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贸易
PART TWO：Trade

第二章：数学谜题

2：Enigmas

惠特比镇位于约克郡海岸东北角的埃斯克河河口，小镇的南部和西部与一片荒野接壤，北部和东部紧挨着北海。几个世纪来，惠特比一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海岛，是约克市或皮克灵市场的一个隐蔽前哨。但是，由于内港的庇护，惠特比可能根本就没有来过外人。然而就在这里，冰冷的埃斯克河绕过地势较高的城镇蜿蜒而下，穿过两个陡峭的悬崖之后渐渐变宽，最终汇入大海。在远处的浅滩上，渔民们自古就在这里抛竿投钓，捕捉鳕鱼、鲭鱼或黑线鳕。几个世纪来，惠特比以危险海岸线上的避风港而著称。

1764年，距离惠特比港码头扩建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这些码头向北伸入大海，西码头比东码头长三分之一，形成蟹爪之势。惠特比港脱离了寒冷刺骨的北方地平线，一千年前，斯堪的纳维亚人（挪威人）就已踏足这里。从东边悬崖上的惠特比撒克逊修道院远眺，小镇的居民们可看到一艘艘泛着光泽的修长船只。这些船的船首很锋利，上面装饰着龙头，四五十只船桨整齐划一地来回划动，在深蓝灰色的水中劈出一个个白色水涡。千百年来，惠特比的居民养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刚毅性格，操着一口带有硬邦邦辅音的方言，代代相传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这里，一个山涧就是一条小河，一片沼地就是一块倾斜的林地，一处池塘就是一片沼泽之地，脚下充满危险。一条条石梯形成了惠特比房屋之间的幽幽小径，一直潜入岸边。惠特比人用鹤嘴锄挖土，但却用铁锹下葬。有些无所事事的懒汉躲在码头边窥探，当地人叫他们“唐纳特”（donnaught）。这里的食物要么丰富，要么稀缺。“斯卡伯勒警告”根本就不是指警告，而是“突如其来的惊喜”。

惠特比还有另外一种习俗。在东侧悬崖那片神圣土地上，矗立着修道院的断壁残垣。很久以前，每天在鸡鸣和薄暮之间，本笃会的僧侣们都会在这里祈祷七次，第一位英国诗人凯德蒙就是这样被赐予了上帝的祝福，拥有了创作诗歌韵文的禀赋。东侧山崖的崖脚一直以来都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狩猎菊石兽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海蛇”。约翰·利兰是亨利八世的古文化研究者，他早就听说过这些生物，自己可能也收集到了一些。“看到这种蛇真是太妙了”，利兰写道，这种动物“扭曲成圆形，且在上帝的怜悯下，或者正如僧侣们通过圣希尔达祈祷文所讲述的那样，变成了石头”。

修道院的第一任女修道院院长圣希尔达将海蛇变成了石头，这个传说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但这并不能解释在斯科尔或斯卡尔〔当地人把布满岩石的前滩称为“斯科尔”（scaur）或“斯卡尔”（scarr）〕发现的其他许多新奇之事。大约在1710年，当地挖出了一只石化的手臂，“手和手臂的所有骨头和关节都清晰可见”。1743年，这里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化人体骨骼。然后是1758年，镇上的一位航海大师威廉·查普曼觉得有必要给英国皇家学会写信，告诉他们这里偶然发现了一具“短吻鳄”的尸骨，这些残骸（十英尺长）埋葬在黑色的片状岩石中。查普曼观察到，它们当然属于“蜥蜴类”。

这个神秘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将自己显露出来，让一些人深深着迷，利昂内尔·查尔顿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镇上的一名教师，和镇上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隐隐感觉到惠特比背后隐藏着什么。他写道，鳄类动物“以前从未在我们这片海洋中出现过”，他感到困惑不解。查尔顿自称非常爱好钻研学问，但他知道，这次科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查尔顿后来做了一些记录，有些人认为，前滩上发现的这些石化残骸是由沿海的明矾页岩通过发酵作用形成的；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大洪水时期被囚禁在地壳中的“古老动物”。查尔顿对这两种说法一直将信将疑。当听说又发现了几块木化石时，他亲自过去进行了检查。“用肉眼根本区分不开这些石化的木头和真正的木头，”查尔顿写道，“这些石化木总体来看应该是橡木。我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外树皮、内树皮、纤维、纹理、硬结以及其他特征，毫无疑问，这些特征都是橡树所固有的。”只是这些橡树是怎么现身在那里，又古老又坚硬，冰冷如石头，查尔顿不知该如何解释。但在触摸它们时，查尔顿感觉到了一股神圣的力量。看着悬崖上那些层次分明的岩层，根据这种“最精确的对称和顺序”，查尔顿得出结论：“这些石化树的所有纤维中都藏着万能造物主最初杰作的标志和特点，从这些杰作问世以来，未曾有过任何重大变化。”

