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古

唐之兴也，文章承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出，倡为先秦之古文，一时才杰如李观、李翱、皇甫湜等应之，遂能破骈俪而为散体，洗涂泽而崇质素，上踵孟、荀、马、班，下启欧、苏、曾、王，盖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韩愈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变，即字句骈散不同，而骈散之不同，则诗文体制之各异也。文势贵奇，而诗体近偶。重骈之代，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即如范晔生刘宋之时，增损东汉一代，成《后汉书》，自谓无惭良直，而编字不只，捶句必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袭南朝之余，《晋书》作者，并擅雕饰，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著讥《史通》，非虐谑也。近世赵翼则谓：“以文为诗，自韩愈始。至苏轼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天生健笔一枝，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故曰：重骈之世，则散文亦写以诗体；重散之世，则诗歌亦同于散文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体物写志，铺采摛文，滥觞于诗人，而拓宇于文境者也。是以重骈之代，赋中诗体多于文体。重散之世，赋中文体多于诗体。试观徐庾诸赋，多类诗句，而王勃《春思赋》则直七字之长歌耳。此重骈之代，诗体多于文体也。若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则又体势同于散文。盖宋袭韩柳之古文，而归于质，重散之世也。论古文之流别：韩愈以扬子云化《史记》，柳宗元以《老》、《庄》、《国语》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诸子化韩愈，曾巩以《三礼》化西汉，苏洵以贾谊、晁错化《孟子》、《国策》，苏轼以《庄子》、《孟子》化《国策》。于此可悟文学脱胎之法，而唐以后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韩、柳为大宗。然唐宋八家，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厥推韩愈。独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翱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翱之安雅一派者，至则为欧阳修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苏辙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则为苏洵、苏轼之奔放。其大较然也。

惟骈俪之文，虽摧廓于中唐之韩柳，而骈俪之诗，则大成于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汉魏六朝诗，祖述《风》、《骚》，陶写情性，篇无定句，句无定声，长短曲折，惟意所从，世号曰古体。唐调以声律，加以排整，句有绳尺，篇有矩矱，谓之近体，以别于古体也。古体、近体，唐代始划立鸿沟。近体诗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绝而称也。然诗之化散为骈，至唐而要其成耳。盖自沈约创声病之说，尔后诸家遵轨，竞为新丽，益与律体相近。陈隋之间，江总、庾信、虞茂、陆敬、薛道衡、卢思道等所作，往往见五律七律排律之体，此可以证六朝之散体趋骈，诗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过偶合新调，故未能别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诗格调者，或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问出，揣其声韵，顺其体势，始与六朝以前之古诗，判然分途而为律诗。盖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后者之律，则立意而为四韵。诗之有沈宋，犹文之有徐庾也。绝之声调，与律同，或不与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体属对者，有前二句或后二句属对者，盖由律诗中截来，故又号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诗圣，运古与律，纵横挥斥。李白五言律，秾丽之中，运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于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于绝，纯以神行，独多化工之笔。杜不工绝，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鸣，济以沉雄。后世之言律绝者莫尚焉。是律绝之极工者，不拘于声律对偶，而铿锵鼓舞，自然合节，所以为贵也。然唐诗之有李杜，犹唐文之有韩柳。韩柳并称，而继往开来，韩愈之力为大。李杜竞爽，而入雅出风，杜甫之传称盛。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白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特韩更欲高，白更欲卑，韩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为绮，则为温李温庭筠、李商隐，为宋之西昆。自韩流而入于奥，则为郊岛孟郊、贾岛，为宋之西江。杜诗之有韩愈、白居易两派，犹韩文之有李翱、皇甫湜两家矣。请得而备论之。

