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外交研究的“进化”

从战败至今，对日本来说，如何避免重蹈战争覆辙以及与世界沟通合作成为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日本外交转型的“背景知识”。日本外交学者立足不断变化的时代，从本国视角出发取得了诸多理论性成果。此外，不少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员著书立说，同时也较为注重接受外交研究者的“口述史”性质的深度访谈，基于自身直接、丰富的外交体验，总结日本的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为完善本国外交积极建言。按照研究方法、路径及具体内容的差异，可将战后以来日本学者对“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分为三类：日本外交理论研究及方法论指导下的案例分析；日本外交史研究；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士回忆录及口述史访谈。

第一类，日本外交理论研究及方法论指导下的案例分析。战后日本对外交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首推已故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坂野正高撰写的《现代外交分析》。该书于1971年出版，经数次增印，直到2013年再版发行。坂野深受弗朗索瓦·德·卡利埃（François de Callières）与哈罗德·尼克尔森这两位古典外交重要奠基者的影响。[30]两人既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实践者，也是外交学领域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创建和丰富了外交学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外交学学科的形成。[31]在《现代外交分析》一书中，根据日本经济腾飞期不断扩大的外交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要求，坂野集中围绕外交中的信息、决策与谈判，全面论述了日本外交官的历史起源及常驻外交官制度；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日本外务省与同为议会内阁制领导下的英国外交部的异同；将信息处理细分为收集、分析与综合三大阶段；区分了内阁的外交决策与决策中外务省的作用；关注外交与内政，总结了外务省与其他诸省厅、非政府机关的关系；将外交谈判分解为通常的外交途径、国际会议、首脑会议等途径，并分析了决策与谈判的关系；将外交置于“民主统治”的范畴下，明确提出外交应在议会、舆论及文官统治之下。除《现代外交分析》，还有不少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细谷千博编《对外政策决定过程的日美比较》（1977年）、有贺贞等编《讲座国际政治④日本外交》（1989年）、有贺贞等编《讲座国际政治②外交政策》（1989年）、五百旗头真著《秩序变革期日本的选择》（1991年）、绪方贞子著《战后日中、美中关系》（1992年）、外交政策决定要因研究会编《日本外交政策决定要因》（1999年）、花井等编《新比较外交政策论》（1992年）、花井等著《新外交政策论》（1998年）、渡边昭夫著《战后日本对外政策》（1985年）、久江雅彦著《9·11与日本外交》（2002年）、樱田大造编《比较外交政策》（2004年）、药师寺克行著《外务省》（2003年）、信田智人著《官邸外交》（2004年）、添谷芳秀著《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2005年）、信田智人著《冷战后日本外交》（2006年）、细谷雄一著《外交》（2007年）、原贵美惠编《“在外”日本人研究者眼中的日本外交》（2009年）、日本外交编辑委员会合编的《日本外交（1～6）》（2013年）、川崎刚著《作为社会科学的日本外交》（2015年）、武田悠著《“经济大国”的日本对美协调》（2015年）、白鸟润一郎著《“经济大国”的日本外交》（2015年）、增田弘编《战后日本外交思想》（2016年）、添谷芳秀编《秩序变动与日本外交》（2016年）、信田智人著《政权更迭与日本外交》（2018年）等。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为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也已成为日本外交学研究的核心文献。

第二类，日本外交史研究。与第一类成果相比，日本学界对外交史的研究尤为可观。如入江昭著《日本外交》（1966年）、池井优著《日本外交史概说》（1971年）、入江昭著《新日本外交》（1991年）、细谷千博著《日本外交的轨迹》（1993年）、大畑笃四郎著《日本外交史》（1996年）、佐道明广等主编《从人物看日本外交史》（2008年）、五百旗头真主编的《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三版，2010年）、井上寿一著《日本外交史讲义》（新版，2014年）、宫城大藏主编《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2015年）、宫城大藏著《现代日本外交史》（2016年）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已故一桥大学法学部教授细谷千博所著《日本外交的轨迹》。该书将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分为两大阶段：近代日本外交的展开与战后日本外交的构图。细谷用凝练且优美的文字，描绘了1853年到1992年这140年激荡的日本外交。细谷认为，在第一阶段，作为后发国家，日本自打开国门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成为国际承认的亚洲强国。同时，日本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参加领土与权益的争夺。经过一战，日本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开始往军国主义一侧倾斜，终尝败果。战后度过占领期，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方恢复“独立”。第二阶段，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独立”后的日本外交方式也发生变化。但是其基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不变”之处。因此，日本外交研究者应注意分析这些“变”与“不变”的断绝与连续。[32]

