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思想研究看鲁迅形象

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富有思想意味的文学家。被誉为与孔子比肩的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以其思想的深刻性、独特性及当下性，为文人学者所敬仰、研究，为革命家、政治家以利用。

一 文化视角下的鲁迅研究

“躯体总是以惹人厌烦告终。除思想以外，没有什么优美和有意思的东西留下来，因为思想就是生命。”[1]萧伯纳一句话道出了思想的重要性。鲁迅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但是他却一直活着人们的心中——他的思想丰富、深刻，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前进，不断完善。许多文人学者不断地对这座活的思想宝库进行研究、剖析，涉及了鲁迅思想的各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研究

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两周年，在上海“孤岛”上的“文化孤军”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鲁迅思想研究”的专题讨论会，会后，由李平心执笔，撰写了长篇论文《思想家的鲁迅》，再版时更名为《人民文豪鲁迅》。这篇论文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鲁迅，并且首次明确提出，鲁迅不仅是文艺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平心首先讨论了应当怎样研究鲁迅思想的问题，具有方法论的重要价值。平心将鲁迅定义为“民族号手兼民众代言人”，鲁迅是顺应历史需要而出现的，他从现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许多为一般人所忽视但积存已久的民族弊病，但是他并不就此满足，他不单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病症、矛盾及问题，并且想进一步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通过他的笔，暴露出民族和社会的弊病，揭穿现实的矛盾，对关乎大众的切身问题给予最切实的解答。平心将鲁迅的思维方式定性为“与唯物辩证法暗合的思辨方法”，由此来说明鲁迅能“诊断病症的真像和症结”“追究矛盾的来历和实质”“找出问题的基点和要点”的原因。

平心将鲁迅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鲁迅的求学时代到“五四”以前、从“五四”时代到大革命前后、从大革命失败后到病逝前，详细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过程及每个阶段所表现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鲁迅深受尼采的影响，重个性，非物质。平心在这里又进一步解释，鲁迅重个性，提倡“个性解放”，他的目的“在于反抗压抑人智闭塞性灵的奴才主义与守旧传统”。而他的“非物质”绝非提倡“精神文明”，鲁迅自始至终反对陈腐不堪的名教礼法，反对自古流传的“国故”“国粹”，主张发扬物质科学，他是倾向于唯物论的。这时的他已然成为一名“思想界的革命战士”。

第二阶段是鲁迅思想的过渡期。鲁迅很早就开始关注国民性的问题，但在写作之初，他还不能用科学的理论找出其原因。但鲁迅通过他的作品，尖锐地刺击了旧社会衰败、腐烂的传统，“撕破各种封建道德的假面，揭穿了吃人礼教的黑幕，暴露宗法社会的绞架，戳碎僵死文学的骸骨。他不仅在消极方面讽刺暴露而已，在积极方面，更用进步的新道德观去代替有毒的旧道德观，用合理的生活方式去代替野蛮的习惯制度，用真挚的人情去代替虚伪的矫情，用生动的新文学去代替腐朽的旧文学。”[2]由于社会利益的矛盾与分化，新文化阵线发生了分裂，针对文化界开倒车的现象，鲁迅喊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此时，他已经将思想革命的任务同一般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了，他站在人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上，不仅对旧有的封建制度提出批评，而且对帝国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第三阶段是鲁迅思想的转型期。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鲁迅从进化论走向唯物论，从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由反对压制个人个性发展的个性主义走向为大众争取解放的集团主义，由启蒙主义走向国际主义。但平心指出，鲁迅思想的“飞跃”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他以前思想的积淀的成果，他认为鲁迅思想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鲁迅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的反映，注重鲁迅思想发展的联系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鲁迅思想的转变完全是由创造社促成的，平心在这里提出反驳，他认为鲁迅思想的发展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内因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鲁迅思想的前后一致性。

这是第一篇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鲁迅的论文，把鲁迅当作一个大思想家来研究。由于此次座谈会的参与者大多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执笔人李平心又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历史学家，所以使这篇论文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理论深度。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篇以思想家为切入点来研究鲁迅的论著，有助于全面、科学地认识鲁迅。