1764年，查尔顿时年四十四岁，他在惠特比已生活十六年之久，靠做土地测量员和教师来维持生计。虽然久居惠特比，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外来人的眼光和状态。查尔顿出生在更靠北的泰恩河畔赫斯利塞德小村庄附近，他的家庭属于古老的诺森伯兰家族。自爱德华四世统治以来，查尔顿一家人一直在此定居，最近他们家族还有一个人担任了诺森伯兰郡的郡长。从语文学校毕业后，查尔顿去了爱丁堡，在那里他交了几个学期的学费进入当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不久后，他便越过边界来到英格兰，并于1748年在惠特比定居，当时他二十八岁。查尔顿是从北方进入约克郡的，他避开了那片荒野之地，选择走水路，小心翼翼从一艘运煤船爬到一艘港口船起伏不定的船腹中。这是一幅多么浪漫的画面。很快他就会上岸，进入一个他将慢慢爱上的美丽之地。

在市井渔妇、赤脚学徒和穿着考究的商人中，查尔顿在惠特比脱颖而出。他把“家乡粗嘎的腔调和乡下口音”一同带到了这个小镇。查尔顿在市场广场周围街道上蹒跚而行的景象令人难忘。一位当地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的一只手臂“干瘪”无力，“或许正是这种身体状况促使他的父母让他接受古典教育”。查尔顿的一条腿也有些“跛”，这让他的步态倾斜起伏。踏上这片土地后不久，查尔顿从庄园主那里租了一处叫“托博特”或“城镇之家”的房子，并成立了一所日间学校。他宣布自己是“数学老师”，“托博特”学校最早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那位站在教室最前面说一不二的老师。一位学生写道，他“面容枯槁，一脸厉色，在当时看来，作为一个卖弄学问的教师，他非常严厉苛刻”。查尔顿的粗暴严厉或许还可从他另一个学生后来写的一首诗中看出一些端倪：

不再带着欢乐的面庞不辞辛苦地去上学，

在那里只会被呵斥为笨蛋和傻子；

可怕的桦条不再令人生畏，

它已常常威胁到这个一心向学的脑袋瓜。

查尔顿和学生之间的对立状态向两极发展。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坦白说，查尔顿老师的“古怪”为他们的讽刺才能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并且，如果有谁能和这位严厉、不顾形象、张牙舞爪、满嘴呵斥的老师相媲美，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约翰逊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约翰逊博士十年前在斯塔福德郡的埃迪尔建立了一所学院，像查尔顿一样，约翰逊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得成熟。对他是“怎样”获得“如此准确的拉丁语知识”这一问题，约翰逊博士给出了令人难忘的回答：“老师严厉要求我非常好。要不是这样，先生，我将一事无成。”

作为一名教师，事实将会证明，查尔顿会比约翰逊更出色。18世纪50年代，“托博特”学校不仅让他成为惠特比港地理知识方面的权威，更使他成为惠特比港熠熠生辉的智者。有了这个基础，他给惠特比带来了一种绘制地图的风尚，这种风尚当时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在大西洋彼岸，乔治·华盛顿此时正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大显身手），直至现在仍发挥着影响。从《位于鲁斯沃普附近卡斯的一处梅勒先生所拥有农场的精确计划与调查》（1761年）一文中可以看出，查尔顿大大提高了测量起伏地形的几何精度。查尔顿将这片土地划分为各种牧场、庭院、泥塘、内院、地埂和花园等十一个部分。尽管这些地块的形状并不规则，但查尔顿把每一块这样的土地都规划成能计算出来的英亩、叉和杆。查尔顿这种自信的风格引人注目。在落实一项任务时，他超凡的魅力、优雅的行动以及新颖的方法，总能引起周围的注意：把信号旗敲进湿软的泥土里，在斜坡上蹒跚而行，用经纬仪确定一个角度。这也是吸引梅勒先生开展土地测量的原因。通过查尔顿的工作，他知道了自己“空空如也的卡斯”不仅是一块相当大的田地，而且面积达“三英亩、三叉、七杆”。这不禁让他感到一阵自豪，这个农场是他所有土地中面积第五大的。

查尔顿的能耐不止于此。除了数学，他还懂拉丁语，“对法语也有一些了解”。在一个许多人依然目不识丁的小镇，这些技能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古典的罗马或启蒙的巴黎。到了18世纪60年代，查尔顿最早的一批学生将毕业并前往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作家弗朗西斯·吉布森和威廉·沃特金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批优秀的学者”紧随其后。

