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戴维·伍德沃德

（David Woodward）

这是《地图学史》第3册，在介绍本书之前，我必须为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在这套书的缘起与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致谢。他的洞察力、学识、智慧以及精神推动作用，对于《地图学史》项目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些品质影响着我们，余下的几卷将是对他永远的纪念。[1]

《地图学史》项目的酝酿有迹可循。1975年，布莱恩提议写作一部四卷本的《北美地图学史》（Mapping of North America）[2]。自他举办关于“地图中的美国革命战争”肯尼斯·内本扎尔（Kenneth Nebenzahl，Jr.）系列讲座以来，我对他已十分了解。1977年5月，我到他所任教的德文郡（Devon）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拜访了他。我们一起走在一条通往海维克教堂（Highweek Church）的乡间小路上。这条小路离布莱恩在牛顿-阿伯特（Newton Abbot）的家很近。就在那次交谈中，我们说起他的美国项目。我提议能否合编一套四卷本《地图学史》取代他的四卷本《北美地图学史》。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便开始就大纲和总体思路交换意见。同年夏天，我们致信艾伦·菲琴（Allen Fitchen），向他初步介绍这个项目，然后联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人文部编辑，我们的提议被热情采纳。

后因他事烦扰，这项实施在即的多卷本历史出版计划竟被拖延下来。直到1980年，终于写出了第一份研究计划并向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申请资助。该项目于1981年8月正式启动。我们最初的意图是将所有非西方社会的地图学放在第1卷。这一卷内不仅要包括有关史前、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的地图以及亚洲传统地图学，而且要包括有关非洲、美洲、北极圈、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群岛原住民社会地图学的讨论。后来（我们发现），非西方的制图传统非常丰富和多样，这个想法显然不切实际。到1982年，我们越来越清楚，应该为伊斯兰和亚洲社会的传统地图史留出单独的一卷（第二卷）。那时，我们以为单独留出一册给亚洲部分应该就够了。[3]但是随着我们定义的“地图学”范围内的材料不断涌现，本册体量越来越大，势必将第二卷分成两册。为了将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地图囊括在内，我们面临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原先的计划，为此，我们的作者、工作人员及出版方也要投入更大的耐心。

同时，事实证明，我们提出的“地图”定义也是摆脱旧有的桎梏以及颠覆成说的。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我们提出：“地图是一种便于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的事物、概念、境况、过程和事件的图形展示方式。”[4]这一定义明确聚焦于地图的形式与功能，因为我们相信，这两方面是紧密关联的。我们一开始就明白，这套书并不能涵盖地理分析、地理思想和地理书写的全部历史，但是我们坚信这种研究作为物质文化的地图的方法，一定能为更加广泛的有关人类对空间与环境的理解和交流的问题增添更多的启示。我们并不认为“展示”（representations）一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制或照见，而是一种高度程式化（highly conventionalized）的人文构建。这里的“图形”（graphic）一词，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二维制图媒介或者是按比例的平面的展示形式。图形还应包括其他的形式，如对某种仪轨或舞蹈的记录，因为其目的也可能是传递空间信息。因此，我们采用“图形展示”（graphic representations）这个词组，旨在囊括与指示对象空间结构相呼应的任何一种视觉展示方式。这个定义的第二层意思——“便于空间理解”，强调了人类社会各种展示方式的功能。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得以将那些曾经因不符合按比例和以方正图形展示自然世界的西方地图模式，而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地图”囊括进来。这一定义在《伊斯兰和南亚传统社会的地图学史》这册中产生的最为显著的效应就是，将一些表现宇宙论世界的地图包括进来。因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与西方地图文化中的自然世界相比，这些地图都显得不那么符合“现实”。我们对“现实”先入为主的认识，妨碍了西方人从东方人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绘制的地图。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还暗含着一层意思，即当下广泛运用于地形图绘制的西方范式，在所有其他地图绘制模式中都是适用的。我们对亚洲地图学史的研究表明，伴随这种西方地图学范式成功的是现代地图学之丰富性和人文性的丧失。例如，余定国（Cordell Yee）在本卷或其他地方曾经雄辩地指出，绘画在传统中国地图中始终发挥着相当核心的作用：