在1938年鲁迅座谈会以后，李平心进一步进行鲁迅研究，1940年在《公论丛书》和《求知文丛》上发表了三篇论文：《鲁迅的思想遗产——战斗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启蒙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和《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鲁迅》，1941年结集为《论鲁迅的思想》，专论鲁迅的思想，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鲁迅思想的专著。

在第一章“战斗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中，平心首先通过鲁迅“始终高举战旗，作为中国人民的卓拔精神代表而苦斗，而呐喊，在中国文艺界中找不到第二个人”[3]来肯定鲁迅的特异和伟大。继而通过鲁迅与高尔基、果戈理、萧伯纳和伏尔泰的比较，来说明鲁迅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世界作家”。对于很多人认为鲁迅之所以被尊为世界文豪，是因为中国文坛太荒凉，不能不把鲁迅捧出去与世界文豪并列这一问题，平心认为首先必须打破中华民族没出息的民族自卑心，伟大人物出现在时代的顶峰，自有其必然性。对于鲁迅的战斗现实主义——不断把握现实、深入现实和变革现实的求真精神和战斗要求——的根源，平心将其总结为“深刻体验现实，沉着迎战敌人，虚心改造自己，诚笃接待大众”[4]。对于鲁迅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平心认为首先在于其富有战斗性的现实主义：正视现实，冲破逃避现实和隐瞒现实的传统恶习；暴露、攻击旧社会，暴露民族病态；主张“韧性的反抗”。其次在于充满现实主义的战斗性：“清醒地认识战斗的客观条件，正确地估量革命的主观实力，根据这种认识与估量，跟黑暗势力坚忍地稳扎稳打地长期作战”[5]；从现实的历史过程着眼看待一切事物与问题，使得他的作品中闪动着辩证法的火花。

在第二章“启蒙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鲁迅”中，平心认为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封建道德体系的攻击，他是第一个指出“中国旧社会支配者有意识地用思想麻药来执行愚民政策”的人，并且深刻认识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是如何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笼罩被统治大众。鲁迅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处处以人民为本位，坚决主张用人民的自觉与行动，来对抗反对统治者的专横与压迫”。[6]而他的民主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带着科学的理性主义和战斗的现实主义；新理性主义使他成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思想革命家，而新现实主义则使他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和革命思想家”[7]。

在第三章“民主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鲁迅”中，详述了鲁迅思想的变化发展过程。鲁迅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从辛亥革命前夜直到“五四”时代，他从解剖和批判国民性——民族的自我批判——出发来表现他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一时期他批判的基本武器是进化论。在“五四”以后，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时期，他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并不就此放松了对国内黑暗势力的批判。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是作为一个阶级论者把爱国主义自觉地和国际主义联结起来的。

平心的这部论著，是从国际环境大格局的背景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鲁迅的，全面地勾勒了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鲁迅形象，是一部鲁迅思想研究的力作。

艾思奇《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从中国近代辩证法思想和世界哲学思想的范畴内，详细叙述了鲁迅早期所处的时代环境，分析了他早期论文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论观点。鲁迅生活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古国，他认为中国的根症在于国民性的愚弱、民族精神的腐朽，于是他以文艺为武器，以表达他对于民族、对于解放的热爱的思想。他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思想体系，他的辩证法思想主要包含发展的历史的观点、斗争的绝对性的观点、对立转化的规律、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等。作为一个唯物论者，鲁迅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但艾思奇认为鲁迅并不是反对唯物论，而是反对庸俗的物质主义；“任个人而排众数”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希望能发展人的个性。艾思奇又对鲁迅思想的转化作了分析，说明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艾思奇的这篇论文对鲁迅早期的哲学贡献论析得精细、透辟，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鲁迅早期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正确认识鲁迅整个思想的发展道路。