第三类，现役与退役外交人士回忆录及口述史访谈。前两类多为学者所作，以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见长。第三类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外交官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因作者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作品的字里行间浸透着“现场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西春彦著《回想日本外交》（1965年）、斋藤镇男著《外交政策史论序说》（1981年）、安倍晋太郎著《着眼创造性的外交》（1984年）、下田武三著《战后日本外交的证言》（1984年）、浅井基文著《日本外交》（1989年）、斋藤镇男著《外交》（1991年）、小原雅博著《国家利益与外交》（2007年）、大江博著《外交与国家利益》（2007年）、平林博著《首脑外交力》（2008年）、神余隆博著《多极化世界的日本外交战略》（2010年）、田中均著《外交力》（2009年）、田中均著《职业外交力》（2009年）、谷内正太郎编《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2011年）、兼原信克著《战略外交原论》（2011年）、中岛琢磨等七名一线中青年学者采访整理的《中曾根康弘谈战后日本外交》（2012年）、柳淳著《外交入门》（2014年）、冈崎久彦著《国际形势判断》（2015年）、山田文比古著《外交是什么》（2015年）、栗山尚一著《战后日本外交》（2016年）等。栗山的《战后日本外交》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栗山于1954年进入外务省，1996年退职，曾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该书由栗山本人精选自日本《亚洲时报》连载的专栏文章构成，他坦承，开设专栏“有其野心”，也就是“从外交官的视角来回顾战后半世纪，对日本外交政策进行评价”。栗山称，欲确立将来的方向，不能缺少对过去的检验。安倍政权强调“摆脱战败”，但其内容并不明确。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外交的遗产，也同样是“战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政策不同，栗山认为评价外交政策非常困难。对外交政策来说，其他主权国家也有各自的政策目标，这必然需要双方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外交交涉的本质是非强制性。有时，为达成目标会辅之以强制手段，但这只是例外。[33]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界人士“官而优则学”的现象值得关注，不少人被各大高校及智库聘任。

“进化”一词，在这里特指日本外交界对本国外交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上述三类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外交研究者及成果日益丰富和深入。恢复“独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变动愈加复杂，国际问题渐趋多样化，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增。正如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二战后日本顺应国际环境以求发展，如今日本的行动，深受国际社会动向之影响。对日本而言，国际问题不仅仅会成为国内问题，国内问题也渐渐国际问题化”。[34]日本学界也呼应这种状况，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一些大学新设与国际关系、外交学相关的学部与学科。冷战结束后，学界对外交的研究显著增加，成果渐趋增多。研究者在著书立说之余，还积极译介外交学经典著作。除了尼克尔森的《外交》及卡利埃的《外交谈判法》，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亨利·基辛格的《外交》[35]，在日本也被誉为20世纪外交学名著之一，1996年由曾为安倍的外交智囊、已故知名外交家冈崎久彦监译出版。较为经典的译作还有《日本外交政策》[36]《外交中的政策决定》[37]《决策的本质》[38]等。这些经典著作对日本的外交学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第二，对日本外交的研究逐步深化与细化。在研究方法上，针对日本外交学界理论与实践日益脱节的状况，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到统合”，能够既使用有解释力的框架与工具分析日本外交现象，又兼顾权威资料与核心文献的著作开始出现。[39]同时，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变得更为全面。如上文所述，入江昭从军事、经济、思想三个维度对国家利益进行了界定。原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小原雅博在其所著的《国家利益与外交》一书中则认为，尽管国家利益依然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领土、国民、主权三大要素框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小原主张应倡导“开放的国家利益”，即在国际社会的变化中，国家应该充分理解在“权力”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外交手段寻找相互“折中”的平衡点，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共同利益。此外，在外交的安全问题研究中，“安全”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特别是强调“人的安全”。

