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善恶二元神的原始意象

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认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是种种古代宗教中极为罕见的现象。综观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宗教，这种二元论无迹可寻；而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中，也无非是微露端倪。二元论如此引人注目，堪称伊朗宗教几乎有异于世界一切宗教的特征。”76在论述这种二元论的根源时，托卡列夫不同意把善恶二元的对立仅仅视为“伊朗自然界的那种对立的反映”，也不赞成把马兹达和阿赫里曼的对抗说成是“溯源于孪生兄弟的、古老的二元神话”；但对下述第三种意见他却备加赞赏，认为“最为可信，甚至堪称天经地义”77：在持第三种意见的学者看来，《阿维斯塔》的二元论，“首先是定居的农耕部落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之间的抗争和仇视之反映……这种争衡表现为阿胡拉崇奉者（伊朗人）与提婆崇奉者（印度人）之较量。嗣后，伊朗居民，特别是伊朗东部居民，屡遭中亚诸草原部落袭扰，奋起顽强抗击。这一地区，定居的农耕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两种方式之对立由来已久（两者又相辅相成）；孪生兄弟以及永世势不两立的阿胡拉·玛兹达与安格拉·曼纽之形象，正是上述对立的反映”78。此说仅渉及“善恶二元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所言有误，颇值得商榷，远非“天经地义”。

在讨论琐罗亚斯德教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时我们曾指出，宗教时代（公元前11—前8世纪）初期的东伊朗部落中存在着“迪弗·亚斯尼”与“马兹达·亚斯尼”两大教派的激烈斗争（《伽萨》本身就是铁证），这种教派之争体现着主张农耕和定居养畜业的社会势力与坚持自然放牧和游牧业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对抗。琐罗亚斯德在《伽萨》中阐述的善恶二元宇宙观，正是在这种宗教和社会斗争的前提下，在总结以往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似应再次强调说明，琐罗亚斯德“善恶二元论”的创立，主要是伊朗雅利安人内部宗教分化和政治斗争的产物，与当时生活在次大陆的印度雅利安人没有直接的关联，绝不是伊朗和印度两大民族宗教分歧和抗争的结果。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否定琐罗亚斯德“善恶二元论”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传统的印度—伊朗人时期（公元前1750年以前）宗教信仰的影响，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观念具有极其顽强的历史延续性。当我们探讨独具民族特色的“善恶二元论”的根源时，对这种宗教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