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前熙熙攘攘，粘着泥沙尘土的无数人腿将城门围得水泄不通，一双双缎靴、钉靴、油靴、虎头靴、方头靴、皂纹靴、云头靴连同人脸人身挤来挤去，将一场热闹看出了双份欢喜。
锦衣卫外出办案时一般从不穿靴，飞鱼服绣春刀下是穿草鞋的脚，打的绑腿又脏又旧，一队队穿草鞋打绑腿的腿正从街的另一头朝这一头跑来，黄烟似的尘土跟着那些腿脚飞扬过去，舞起一大蓬一大蓬的漫天泥沙。
逆着黄烟往皇城深处望去，尘埃落定之后露出的是一双双粉底乌靴。
蹬着粉底乌靴的腿脚是安安静静的，十双腿二十只脚侍立于御案两旁，将文华殿川堂中的金砖地挤得密不透风。
“……圣人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乃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
“先王谓圣人为天子者也，圣天子之化行礼，亦以此用和为美也，人君行化，必礼乐相须，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迹检心和，故风化乃美，故云礼之用和为贵，和即乐也，变乐言和，见乐功也。乐既言和，则礼宜云敬，但乐用在内为隐，故言其功也……”
天启皇帝朱由校端坐于御案之后，面无表情地看着讲官陈仁锡微躬着身子，手执相当于一人前臂长短的硃红牙籤，用籤指着书案上展开的讲章，逐字逐句的认真讲解着。
这是朱由校生命中相当无聊的一部分。
御案上的讲章是由日讲官事先亲自拟定的，在正式开讲之前，日讲官须得提前两天将讲章送至内阁，再提前一天送到皇帝处。
提前两天将讲章送至内阁的目的，便是为了让阁臣能够及时对讲章的内容进行审查，阁臣如果认为讲章有问题，可当即令讲官修改，以此约束日讲官在皇帝面前即兴发挥、附议时政。
至于提前一天将讲章送至皇帝处的目的呢，则是为了让皇帝能够在上课之前熟悉课堂内容，及时查漏补缺。
一份讲章经过如此这般的反复审查之后，除了圣人的谆谆教诲，及几句与书旨互相发明的蹇谔之谈外，自然是再无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观点。
且日讲与经筵不同，经筵是为天下读书人作表率，尚且能由日讲官照本宣科，而日讲则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小课堂，讲章便不像经筵那样，能够让日讲官带到“课堂”上。
故而日讲官进讲之时，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和对事先拟好的讲章的记忆，除了摊在御案上供给皇帝翻看的那份讲义，没有其他任何辅助提示。
在这种情况下，日讲官便总是十分局促，人人屏息凝神，跼蹐谨慎，不敢有失分寸。
这种紧张兮兮的情态自然也影响了朱由校，偏偏朱由校是一个很不喜欢紧张的人，因此一到了日讲课堂上，朱由校便显得很是被动，除了一些必要的仪式性语言，他几乎从不与讲官互动。
于是不管日讲官如何竭尽全力得舌灿莲花，皇帝在上日讲时看起来总是有点儿心不在焉。
“……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陈仁锡瞟了一眼皇帝侧后方的自鸣钟，自鸣钟通体镀金，大小约一掌有余，是大西洋陪臣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时进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之一。
虽然是西洋来的番物，但这座钟表看起时间来却并不费劲，据说在献礼之前，西僧罗明坚特地将自鸣钟的刻度从西洋数字改为了汉字刻度。
十二时辰分别对应十二地支，每天分为一百刻，一根时针以二十四小时旋转一圈，正好与大明时制相符。
皇帝向来不爱上课，更不如穆宗皇帝勤奋好学，故而天启朝没有“午讲”，所有课程一律在上午十一时前结束。
陈仁锡眼见时近午时，知道皇帝不愿拖堂，连忙匆匆收尾，“倘皇上大处勉遵典礼，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细的所在稍逞便安，那乘机巧中的将规矩来放松了，初亦觉有暱就之乐，渐渐心志摇惑，精神懒散，反有许多烦恼不受用处，何等样不和。”
“若是无大无小，亲贤士大夫如此，对宦官、宫妾亦如此，坐一个身子在礼法中，一毫情欲来不得，似乎拘束得紧，久之安习，身子自然悦豫……”
话音未落，自鸣钟“当当当当”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元武门楼上又传来了“咚咚咚咚”的打更声，宫内的打更声是由藤条和檀木榔头的鼓点声组合而成的，听起来比自鸣钟更为雄壮悦耳。
陈仁锡放下牙籤，朝皇帝躬身一揖。
皇帝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朝陈仁锡亦是一揖，启口道，“先生每吃酒饭。”
说罢，又侧过头，对着身边的宦官吩咐道，“与先生们酒饭。”
这自然是一句例行公事的套话，只是因这套话中有“先生”二字，六位讲官则不免要再次跪下行一拜三叩首之礼，以示对皇帝文华殿赐酒饭的感激之意。
待六位讲官鱼贯出殿后，朱由校便折转过身，兀自退往后殿中去了。
