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苏轼以其充满智识、趣味与个性的人格，以其治愈心灵创伤、超越现实困境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之一。而在关于苏轼的个体研究中，又以其心态、观念、文化人格方面的问题最为人津津乐道。论者或分析其文学作品、为人处世中表现出的智慧与魅力，或探究其文化人格的形成原因，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伴随着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既有的研究思路很难满足进一步深化苏轼研究的需要，而某些观照角度则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首先，既往研究者往往致力于阐释苏轼乐天旷达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它在反复研讨中不断强化，几乎成为深入人心的苏轼形象。事实上，这一形象并不能代表苏轼的全貌，而是作为重要特质被选择出来的面相之一。随着对它的长久书写，其他在苏轼笔下揭示的面貌不免逐渐模糊、淡薄，虽也曾偶尔引起论者的注意，但整体上仍缺乏深入探析。不可否认，苏轼的超旷之姿令人神往，但那已经是心灵自由之境中无所拘执的状态。从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来看，尽力展示苏轼的完整形象与真实的个人体验，自然是苏轼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研析苏轼的最终目的而言，亲近前贤并不仅止于感受其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更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从他的真实感受中获得濡染和教益，以帮助应对困苦重重的人生。因此，如何尽可能充分地展示苏轼的生活状态，更好地揭示苏轼的丰富面貌，尚值得研究者深思。

其次，前人讨论苏轼思想的形成，多以其吸纳众家思想的过程为主要方面，而以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为收束。这固然是苏轼，乃至于北宋士人思想的重要来源，然而以抽象的思想成说作为苏轼思想来源的论述惯性，使得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个体自身的感受力及其具体生活中蕴藏的智慧。以常情论之，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境、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认知，其实源于多方面的合力，除了外部的思想教化，还可能直接地出自生活体验的酝酿。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目见耳闻或亲身经历中去感悟道理，形成开解的契机，这是个体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完成的努力。另一方面，思想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必须以具体的生活体验作为基础。无论思想本身多么具有哲理、充满魅力，个体对它的接受都需要某种与之契合的体认，而“心有戚戚”正是体认的前提。在既有研究中，尚少见到论者对苏轼的“本心”在思想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抱以关注，也较少探讨苏轼究竟在怎样的具体情境中增益了智慧。这也反映出既往的研究观念对研究对象主体性的重视程度尚有不足。

无论是更为全面地揭示苏轼形象还是探讨其思想的形成过程，都必须依靠对苏轼人生体验的深细理解。上述研究思路的缺憾，也促使我们反思是否存在某种更加贴近对象真实状态的视角。此类反思其实早已开始。20世纪末，王水照在《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一文中，便曾表达了对“小环境”和具体事件实证研究的重视。“我们要走近 ‘苏海’，就应努力缩短古与今的时间隔阂，追踪和品味苏轼的生活遭际与心灵律动，重视他的文化创造与外部环境、人文生态的密切关系。所谓外部环境，主要自然是宋代的政治状况、经济形态、文化思想、士风民俗等‘大环境’，更应从其具体的生存方式，如人际关系、交游酬和、家居生活、行迹细节等 ‘小环境’人手，才能获得更切实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1] 这无疑为亲近苏轼的真实人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向。嗣后，也有不少研究者践行这一思路，日益清晰地勾勒出苏轼的生活状态，甚或将目光渐渐引至苏轼主体上来，但大多只是浮光掠影式地提及，尚未出现以苏轼的主体视角为核心来系统考察其人生状态的论著。在苏轼眼中，自己的人生应当如何评价？自己的期许是否达成？面对人生中重要的对象与复杂的境遇，应如何自处，又怎样通过自主的选择保持内心的安宁？在这一过程中，有何所得与所失？这一系列问题，组成了走近苏轼内心的必由之路，有待论者探幽索微，这正是促使本书关注苏轼“自我”的动因。

