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视野与角度：相关研究综述

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21]，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细化，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一般以某个城市为中心，研究作家的城市生活体验，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城市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关系，等等，研究方法也主要在传统语文学范围。作为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作，赵园的《城与人》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却实际不局限于此：《城与人》细致探究“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22]，《上海摩登》则以城市空间建筑、印刷文化、电影等元素与作家和文本并列，共同展现上海都市文化的斑斓图景。两部著作不仅突破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也超越了传统研究范式，都指向文学与城市的现代性问题。与这两部著作“异曲同工”的，是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及其一系列城市研究著作所提倡的“都市文化研究”，倡导兼及历史与文学，关注“都市生活”中“城与人的关系”，使融会历史感与个人色彩的都市，能够成为解读“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23]的一种维度。

依据视野更为开放和多元，并与中国“现代”进程始终相伴随的“都市文化”研究思路，在诸如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等一系列国外城市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的启发下，不仅最为热门的上海、北京，还有香港、开封、西安、天津等一些相对冷门的城市近年来都在“文学的城市”研究序列中有了一席之地，有的城市还拥有了从多个角度阐释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在理论、视角、思路、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对笔者的研究有所启发。

在现代文学视野中，昆明因为地域距文化中心的偏远，以及本土创作实绩的不够突出，相关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贫乏的状态，对昆明的研究，也多伴随西南联大题目而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很多成果也从“背景”意义上，加深了我们对抗战时昆明的认识与理解。

如闻黎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著作注重一手资料的搜集，在很多章节里援引昆明本地报刊的原始资料，如“轰炸灾难”一节，就引用昆明本地大报《云南日报》的系列报道，尽量逼真重现轰炸实况。这种“重现”对于著作本身当然是为了切实勾勒西南联大存生的背景，但对于我们了解战时昆明的全貌也有益处。

还有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该著作本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中的一部，注重探索的是“文学的现代化”背景下，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来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但为了切实分析这些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历史情境，著作也涉及对其时昆明的历史还原，比如“龙云治下的云南”，还有对当时昆明餐馆、茶馆等城市文化构成元素的叙述与比较。但这些叙述多为构筑西南联大存生的背景出发，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于昆明本身的意义。比如论著叙及龙云20世纪30年代对于云南教育的一系列改革，如推举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聘请各类专家来云南任教等，这些现象如能与云南大学1938年申请“国立”的举措合并理解，本就是昆明教育文化欲融入全国、从而走上“现代”之轨的努力之体现，但作者只是把其作为“云南政府和云南人民满怀期待”“敞开胸怀迎接南渡西迁到滇的各路人马”[24]的背景形成因素。角度的选取当然因为著作题目决定，但也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再供阐释的角度。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可能是目前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研究最好的著作，作者确实在史料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也敏锐地感受到西南联大与所在地昆明的某些交互影响，如对“联大与龙云”相互关系的勾勒与分析。但在具体勾勒这种影响时，作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两者的文化冲突，更多分析昆明作为“只有一丁点儿现代气息”、拥有“自卑情结”的“乡下人”，对外来者（如西南联大）虽不至于“摩擦”却始终“格格不入”的尴尬情状，二者的互动也多半由联大（作为“先进者”）主动造就，如冯友兰题为《云南人与外地人》的演讲、联大学生走出校园，通过“到学校当老师，做家教，也做白领”来“与当地百姓打交道”[25]等。那么，昆明城在外来“先进”文化强势进入的8年间，除了在空间上几近变为“外省人的世界”，它自身的文化现代性进程有没有受到影响或者改变？同时作为文化影响力更为弱势的“落后”昆明，对代表强势文化的外来者又是否存在反向刺激？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也为我们聚焦联大背后的抗战昆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思路。

对于抗战时的昆明，除了大量史料型的研究（也多与联大或其时南迁的文化人有关），研究视野中的昆明，多作为承载在此居住或游历的南迁文人的文化背景存在，如张新颖的《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从〈黑魇〉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凌宇、张森的《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于昊燕的《老舍在昆明、大理的经历与创作》等论文，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归结于作家研究本身，或探索其“文学新质”，或完善其“创作链条”。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文学中的城市”，探索呈现于创作文本中的抗战昆明，如明飞龙《抗战时期“文学昆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3年）及其《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外省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等系列论文，关注南迁文人对昆明形象的想象与表达，很多感受细腻而有新意，如针对抗战中来到昆明的很多外来者都有“昆明像北平”的感受，作者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和理论分析，认为这一“想象”在情感“移情”因素外，主要源于昆明城市建筑及生活情调与北平的相似之处，给笔者的研究以启发。