文华殿位于一座“工”字形的台基之上，举行日讲的川堂大约相当于“工”字中间的那一竖，连接着文华殿的前殿与后殿。
一般而言，在日讲过程中，皇帝不至前殿，儒臣则不至后殿，每逢讲读完毕，文臣们会到前殿痰嗽少舒，而皇帝则会退入后殿殿东房中练字。
而今日的日讲正课结束后，四位阁臣却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并未去往前殿休息。
这便是要议政的意思了。
朱由校独自站在后殿殿东房中，望着房中的神龛出神。
神龛共有十一座，座座都跟川堂中的自鸣钟差不多大小，面朝南向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帝王九主，东西两向则分列的是周公与孔子二主。
这般布置是有来历的。
据说隆庆六年，神宗皇帝初登大宝时，曾召张居正与吕调阳入殿东房游览，指着周公与孔子二龛向这两位阁臣询问道，“周公、孔子既为圣人，何以旁列？”
张居正当即回道，“周公、孔子虽为圣人，然皆为人臣，故而应将帝王九主供奉于上，周公、孔子陪侍两侧。”
朱由校想到这一节，不禁轻笑了两声，他想他的祖父真是多此一举，张居正是何等聪明之人，如何会不懂君臣有别的道理？
笑过这两声之后，朱由校便不再出声了。
文华殿是一个几乎毫无隔音效果的地方，每回日讲正式开始前，他都要来这后殿殿东房中祭祀一回，对着这十一座神龛行三拜一叩礼。
在他行礼时，阁臣与讲臣们就立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文臣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
因此这日讲前的祭祀，他必得做得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马虎。
推此及彼，这川堂与文华殿后殿中的动静互相之间自然也是能听得清清楚楚。
此时朱由校能听见阁臣们与司礼监正要开始议政，他便什么声儿也不出了。
川堂中，四位阁臣与五位司礼监秉笔相对而立，一列是顾秉谦、冯铨、黄立极、丁绍轼，另一列是王体乾、梁栋、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
魏忠贤站在御案前，端的是一派当家作主的神气姿态，“有事启奏，无事出殿。”
首先开口的是辅臣冯铨，“前几日，江西巡抚郭尚宾奏问过南京御史李时謦所劾原任南京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交结汪文言，皇上下旨说要依律杖徒，追赃一千二百两，追夺历任诰敕，臣以为不妥。”
魏忠贤反问道，“熊明遇交结汪文言，私通贿赂，依照祖制，这宪臣犯赃，理应罪加一等，有何不妥？”
冯铨道，“什么事儿都往汪文言身上扯，那还有个底吗？皇上才因汪文言判罚了黄龙光充军，施天德追赃五千，邓渼、邹维琏、徐良彦从重遣戍，这会儿又要连贬熊明遇……”
王体乾打断道，“黄龙光甲元缓刑一疏为失陷封疆之臣求脱，目无朝廷，非寻常受财枉法者，自是应当发边充军，佥妻著伍，邓渼、邹维琏、徐良彦等人交结汪文言，罪恶多端，又哪个是无辜？”
“当年亓诗教怀疑熊明遇与东林党通，万历四十四年时便上书弹劾他，建议将其外调，又岂是莫须有之事？再者，郭尚宾一向党附东林，万历四十年任刑科给事中时，因不满宦官跋扈，还曾弹劾过神宗皇帝派出去的矿税税使，想来他奏问熊明遇被劾一事，总是出于公心的。”
晚明政治的一大气象便是宦官当政，宦官既成了肥缺，逐渐便形成了本朝的特色“内卷”。
王体乾是万历六年就进宫的老资历，是在内书堂的翰林教习手下认真读过书，从文书房里一步步升上来的，谈起万历朝到天启朝的朝政旧事自可谓是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冯铨也不怵他，到得天启六年这个节骨眼上，能进文华殿议政的全是阉党的核心人物，手上无一不是沾过东林党人的血的，所以冯铨并不害怕魏忠贤质疑他的忠诚。
“臣也是出于公心，厂臣是知道臣的，去年皇上判熊廷弼传首九边，那便是臣在日讲后奏请正法的缘故，臣要是想为东林党喊冤，当时又如何会劝杀熊廷弼呢？”
殿东房中的皇帝轻轻地拿起墨锭，不急不缓得在一方砚台中研出一滩漆黑。
自他登基以来，明军在辽东是节节败退，屡战屡败。
万历四十四年，大明原建州卫指挥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改国号为后金，三年之后，又正式颁布“叛明七大恨”，历数明廷对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宣布起兵造反。
得知后金军进逼的消息后，明神宗于万历四十七年急调十万大军，并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火速赶赴辽东平叛。
由于粮草不足、军心不稳，朝廷派出的监军大学士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都一再催促杨镐抓紧时间进兵。
杨镐深知所筹粮草不足以支撑太久，只得寄望于速战速决，于是将十万大军分为四路兵马，在萨尔浒向后金军发起围攻。
