯格林（伦敦北三区），因为我的父亲亚瑟在那时有些穷困潦倒。他在服饰贸易10的营收中遭遇了断崖式暴跌，严重到让我们不得不匆忙地卖掉海边的都铎式别墅。

就这样，我们对那些艾塞克斯郡海滨的犹太式砖木结构建筑和周末用的敞篷车道了永别，对悬崖边上的金雀花灌木丛和厚着脸皮嗅着外邦猎犬的犹太腊肠犬说了再见。一并告别的还有那片地势较低的乡村花园，那里有迷人的丘比特石像和看起来偷吃了不少肥料的园丁比尔，他总叼着一根烟斗，牙齿早已被烟草丝熏成黄色，毛躁地照料着金鱼草。我们辞别了那位稳重的女佣人，她的围裙上总有一丝若有若无却又无法被鼻子忽略的熏肉味。同时，还远离了那些喧嚣的聚会，我的父亲会在无数从伦敦来访的叔叔阿姨面前，毫不羞耻地模仿杰克・布坎南的滑步舞，乐此不疲地讲述着早已过时的马克斯・米勒的笑话。如此，我与昨日种种平安道别，并向大伦敦地区的一处放眼望去皆是灰色小砾石的山岗问好。

我那对此感到震惊的母亲，对父亲在商业上的失败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责备，并引用了大量威尔金斯・米考伯11的话语。当他再也无法承受这些斥责时，会走出门去。晚饭前，他会拖着微醺的身躯回到家中，坐在餐桌旁心不在焉地拨弄着汤面。

但对我来说，戈尔德斯格林是个还不错的地方。60年前，它是一座属于世界主义群体的岛屿，位于高贵的汉普斯特德（北二区的高端住宅区）和粗犷的克里克尔伍德（位于伦敦西北部，横跨三个自治市镇）中间。在戈尔德斯山丘公园和西斯公园中，你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犹太移民潮的终点，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他们曾坐在这些长椅上阅读诗书。这个地方的犹太风情不仅于此：在普林节12时，你可以在附近的烘焙坊里买到闪闪发光的哈拉面包和满是罂粟籽馅儿的哈曼塔什面包。这里还有令人垂涎三尺的薄酥果馅卷饼，以及面团经过恰当水煮，嚼劲十足的扁平百吉饼，而不是那种正在入侵全球面包房的臃肿又膨胀的面包圈。在遵守犹太式屠宰法的肉店中，络绎不绝的顾客正为了牛胸肉讨价还价。当然还少不了科恩氏，那里简直是烟熏三文鱼和腌黄瓜的神殿。戈尔德斯格林大道上也有些历史的残留品，那是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的传统郊区风情，如花店、裁缝铺，以及那种古早杂货屋，店员仍会把零钱塞进管道里面。还有其他不穿粗花呢衣裳的群体也在北三区定居下来，包括亚洲人和意大利人。正是在这里，在这条大道上，我仿佛一名初出茅庐的少年，第一次闻到刚刚烘焙出炉的咖啡豆的香气。这正是我曾向往的地方。

因此，当一名公交车售票员大喊“戈尔德——斯格林站到了！掏出你的护照！”时，我会和其他乘客一同开怀大笑。我喜欢成为这里的一分子，这里有喧嚣热闹的人声，有小提琴的悠扬，有穿着利落西装的小商贩，有艺人和表演者。我根本不想与麦克米伦那样的拘谨英国人待在一起，端庄地坐在茶室里，或是在公交车外耐心地排着队，喃喃自语地抱怨天气情况。我很高兴能成为一个布鲁克利姆男孩（Brylcreem，英国的一款发蜡，发音与“布鲁克林”相似），一位来自戈尔德斯格林的蹦蹦跳跳的犹太小男孩，我的浑身上下都在诉说着这种快乐，从闪闪发光的风衣裤到白色的针织领带，再到头上那顶精美的爵士帽，这让我走路时都摆出了前往犹太教堂时的庄严姿态。请注意，我既不想成为那些保守的信仰者，也不想和那些极端正统、目空一切的人沆瀣一气；我不想变成那些穿着带有流苏装饰的披巾的家伙们，更不想成为那种用藏在帽檐下的目光窥视四周的人。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在戈尔德斯格林并不常见。从大富翁游戏中的城市地理规划来看，大部分保守犹太教徒都留守在伦敦东北部的斯坦福山附近的紫色区域内13。棕色区域则包含怀特查佩尔区和斯特普尼区，这是我的父母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们的长辈们则分别来自土耳其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和立陶宛。我父亲的12个兄弟姐妹中，较为年长的那些人仍然滞留在东区，当我们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仿佛是一场悲凉的古旧移民区之旅：他们可怕的、味如嚼蜡的海绵蛋糕，喝柠檬茶时使用的超高玻璃杯，甚至还要搭配一勺又一勺的李子酱来啜饮。