唐以诗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后百年间，谓之初唐。唐玄宗开元元年以后五十年间，谓之盛唐。代宗大历元年以后八十年间，谓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后至于唐亡，谓之晚唐。初唐诗人，王勃、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承陈隋之后，风气渐转而骨格未完，齐梁浓艳，尚有沾濡，排比之迹，盖益精整。而陈子昂特起于王、杨、沈、宋之间，始以高雅冲澹之音，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后代因之，古体之名以立。杜审言、刘希夷、张说、张九龄，亦各全浑厚之气于音节疏畅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储光羲、王维、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龄、高适之闲远，常建、岑参、李颀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浑成，元结之奥曲，咸殊绝寡伦。而李白、杜甫独以雄浑高古，称盛唐之宗。其次当推王、孟、高、岑。王维诗丰缛而不华靡，秀丽疏朗，往往意兴发端，神情传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专心古澹，句法、章法，虽仅止于五言四十字，而悠远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俭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适轶宕，一起一伏。岑参遒劲少逊高，而婉缛过之。选体，岑差健也。储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无其深远。岑参有王维之缛而掩以华靡。李颀工七言律，称与王岑并驾。然李有风调而不甚丽。岑参才甚丽而情不足。惟王差备美尔。中唐弥矜卓练，刘长卿以古朴开宗，韦应物、钱起以隽迈擅胜。而韦应物尤工五言，闲澹简远，境界绝高。大抵应物诗韵高而气清，王维诗格老，而辞丽，并称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体韵观之，王维诗格老，而味远不逮应物。至于词不迫切而耐人咀味，应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则有柳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张籍、贾岛、孟郊之峻刻，李贺之奇诡，尤称一时之杰也。张籍工乐府，与元稹、白居易并称，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晚唐体愈雕镂。杜牧高爽欲追老杜，而温庭筠李商隐婉丽自喜，开宋初西昆之体。皮日休陆龟蒙鹿门唱和，亦为西江拗体之先河。斯皆晚唐之胜矣。晚唐人单辞片语，一联数句之间，实有精到之处，然格局未完，雕镵愈工，真气弥伤，此其短也。

律绝莫盛于唐，然律绝盛而词兴，而词者，则又律、绝之破整为散者也。考词之滥觞，厥推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及张志和之《渔歌子》，实破五七言之绝句为之。如《菩萨蛮》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张志和之《渔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则裁七言绝一字者也。至《忆秦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长短错落，亦裁之于七言或有余，或不足，皆以协和其调也。明杨慎云：“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然则词不惟破绝，并破律为之矣。

词上承诗，下启曲，亦唐代一大创制也。蜀赵崇祚编有《花间集》十卷，其词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为后世倚声填词之祖。陆务观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至于宋以词为乐章，熙宁中，立大晟府，为雅乐寮，选用词人及音律家，日制新曲，谓之“大晟词”。于是小令、中调之外，又出长调，而其体大备。故词之有宋，犹诗之有唐。宋初沿《花间》旧腔，以清切婉丽为宗，至苏轼出，始脱音律之拘束，创为激越之声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高瞻远瞩，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谐，自是横放杰出，曲子内缚不住者，比之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辛弃疾才气俊迈，好为豪壮语，即法苏轼，为南宋词家大宗。然姜夔、张炎仍以清切婉丽为主。故宋词分二派：一派词意蕴藉，沿《花间》之遗响，称曰南派，是为正宗。一派笔致奔放，脱音律之拘束，称曰北派，号为变格。遗集尤著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词》一卷，晏几道《小山词》一卷，柳永《乐章集》一卷，张先《安陆集》一卷，欧阳修《六一词》一卷，秦观《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词》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吴文英《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高观国《竹屋痴语》一卷，史达祖《梅溪词》一卷，王沂孙《碧山乐府》三卷，周密《草窗词》二卷。北派有苏轼《东坡词》一卷，黄庭坚《山谷词》一卷，辛弃疾《稼轩词》四卷，刘过《龙洲词》一卷，皆传诵人口者也。独周邦彦于南北宋为词家大宗，有《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所作皆精深华艳，而长调尤善铺叙，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如己出，实兼综南北之长焉。

宋词至苏轼而变《花间》之旧腔，宋诗至苏轼而胚江西之诗派。宋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亿、刘筠则又专宗李商隐，词取妍华，而倡所谓西昆体者。欧阳修、梅尧臣始变以平淡豪俊，而规模未大。及苏轼出，乃以旷世之逸气高情，出入韩白，驱驾万象，雄伟轶荡，故是宋诗人之魁也。其门下客有江西黄庭坚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搜罗奇书，穿穴异闻，得法杜甫而不为蹈袭，自成一家，锻炼勤苦，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世以其诗与苏轼相配，称曰苏黄，所谓江西诗派者宗之，是为宋诗一大变。而黄之所为不同于苏者，苏诗曲折汪洋，如长江千里。而山谷险峻奇崛，如太华三危。一深一阔，一难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陈师道者，亦游苏轼之门，喜为诗，自云学黄庭坚。然庭坚学杜，脱颖而出。师道学杜，沉思而入。宁拙勿巧，宁朴勿华，虽非正声，亦云高格。后来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遂以师道次庭坚之后，而并称开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骈文，一变而为唐宋之散体古文，又一转而为宋元之语录及章回小说，文之破整为散则然也。唐之律绝，一变而为宋之词，又一转而为元之剧曲，诗之破整为散则然也。然则中古文学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学则破整为散，其大较然矣。虽然，近古文学之破整为散，特为社会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论于朝廷功令。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经义取士，皆俪体也，遂为近代取士模楷。然则近古而后，社会士夫既厌俪体之极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俪体之末运而欣之以禄利，而朝廷之禄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则不可不特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