杨荣国的《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首先阐述了鲁迅哲学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而分别叙述了鲁迅早、中、后期的哲学思想。杨荣国认为，鲁迅初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机械的进化论者；“五四”以后，摒弃了个人主义观点和进化论观点，产生了人道主义的伦理观；五卅运动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一个积极的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的来说，杨荣国认为鲁迅的人生观是进步的人生观，随时随地都表现他的韧性，表现他的斗争精神。又另作《鲁迅先生的人生观》一文，对此进行补充。鲁迅是始终坚持进步的，他以他的韧性来鞭策自己、鞭策青年人进步。

（二）文艺思想、奴隶思想研究

1946年由张家口新华书店出版的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是一本专门研究鲁迅思想的著作。全书共有九章，分别从鲁迅的文艺观、人生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古文化观等多个角度对鲁迅思想进行探究、综述。何干之采取用鲁迅的话来阐释鲁迅思想本身的写法，使读者能更好地认识鲁迅。

何干之在“鲁迅经历中所见新文艺的方向”中叙述了鲁迅战斗的历史，由此显示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发展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由进化论者到阶级论者，鲁迅的方向与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相暗合。并且把鲁迅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来看，在他的小说和杂文中，鲁迅将各种形象写活，刻画出了中华古国的脸谱。通过暴露社会中的病态，以引起注意，促成中国的改革。何干之认为鲁迅的人生思想主要在于提出了“全体论”——不仅是鲁迅人评而且也是文评的一个重要的见解。全体论包含两层意思：认真——做事要实事求是，韧战——战斗要持久、强韧。鲁迅用“一治一乱”概括了中国历史，即“人民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两种时代交替发展。由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揭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对于鲁迅的文艺思想，何干之认为鲁迅的思维方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既要写自己熟知的事物，又要发现其本质。对于鲁迅“表现思想的方法和形式”，何干之认为鲁迅的小说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而他的杂文则是用理论的形象化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思想，冷静和热烈、幽默和严肃合于一体。主题的表现法——“钻网术”即钻过压制自由言论的网来表达他的思想，是鲁迅韧性战术的又一表现。对于中外文化问题的观点，何干之认为鲁迅采用的是辩证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部论著重在对鲁迅的各类思想和言论的复述与连缀，理论性不强，但在鲁迅研究初期是很有必要的。

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对于国民性他曾发出三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什么，它的病根何在。[8]何鹏《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性——〈鲁迅全集〉读后记》分析了鲁迅思想中的中国国民性：唯我主义，卑怯，奴性，残忍，好奇，思想不洁，缺乏严肃，虚伪，无自信心，不能发扬理性等。但作者只是对鲁迅所论分条举例，并没有综合的研究。

许寿裳《鲁迅与民族性研究》集中归纳了鲁迅研究民族性的观点和言论。因为对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他能发现民族的弊病，并且以他的创作对其做毫不留情的暴露。同时，又以他的创作开出了根除民族弊病的方剂：劝人多看历史，尤其是野史杂记；劝人要正视社会各个方面，不害怕不遮蔽；主张国民性必须改造等。对于国民性，鲁迅不单有暴露弊病，还描写了民族性的伟大，可以代表民族文化的结晶。

王任叔是当之无愧的从艺术上研究鲁迅的第一人，《鲁迅先生的艺术观》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最早探讨鲁迅艺术观的文字。文章从“艺术的功利主义”“艺术的宽容”“真实性与阶级性”三个方面初步勾勒了鲁迅艺术观的轮廓。王任叔认为，鲁迅自从接触文艺以来，就抱着功利的目的，但鲁迅的功利观是辩证的，是为人为社会的，是与社会同步发展着的。鲁迅的艺术的功利主义与艺术的宽容相辅相成，使其文艺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文学是具有真实性的，也是有阶级性的，对于真实性与阶级性的合一，王任叔认为只有代表新兴阶级的意识的作品才能接近历史的社会的真实。因此阶级、战斗与现实就构成了鲁迅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全部哲学。