地图绘制者将艺术——诗歌、书法和绘画视为（地图绘制）不可或缺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地图融合了图像与文本、装饰与表述、实用与美感。20世纪，现代数学地图取代了传统技术，后者的地图思想也走向未路。这是否可称得上进步，仍然值得质疑。[5]

由于我们扩大了地图学史的范围，其中不仅包括自然世界的地图，还包括形而上世界的地图，这样就有必要寻求和延请从前未曾参加过传统地图学史甚至是地理学史工作的作者，以便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艺术史和文学批评等其他学科之间展示丰富的对话。这样一来，我们在构思、编辑、管理和沟通方面的任务也随之加重了。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像往常一样建立一个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两方面保持连贯性的框架，以便表现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第二卷第一分册一样，第二分册的框架基础也是地理学的。东亚[由伽里·莱德亚德（Gari Ledyard）和内森·席文（Nathan Sivin）在前言中定义为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与东南亚是分开来处理的。越南，尽管通常认为属于东南亚，在本书中与东亚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在地图学传统上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本书还为中国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专设一章，因为把它放在东亚或东南亚都不合适（中译本本章删节——译者注）。将复杂多样的地图学强塞进显然是人为设定的分类中，总会让人感到不那么舒适。但是，出于实际操作的需要，只能如此处理，这样才能将不断增加的大量材料放入篇幅合理的卷册中。

与这套书的前两册一样，我们也一直为缺少传世的早期（1500年以前）地图而苦恼。例如，我们对中国地图学的诠释，就不得不依赖于一些主要从考古工作中获取的古代实物地图。对唐代地图学的了解则差不多无一例外地依靠文学典故（literary allusions）。即便我们对更为晚近的宋代地图学多一些了解，也不过是基于明清时期的复制品。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常根据地图的内容而不是地图制作的时间来为地图断代：这样一来，一幅地图的内容若可上溯到宋代，就可能被说成“宋代”地图，即便这幅地图是清代制作的。而且，判断晚期复制品的真伪常常困难重重，从中分辨晚期文化对所复制地图的影响也殊为不易。原则上，只要有可能，我们尽量选择与原作年代最为接近的地图作为插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尽量保留有关其年代与来源的线索。

明清以来，单是地图的数量就让人感到无从下手，因为这些文献多为单幅地图或展示特定内容的地图，加之未曾在世界范围内对此类地图的收藏做过系统的调研，因此不容易清楚地知道，哪些地图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一来，我们只好倾向于依靠一些知名机构（的收藏），自然会漏掉许多地图作品。

在将亚洲文字转写为罗马字母方面，我们一直尽量遵循普遍接受的办法。中文方面，我们用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因为前者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类书籍就已采用拼音。这也是《芝加哥格式手册》（Chicago Manual of Style）普遍推荐的罗马拼音法。日文方面，我们根据《芝加哥格式手册》，采用了研究社的《新日英辞典》（New Japanese English Dictionary）。韩文方面，我们采用了标准的马库恩-赖肖尔表记法（McCune-Reischauer system）。在脚注和参考文献索引中，中文、日文、韩文和越南语著作按姓氏首字排列。脚注中，由东亚作者用西文写作的著作则按每位作者自己通常的写法排列（姓氏在首或最后）。

藏文方面，尽管威利系统拼字法（Wylie System of Orthography）被藏学家广泛运用，但是它并不能帮助非专业人士读出语音。我们在引用藏文时采用的是最常见的拼写形式，有时也在括弧中注明威利拼字。我们对藏文的拼写，充其量只是给出了大致相应的藏文读音。