新形势下，为实现对外目标，争取本国国民对外交政策的广泛理解越发不可或缺。有观点认为，日本外交最大的使命在于唤起国民对外交的认知与理解。在这方面，日本外交界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一本权威外交杂志的命运沉浮，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010年3月，外交与国际关系专门杂志《外交论坛》[40]宣布休刊。该杂志创刊于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期的1988年，累计出刊261期。作为日本外交界唯一的“准官方”舆论阵地，《外交论坛》以“汇众人之智，探求‘世界中的日本’”为办刊宗旨，吸引了国内外知名人士特别是外交官们的关注与投稿。因其权威性与可读性，加上学术性与政策性上独具匠心的设计，《外交论坛》成为日本国内外的日本外交研究者了解日本外交的必读刊物之一。有鉴于此，获悉停刊消息后，北冈伸一发表反对声明，认为《外交论坛》的窘境，代表了日本国民“对外交政策理解与信赖的降低”。[41]

《外交论坛》的遭遇，引发了日本外交研究与政策界的思考。在相关人士不断建言及运作之下，2010年9月，外务省发行的《外交》杂志创刊。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外交》继《外交论坛》停刊后于同年出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争议。在回答国会议员的质询时，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认为“为深化对日本外交的理解与信赖，向国内外普及相关知识的外交专门杂志自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42]在发刊词中，时任编辑委员长、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渡边启贵称：“我们的意图是促进人们对日本外交现实的理解，汇集真挚的外交讨论。”[43]《外交》延续了《外交论坛》的办刊思路，在卷头随笔、特集、访谈、书评及日本外交动态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对重大选题的策划，注重对关键外交人物的访谈，不定期开设外交建言专栏，呼应日本外交界的研究与政策动态。如创刊号的选题是“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方向”，约请美籍日裔学者、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等美、法、日知名学者撰文；另请日本智库界代表人物、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就民主党政权“开局之年”的外交进行梳理；在“外交建言”专栏中，经济界、文艺界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就日本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及日本人的“国际感觉”积极建言；而在特别采访栏目“日本外交的诀窍”中，访谈对象则是日本前首相、至今仍活跃在智库界的中曾根康弘。截至2020年初，《外交》共出版58期，选题涵盖日本外交的方方面面，描绘了日本外交的“立体化”图景。[44]

从学科发展上看，日本国内的外交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外交”的研究在逐步“进化”，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研究仍处于困境，诸多地方并未如人意。

首先，与外交史研究相比，理论化的研究明显居于弱势地位。冷战后，外交学科取得较大发展，但是以学问为目的的外交研究，特别是对外交的理论研究非常弱。[45]因此，有学者提出为迎来日本外交学的“复兴”，应借鉴英国经验，将外交学作为独立的研究体系。

其次，“不成熟”的日本外交实践制约外交学科发展。在日本学者看来，战后日本外交高度依赖美国，造成了外交思考空间的“狭小”。日本长于一对一的双边外交研究，对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外交、整体外交以及战略外交等关注并不充分。

再次，扎实的外交研究，既需要政府方面提供权威、时新的信息，又需要有涉及特定研究对象的“解密档案”。尽管日本有《信息公开法》，但政府对公开档案仍很谨慎，这必然会影响外交研究的活跃度。

最后，外交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作为专门研究外交现象的外交学也受政治影响。日本学界的外交研究，毕竟是从日本视角出发，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在日本追求成为“普通国家”的大潮中，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氛围下，其日本视点也有较强的针对性。特别是冷战后的日本外交学界，相较所持的理想主义，其更加强调以现实的立场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变化。鉴于此，依据外交的和平、发展与协调的本质属性，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校准”，越发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