如果说埃斯克河东岸查尔顿开设的学校象征着知识上的探索，那么西岸则是一个更充满泥土气息、更注重实际的地方。这里是惠特比造船业的中心。一座座繁忙的造船厂聚集在河边，周围是一片被称为贝尔岛的潮汐滩地。贝尔岛在半潮时干涸，为惠特比造船厂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贝尔岛离港口很近，但横跨河底的岩石脊让它得以躲过来自大海的汹涌巨浪，在一个潮汐区间内发挥着托起重物的自然杠杆作用。

正是在贝尔岛，紧挨着一条叫作“巴格代尔贝克”的荒野小溪的地方，贾维斯·科茨于18世纪初建立了他的船厂。科茨是惠特比第一个造船主，四十年来他一直主宰着这一行业。科茨建造的船坚固、能抢风航行且实用。这些船在设计上就是为了成为将大量煤炭从纽卡斯尔运到伦敦的运输工具。随着北方更多的煤矿被开采，伦敦对煤炭的需求量也变得更大，科茨作为中间人赚得盆满钵满。到了18世纪30年代，他已经挤进惠特比的绅士行列并牢牢站稳了脚跟。他在镇上商业中心的巴克斯特盖特街二十三号有一处房产，步行到他的船厂只需要一分钟。

贾维斯·科茨有三个男孩，分别是小贾维斯、弗朗西斯和本杰明，他们都子承父业进入了家族企业。科茨家的财富不断增加，孩子们也慢慢长大成人。当老贾维斯于1739年去世时，他已经为后代留下了可以延续百年的遗产，这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现在，这个家族的主人小贾维斯已经证明了他宏伟的志向。小贾维斯将巴克斯特盖特街的房产变卖后，重新置办了一栋优雅的联排别墅，房子有六十至八十英尺宽，三层楼那么高，并把旧船厂扩建到住所旁边。当小贾维斯把精力放在新造船厂上时，老贾维斯年幼的儿子本杰明则控制了老造船厂。从表面上看，兄弟的事业都很兴旺，但实际上他们却被父亲的遗愿束缚住了。老贾维斯决定把他的造船厂分给四个子女，即贾维斯、弗朗西斯、本杰明和他的女儿汉娜，但他们只有在母亲默西·科茨逝世后才能继承遗产。这样做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一碗水端平，但结果却事与愿违。1743年，小贾维斯破产了，无法再为他的扩张计划提供资金。本杰明和弗朗西斯在整个18世纪40年代都在继续做生意，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活到可以继承遗产。到1759年默西·科茨去世时，她的三个儿子已先于她离开人世。自1739年贾维斯·科茨去世后仅二十年的光景，这个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便烟消云散。

科茨的不幸却让其他人有了机会。尽管默西在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一直保留着造船厂的所有权，但这些造船厂的地盘已被雄心勃勃的新造船老板蚕食殆尽，他们有造船厂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动力。到了1748年，也就是查尔顿到达惠特比的那年，小贾维斯建造的新船厂被一个三十岁的精明小伙子托马斯·菲什伯恩“占领”。托马斯是以科茨家族的学徒身份开始他的工作生涯的，这是历来的传统，除此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但就是这个造船厂的学徒工，将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伟大的造船事业中写上浓重的一笔。菲什伯恩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造船工人，当时这种称呼被认为是一种贬低（有人曾抱怨说：“造船工人这样的正当职业给人一种非常低级粗俗的暗示，仿佛一个资历非常浅的人就可以完全胜任。”），相反，他把自己标榜为“造船大师”。菲什伯恩早在1750年给儿子的洗礼颂词中就曾这样称呼自己。那时他正忙着完成造船订单，其中有一个订单是“自由与财富”号。这艘船将承载着菲什伯恩的所有特质。这是一艘坚固耐用的惠特比运煤船，它将于1752年下水后在北海贸易航线上航行一百零二年之久——这艘在《约翰逊辞典》出版之前下水的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仍在继续服役。

从菲什伯恩努力建造干船坞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的远大抱负。干船坞全年工作不休：重新翻修磨损的接缝，重新铺设破损的船壳，并在冬季休耕月份修改船只的设计。1734年，当一家自称“船坞公司”的联合企业成功开设惠特比第一个石砌干船坞时，小镇迎来了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纽卡斯尔报》大张旗鼓地宣布了这一事件：

这是在向所有造船主发出通告，约克郡惠特比镇最近建造完成了两座非同寻常的干船坞……惠特比镇约翰·林斯基尔先生约三百五十吨的“惠特比”号正在上述船坞修复。在那里，任何人都能以合理的价格排队得到服务。