至于很多东南亚的地方语言，拼字系统差别很大。我们还是大体上按照引文原作者的写法。对于同时存在梵文（Sanskrit）或巴利文（Pali）的相关人名和术语，我们倾向于采用梵文。有些地方采用巴利文更合用，我们也将其标注出来。对于藏文、东南亚和蒙古语中的人名形式，我们采用引文中最常见的拼写形式。地名则一般采用《韦伯斯特新地理学辞典》（Webster's New Geographical Dictionar y）（一个明显的例外是，我们将中国地名按拼音写出）。

在按罗马拼音系统音译中文、日文和韩文时，容易出现歧义，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歧义，我们还在参考文献索引（作者、编者姓名，篇名）和总词条（条目如地图标题、术语和人名）中列出了与这些音译相对应的原文拼写。出于节约（版面）的考虑，正文与脚注中很少给出原文拼写。对于脚注中的古代文本，我们会给出原始页码或其他定位（线索）；如有可能，我们也会给出这些著作的现代版本。在所有的语言中，著作的标题（及其译名）和人名通常都只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全称，后来提到时采用简称。

历史学框架相对来说要更加复杂一些。本书讲到的各种文化采用不同的纪年系统，有时我们不得不保留这些系统以便保留每个文化的历史时代感。但是由于这套书主要是为西方读者设计的，将东方年表与西方读者更为熟悉的欧洲年表相关联的办法一般来说更为有用，因此，大多数的年代都写作公元前或公元后（B.C./A.D.）。

我代表布莱恩·哈利和《地图学史》项目的全体人员，感谢为本书各章节撰稿的诸位作者，我们亏欠这些专家作者很多，感谢他们在过去十年来的耐心（常常不顾极其因难的个人处境），因为本书的范围和重点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真的是我的荣幸：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约翰·B.亨德森（John B.Henderson）、贡特拉·赫布（Guntram Herb）、伽里·莱德亚德、宫岛一彦（Kazuhiko Miyajima）、约瑟夫·E.施瓦茨贝里（Joseph E.Schwartzberg）、内森·席文、F.理查德·斯蒂芬森（F.Richard Stephenson）、海野一隆（Kazutaka Unno）、约翰 K.惠特莫尔（John K.Whitmore）和余定国。他们为学术事业专注付出。只有他们知道，本书的范围扩大了多少、如何重新撰写，以及在编辑的努力下和应出版社四名审阅人的要求，如何将文稿重新打磨成形。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分享我们对这一成果的骄傲之情。我们的作者也慷慨地帮助寻找另外的作者，他们还为其他章节提供了评论性的材料。有些作者，如托尼·坎布尔（Tony Campbell）、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G.马尔科姆·路易斯（G.Malcolm Lewis）和约瑟夫·E.施瓦茨贝格一开始就与我们一起工作，并且持续不断地提出明智的建议，他们一直是本项目的坚定支持者。

余定国于1988年成为该项目的助理主编。他的撰稿是本书的关键性内容：不仅因为他采用了一种全新的修正模式撰写了中国大陆地图学的章节，而且他还为本书编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供支持，参与研讨。没有他的投入，本书的中国部分恐怕会大大逊色。另一个成员的贡献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十分重要，那就是研究专家考文·考夫曼（Kevin Kaufman），全书的要件与分章安排、表格和附录的文本都出自他之手。

特别要感谢两位项目组的全职成员：犹德·莱默尔（Jude Leimer）和苏珊·马可克勒尔，他们一直与我们在一起面对个人和职业生涯中各种令人困扰的变故。犹德·莱默尔自1982年以来就担任管理编辑，保持了编辑和管理工作的连续性，这对于此类项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负责的日常工作包括，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及与作者、顾问和编者保持即时联系——她的个性是如此果断和富于勇气，我不能不说，她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同样，负责财务与档案管理的苏珊·马可克勒尔（Susan MacKerer）也是必不可少的，她保证了我们的工作符合大学和基金资助机构的复杂规定。她的决定性作用还表现在，争取本项目可能的经费来源以及与我们不断增多的捐助者保持联系。她在东亚语言文学系的经历为本书的成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她认识余定国并积极延请他加入本项目；她还提议并竞争申请以资助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为主的亨利·露西基金（Henry Luce Foundation，Inc.）。