王任叔又作《鲁迅的创作方法》一文，对上文加以补充，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篇系统研究鲁迅创作方法的论文。分别从作品的产生、典型的创造、环境的描写、文字技巧等方面来论述鲁迅的创作方法。王任叔认为，鲁迅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描写否定性的人物，不对环境作大肆的渲染，注意文字技巧，力求语气自然，风格古朴、简劲，主张欧化文章语言组织法等。

吕荧的《鲁迅的艺术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鲁迅小说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人民大众的爱与为人民大众而战”是贯穿鲁迅作品的红线，也是吕荧论文的出发点。从文艺理论出发，对鲁迅小说的创造方法、形式特点、描写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作品的内容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生活与形象的图画，二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旧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与代表人物的剪影。这种分类方法影响了此后不少学者，许多学者对鲁迅艺术思想的研究都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展开。在形式方面，首次提出了鲁迅小说是直述的散记体和诗的结尾，这是对鲁迅小说形式特点的新提法。对于人物和景物描写，鲁迅都采用非常素朴的方式，不作冗长的描写。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文中指出“鲁迅的艺术方法正显示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本质的形态”[9]，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作为一个论题被首次提出，但是吕荧并没有展开深入的叙述和研究。

吕荧的这篇论文开拓了鲁迅小说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并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鲁迅的奴隶观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研究鲁迅思想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聂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一文中论及鲁迅的奴隶观。中国自始就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中国人民生活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铸成的长城中，“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五四运动的根本思想是人的觉醒，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的觉醒”的内涵要远比文艺复兴复杂得多：不仅要推翻封建势力的控制，还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中国人的觉醒不仅是民权的，而且是民族的。如此，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同时又要建立新的文化思想，进行思想革命。只有同时进行思想革命和民族革命，才能争取到人的地位。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

聂绀弩还分析了与鲁迅思想紧密联系的鲁迅精神——战斗精神，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贯穿于他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始终，而鲁迅自觉地、彻底地、一贯地为“人”而呐喊、战斗的精神，是他区别于其他文化工作者的最显著的地方，也是鲁迅为进步的中国人民崇拜之所在。鲁迅的一生都在启悟中国人意识到人的价值，并为争取“人”的地位而战斗。

欧阳凡海在他的《鲁迅先生和他的奴隶观》一文中率先指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奴隶观。五四运动以前，鲁迅虽然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但是他有一个奴隶立场，他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在民族外部上，他站在被异族压迫的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内部，他站在受压迫最甚的妇人孩子的立场上。“五四”以后，由于鲁迅看清了中国各阶级的变化，他坚定地选择站在了工人农民的立场上。

欧阳凡海还在文中分析了鲁迅奴隶观的发展过程。自鲁迅少年时代起就孕育着奴隶观，但还没有成为鲁迅自觉意识的一部分。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后，鲁迅思想经历了一个沉寂期，奴隶观在这个时候走到鲁迅的自觉意识当中。“五四”以后，奴隶观占据鲁迅思想的支配地位，在鲁迅奴隶观自觉成熟的同时，也就标志着鲁迅抛弃进化论走向科学辩证法。

1942年5月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出版，该书写了自1881年鲁迅诞生到1927年离开广州鲁迅大半生的生平，虽然作者自谦不敢把这本书叫作评传，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可以当之无愧地叫作半部鲁迅评传。

通过对鲁迅数十年间生活、思想、感情及作品的研究，准确把握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奴隶意识。鲁迅的奴隶意识即被压迫者的意识，他是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方的，他思想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帝国主义的奴隶，他同情妇女孩子是因为他们是男人、大人的奴隶。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将中国人的历史分为两类，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欧阳凡海进一步分析到鲁迅“不但指出了中国历史过去的循环性，并且断定，历史的进化法则，决不能是永远循环的。做奴隶而不可得，和做稳奴隶的悲惨时代，可以用奴隶自己的力量来结束”[10]。正是这种奴隶意识的存在，才使鲁迅能够以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来武装头脑。

