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与意大利在欧洲的声誉

瘟疫，以及政府为应对瘟疫而采取的防疫措施，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从黄热病、霍乱、肺结核、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到埃博拉病毒，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流行病的挑战，而本书所讨论的瘟疫——鼠疫，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对瘟疫的处理通常代表当时公共卫生事业的处理范式，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早期制定的一些主要应对措施，逐渐成了后世防疫政策的榜样。意大利制定了历史上第一批“有效”的防疫措施，因此被视作当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心。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国家逐渐被意大利“文明化”，意大利对欧洲防疫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类似影响。5

本书将重新审视以上这些乐观间或实证主义的论述，来确定当时意大利的公共卫生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主张对流行病的历史采取更为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加以对照。一方面，我们将研究当时的执政官员复杂多面的动机和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将考察社会下层民众的各种反应和活动。后续的研究结果将揭示，对于当时制定的防疫法令和法规，后者远非被动接受。

佛罗伦萨鼠疫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乔瓦尼·薄伽丘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中详细介绍了14世纪黑死病对这座城市的影响，这一话题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十日谈》的引言(1)中，薄伽丘这样写道：

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可怕而奇特地开始显露出来。6

薄伽丘的记载已成为中世纪后期对于鼠疫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尽管该书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的确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城所采取的一些世俗和宗教方面的防疫措施。这些举措在之后的300年中逐渐发展为该城的公共卫生政策。比起在历史上较晚才出现且篇幅更长的两篇记载——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于1827年所描绘的米兰鼠疫（1630），以及丹尼尔·笛福于1722年记载的伦敦鼠疫（1665），《十日谈》引言部分的记述更具代表性。7本书的研究将集中在17世纪的意大利，这一时期，意大利共经历了两次鼠疫（1629—1633年鼠疫和1656—1657年鼠疫），这也是欧洲自中世纪黑死病以来最为严重的两次鼠疫。8

类似于曼佐尼和笛福的记述，本书也将详细探讨鼠疫在一年中对于一座城市的影响。这场鼠疫于1630—1631年在佛罗伦萨暴发，在1632—1633年卷土重来。即使不考虑曼佐尼和笛福二人笔下的虚构情节，那些来自当时民众和历史学家们的细节描述、政府官员的日常信件往来和法庭记录等，也能启发我们对鼠疫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生动但时而令人心痛的讨论和分析。因此，本书将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口统计学到医学、社会、宗教和艺术等各个角度，来阐述瘟疫的影响以及相关应对措施。本书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整合上述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以还原历史的全貌。9

同时代英国人的评论能反映出16、17世纪意大利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的声誉。英国枢密院顾问经常在大流行病潜伏或暴发期间借鉴意大利的做法，他们当时的相关讨论，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16世纪中期意大利的公共卫生政策。1563年，威廉·塞西尔和伯利勋爵向女王的意大利籍内科医师切萨雷·阿德尔马雷咨询了相关事宜，后者写了一篇题为《伦敦市如何应对瘟疫和其他诸多困扰穷人之灾难》的报告。10阿德尔马雷还指出了当时伦敦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不足。伦敦内科医师学院在1630年初向枢密院提交的《谏言》中重申了这些问题，并再一次“根据意大利的习惯”提出了建议。这也表明，在这数十年间伦敦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11

阿德尔马雷以及后来医师学院所强调的这些有效措施是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实施的标准措施。阿德尔马雷首先建议设立最高行政官，以“尽最大努力抑制瘟疫的发展”。在意大利，卫生委员会协调并负责国家及城市内部总体的瘟疫防控措施，以对瘟疫患者进行辨别、隔离，对死于瘟疫的患者进行埋葬，并对瘟疫密切接触人群进行强制隔离。12在1631年，伦敦医师学院指出，对于那些来自疫区的货物，有必要启用健康通行证。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拉起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inaire），关闭发生疫情的邻国的边境，与亚平宁半岛上的其他国家的贸易也被迫中断。阿德尔马雷还建议建造一座防疫隔离医院。正如他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被传染者，那么正确的防疫措施永远无法得以成功实施。”在1631年，这一观点再次被提出并采纳，时任英国国王内科医师的西奥多·德·马耶恩建议建立一座大型隔离中心，并取名为“查尔斯上帝之家”。13后来，伦敦城外也建起了一片特殊的瘟疫墓地。

意大利完备又复杂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基于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领土面积最大、最富裕的大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尽管英国人对于这套体系充满敬意，但无论是建设大规模的隔离医院还是设立卫生委员会，都并未被英国采纳为防疫措施。14

这些行政和公共卫生机构并非意大利独有，一些北欧国家后来也对此有所发展。在17和18世纪，隔离政策已经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一部分。例如，在1631年，巴黎议会命令法国每个地方都须建立一个卫生委员会，15而法王亨利四世则建立了一个私人的传染病医院——圣路易医院。这所医院于1607年在城外建成，由法国皇室承担费用，占地共27英亩(2)。该事件也可能是导致德·马耶恩向枢密院提议建立“查尔斯上帝之家”的原因。16此外，隔离措施的实行，甚至是滥用，是近代早期欧洲政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指责这实际是用来中断与敌对国家贸易往来的一种手段。17

尽管在17世纪中期以后，鼠疫未再波及意大利本土和英格兰，但发生在1721年马赛和1743年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两次鼠疫以及相应的隔离措施，仍然使这一话题成了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笛福出版于1721年的小说《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该书的热销反映出当时民众对马赛鼠疫可能会蔓延到英国的担忧，也间接导致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防疫举措，如贸易封锁，强制隔离从法国南部驶来的船只，等等。

马赛鼠疫并未蔓延开来，但西西里岛墨西拿鼠疫的暴发，却让人们明白，这类瘟疫对意大利的威胁从未消散。18曼佐尼在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对1630年米兰大瘟疫的生动描述，更加让民众意识到鼠疫的潜在威胁。《约婚夫妇》被誉为意大利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尽管在这一时期，霍乱和疟疾已经取代鼠疫成为欧洲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但该书的成功使得鼠疫长期停留在公众的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