布莱恩·哈利为本项目设立在密尔沃基（Milwaukee）的办公室以及美国地理学会地图史收藏办公室（Office for Map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Collection）在他去世的次年关闭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爱伦·汉隆（Ellen Hanlon）和马克·沃霍斯（Mark Warhus）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自1986年以来，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后勤方面的支持，那时布莱恩还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在1991年圣诞节前后艰难的几周里，他们和布莱恩的家人——凯伦（Karen）、克莱儿（Claire）和萨拉（Sarah）时常陪伴着我们。

在策划这本书的早期阶段，几位学者帮助我们确定了研究方法并做了基础工作。特别要感谢徐美龄（Mei-ling Hsu），她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中国同行，还为我们拟定早期的研究材料。曹婉如、莎伦·麦丘恩（Shannon McCune，我们为他的去世深感悲痛）、钮仲勋、海野一隆、李灿都为起初的策划做出过宝贵的贡献。西蒙·波特（Simon Potter）是本书日本作者的联系人，负责编辑大型剖面图、安排翻译、查找插图出处，以及为后来非常复杂的几章提供现场支持。在本书的不同阶段，负责检查参考文献和引文的是Chiu-chang Chou，Pin-chia Feng、Jooyoun Hahn、Ingrid Hsieh-Yee、胡邦波和 Chu-ming Luk，许多译者，如Yuki Ishiguro、Kiyo Sakamoto、丹尼尔·萨莫斯（Daniel Samos）、阿图希·泰拉（Atsushi Taira）、Agatha Tang、Qingling Wang和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使我们受益很多。郑再发帮助我们解决了有关裴秀制图六体的中文文献学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插图编辑先后由甘持拉姆·赫伯（Guntram Herb）、克里斯蒂娜·丹多（Christina Dando）负责。他们二位都曾通过电子邮件、（文献）速递（或商业途径或个人途径）、传真和电话，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锲而不舍地查询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相关资料。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始终能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选择最高质量的插图。除了作者，我们还要感谢曹婉如、哈佛燕京学社和西蒙·波特，他们为我们发现或得到一些插图提供了特别的帮助。线图和参考地图是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地理系制图实验室精心准备的，这一工作由实验室副主任奥诺·布劳尔（Onno Brouwer）和他的管理人员丹尼尔·马赫（Daniel H.Maher）负责。

这套《地图学史》除了界定地图学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还试图成为一部基础性的参考著作。因此需要一直密切关注参考文献的精确度。丹尼尔·马赫和接替她工作的芭芭拉·惠伦（Barbara Whalen）一直在严格审查和核对那些晦涩难懂的参考文献，有时还得敲定那些来自多种语言的模糊不清的出版物上的引文。他们总是从我们大学里出色的图书馆设施以及由朱迪恩·图希（Judith Tuohy）担任馆长的纪念图书馆（Memorial Library）高效的馆际互借中得到帮助。来自其他图书馆和办公室的凯伦·贝德尔（Karen Beidel）和查尔斯·迪恩（Charles Dean）也一直为我们提供着不必可少的帮助。

有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本地的研究机构为我们这类长时段项目的稳定进行发挥着主体作用。真的很高兴在此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密尔沃基分校地理系，以及它们的各个研究生院对本项目的支持。

如果没有许多基金机构、基金会和资助页（第V和Vi页）所列举的个人的慷慨解囊，我们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展开的。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对《地图学史》的信任与慷慨支持。私人捐赠方面，我们感谢最早给予本项目资助的安德鲁·L.梅隆基金会（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盖洛德和多萝西·唐纳利基金会（Gaylord and Dorothy Donnelley Foundation）、位于纽黑文图书馆的赫蒙·邓拉普·史密斯地图史中心（Hermon Dunlap Smit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以及卢瑟·L.里普洛格尔基金会（Luther I.Replogle Foundation）。