努尔哈赤听从大明降将李永芳的建议，采用“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应付明军的多路进攻，在五天之内便将大明的十万大军各个击破，从此愈发得野心勃勃，甚至企图南下染指中原。
天启元年三月，后金进占辽沈，并乘胜下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七十余城，使得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大明尽失辽河以东领土。
辽沈被后金攻占后，明廷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以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任辽东巡抚。
不料，王化贞与熊廷弼经抚不和，两人不但时常争吵，还互相拆台，争锋相对，在战术战略上多有分歧。
熊廷弼议用“三方布置策”，率五千兵马守右屯，而王化贞则自领十三万军驻守广宁城，以降将李永芳作内应，部将孙得功作先锋。
天启二年，建州奴酋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渡过辽河，分三路进攻广宁。
其时，王化贞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迎击后金军，令祖大寿会合部将祁秉忠进战，熊廷弼则派部将刘渠支援，双方战于平阳桥。
未曾想，孙得功早已被李永芳策反，两军甫一交锋，其即逃亡降金。
明军措手不及，顿时落入下风，一番激战后，刘渠、祁秉忠战死，祖大寿败走觉华岛，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殉国，明军就此全军覆没。
广宁失守后，王化贞弃城而逃，熊廷弼也未率军入城进行殊死战，而是命仅剩的五千守军保护辽东难民退入山海关关内。
山海关以外的辽东领土完全被后金占领，消息传至北京，举朝震惊，正所谓，“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
“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
王体乾朝着冯铨冷笑道，“广宁失守，熊廷弼本就难辞其咎，何况他下狱候审期间，还通过汪文言贿请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邪党为其辩冤，罪上加罪，当然难逃一死，这是皇上圣心远虑，怎么就成了是冯阁老劝杀的？”
朱由校搁下墨锭，拿起毛笔，但听冯铨在外头回道，“既然皇上圣心远虑，那臣眼下就更没什么不能说的了。”
“诸位可还记得，郭尚宾任刑科给事中时，曾于万历四十一年上过一道《防澳防黎疏》，因红毛夷人私蓄倭奴而以为其心怀叵测，认为‘红毛夷鬼，我所首防’，并奏请神宗皇帝‘徙夷出澳’，将红毛夷人驱逐出濠镜，将他们赶到海岛浪白滘上去。”
“而当时的两广总督张鸣冈以为，濠镜地在香山，官兵环海而守，红毛夷之日食所需，皆仰赖于我大明，一旦其心怀异志，我即断其咽喉，无事血刃自可制其死命，与其轻开边衅，不如申饬明禁。”
“臣记得，经部议之后，神宗皇帝赞成的是张鸣冈的提议，并于万历四十二年颁行了《海道禁约》，并令当时的广东巡视海道佥事喻安性在濠镜立石禁约，勒碑为戒。”
“说到底，这洋人来华，夷人居澳，乃数百年来之常态，即使那红毛夷时有纵恣不法之行，地方官只要绝其口食，便可使其俯首受驭，管几个洋人，能多费什么事儿呢？”
魏忠贤开口道，“冯阁老，说重点。”
冯铨接着道，“依臣之见，这红毛夷犹蛆之在背，而倭奴犹虎之傅翼，红毛夷实不足患，而患在蓄倭，如今倭奴尽去，红毛夷挟重赀冒险，远道而来，与我大明互通有无，亦是利在中国。”
“譬如，这宁远之战能大获全胜，就是皇上当机立断，一力要袁崇焕启用红衣大炮的结果，而这红衣大炮，恰恰就是从那些红毛夷人手中买来的。”
“倘或当时神宗皇帝采用了郭尚宾的谏言，当真将那红毛夷人驱逐出境，停了濠镜的互市，那如今的辽东，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呢！”
王体乾“哎呦”一声，皮笑肉不笑地道，“照冯阁老这意思，大明要没了洋人，那奴酋现在就已经打进北京了？”
冯铨淡声道，“臣的意思是，朝中精通西学者不在少数，倘或能善以利用，必能早日平辽，熊明遇在福建佥事任内，就与西僧交好，他刊刻的两本集子，《格致草》与《则草》，都是讲西学的好书。”
“郭尚宾奏问熊明遇被劾，无非是因其不喜外夷，想要趁此机会落井下石而已，当年汪文言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用诡计成功离间齐楚浙三党，使得东林党在朝中一党独大，自然与不少东林党人过从甚密。”
“要是细究起来，但凡是东林党人，就没有不与汪文言结交的，可与汪文言结交的这些东林党人中，又有许多恰恰是熟知西学的，倘或皇上以为‘结交汪文言’是罪无可恕之状，岂非因小失大？”
魏忠贤刚要开口，但听得后殿殿东房房门“咯吱”一记轻响，皇帝兀自举着每次日讲过后例行要练的一张大字走了过来，“冯卿这话可是有失偏颇啊，朕何时因东林党之故而轻视西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