“非同寻常”这个词一点儿也没有夸大事实。当时在伦敦以外几乎没有几座干船坞，对大多数商人来说，这意味着除了维修船只外，还需要把船停靠在泰晤士河岸，等着罗瑟希德区的球形浮动码头或伦敦塔对面的圣萨维尔码头空出泊位。惠特比干船坞为繁忙的沿海航线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无论年轻的菲什伯恩是否看到过这则广告，拥有一座自己的干船坞成为他早期职业生涯的一个明确目标。

菲什伯恩在小贾维斯的造船厂当了十年学徒工，然后才开始募集资金开启他自己的造船事业。他的第一座造船厂选址在哪里现在已无据可考，但看起来很可能是在科茨造船厂的前面。一位当地人后来回忆说，“接近完工之际，他的船厂一夜之间就陷入泥淖之中，地面以下分明就是一片泥塘”。这段小插曲让菲什伯恩损失惨重，但到了1757年，他已经在上游重新找好了地方。新的船厂选在水塘巷修建，这个地方听起来就不靠谱，更别说是位于博格霍尔的小村庄。然而第二次尝试却大获成功。在此期间，菲什伯恩遇到的大麻烦和投入的巨额成本可从他自己发布的广告中觅得一丝踪迹，当时他一定是非常骄傲地将广告提交给了1758年12月的《公共广告人》：

惠特比造船厂的托马斯·菲什伯恩花费巨资建造了一座干船坞，适合接收任何载重量的船舶，请熟悉的船主和船长知悉，我方将乐意听从您的差遣，保证以最合理的价格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菲什伯恩打出的广告连续刊登了三天。这则被包围在密密麻麻的海事学会新闻和专利药品制造商公告中的广告，仿佛是一位省级商人的勇敢声明，希望能吸引伦敦商贾的目光。1759年默西·科茨去世后不久，菲什伯恩时来运转，他完全拥有了这个造船厂。菲什伯恩现在全权负责埃斯克河西岸的重要业务，生意非常兴隆。一位当地居民这样写道：“从此，我们的码头发生了巨变，这里经常挤满来自遥远海岸的船只。”船主们“纷纷被说服，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如此优质的服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他们将“向惠特比的造船大师们提出申请，并频频允诺，在他们的船修好下水之前的一年或两年内开仓买进我们的股票”。菲什伯恩的生意正如日中天。菲什伯恩娶艾丽斯为妻，育有三个孩子，未来的几年他将建造埃斯克大宅，以此证明他在镇上的地位。这座大宅在设计上采用的是整齐美观的乔治王朝时代的建筑风格，有着宽敞的花园，从屋后一直延伸到他的船坞。后来有人评论说，在所有造船主的房子中，菲什伯恩的房子是“最优雅的”。

一套有关惠特比的学术论文集曾这样描述晚年的菲什伯恩，说他是“一位享有崇高职业声誉的绅士，以其无可指摘的正直和乐善好施的性情而受到高度称赞”。这并非是文字上的吹捧，而是对一个注重实干之人的公允评价。更多的线索来自菲什伯恩的设计，以及任何带有制造者痕迹的作品。这些线索便是坚固可靠、经济高效、完全遵从传统建造的帆船。据目前所知，还没有一幅经过证实的菲什伯恩的肖像画流传下来，尽管从他儿子的嘴中可大致猜测出他的长相：高高的额头，长着络腮胡，面颊发红。这是一位打扮优雅的约克郡绅士，坐在一块荒地的岩石上，手里拿着一把枪，一座座小山在他身后向远方延伸。在猎犬的陪伴下，菲什伯恩的儿子出现了，他和庚斯博罗画笔下的托利党乡绅没什么不同：以英格兰为荣，家中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块牛肉和一杯马德拉白葡萄酒。

1764年春天，菲什伯恩的工作重点是建造一艘新船，这艘新船是惠特比一位船长为纽卡斯尔煤炭贸易而订购的。在某个时候，最有可能是一两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米尔纳的惠特比人找到菲什伯恩商量他的造船计划。新的委托造船订单通常会敲定船的一些关键尺寸，包括龙骨的长度、最大宽度、货舱深度、甲板和船腰之间的高度等等。菲什伯恩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船厂备足了造船用的必要物资，比如橡木、龙骨，船尾柱用的榆树，桅杆用的欧洲赤松、冷杉木，以及牛脂、硫黄、沥青和清漆。任何其他物资则可以在巴克斯特盖特街或斯皮特尔桥遍地的制造厂以及河对岸托马斯·博尔比的绳厂购买到。但菲什伯恩不太可能想要任何东西。这次的订单并不罕见，要建造的是一艘沿海船舶，船体又宽又结实，载重量约三百六十吨，这种船他再了解不过了。

