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现一个社会的特征的时候，不论古代的或现代的，总有两个极其重要而互相关联得颇密切的要素：一个是经济的制度，一个是家庭的制度。现在有两派有势力的思想，一派以为万事皆发源于经济，一派以为万事皆发源于家庭或性，前一派是属于马克思（Marx）的，后一派则属于弗洛伊德（Freud）。我个人不附和任何一派，因为经济与性二者的彼此关联，在因果律的效力观点上，对我似未曾指出这一派会显然优于那一派。譬如：工业革命于性道德，是无疑地曾经有过且将会有伟大的影响的，但是清教徒的性德行，在心理上反成为工业革命的局部原因的必要物。我不想说经济的因素占优势或者性的因素占优势，事实上它们确也不能明显地分开。经济与获得食物，是有根本上的关系的，但在人类当中，罕有专为那个获得食物的个人的利益才需要食物；它的需要全为家庭，家庭的制度发生变化，经济的因子也得随之而生变化。倘若国家从父母方面取去儿童而抚养他们成人，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内的那种情形，那不但人寿保险，即大多数各种私人的储蓄，差不多都得停止，这是显然的；换言之，如果国家负担父亲的任务，那事实上国家将成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者。彻底的共产党主张一种言论，以为国家若是唯一的资本主义者，家庭——就我们已经知道的——即不能存在；这话虽然觉得太离经，但究不能否认私产与家庭之中的那一种密切的关系——一种相互的关系，我们不能说，这一个是原因，另一个是结果。
社会上的性道德，可以发现出是有几个阶段的。最初，有载在法律上的明定的制度；例如，有些国家的一夫一妻制，别的国家的多夫多妻制。稍后，法律不加干涉，舆论具有势力。最后，实行上——倘若不是理论上——听凭个人自己去决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且世界的历史内，也没有过一个时代，曾用过合理的考虑以决定性伦理和性制度的，只有苏俄是例外。我不以为苏俄的制度在这一方面是完善的；我只觉得苏俄的制度不是迷信和传统观念的结果，不像其他各国家各时代，最低限度有一部分是迷信和传统观念的结果。在一般的快乐和幸福的观点上，要决定什么道德是最好的，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答案将依着许多的情况而各有不同。工业有进步的社会的性道德，和原始时代的农业政体的性道德不同。医学和卫生讲究得能减少死亡率的地方的性道德，和时疫瘟疠盛行致令许多人口不能成人的地方的性道德不同。或许到了我们的知识更有进步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出，某一种气候内最好的性道德，和另一种气候内最好的性道德不同，甚至惯用某一类饮食的和惯用另一类饮食的也有不同。
性伦理的影响，有极其不同的几种——个人的，夫妇的，家庭的，国家的，以及国际的。在这多方面某方面而有良好影响的，大可以在别方面有不良好的影响。在我们能决定我们所想到的一种制度是不偏不倚的之先，要把这多方面一一加以研究。先论纯粹个人的：这是心理分析所研究的影响。我们在这一方面要顾虑到的，不但一种法令所谆谆教诲的成人行为，就是使人们遵从法令的早期教育也不可忽视，在这个领域内，人人都知道，早期禁戒的影响，或许是很奇怪的，无直接关系的。本问题这一部分，我们注意个人幸福的水平。我们问题的第二步，发生在我们研究男女关系的时候。有些性关系比较别些性关系，显然有更多的价值。大多数人会赞成，性关系若含有很多的精神成分，比较是纯粹肉体的要更好些。真的，那个从诗人传达到文明男女的普通意识上的观点是，当事人的人格愈有关系，爱情即愈有价值。诗人并且教导人们，爱情愈浓厚，愈应尊重爱情；但这是一件很有讨论余地的事。大多数有现代思想的人都赞成，爱情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因为这个理由，——倘若不为别的理由——譬如一夫多妻制，就不能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制度。本问题这一部分，从头到尾，都得研究结婚和结婚之外的性关系，因为不论通行的是任何一种的结婚制度，结婚之外的性关系，总和它发生相当的变化。
