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藏，在人们心中似乎总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存在。
十几年前的一本西方画册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画册基于一个同题展览的内容[1]，可以视为欧美世界关于西藏主要的传说和误解的索引，在解构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形象的同时，又进行了重构，描绘了西方世界对藏族丰富而古老文化的误解、脸谱化，以及他们来自政治和商业的角度的探索；展示了一个对我们而言反而有些陌生的欧美文化镜像中的西藏形象。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藏族的女儿，我成为一名西藏（藏族文化）的朝圣者、捍卫者、探索者、研究者，当然也是批判者、创新者。这是我无法逃脱的宿命？我的与生俱来的灵之所钟？
西方世界从17世纪开始对西藏持续进行着神话化与刻板化的重构。在17世纪之前，西方人都以为藏族人信仰基督教，这种如今看来错得离谱的印象大概是基于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了好几百年的祭司王约翰的传说。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三博士的后裔，一名宽厚正直的君主，他既是基督教祭司，又兼任着皇帝的职责，统领一片充满财宝和珍禽异兽的神秘土地。祭司王约翰长生不老，因为他有一口“不老泉”。他的王国富庶得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他还有一面魔镜，能够看见他的每一寸国土。当时狂热的西方人根据这些描述推断出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位置就在今天的西藏地区！虽然在事实上，这个祭司王约翰大概是在十字军屡次东征的艰难进程中塑造出来的一个理想化的文学形象。
从13世纪到17世纪，西方人就一直努力在寻找这个喜马拉雅乌托邦，但却徒劳无功。藏区极其险恶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那里从一开始就成为西方人极难到达的地方，也使得祭司王约翰故事变得更加神秘，令人神往。直到17世纪的传教士真的踏上藏区的土地，才知道那里没有耶稣，反而充满了“魔鬼的形象”。他们直到20世纪初都还坚持这片土地原本就信仰的是基督教，但是“被魔鬼恶意地把基督教信仰里所有其他的神秘都转变并篡夺到他自己的信仰中了”。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藏传佛教护法神像和其他古老文明的艺术品一样，被猎奇，被了解，被任意阐释。然后，被拼命地抢夺，带回西方世界——请去看看西方大多数著名的博物馆吧，我曾多少次伫立于那一幅幅巨型唐卡前，默然神伤。
进入工业化急速发展的20世纪初，西方人开始依据神智学背景赋予西藏新的神话形象套路——香巴拉：一个“伟大的白人兄弟会”的总部，西藏境内一个神秘的王国，只有有抱负的人才能亲眼看到这个地方。在这个神话中，香巴拉被塑造成为佛教的极圣地，印度和西藏的“圣人”都是来自“香巴拉”的超自然的人类，那里的居民是柏拉图提到的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国的后裔，保存着这个王国的秘密教义。布拉瓦斯基创编的香巴拉神话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也创造出了荧幕上著名的金发碧眼、穿着很像修道士衣服僧袍的白人“雅利安喇嘛”的人物形象。这成为那个时候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形象，不仅进入到新纳粹文学中，也大量出现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在好莱坞电影里，在漫画里，在通俗小说里。直到现在，很多西方人和被西方化的中国文化反哺的国人也都还把藏族文化中的很多元素看作与我们的日常世界截然区分的超自然神秘境界。
到20世纪的中后叶，藏传佛教甚至成为商品世界里一个好用的符号。进入商品化的阶段，从汽车到化妆品、T恤、烟灰缸，甚至包括软色情的各种商品的设计和广告中，都找得到藏族的意象符号。从符号到信仰活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都变成了被过度开发的一种商品。
就这样，西藏的形象，数百年来总是带着描述者的心意和想象，变成了一个个满足各种标榜所需要的表征符号。当人们呼吸不到透明的空气，喝不到清冽的水，他们就会臆造雪山源头的纯净圣洁；当人们被机械的轰鸣和猝不及防的现代化进程追赶得筋疲力尽，他们就会羡慕草原无穷无尽的缓慢和静谧；当人们伤心失望绝望惊恐，他们就会跪伏在西藏的神明脚下，乞求内心的平静。从亚特兰蒂斯到桃花源，再到香巴拉，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王国的想象，它是人们疲惫身心暂时逃离的秘密花园。不过，当这些想象被依附在一片现实存在的土地上，人们的认识便有了多种变化。但不管这片土地被赋予了多少想象，被寄托了多少情感与迷思，作为幻象的西藏一直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而真正的西藏从来就在那里，是你我的家园，是你我的原土，那里孕育着你我的身体和灵魂。
许多年来，西方一直要为西藏代言。且罢！当今的时代，中国形象、西藏形象正从西方世界固有的阐述“经典”中解放出来。我们正在重塑文化西藏的今日辉煌。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学人特别是藏族文化群体已然发出了自己日益强大的声音。藏文化在全球网络传输、广播电视、媒体报道、图书出版、电影产品、文化旅游和宗教仪式、学术研究、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获得极大进展；而藏族美学与文艺理论的总结和阐释，也在这一过程中从西方回到中国。
今日我来，是命之所定，是学之所承，是责之所肩，是灵之所钟。
在拉萨繁华的街头，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在城市的车流中磕着长头，完成漫漫旅程最后的一部分。一对失去了大儿子的夫妇，在处理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变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带着全家老小从家乡磕长头前往拉萨朝圣。家里五六岁的小儿子也跟着大人，穿着皮裙，戴着木板的“手套”磕上千公里的长头。问他们为什么要朝圣，他们说，一家人在路上能够得到安宁与幸福，我们朝圣，是为还活着的众生祈祷平安。说完男主人憨厚地笑了，女主人却背过身去悄悄抹了抹眼泪。这些茫茫草原深处居住的人，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大地，这是一种多么安静的壮举！我想说，请你们放下如此艰辛的执念吧！但他们却说，舍弃自己是“为活着的众生祈祷平安”。渺小的个体却有如此博大的胸怀，令我如此感动，又心往神驰。
或许我将重塑“西藏的幻想”——
我在本书中尝试在如下12个论题上予以突破与创新：
1.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共同渊源；
2.藏族文艺美学的跨文化整合和多文本融汇；
3.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的问题域与民族/民间间性的特征；
4.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发展的五重进路；
5.藏族生命哲学中的五大文化基因束；
6.藏族双向“传述”传统的当代口头诗学建构与阐释的多样性；
7.藏族十明文化与传统藏族艺术的分类；
8.《诗镜》传统：翻译、经典化、在阐释中延异、创发；
9.当代《格萨尔》史诗研究的框架与传播、接受、功能的重点数据分析；
10.藏族文艺美学的视觉图像传统：视觉政体、间性场域中的纯粹凝视；
11.藏族视觉文化的技艺形态与规则程式：质料性、叙事性、量度规则；
12.藏密曼荼罗（坛城）宇宙观念、文化内涵与现代哲学蕴涵。
当然，贯穿全书的理论核心是：发现、阐释与勾勒具有深厚传统的藏族文艺美学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新机遇与新发展。
[1] 2000年5月至2001年6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民族志博物馆（Völkerkunde museum）举办了“梦幻西藏——中西视角”（Traumwelt Tibet-westliche und chinesische Trugbilder）的展览。画册英文版为Martin Brauen：Dreamworld Tibet-Western Illusions，Bangkok：Orchid Press，2004。德文版为Martin Brauen：Traumwelt Tibet-Westliche Trugbilder，Bern：Verlag Paul Haup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