而苏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确留下了许多关于自我的信息，表露出非常强烈的自我表达意愿，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本书论题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苏轼笔下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自我评价、自我认识与个人体验的记述，以明确的态度彰显着自我的存在。自称、自喻、自嘲、自许等现象，踊跃而密集地汇聚于苏轼诗歌中，这是其他宋人诗中不曾有过的现象。据笔者粗略统计，苏诗中以第一人称作为自称的数量为宋代主要诗人之最，而自我表达形式之丰富、意愿之明确、思考之精深，亦可说无人堪与比肩。在文学表现方面，苏轼对“自我”的重视便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强烈关注。然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都尚未系统、细致地考察苏诗自我表达的具体方式，也没有对他着意表达的“自我”形象投入足够的兴趣，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可探讨的空间。

透过文学表达，我们看到苏轼在面对人生中的重要对象时，不断生发并调整着关于自我的思考。在仕宦生涯中，在自然天地里，在人际关系内，他都努力为自己寻找切合心性的定位，并在与这些对象的互动中，加深和完善自我认识。这些认识未必再以直接的自我评价方式表达出来，而可能含蓄地隐藏在具体事件的描述中，混杂在作者的生活体验里，需要论者的解读、整合才得以一窥面目。对于这项工作，既往的研究暂未贡献出深细的成果。意欲深入理解古人的生活体验，便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代入对象的情境。时代与情感的隔阂使对象的内心状态可望而不可即，这往往是个体研究繁难之所在。正因如此，苏轼对个人体验的详细记录才更加值得重视，它不仅留存了作者的心理，也为“以今揆古”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使其尽可能远离“以己度人”的危险。只有从人之常情出发，我们才能了解苏轼在宦海浮沉中的压抑，在自然对比下的触动，在时空流逝中的悲感，在亲友离散时的伤痛，而不会对那些轻描淡写的人生经历习以为常。同时，也只有清楚这段五味杂陈的人生，才更能感到苏轼奋力维护本心、实现自我价值的难能可贵。故而，很有必要在不同对象的视域下，结合具体人生体验的分析，来探讨苏轼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看待自我与对象的关系，这种不同于纯粹的客位视角的解读，或许能为揭示苏轼的真实形象与真实人生提供另一种思路。

除此之外，对具体生活体验的重视也可能有助于探索苏轼“自我”与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苏轼不仅从现实生活中积累经验、抽绎哲理，即便是运用思想成说，也往往在某些具体情境下经过了自我的调整和转化，不再等同于原初的内涵，而成为极具个人化的思想。对这些具体情境的关注，需要落实到生活细节中去，才能清晰展示生活体验本身对个体思想的启迪意义。本书试图去捉摸生命体验的寸土如何点点累积为智慧的高峰，希望能略为补充以儒、释、道融合阐释苏轼思想的研究方式。

从更广义的研究观念的角度视之，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集体价值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导致了个体价值的消弭。士林领袖、文坛盟主的身份，使人们惯于将苏轼置于阔大而崇高的坐标点上，以一种身系天下的设定去讨论他的言行。事实上，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已没有像苏轼这样能与历代读者保持亲切互动的文人了，即便如此，他的独特性也并没有使他日常化、私人化的一面得到足够的重视。苏轼故去后，他的友人道潜在挽词中勾勒其形象：“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屦，直将和气接儿童。”[2] 这两面式的写照极为传神，同时也提醒读者，苏轼这一个体的巨大魅力可能正源自其丰富而生动的人格面貌，并往往须向平实、细小的人生情境中去寻觅。苏轼笔下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于读者只是泛泛提及的履历，于他自己却是深入骨髓的淬炼，是他的生命本身。从这一角度来说，重视作者自我，重视他如实记录的个人体验，这不仅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认可，也表达了对价值评价体系的反思。

综上所述，苏轼“自我”的视角是苏轼研究中较少关注而事实上非常重要的考察角度，顺着这一视线，不仅能回溯他与各类人生问题的互动，探知他在具体境遇中的自我认识，还有助于了解他在自己的思想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凸显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价值。而自我认识通过文学表达出来，不仅留下了研究苏轼其人的丰富材料，也使其中包蕴的体验和思考成为可与后世共享的精神财富。因此，本书将系统考察苏轼的文学表达与生活体验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思考，以之为抛砖引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