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库学”源流

唐开元时，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库书，长安、洛阳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2]四库由此得名。从四库得名缘由可见，四库有两层含义：一是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二是以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为序的学术体系。亦即，四库本是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以及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的代称，至近代词义发生了转移，演变为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名[3]。

“四库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四库的一门学问，但是“四库学”这个概念，并非四库专利，而是专门针对《四库全书》研究提出来的。

《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纂修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自成书至今，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史。200余年来，它经历了磨难，见证了国之兴衰。时至今日，七部《四库全书》，仅存其四，保护弘扬之任刻不容缓。

回望《四库全书》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20世纪以前的准备阶段、民国年间的初兴阶段、1949年至1979年的不平衡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繁荣时期。

20世纪以前，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四库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为钦定，少有人敢碰禁忌。当然，关于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也是目录学研究承绪传统学术，不脱有清一代学术主流的表现。这个漫长的阶段，是《四库全书》研究兴起之前的准备时期。

这个准备时期，开四库补撰先河的是阮元的《四库未收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仿《四库全书总目》体式，收录四库未收书170余种，进呈嘉庆后，得嘉庆“宛委别藏”之肯定，遂开四库补撰之先河。不过，创始之作难为工，《四库未收书提要》存在诸如没有分类、不便检寻、书成众手、时有抵牾等不足。这些不足由傅以礼的《研经室经进书录》、李滋然的《四库未收书目表》、胡玉缙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等加以完善。关于四库补撰，还有一类是对禁书书目的补撰。姚觐元的《清代禁书总目四种》将禁书分为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等，率先开启了清代禁毁书目的研究。后来者不断辑补完善，遂有1997年的《四库禁毁书丛刊》面世。

在四库目录版本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有邵懿辰、莫友芝等。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一北一南交相辉映，加以朱学勤的《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及孙诒让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笺迻》，为我们考证四库目录版本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四库条纲系目，为读书治学者之津梁。诸家致力于此，较突出的有乾隆年间胡虔的《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光绪甲申春学海堂重刊本）、费莫文良《四库书目略》（同治庚午年刻本）等。

虽然这只是准备期，但四库修书时，就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4]。其成书之日，更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而其共生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成书不久，即传入日本、朝鲜、越南。

在日本，宽政五年（1793）癸丑商舶载入《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二套；宽政六年（1794）赍入《四库全书目录》一部二套；天保十五年（1844）传入《四库全书提要纲目》；嘉永二酉岁（1849）传入《四库全书考证》一部八套，而当今日本各地区的一些主要大学基本都已购买《景印四库全书》上架。在朝韩，《四库全书》编纂的十年期间，朝鲜使臣始终关注全书的编修过程，《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便由朝鲜使臣携回朝鲜。成于朝鲜正祖朝（1776～1800年）的《奎章总目》即收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东亚各国都关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背景下，越南也在19世纪初引入该书。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的传入推动了日朝韩越等国目录学的发展，促进了它们汉学研究的进步。在日本，尾崎雅嘉的《群书一览》效法《四库全书总目》；林衡的《佚存丛书》各书后的跋文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模仿；青山延光的《野史纂略》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幕府官方模仿《四库全书总目》而编纂了《重订御书籍目录》；太田老泉等编有《新编四库全书总目》；冈本保孝编有《四库全书总目抄》。朝鲜的《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文献，也收有不少有关《四库全书》的材料，例如《奎章总目》、洪奭周的《洪氏读书录》等目录书，受四库影响，都以四部分类。其中，《奎章总目》是最早按照四部分类的书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在其史部总目类末尾。洪书则每一类前有小序，每书有完全参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写法的提要。《海东绎史·艺文志》一书，则大量抄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越南，据宗亮研究，嗣德时期，在《四库全书》相关书籍为越南人熟知的情况下，相应的目录分类也开始使用经史子集四分法。总体上来说，越南几大重要的官方书目都承袭了《四库全书》的分类思路。而当今日朝韩越学界也多利用《四库全书》开展汉学研究。不过，国外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著述的研究，视野不广，研究水平和层次都有待提高，更谈不上从专学的角度进行考察。

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解脱钦定束缚，进入初兴阶段。先是陈垣对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稍后，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同时，因其清代盛世修撰，传承了中华文化，为清代中华正统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现，代表着清代无限荣光的背景，使之成为有清一代文化象征。所以，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自成书以来，经历了沧桑变迁的它，就以既承载着清代以前中华文化，也承载了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文化传承者身份，再次被加以关注，寄予了期许，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即以国家文物身份代表着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其地位也有增无减，视之为“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一国国粹之结晶品”[5]者，大有人在。

其间，中国国内官民、文化界，以及中外之间就如何对待《四库全书》及其影印等，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元济等出于“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6]，倡导影印。王国维因听闻溥仪卖文溯阁《四库全书》，遂建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内务府古器物、书画一同开放，供大众观览[7]。1925年，吕思勉为“广国民之意”[8]，建议国民自设艺文馆，以《四库全书》为基础出版“民国全书”。以徐世昌、章士钊、张学良等为首的官方代表则冀望广其流传，达到保存文物、宣扬国威、传承中华文化、沟通中外文明的目的，也积极倡导影印《四库全书》。还有学者呼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应赶快流通，而教育部作为一国文化最高机构，不应有歧视之态，以免文物受损者。[9]在内外诸因素推动下，从1920年至1935年，共掀起5次影印浪潮，虽然影印之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得以编印出版，并被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给苏联列宁图书馆。[10]这无疑推动了《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的深入。不过，系于《四库全书》特定时代撰修的身份，这个时期也有对《四库全书》全盘否定者。