利昂内尔·查尔顿可能目睹了菲什伯恩在惠特比的崛起，查尔顿1748年来到惠特比镇，当时正好是菲什伯恩买下小贾维斯造船厂的时候。尽管这两个人因阶层和职业的不同以及宽阔的埃斯克河而被隔离开来，但是，对菲什伯恩建造的船，包括船本身表现出来的匀称比例、结实的船体和几何结构的简单等各个方面，查尔顿佩服得五体投地。查尔顿酷爱数学，人们对他的评价多种多样，有人说他是“天才数学家”，有人认为他是“数学知识相当丰富的人”。查尔顿生于1720年，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有牛顿这样的伟大名人；当他一点点长大时，陪伴他的是伯努利和欧拉这样的大思想家，他们正用数字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当查尔顿创办他的“托博特”学校时，他对外宣传自己是“惠特比的数学老师”，这其实是在向未来的学生表明，他在课堂上将主要讲授代数、流数、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力学、天文学和枪械学。

当时英国社会对数学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教室或大学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女士日记》的广泛流行，这本年鉴于1704年出版发行。《女士日记》的编者是考文垂的一名老师，名叫约翰·蒂珀，他借助安妮女王加冕的影响力构思出这本出版物，用精心挑选的“适合所有状况、品质和心境”的作品集呼吁社会“尊重女性”。在这本书中，“全然不见任何卑鄙和琐碎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使人脸红的内容，更不会出现使人产生邪念的文字。总而言之，这里面的一切都是清白、谦虚、有教育意义而又令人愉快的，除此无他”。蒂珀这本年鉴原打算搜罗一些菜谱、故事，并就年轻女士的举止和仪态给出一些建议。按照这个思路，年鉴不断出版下去，直到1707年偶然碰到这样一个机会，在一位男性读者的提议下增选“数学方面的”内容。事后证明这一提议大受欢迎。于是蒂珀决定用“谜题”或复杂的数学难题代替原来食谱的内容。

蒂珀的《女士日记》很快就培养了各种各样的读者群，他们加入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竞赛，设计并解决有趣的算术谜题。女人和男人争先恐后地求解代数问题或三角问题，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非同寻常且有趣的智力角逐。北约克郡有一位女士名叫简·斯夸尔，她对这种数字方面的文化深深着迷，并这样写下了她对数学的热爱：“如果有什么可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需要使用数学，我是不会有任何印象的；反过来，如果有什么使用数学方式在我看来和可玩的东西无关，我也不会记得的。因此，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局限在针线活、扑克牌还有骰子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士日记》的谜题发展出了有其自身特色的暗示性叙事技巧，而不再仅是单纯地为了求解：

我希望我能成为这样一位使人着迷的人，

我很乐意用另一个方程式求婚，

就连最好的代数学家也永远无法解开，

从此他对V、X和Y永远感到困惑。

这是查尔顿所欣赏的智力谜题类型。18世纪60年代，“惠特比的利昂内尔·查尔顿先生”这个名字出现在《女士日记》上，当时这本书已更名为《女子年鉴》。年鉴每年的发行量达三万册，已成为智力挑战的重要刊载媒体，并受到坊间普遍欢迎。查尔顿的热心参与让惠特比小镇上的人们记忆犹新，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他给人造成的目中无人、傲慢自大的印象；而且这也揭示了另外一个事实，即查尔顿在热衷于数字问题的同时，还渴望汇入智力探索的集体潮流中。

像《女子年鉴》这样的书可能为理论上的争鸣提供了一个论坛，同时也鼓励了技术与工艺的实际应用。这类书给读者提供建议，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观测日食和其他天文现象。1761年发生了“金星凌日”的天文奇观，“太阳系中灿烂无比的金星通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太阳表面”。在此之前，人们满心期待，《绅士日记》或《数学知识库》连续刊文向读者解释这一天文现象不同寻常的意义。金星是夜空中最亮的行星，但这颗行星在白天也时会出现。早在本世纪初，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就曾预言，在18世纪60年代，金星将两次运行通过太阳表面。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常成对出现，其间相隔八年，再出现就要等到一百多年以后了，因此，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星凌日现象将为科学界创造难得的机遇。如果将分散在各地的不同观测数据收集起来，就可以“确定观测太阳时的视差，也就意味着由此可计算出地球及其他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为此，所有需要做的就是应用约翰尼斯·开普勒提出的数学公式，并求解“这个自然界中最伟大高尚的问题”。这将从数学的角度揭示太阳系范围的秘密，而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观测和数学来解开谜底。