在犹太版大富翁版图的另一端是帕克巷，我母亲的一位堂兄便奇迹般地定居在那里——他在苏豪区经营过酒吧，也进口贩卖过粉红香槟酒；现在的他正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属于高产阶级的奢华生活。单说他家里的沙发，那种柔软舒适感足以令人沦陷其中。在大富翁版图的中央，大致是红色与黄色方块那里，则是“舒适区”亨登和芬奇利（分别为伦敦北三区、北四区），那里仍然居住着我的多位叔叔阿姨，他们会在客厅中修建烟囱，即便如此，空气中仍会弥漫着昨晚的百得佳士雪茄14带来的烟气。

我最喜欢前去串门的家庭，莫过于那位英俊的领带制造商之家，他有三位很符合契诃夫文笔风格的女儿们：最大的那位十分健谈；小女儿仿佛小家碧玉一般动人，却对他人十分轻蔑；二女酷爱嬉戏作乐，是一位拥有一身小麦色皮肤的小魔女，她玉颈上那条熠熠闪光的金项链，足够让一名男孩立刻放弃自己的成年礼。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舒适或质朴生活之中，至少与我外祖母的一些留在维也纳的亲朋好友不同——我们还活着。当我们搬回伦敦时，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了不到十年。在那时，“Holocaust（大屠杀）”一词甚至还没有被用来形容那场浩劫。我们很少谈论这件事，只在逾越节15和普林节时偶有提及，毕竟，这两个节日都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希特勒类型角色的覆灭而出现的：法老、哈曼、人神共愤的杂种、暴君。直到纽伦堡审判中的一位律师，利物浦的罗素勋爵出版了他的《卐字旗下的灾祸》（Scourge of the Swastika）（1954年出版）一书之前，甚至没有什么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文献可以阅读。在一处犹太教堂的图书馆楼梯上，我们颤抖着迅速翻阅了这部作品，被书里那些大屠杀遗留下的残骸，或是被咧嘴诡笑的防卫兵追赶的裸女而吓得惊魂失魄。我的母亲开始对一切与德国有关的东西倾泻古老而恐怖的意第绪诅咒，除了奥地利边境上的一个小镇。在1921年，九岁的她在那里错过了一趟前往维也纳的火车，没能探望舅舅的她被好心的镇长收留了。

我的父亲开始走上正轨，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生而为英国人的福利上，那份自出生之日起便获得的无价之宝——坚不可摧的英语能力。就仿佛纳粹不是被蒙哥马利和他的军队打败的，而是被莎士比亚摧毁的。“一个犹太人最好的武器就是他的嘴巴，”他曾这样对我说，尽管他的“武器”曾被黑衫党16用重拳予以“礼貌”问候。但出于对口才大师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憧憬与喜爱，他立志让我及时得到演讲术的教育——早在我尚未成为少年之前。在亚瑟那激情澎湃、手舞足蹈的舞台指导下，我表演了《亨利五世》中那段“克里斯宾节”战前演说，以及《皆大欢喜》中的“世界是一个舞台”等等，全部在客厅中进行，而我妈妈则在厨房里做着油炸鱼丸。

因此，在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来看，同时身为英国人与犹太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哪怕将这种契合用“天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对父母甚至给我们起了非常英国化的名字，西蒙（Simon）和泰莎（Tessa）。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狄更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外，还有菲尔丁17、乔治・艾略特18、奥斯汀19、勃朗特三姐妹20、哈代21和威尔斯22的作品，以及所有萧伯纳23创作的作品。亚瑟对于萧伯纳有股独特的热忱，每当谈到他时，那熟络的语气就仿佛他们彼此之间互相认识一样。

议会仍然是个值得崇敬的机关。当所有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国家陷入致命的法西斯主义魔爪时，正是因为这个议会的坚守和不屈，绥靖者们才未能得逞。议会还乐于关注犹太议员的人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工党：巴尼特・詹纳、曼尼・欣威尔，那位有些布尔什维克党做派的悉尼・西尔弗曼，以及据我父亲所说的本尼・德・以色列。即便是最为臭名昭著的英国贵族——那些把犹太人当作取乐对象又不愿和他们同处一室的家伙们，也在当时成为犹太人的支持者与同情者。