二 政治视角下的鲁迅研究

长久以来鲁迅都是一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早期，他信奉进化论，与他手下的笔为伍，与封建社会及帝国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在后期，他修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继续进行战斗。

鲁迅的政治价值在鲁迅的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没有加入过任何的政治党派，后期他亲近为人民大众而战的中国共产党，但也没有成为其正式的一员。基于鲁迅的影响力，鲁迅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将鲁迅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下，以期借助鲁迅构建新的意识形态。

（一）初掘者——张闻天

张闻天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内真正发掘鲁迅政治价值的第一人。

鲁迅逝世后，193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三封唁电：《为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而这三封唁电都是由张闻天起草。

在唁电中，张闻天将鲁迅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并认为鲁迅“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于苏联”。

此后，张闻天还数次提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每个干部所必须研究的读物”[11]，“现代中国的青年，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宝贵的东西”[12]。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张闻天多次提及鲁迅，给予鲁迅高度评价，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在论及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时，赞同鲁迅称中国旧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的观点，鼓励青年以批判的眼光多读古书中的小说和杂文，多读统治阶级所谓的“邪书”与“禁书”。对于外国文化的吸收，张闻天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并予以新的阐释：凡能满足抗战建国与新文化需要的都应大胆地、批判地接受。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品质：坚定，明确，切实，勇敢以及为解放大众而奋斗到底。

除发表文章纪念及呼吁学习鲁迅以外，张闻天还在鲁迅作品的出版、发行与传播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40年、1941年10月分别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这两部选集是在张闻天的指导下由鲁迅思想的研究者刘雪苇编著的，在当时不仅满足了各界人士对于精神食粮的需要，而且也是从文学方面纪念鲁迅的实绩。

（二）盖棺定论——毛泽东

如果说张闻天对鲁迅的评价兼及政治与文学两个方面，那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完全是站在政治立场上，是与战时环境下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相适应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邀请到校做关于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有关鲁迅最早而又唯一的专题论述。

毛泽东从革命形势的大局出发来评价鲁迅。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党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开辟道路，而鲁迅的思想恰巧符合党的需要，因此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之所以要纪念鲁迅，不单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毛泽东还概括出鲁迅思想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并将其总结为“鲁迅精神”。毛泽东认为鲁迅是一个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所以必然地具有政治的远见，而鲁迅的政治远见表现在两个方面：晚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表明他看得远；而在1936年就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表明他看得真。“韧”的斗争精神对革命的墙头草是一个有力的反拨，而他的牺牲精神在于面对威胁、利诱与残害仍不妥协，以笔作枪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

“鲁迅精神”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这在鲁迅思想的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虽然毛泽东的落脚点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完全站在政治角度做出的，即使是称其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也是在论述他的政治远见。而且在当时抗战的现实语境中对鲁迅如此评价，也是与中国共产党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的任务相适应的。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的最著名的评价是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成为以后诸多鲁迅者奉为圭臬的论断。

毛泽东是谈到“五四”以后在文化革命方面取得的成就时提到鲁迅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文化新军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对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艺术都起了推动作用。而鲁迅正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旗手。这支文化新军是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而毛泽东所谓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也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以“鲁迅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是将鲁迅限定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论述的，所以必然地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鲁迅的意义不能得到完全的展开，只有符合新民主主义的部分才能得到阐释。

对于“鲁迅的方向”这一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上也曾提及。毛泽东是在建立“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提出鲁迅的方向的：既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这时的“鲁迅的方向”也是政治性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得讲话》中则没有继续沿用“鲁迅方向”，而是用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综合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借助鲁迅的思想构建新民主主义思想，适应革命的需要。而毛泽东之所以竖起鲁迅这面大旗，是因为他知道鲁迅对于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号召作用，只要能抓住阐释鲁迅思想的主动权，就能赢得进步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尊重与拥护。

