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8年3月下了一场大雨。
那场大雨阴郁又普通。阴雨过后，空气潮湿而黏腻。站在废弃看台上的我和邱楚义，仍旧穿着棉衣。
看着看台下大大小小的坑洞，以及偶尔驻足的行人，我若有所思地说：“谁会想到看台下面藏着三个人的尸骨，一藏就藏了很多年呢！”
邱楚义侧眼看了看我，说：“谁说不是呢，我们在地上走，他们在地下睡。我们若无其事，他们无人知晓。”
我感慨道：“有时候想一想，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他们死了那么久，都没有人报警，更没有人寻找。如果不是废弃操场翻修，挖出了这些尸骨，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
我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喷嚏。
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吉西县德阳制衣厂的废弃操场。五年前，德阳制衣厂迁至南郊，这处厂区连同后面的操场一并废弃了。今年年初，废弃厂区重新启用，翻修工程也于一周之前动工。
就在昨天上午，施工队的工人在对废弃操场进行翻修的时候，挖出了一些废品垃圾，其中包括一个大号编织袋。当时施工的工人没有在意，就将编织袋丢到了垃圾堆里。等他准备拖走垃圾的时候，那个编织袋里的东西掉落而出，先是三两块骨头，然后是一颗人的头骨。
那个工人吓坏了，立刻向工地的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其他工人围在垃圾堆边上，将编织袋拆开。编织袋里装的都是骨头，准确地说，都是人的骨头。
负责人看过之后，第一时间叫停了施工，报了警。
当时，出警的是吉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滕大福，以及正在吉西县开展“结对帮扶”的老队长王强、我和邱楚义。
我们赶到现场、看过编织袋里的尸骨后，老队长便确定这是一起杀人案，凶手杀人之后将尸体肢解，埋尸于此。
此外，他通过编织袋里的尸骨分析认为，头骨来自一名成年男性，袋里的大部分尸骨也来自这位成年男性，少量尸骨来自其他人。也就是说，那起杀人案中的受害者不止一人，在挖出这个编织袋的地点附近极有可能掩埋着其他尸骨。
在滕大福的协调安排下，施工队的工人再次开始挖掘。很快，工人挖出了另外两个编织袋，里面同样装满了尸骨，只是这两袋尸骨距离最初挖到的编织袋很远，有十多米。与此同时，工人还在两个编织袋旁边挖到了一个蓝色布兜。布兜上面打了个活扣，里面装的是一些零碎物品，有坏掉的玩具，包括铅笔盒在内的零散文具，以及一个透明玻璃杯。
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直至施工队将整个废弃操场都翻找了一遍，确定再也没有其他尸骨。随后，三袋尸骨和蓝色布兜被送回了吉西县公安局的技术科。
挖掘工作结束了，这起杀人案的侦破工作却刚刚开始。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掩埋，填装尸骨的编织袋已经脱色钙化，但还是能够判断出三个编织袋属于同一材质、同一尺寸、同一颜色，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案件的埋尸工具。另外，由于蓝色布兜和后发现的两个编织袋埋在一起，也可以确定布兜内的物品属于受害者。
三个编织袋内的尸骨都已经严重白骨化，法医在将尸骨逐一拼接复原之后，尽可能地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最先发现的编织袋里有一颗成年男性的头骨和部分成人尸骨，随后挖掘出来的两个编织袋里，其中一袋装有一颗成人头骨、一颗儿童头骨和部分成人尸骨，另一袋装着部分成人尸骨和部分儿童尸骨。经过清理和鉴定，三袋尸骨分别来自一名成年男性、一名成年女性和一名男童。
受害者的衣物和编织袋里，以及蓝色布兜内的文具和玩具中，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信息或线索。
为了方便叙述，法医根据发现的先后顺序，对三具尸骨进行了编号，成年男性为一号，成年女性为二号，男童则为三号。
法医针对一号尸骨，也就是那一具成年男性尸骨给出了更多的信息。该具尸骨的双脚趾骨都有不同程度的畸形，尤其是左脚的五个脚趾，虽然已经严重白骨化，但畸形仍旧非常明显。而且，这种畸形不像是先天畸形，更像是后天造成，比如脚趾受了严重的挫伤等。这可以作为身份认定的重要线索。
警方从作案手法上分析，推测此案系同一人或同一团伙所为，采用钝器作案，且有相似的分尸行为，手段残忍；从作案时间上分析，三袋尸骨混装掩埋，三名受害者应该是同一时间被害。由于尸骨严重白骨化，结合骨龄综合分析，受害者的被害时间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也就是1988年至1995年之间。另外，结合受害者身上的T恤、衬衣和短裤等衣物分析，被害季节应该是夏天。
根据三名受害者在同一时间点被害，且被肢解后混装掩埋这点，警方推测三名受害者极有可能熟识，甚至是存在亲缘关系的一家人。老队长赞同滕大福的推测，同样认为三名受害者很可能是一家人，从年龄和性别上分析更像祖孙三代，比如母亲、儿子和孙子，或者岳母、女婿和外孙等。当然，他们也可能存在其他关系。
站在白板前，老队长凝视着在现场拍下的白骨照片，说：“如果他们真的是一家人，那么，这就是一起灭门惨案了。”
灭门惨案？
仇杀、财杀还是情杀？
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连一个男童也不肯放过？
鉴于案件性质恶劣，吉西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小组，由刑侦大队的大队长滕大福和老队长王强牵头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