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亚瑟和楚蒂逃到了赫特福德郡的内布沃斯24，一方面是为了躲避硝烟和轰炸，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离我母亲的工作地点更近一些，当时她在德・哈维兰飞机公司25上班，是一些猥琐试飞员的秘书，他们曾在当地酒吧喝着威士忌调戏过她。在村子里，会讲故事的楚蒂甚至能把树上的鸟儿吸引过来。当她和克内沃思家的莱顿夫人聊天时，谈话内容的复杂度不会超越一份购物清单或是家长里短，但她会使用一种浓厚的口音来呼唤莱顿夫人的名字，那是只有她在与上流社会的人们闲聊时才会使用的口音，仿佛是带着赞美的优雅吟诵。所谓的“上流社会”名单上，还会不时地出现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名字，她曾访问过斯特普尼犹太关怀中心，那是我的母亲曾经兼职的地方。名单上或许不会出现的名字，大概是王太后的朋友约翰・普罗富莫26，他曾在东区的汤恩比服务所长期当义工，以作为自己的赎罪。

被朗诵出的英语对他们而言便是耳边的悠扬音乐。我母亲对摇篮曲的想法正好反映了她对伦敦音乐厅和犹太教规的双重热情：昨晚是玛丽・劳埃德27的音乐厅，今晚是索菲・塔克（“最后的火辣妈咪”）28。结果，我成为埃塞克斯郡唯一一个能在幼儿园里淋漓尽致地演绎《我的父亲》和《总有一天》的六岁的小孩，不管你想不想听。

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父亲会穿上他那件俗气的条纹外套，开启自己的“杰罗姆・K.杰罗姆29模式”，走到泰晤士河边，差不多是老温莎村和达切特村中间的位置。他会让我坐在一艘小艇的船舵旁，把自己的小船专门摆出一个角度，开始播放诺埃尔・考沃德30的混成曲。

在戈尔德斯格林，我们犹太教堂的橡木镶板和彩色玻璃散发着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教会的宏伟气息：教堂管理员戴着隆重的礼帽，庄重严肃地站在会众长椅面前的特殊站台上。书桌并没有被放置在会堂中央，而是被移到了尽头，位于约柜31的旁边，更像是教堂中堂尽头的祭坛桌。在约柜上方的金属屏风后面，聚集着唱诗班，由我表弟布莱恩担任男高音，向下面的会众倾吐歌剧旋律。在赎罪日，还会有歌手弗兰基・沃根32前来献上歌喉，而我们这群小孩则会暗自期盼他在礼拜中途突然开唱《绿门》。

有时，来自祖先的记忆力量会冲破庄严的氛围向我袭来。在我十分年幼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阅读希伯来语，甚至在当地的犹太教主日学校教授过这门语言。因此，每当到了安息日33，在我握住那柄圣手34（一种顶端是手指形的金属圣器，用以提醒我们，这是没有实体的上帝唯一为我们揭露的形象——根据《利未记》35所说，上帝曾用这根手指在西奈山上亲手刻画了石板36）时，我会仅仅因为吟诵《摩西五经》37这个简单而纯粹的行为，与埋藏在这些希伯来文中的恪守意志感到心灵相通。

我曾在这座小镇中四处游荡，招摇过市。成年礼结束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戈尔德斯格林的电话亭附近闲逛（还记得它们吗？），用目光钓起那些睫毛长长的姑娘们，而不是默默捧着犹太法典沉思。在我青少年的大部分时光里，身为一名犹太人，便意味着扮演犹太复国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者38，并去往芬奇利路——那里的女孩们会不着浓妆地尽情跳舞；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要精通辩证唯物主义、核裁军辩论法、犹太拓荒者歌曲、前卫主义电影和长时间接吻技能。在当时，不管是愤世嫉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还是随和恪守的犹太教，都和外邦世界没有任何冲突，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共存；可现在看来，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半个世纪前便失去了纯真内核的遗骸。如今，这两者都在为了对抗顽强的分离主义者而采取激烈行动——不论这些分离主义者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我对此并不感到高兴。可有时候，某个恍惚间我会抛下摄制组，或是离开一场会议，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向着附近的犹太教堂徘徊，不论我身在何处：我会在罗马看看那坚不可摧的宏伟教堂大门，在科钦看看那独特的百叶窗板，在上海看看那锻铁修造的露台，在阿姆斯特丹看看那鳞茎般美丽的黄铜烛台，在马拉喀什看看那苍白的瓷砖。如果恰逢教堂集会，我会找个位置坐下来，翻开我的祈祷书，并立刻找到正在吟唱诵读的段落。若教堂内空无一人，就像平时那样，我会用记忆中的旋律填满这里。这些旋律最初是在索森德和伦敦学来的，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和呼吸一样的自然本能。“Etz chayim hee la'machazikim ba，”我的回忆开始咏唱，“这是为那些凭依者而存在的生命之树。”39不知怎么的，现在的我仍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