还有如张永刚、朱奇琼的论文《文学记忆中的城市文化审思——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昆明为例》，书写昆明在联大和其他南迁者创作中的文学表现，而这些对昆明的“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也丰富着昆明的“文化积累”，这篇文章还提及了研究“文学中的昆明”的一个现实意义：“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此类研究还有张多的论文《西南联大文学作品中的昆明书写——昆明的城市空间对40年代内迁文人创作的影响》，该论文认为正是在昆明为联大等提供的“校园创作空间”中，内迁文人们又共同用文字书写着他们心目中的昆明，贯穿其中的是内迁文人们从“蛰居”到“栖居”的心态变化，而由此产生的西南联大文学，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创作主体对空间的暂时依赖意识”。值得注意的还有高兴的论文《文人与边城——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形象及其文化内涵》，该论文切实指出“以民国时期的边城昆明为考察对象”，目的虽还是“探究中国近现代文人书写的昆明历史形象，并解读其文化内涵”，但也涉及了民国昆明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认为正因为昆明的这种边缘地位，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才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可惜昆明社会是如何被“推动”而“转型”？“转型”后的“边城文化”又是怎么“多元混杂”而“内质失衡”？作者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的这些观点，也为我们其后的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些虽不是直接针对“文学”，却从别的学科角度给予我们启示的研究成果。如李艳林的《重构与变迁——近代云南城市发展研究（1856—1945年）》（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论文认为“云南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故“外部推力对云南影响较大”，而这外部推力主要通过“交通”来实现，抗战时期的内迁导致人口、工厂、教育机构等迁入云南各大城市，“给云南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云南城市出现了短暂繁荣”。这个“外部推力”影响云南现代化进程的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而具体到抗战时期，这个“外部推力”怎样从以往的单纯靠交通输入变为强势文化群体的“直接进入”，这个问题的推进，也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探讨空间。另外，聚焦抗战时期昆明的现代化进程，李林瑞的《民国时期昆明地区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08年），分析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因素——电影产业民国时期在昆明地区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深入了解抗战时昆明的现代形象，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观照和更为具体的历史细节。值得关注的还有丁小珊在博士论文研究基础上出版的专著《边疆到门户：抗战时期云南城市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勾勒了抗战时期云南诸城市的现代化变迁轨迹，其中有对省会昆明发展变迁的专章研究，虽然这个发展更多是物质层面的勾勒，但其史料搜集也为我们其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持。

关于抗战时期昆明的研究，还需注意云南或者昆明本土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毕竟情感因素在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性，如谢本书、李江主编的《昆明城市史》，李光荣的专著《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杨立德的专著《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杨绍军的系列论文《西南联大的人文学科刊物及其历史贡献》《西南联大的新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等，熊朝隽的系列论文《五四时期昆明的文艺活动》《二、三十年代的昆明文艺》《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文艺运动》等，多以翔实细致的史料丰富着我们对于抗战前后昆明的了解。其中蒙树宏的专著《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虽出版时间较早（1998），却仍值得关注。著作以诗歌、小说、散文、话剧等文体分类结构章节，“外来”与本地作家同时容纳其中，意图勾勒抗战时期云南文化发展的全貌。相较于冯至、沈从文等较为知名的联大作家，著作尤其注意对云南本地作家的钩沉和挖掘，使白平阶、李寒谷、周辂等不太为外人注意的本地作家与外来知名作家一起并驾齐驱地出现在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版图中，呈现出一种平等兼容的气度和学术眼光。著作最后的附录《云南现代文学大事记初编》，编录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1日的云南文坛大事，细致详备，是研究云南抗战文学不可不看的珍贵资料。蒙树宏先生致力于对抗战时期云南文坛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先后发表的《郭沫若、沈从文佚简六封》《云南抗战文学园圃漫步散记》《读马子华札记三题》等史料性文章都为此后云南/昆明抗战文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地基。

值得注意的还有云南师范大学的余斌教授。余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期生在昆明城，他本人喜爱京剧和昆曲，后又从事文教工作，对昆明城的地理掌故与文化景观都特别熟悉。这份谙熟与兴趣本身就是无可取代的研究资源。凭着这种如道家珍的熟悉，他的《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本小册子及一些与联大有关的研究论文中涉及不少有意思的问题，可惜问题发现大都“浅尝辄止”，多停留在对史料细节的赏玩阶段。但无论如何，这种“老昆明”的研究视角，为我们继续研究抗战时的昆明，留下了许多具体细致又包含情感因素的现场资料，而只有在不断对丰富“现场”进行挖掘、还原再进而深化反思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