20世纪50年代后，《四库全书》研究进入了不平衡发展阶段，大陆地区研究步履艰难，进展缓慢，趋于停滞。港台地区的研究相对大陆地区而言，成就较为显著。民国时期各类型的研究在港台地区的研究中都可找到相应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并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

这个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学”概念得以提出并得到学界正式认可。198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在《景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中，率先提出“四库学”这一概念。[11]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东吴大学刘兆祐的《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第2卷第3期，1983年）一文，则在论文题目中径将“四库学”提出。[12]此后，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深藏密府的《四库全书》终于真正实现了公藏理念，进入大众视野，激发了海内外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情。后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153CD图像格式的文渊阁本电子版，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了电子全文检索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以新型文献载体惠及学人。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文献档案，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学”相关书目续编》《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也接连面世。这些成果同《四库全书》一道，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1998年，在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上，“四库学”遂正式被学术界提出并认可。[13]

21世纪后，2003年，陈晓华在《“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11期）一文继“四库学”之后率先提出“四库总目学”概念，并持续专注于有关问题的梳理，研究而成《“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一书。“四库区域文化学”则由高远在《清修〈四库全书〉河南采进本与禁毁书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除新视野、新思维、新观念外，影印再掀高潮。200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2014年商务印书馆原大、原色、原样再次影印。2015年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由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和电子化，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专门的《四库全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海南大学、天津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甘肃省图书馆、武汉大学等高校或科研单位相继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四库全书》研究。不过，《四库全书》各研究中心兴盛之势并未持续太久，仅甘肃省图书馆、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令人颇为遗憾的。细而究之，应是各自为政之过。“四库学”及其研究兴而不旺，显而不著，也与此不无关系。此等局面，至2016年，湖南大学成立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加以四库学界同人意识到此，齐心协力，方得改观，《四库全书》研究成为当今传统文化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四库学”概念才提出，并且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但追而溯之，其源头是很早的。至远，可溯于隋代，即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至近，则为清高宗下诏定《四库全书》之名之时。清高宗认为，四库之目容括“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之间的所有典籍[14]。他把自己钦定的书籍以四库合全书来命名，就是希冀凭借四库典籍及其体系，即经史子集四部所涵括的分类及其知识体系，全面统筹整合古今中外典籍。这既能使学术文化源远流长，又确保“治统”“道统”合一，实现“大治”。由此可见，清高宗时期，四库著述已成大观，足以独立成学。

综上所述，虽然因《四库全书》研究而有“四库学”概念，但就清高宗对其命名宗旨、研究现状而言，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四库全书》本身。四库学的研究范围，由初起侧重于探讨《四库全书》的纂修经过、版本校勘、考谬订误、续修影印等方面，到对《四库全书》研究成果再研究，再到中西文化对比研究，探讨它在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最后到研究它的传播普及，像如何数字化网络化、数据库如何建设，以及它的各分支学科，尤其是既可视为分支学科，又可独立成学的“四库总目学”，等等。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四库学”既专精于以《四库全书》为本之研究，又超越它本身，上升到它所代表的各层面，如文化、理论、传播、实践等，都反映出这种变化趋势，加以《四库全书》自身典籍总汇与文化渊薮的地位，以及集四库大成的地位，我们足可跳出仅就《四库全书》谈“四库学”，而可及于整个四库，展开全面研究。研究范围可达至经史子集所有文献，广涉中国各种古典学问、技艺，并兼及外来学术。当然，四库学也是对这个体系及其所容括的中外学术文化的研究。因为《四库全书》的“全书”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全书”，自它成书之后，中国古典文化继续发展了一段时间，成就斐然。

我们的“四库学”，不只关乎《四库全书》一身，而且关乎中国优秀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

言及此，我们有必要梳理下四库学、四库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学问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学问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学问既然是知识，那么就是精神财富。精神财富为文化重要内容，学问也就理所当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文化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对象，但成为研究对象后，即为学问与文化自身增添了内容，转而又成为学问与文化大军中的一员。作为一门学问的“四库学”，与作为一种文化的“四库文化”，二者之间也如此。“四库文化”包括“四库学”，既蕴含“四库学”的学术特质，容纳“四库学”的现实关怀，也囊括围绕“四库学”所发生的一切。即四库文化，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所涵括的内容、四库体系所展示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包括由此而发生的各等事件、产生的相关学问。

“四库学”是知，其行是被外力推动的，再反哺知。“四库文化”既是知也是行，其行是它固有的内容。像“四库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的扩大、《四库全书》的数据库建设、《四库全书》电子化数字化、不同时期对《四库全书》的毁誉及其原因、围绕《四库全书》影印引发各界的论争、《四库全书》的世界性地位、七阁《四库全书》的兴衰史、四库申遗的倡议、有关研究机构的建立、有关论坛、学界对四库学及其研究的认知等，既成就了“四库学”，又拓展了其内涵与外延，推动了其发展。而这些正是“四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它们都是活动的，是践行有加的。有了行的力度的“四库学”，会激发出它在知的方面更深层次的内蕴，使之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展，从而有更高远的追求。

因此，“四库文化”与“四库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四库文化”中有“四库学”，“四库学”的拓展壮大了“四库文化”，“四库文化”的践行焕发了“四库学”的活力，二者互利共赢。所以，要推动“四库学”发展，建设“四库学”，我们必须要有的放矢地关注“四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