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这种观测和计算表明了自17世纪以来数学到底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当时萨维尔几何学教授约翰·沃利斯这样写道：“……很少有人把数学看作是一种学术研究，数学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交易员、商人、海员、木匠、土地测量员等类似人员的机械式重复劳作。”托马斯·菲什伯恩同样也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运用着数学，并和查尔顿运用数学的方法一样高明。到了18世纪60年代，建造木制帆船的手艺已经发展到一种高度复杂和精致的程度。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数学曲线被引入到船体的设计中，这样设计出来的船体既光滑又坚固。造船业长期以来都奉行阿基米德的理论，即排开的水对船只产生向上的浮力。进入18世纪后，造船者不断加大对鲭鱼、海豚和鸭子等生物身体流线外形的研究，将这种逼真的曲线引入到流线型船体的设计中。对他们来说，把船的首尾修整得像“鳕鱼头和鲭鱼尾”一样，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这意味着船体在向船头一侧会变得越来越宽，而到船尾时则宽度逐渐收拢。他们深知，虽然一艘船承受着数不胜数的外力，但由此引发的两个最关键的运动是纵摇（前后摇摆）和横摇（左右摇摆）。船体承受横摇的能力要远远超过纵摇，因此，如何减少船体的纵摇就成为一项关键任务，这也是时刻萦绕在查尔顿脑海中的一个谜题。所有这些压力都是抵抗海水产生的，而海水的运动不断发生着变化。正像澳大利亚作家雷·帕金所说的那样，每一位造船者和每一名水手寻求的无非是一种和谐共处：

几百年来，许多水手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大海、船舶和海风并不是互不相容，而是在所处的共同环境下努力和谐相处。这不是在讨论一个很不错的哲学观点，而是在理智和狂热之间做出选择。海水击打着船只，而船也同样在回敬着海水；大风从牵拉船桅和风帆的绳索中呼啸而过，但它使不出一点力气，只能徒然地愤怒呼号而已。大海、空气和船舶只是在寻找着平衡。

为了使造出来的船浑然一体，像菲什伯恩这样的造船大师开始平心静气地仔细揣度船体，理性地对其展开分析。查尔顿写道：“我们的造船大师深谙他们的事业，非常清楚船上所有组成部分之间所应具有的精确几何比例。”造船商以前曾被被嘲笑无非就是个“商人”，但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社会中，这些造船商将会赢得赞誉和欣赏。约翰·拉斯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家和艺术批评家，他透过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画作，惊奇地回望着乔治王朝时代的造船者，这些造船者无愧实践方面的天才，他们的天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船体的线条中。“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群居性动物，人类制造出来的最值得尊敬的东西，就是一艘有着完美线条的船……她把人类的耐心、直觉判断力、先见之明、实验哲学、自制力、遵守秩序的习惯与隐忍、千锤百炼的艰苦劳动、对野蛮无知的抗拒以及对上帝审判的平静期待，等等，都融进了这三百英尺长、八十英尺宽的空间里。”

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海面上到处充满各种类型和大小的帆船，每艘船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目的而建造的。皇家海军的各种战舰最常见于索伦特海和朴次茅斯附近的斯皮特黑德锚地。这些战舰要么是专为纯粹的威力而设计的（比如风帆战列舰），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安装重型舰炮，还能对均匀开火的火力平台起到平衡作用；要么是为了速度和机动性而设计的，像新型护卫舰那样，水下船体细长苗条。运载东印度公司金银财宝的船只则将宽敞的货舱和足够的火力结合在一起，让私掠船心惊胆战，不敢贸然靠近。其他商用帆船由于航行海域仅限于英国或欧洲，这些商船不需要具备东印度公司船只那样的防御能力，相反，它们在建造时特别考虑经济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船只的设计可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命题：如何用最少的水手运输最多的货物。现代欧洲的商船队已经找到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案，整个北方海域遍布他们坚固的商船，比如单桅商船、快速平底船、粉红船、独桅艇和三桅帆船。

要想区分这么多种类的商船，从未出过海的人肯定是不行的。18世纪，也就是那个伟大的分类时代，不同类型的船只是根据船体的长度和形状来进行划分的。这种划分方法既简单又非常复杂，要理解它们，就需要有一个巧妙而专业的词汇表，用以强调不同船只的细微差别。当菲什伯恩看到一艘返航进港的商船时，他可能会在心里过一遍各项参数的列表，包括船的长度、船首（船头最前面的部分）、船尾（船舶的后部或尾部）、船体中段、载重量（适当海上配平条件下船舶运载货物的吨数）和吃水（船舶浸在水里的深度）。护卫舰的首尾都有一个饰像，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些船根本不需要拜访惠特比。惠特比港更熟悉的是双桅横帆船和主桅杆后面带小桅杆的双桅横帆船；或者是更笨重的单桅帆船，这种船的船尾凸出且逐渐变细，吃水线较深；或者是三桅帆船，这种船和主桅杆后面带小桅杆的双桅横帆船属同类，但更平坦、更结实，带有平甲板和宽大的船尾。尽管如此，这两种帆船还是截然不同的，三桅帆船没有突出的船尾和左右摇摆的横帆。