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之所以能成为接下来几十年鲁迅研究者所信奉的教条，一是因为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全党中的威信，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二是因为他个人的理论素养，他是站在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来评价鲁迅的。他将鲁迅置于新旧文化转型的大历史背景下，具有历史的深度，而且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拓宽了鲁迅的价值领域，“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三）延安鲁迅纪念活动

延安的鲁迅纪念大会共召开了四次，分别是1938年、1940年、1941年和1942年，这四次鲁迅周年纪念大会形式几乎一致。

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适逢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鲁迅致以崇高的敬意，默立致哀并以大会的名义向许广平致电慰问。1940年10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鲁迅纪念活动，会前散发了《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特刊》和《大会会刊》。1941年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会前散发了《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特刊》和《鲁迅语录》。这四次大会都在千余人以上，延安各文化机构和机关单位均有参加，各单位派代表讲话：或代表集体讲话，或仅代表个人。代表集体的讲话反映了当时鲁迅的权威地位及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代表个人讲话的都是在当时具有一定文化地位的文化人，他们在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鲁迅的认识。延安对鲁迅的纪念活动指向当时的政治、军事与文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1940年《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政治——我们正在实现着新民主主义。军事——我们正在准备实现加紧地‘反攻’。文化——我们早就统一着‘枪’和‘笔’。”[13]

在鲁迅周年纪念前后，有两篇社论值得关注，一篇是1940年10月25日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另一篇是1942年10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纪念鲁迅先生》。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发表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这篇社论论述了鲁迅转向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原因：面向将来，依靠大众，不断地战斗和进步。只有面向将来的人才有可能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进步，而鲁迅又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只有依靠大众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进行有效的战斗。

毛泽东之所以推崇鲁迅，是想要在延安地区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发表这篇社论的主要目的定然不是要说明鲁迅的战斗的韧、思想的深刻、眼光的伟大，而是要借此来肯定中国共产党，以鲁迅的选择肯定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肯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这篇社论的题目直接取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开头即引用毛泽东在报告中对鲁迅的评价，而且在社论中更是细化了毛泽东做出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一结论，将鲁迅看作中国新文化的旗帜，以此来强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

《纪念鲁迅先生》写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社论首先将鲁迅定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底先进战士和指挥员，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代表”，以军事用词来形容鲁迅，反映出战争背景下文化的军事化倾向。社论还论述了鲁迅现实主义的工作态度，阐述了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一段话，从现实主义出发，“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才有发展的希望”[14]，做出结论：作家要有尊重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并且要亲身参加革命建设和斗争，同时又不能脱离具体时期的革命政策和路线。这一点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相吻合，“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社论中的阐释更加具体化。

社论指出鲁迅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良友与同志，鲁迅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对于敌人，毫不留情地进行韧性的战斗；对于中国共产党，则是愿意奉其命令，引为自豪；而对于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鲁迅“一面进军，一面克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延安具体现实环境下，强调的是政治标准：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人民看得懂的文学，而对于人民的缺点和错误也要进行批评。社论的表达与毛泽东的讲话异曲同工。

作为党的刊物，《解放日报》的社论代表了党的观点，《纪念鲁迅先生》则代表了在特定时期内党对鲁迅的评价，其受众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更通俗易懂，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展开与阐释。

三 文化视角与政治视角的融合

学术与政治的融合是鲁迅思想研究史上一种长期占主流的研究趋势，研究者将鲁迅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阐释、整合，使鲁迅思想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胡绳与周扬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学者，同时他们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带头人，他们对鲁迅的认识，不仅代表了他们作为文人的立场，而且还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做出的评价，对鲁迅思想进行了政治与学术的融合。