在此还要特别提及几个专门资助与东亚和东南亚相关研究的基金会。约翰逊基金会（Johnson Foundation）赞助了1982年11月在威斯康星州拉辛（Racine）温斯普利德会议中心（Wingspread Conference Center）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为单辟一卷撰写亚洲地图史做了准备。亨利·露茜基金为本项目提供了两次慷慨的赞助，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则为传统日本地图学史几章提供了资助。

随着本项目的发展，我们需要发现更多的私人基金资助。理查德·阿克韦（Richard Arkway），阿特·凯利（Art Kelly）、杰克·蒙克顿（Jack Monckton）和肯尼斯·内班扎尔（Kenneth Nebenzahl）在这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几位经营古地图的商人在他们的目录中印下了基金会的电话，这大大扩展了我们寻找基金的视野，这几位商人是：Richard B.Arkway、James E.Hess （The Antiquarian Map & Book Room）、John T.Monckton、Jonathan Potter、Thomas and Ahngsana Suarez、Michael Sweet （Antiques of the Orient Pte.，Ltd.）、Martin Torodash （Overlee Farm Books），以及Martayan Lan and Augustyn的公司。

与第二卷第一分册一样，我们很高兴有机会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副社长佩内洛普·凯瑟利安（Penelope Kaiserlian）一直是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她总是奇迹般地出现在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聚会上，从不缺席，以便推动本书的出版。爱丽斯·贝内特（Alice Bennett）自第一分册开始，就是我们完美的文字编辑，她提高了正文的连贯性与精确性。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这套书的版面设计者，他最初的设计再三证明可以应对来自无数图版、插图、表格和附录带来的挑战。

前面是代表我们的团队所做的致谢，在此我还得以个人身份致谢。因此，作为编者的我们这时要换成“我”。虽然很难讲布莱恩可能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想要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他们对这本书的作用何在。从我这方面讲，要感谢的人越来越多，无法一一专致谢忱。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必须在此提及。感谢我在英格兰的父母马克斯（Max）和凯思琳（Kathleen），感谢他们所有的爱与支持；在每一卷书出版之后，他们总是以极大的期待继续关注我们的进展。我在麦迪逊的妻子罗斯（Ros）和儿子贾斯丁（Justin）以及在纽约的女儿詹妮（Jenny）现在已经学会了承受本项目所带来的挑战，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对于所有帮助过本书的人们，每一个人——无论提及的还是未曾提及的，我要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

[1] 详见以下纪念文章：David Woodward，“JohnBrian Harley，1932-1991，”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Geographyand Map Division Bulletin167 （1992）：50-52；idem，“Brian Harley，1932-1991，”Map Collector58 （1992）：40；idem，“J.B.Harley：A Tribute，”Imago Mundi44 （1992）：120-25；William Ravenhill，“John Brian Harley，”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n.s.，17（1992）：120-25；Matthew H.Edney，“John Brian Harley （1932-1991）：Questioning Maps，Questioning Cartography，Questioning Cartographers，”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19（1992）：175-78；Peter J.Taylor，“Politics in Maps，Maps in Politics：ATribute to Brian Harley，”Political Geography11 （1992）：127-29；“John Brian Harley，1932-1991，”Cartographica28，no.4 （1991）：92-93。

[2] 1975年2月4日哈利（J.B.Harley）给戴维·伍德沃德的信。

[3] 在突出合适的重点这一点上，我们曾被地图学通史的通常做法所误导。例如，比较一下本卷的长度与Leo Bagrow分配给同一地区的页数就清楚了：中国地图学占6页半，中亚和朝鲜半岛各占一页半，日本3页，东南亚1/3页。见Leo Bagrow，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and enl.R.A.Skelton，trans .D.L.Paise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C.A.Watts，1964；重印，Chicago：Precedent，1985），197-208。

[4] 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l：xvi.

[5] Cordell D.K.Yee，“A Cartography of Introspection：Chinese Mapsas Other Than European，”Asian Art5，no.4 （1992）：29-47，es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