双桅横帆船、主桅杆后面带小桅杆的双桅横帆船、单桅帆船和三桅帆船定义了惠特比镇的形象：这是一个务实之所，而非炫耀之地。这些帆船很难进行精确的分类，为了避免争议，更简单的方法便是回到能概括这一切的术语“运煤船”，它指的是任何一种运输煤炭（一种大宗货物）的船舶。事实上，惠特比造船并不是为了打造符合完美分类的船舶，惠特比造的船可能会兼顾各方面的属性，这取决于特定时期造船厂可用的材料，但最终还是为了达到某种使用目的。惠特比造的沿岸航行船只，其出发点是安全地实现最大运煤量，同时尽可能降低人力成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旁观者必须分析科茨或菲什伯恩建造的任何一艘船。这些船的船体很宽，内部甲板很整洁。船底是平的，因此吃水较浅，这使其具备以下三重优势：一是可以航行到岸边或浅滩河口，便于装载货物；二是落潮时可以竖直停靠在陆地上，既容易卸载货物，也容易进行冲洗清洁；三是货舱避免了水下光滑船体形成的尴尬空间。平底敞口货舱被加固的橡木船壳包裹着，这相当于举起数百恰耳德伦重的煤炭，同时肩负着抵御辽阔海洋汹涌海浪和恶劣狂风的重任。加固后的船体并不是运煤船的独特之处。运煤船以肥胖圆滚的船头而闻名，其船头甚至不装饰人像。如此省略外饰的设计可以让船使用得更久。这样的运煤船可一口气在海面上航行几个月，当大海退潮时对船体“熏烤”（通过燃烧清除船底污垢）或“侧倾”（对船体一侧进行修理或堵缝时，让另一侧倾斜），除此之外就可以长时间停放在海岸边，而不必去港口。

18世纪60年代，站在惠特比东边悬崖景色最为宜人的瞭望台上，一幅贸易和运输的繁忙景象就会映入眼帘。通往伦敦的沿海公路径直穿过惠特比港，然后折向南方。这里的每一天，一艘艘苏格兰式的单桅帆船将乘客们运往城市；双桅横帆船或主桅杆后面带小桅杆的双桅横帆船繁忙地运送着明矾矿石；双桅船或纵帆船则为所有工作提供服务，张着满帆掠过海浪。夹在所有这些帆船中间的是运煤船，像汉尼拔军队里的大象一样慢吞吞地行进着。这般景致足以展现出惠特比的独特魅力，而在伴着和风春意盎然的日子里，从东边的悬崖上远望，甚至还会发现一种奇异的美感：只见一艘艘帆船光滑的上漆船壳与暗淡粗糙的船帆交相辉映，海风吹向船帆，展现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记下这幅景象的魅力：“一艘扬着帆的船，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这是日常所见中最美的两件事物。”

运煤船在远处可能显得脆弱不堪，但在惠特比港附近或码头外公路上近距离观看，其强度和刚度清晰可见。但这只是18世纪60年代早期惠特比造船厂的造船水平。组装这些船体用不了多长时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以经过适当风干的木材为材料，菲什伯恩的造船厂将展开一个驾轻就熟的过程。首先，将一根榆木龙骨铺满整个造船厂，榆木能承受海水长期的浸泡，由榆木制成的龙骨构成了运煤船的脊柱。在1764年，龙骨一般长九十一英尺，宽一英尺。龙骨的尺寸既取决于菲什伯恩造船厂的大小和选用船材的规格，也取决于买方的偏好。一旦龙骨准备就位，接下来将把另外两个巨大的结构木材嵌入其中，一个构成前面的船首，另一个构成后面的船尾。在垫木上固定稳妥后，就可以开始从地面向上搭建运煤船的船体框架。从前面看，运煤船的骨架呈“U”形：内龙骨从上面对龙骨进行加固；一根根底肋木材被打入并固定在三节向上弯曲的复肋木材上，复肋是船的肋拱。在此基础上加装顶肋。除龙骨外，所有这些结构件都采用橡材制成，经过几个星期的拉伸、敲打、加固和锁紧，全部结构件用一系列肘板（肘板是用弯曲木材制成的角撑架）和与船体等长的外部船壳环绕龙骨形成一个刚性骨架。