（一）胡绳的研究

1948年9月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的道路》一书，其中收录了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一文。1941年以后是鲁迅思想研究的低潮期，胡绳的这篇论文打破沉寂，使鲁迅思想研究再度兴起。胡绳继承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基本观点，并且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清晰的阐述。在谈论到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时，胡绳认为思想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若非“虚伪的做戏党”，任何一种伟大思想的转变都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虽然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才彻底完成的，但是五四运动后鲁迅的思想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不可否认的，鲁迅曾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不同于周作人所说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抱有一片黑暗的悲观，胡绳第一次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由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特别是1925年后的几年间，鲁迅看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真正面目，于是悲观，于是失望。但即使悲观失望，鲁迅也没有停止前进，胡绳认为促使鲁迅不断前进的是他从实践中培养起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尽管有失望，但与此相反的一种情绪也在鲁迅身上发展着，即希望，纵然这希望“微茫”。胡风进一步总结，鲁迅的悲观失望并没有使他向后退缩，反而使他向前跨进，“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通过大悲观而走向真实的大希望，通过绝望而开始去学习‘别种方法的战斗’”[15]。

胡绳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解释了鲁迅思想的“突变”说。毫无疑问的，鲁迅思想的“突变”有一个相当长的准备过程：与封建势力长期战斗的经历，现实的悲观失望，“四·一二”事变后开始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同时还要接触新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及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这些都是鲁迅思想发生“突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胡绳对鲁迅后期的思想做了详细的阐述、分析。他认为，从1930年起，与以前相比鲁迅的作品在风格和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的怀疑、犹豫、彷徨、悲凉的情绪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坚毅的信念，巨大的信心以及强烈而分明的爱憎。胡绳总结了鲁迅后期思想的具体表现的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更加辉煌并且完全合乎科学的高度；二是对人民充满了信心，为人民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人民的看法有了巨大的飞跃；三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占据了他后期思想的主要地位；四是他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铮戒和策励，具有引导的作用。

但是胡绳此文存在一定的缺点，强调了鲁迅后期的思想，而对他前期的思想评价过低，认为其前期的进化论与个性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负累，没有充分认识到鲁迅前期思想所担负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及其所产生的伟大意义。胡绳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就是批判以胡风为首的“主观论”，他在文中直接对胡风、舒芜提出了批判，有失公允，有一定的片面性。

虽然胡绳的这篇论文存在一定的弱点，但是它打破了40年代末鲁迅思想研究的沉闷局面，对鲁迅思想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也对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周扬的研究

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认为鲁迅的一生与中华民族是分不开的，他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由最初的反封建主义发展到反帝、反封建主义，由一个爱国者发展到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者。周扬认为鲁迅思想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共存，使鲁迅将其一生的精力投入中国民族的解放与民主进程中，从而与政治发生了联系。周扬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对鲁迅思想研究为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做出的深层解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鲁迅选择将民主主义更向前推进。“大革命”失败只是鲁迅思想转变的外因，促使他转变的内因是他始终坚持并且贯穿于他全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周扬对鲁迅前、后期思想变化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对鲁迅在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两个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看到了在鲁迅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以及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这也是鲁迅的作品之所以既具有时代性和革命性，又具有文学性和人文性的原因。周扬的见解具有理论的深度。

《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中，周扬着眼于鲁迅前期的思想，认为鲁迅前期思想主要表现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即“非物质，重个人”，但“非物质”并不代表鲁迅对唯物论的摒弃，而是反对洋务派坚船利炮的政策和维新派“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学说。周扬认为鲁迅的精神是以奋斗为根基的，并且大胆提出了“鲁迅始终是老子主义，一种中国式的虚无主义的反对者”[16]，他批评了夸大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的观点，对鲁迅和高尔基对于尼采思想态度的吻合做出了论证：他们都反对尼采的“主人道德”和基督的“奴隶道德”，而提倡“第三道德”即帮助人反抗。并且第一次探索了鲁迅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观。

周扬对鲁迅初期的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述，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对于当时文学界一味重视鲁迅后期思想而忽视他前期思想的倾向做了有力的补充。

注释

[1]转引自唐容《萧伯纳 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2]李平心：《人民文豪鲁迅》，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24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2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37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56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58页。

[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42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971页。

[11]张闻天：《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12]张闻天：《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声明》（1940年10月19日），载《鲁迅论文选集》，1940年10月延安出版，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02页。

[14]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60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3 1940—1945》，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