复次，我们研究家庭的问题。各时代各地方都有许多不同样的家庭集团，但是父统的家庭，现在确占着很大的优势，并且一夫一妻制的父统的家庭，逐渐比一夫多妻制的父统的家庭盛行些。自从耶稣从元前以来，西方文明中所存有的性伦理的最初因子，竟得到那种程度的女性德行，没有它父系既无从确定，父系的家庭就当然不能存在。基督教坚持男子需要德行而男子不反对的原因，在女性需要德行之外，还有发源于心理的禁欲主义，纵使最近时期女子的嫉妒心，因妇女的解放而占优势，就增加了男子禁欲的因子的力量。不过这个禁欲的因子，似乎只是暂时的，因为如果我们就现象来判断，妇女们宁愿有一种制度，允许男女双方的自由，不愿有一种制度，使男子受自古至今只有妇女受过的那种限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有许多不同的所在。婚姻的决定，或由于双方本人，或由于他们的父母。有些国家，新妇是购买的，别的国家如法国，新郎是购买的。至于离婚，也有种种的不同，从天主教极端不许离婚到旧中国的法律允许男子可因妻子长舌而离弃她。性关系的恒久性和类似的恒久性，其发生于动物中的与发生于人类中的是一样的，为保种起见，雄的协同出力，在养育儿童上是必要的。譬如鸟类，它们须得继续坐在蛋上使蛋温暖，同时又不得不在日间花费许多时间觅取食物。在许多鸟类当中，一只鸟做不到两件事，所以雄的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大多数鸟类成为德行的模范。在人类当中，父亲的合作，对于后嗣有生物学上莫大的利益，尤其在不安定的时期和好动的居民中，但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演进，父亲的任务渐渐要由国家取而代之，我们揣测父亲不久即不能再在生物学上有什么利益，那是确有理由的，无论如何，这在赚工资的阶级中是势所必至的。假使这件事果会发生，我们可以料定，传统的道德必完全崩溃，因为再找不出理由来说明，做母亲的为什么一定要她的孩子有确凿的父系。柏拉图颇愿我们再进一步，不但要国家替代父亲，并且要国家替代母亲。我个人不是十分称赞这种理想国的人，也不十分印入孤儿养育院的快感而热心拥护这个计划。不过，经济的势力会使这个计划破坏用到若干限度这件事，不见得不是可能的。
法律是在两种不同的情势内而和性发生关系：其一为实行那个社会所采用的任何种类的性伦理，其又一则保障在性范围内之个人的普遍权利。后者又有两大类：其一为保护女性和未成年的人不受侮辱，不供有害的利用，其一则在防止花柳病。两者没有一件，大家曾纯粹根据真相来处置它，因为如此，两者也没有一件，大家曾按照应该做的来有效力地对付它。关于前者，禁止贩卖妇女为娼的歇私的里亚的运动，虽得以通过法律，然专门借此营业的积犯，仍容易设法规避，反给敲诈良民的机会。关于后者，那个以为花柳病是处置罪恶之正当责罚的意见，竟阻碍了采用纯粹医学道理上最有效的方法，而以花柳病为可耻的一般态度，又使患有花柳病的人讳莫如深，于是不能立刻或适当地医治它了。
复次，我们讨论人口的问题。这本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从许多观点来研究它的。有母亲的健康问题，有儿童的健康问题，有大家庭小家庭各在儿童品性上所发生的心理上的影响的问题。这些都可以称为卫生方面的问题。于是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个人的和公众的：就是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财富与家庭的大小或社会的人口生产率有关系的问题。而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是牵涉国际的政治与世界和平可能的人口生殖的问题。最后有优生的问题，因社会各区域人口生产率死亡率之不同而改良或减少其族系。没有一种性伦理能用固定的理由辩护它或非难它，除非根据上面所列举的各个观点一一把它详细考验过。改革家和保守派是一样的，都只惯于研究问题的一方面最多或两方面。能寻出私人观点和政治观察有什么关联的，尤其稀罕，然而要说两者之中这一个观点要比哪一个观点重要些，也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能预先担保一种制度，在私人观点上是好的，在政治观点上也是好的，或者在政治观点上是好的，在私人观点上也是好的。我自己的信念是，在大多数时代中，在大多数地方内，含糊难懂的心理的力量，曾使人们采用含有大可不必之残酷性的制度，且在今日最文明的民族当中，其情形依然是如此的。我并相信，医药和卫生的进步，能使性伦理方面发生变化，在私人和公众双方观点上都是好的，同时，先前已经说及过，国家在教育上所增加的任务，渐渐会使做父亲的没有自有历史以来那般的重要。所以，我们批评时下通行的伦理，应有两种工作：一方面我们要铲除常常潜存在意识中的迷信成分；一方面我们又要顾虑到那些焕然一新的因素，这些因素显示过去时代的智慧曾愚蠢地替代了现在时代的智慧。
因为要获得现行制度的透视，我将首先研究以前存有的或现在不甚文明的人类当中仍然存有的制度。我再表出今日西方文明中通行制度的特征，最后乃研究这种制度应该修正的地方，且研究可以希望这样的修正能够见诸实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