1764年整个春天，按照菲什伯恩的计划，后续造出来的船与三桅帆船的轮廓几乎完全一致，整个船体非常宽阔，船尾宽大，船头肥胖。但伦敦德特福德造船厂的一名官员却不这么认为，他很快就把这艘船描述成“在独桅帆船基础上建造的三桅帆船”，从而引起人们几个世纪的困惑不解。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条模糊的分界线（菲什伯恩对这点产生的困惑就如同农民不知道该怎样区分“长着山羊外形的绵羊”）会让很多人方寸大乱，不知如何应对，但对1764年的菲什伯恩来说，他的运煤船到底该划入哪一类船可能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事。菲什伯恩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把他的努力方向放在怎样利用手头的材料使造出的船更坚固、更适宜航海。从这点出发，在造船的过程中，这艘运煤船的裸船体和一个巨大的胸腔没什么两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样造出来的船似乎就像从沙土里挖出了某些远古时代的罕见生物。然而，对惠特比镇的人而言，这一景象就像在蓓尔美尔街闲逛的顾客看到抬人的轿子一样再熟悉不过了。查尔顿后来绘制了一张惠特比的图画，画面上除了有小镇的布局和建筑，还描绘了贝尔岛的景象，那里挤满了架在船架上正在建造的船，船的轮廓清晰可见。在三百码的范围内，七艘船体正处于不同的建造阶段。图中大部分船只还处在光秃秃的骨架状态，但至少有两艘船看起来马上就要完工了，前后框架铺上了木板，用水手的话说就是从船头到船尾都铺上了板材。这些板材将用大木钉、树钉，或一英寸半粗、三点五英尺长的橡木销钉固定在船体骨架上；固定用的钉子随意打在船体周围，以免产生薄弱之处。

将橡材转换成浑然一体的船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至少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船厂的工人们从“早上五点忙到晚上七点”。运煤船从沙土地上一步一步慢慢拔起，不断变化的外观给这个号称转变之地的惠特比镇又增添了一番景致。惠特比不仅矗立陆地和海洋的边界，还让它的修道院成为连接天上与凡间的通道。以前这里有牧师会礼堂和神学院，现在则有了造船厂和学校，新的启蒙世界正在取代旧的宗教世界。在订购、分配、测量、锯切和紧固的过程中，惠特比镇的人把自然界的原材料变成了整洁、有用甚至美丽的各种新事物。

在造船厂经历这一过程的同时，木材还完成了第二次性别的转化。长在荒郊野外的树木被视为男性力量的象征。在《森林志》一书中，伊夫林习惯性地用男性代词描述活着的树木——“把一棵像你大腿一样粗的树砍掉，将他周围的泥土清除”，这是一个典型的段落。乡村风景中一棵树的轮廓和线条与当代观念里对男子汉气概的定义相吻合：坚忍、顽强而始终如一。艺术家也了解这一点。乡绅们会在他们庄园里最喜欢的树前摆造型，庚斯博罗在他的画作《安得烈夫妇》中，包括雷诺兹在《托马斯·利斯特大师》中，都对这种时尚进行了描绘。但在造船厂里，由于原材料被赋予了形态，其性态就被重新调整。作为一棵活着的树，“他”矗立在乡村的土地上；作为一根木材，“它”躺在造船厂里；在支撑架上准备组装时，“她”一点点被建造出来，身材曼妙，楚楚动人，从世上的各种制造产品中脱颖而出。

惠特比还有更多的转变发生。贝尔岛本身就是，一天之内随着潮涨潮落两次出现和消失。然后是不同人群的相聚，这里有未出过海的人和靠海为生的人，或者是笨拙的水手和快乐的水手，他们彼此嘲笑着对方。对于一个来自约克郡或皮克灵的客商来说，这里的语言和术语会让人觉得陌生疏远。如果有人把双桅横帆船与主桅杆后面带小桅杆的双桅横帆船相混淆，惠特比当地人可能会礼貌地纠正他，或者背地里直接称其为蠢货。与常人生活脱节更明显的是水手，这些水手被描绘成在陆地上东倒西歪，毫无规矩可言，因为亵渎行为而遭到唾弃。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水手们住在自己的住处，比如宽街或者沃平区的老砾石巷。这些住处都是城中城，是生活节奏加快的边缘地带，这里挥霍无度、危险重重，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现象。在这里，嘲笑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陆地上东摇西晃、错误百出，被酒馆里的风吹得心神不宁，或是被管乐器的声音吵醒，已成为乔治王朝时期一种悠闲而招人喜欢的消遣方式。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在《蓝登传》（1748年）一书中，更是把这种嘲讽发挥到了极致。他给小说中笨手笨脚的英雄蓝登虚构了一位海盗叔叔，这个海盗叔叔“常年在国外，是帆船上的海军上尉”，一个衣架挂在他的腰带上，满嘴咒骂——一个夸张的、漫画似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对着一个抗命者大声咆哮：“该死的，你这个贱人，我来教教你怎么跟你的上司说话！”又或者直勾勾盯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往前一蹿，好像发现了大陆一样：“我的天啊，罗里！这真是一个无比荣耀的战利品，建造精良，船帆和索具都太豪华了！”

在惠特比的大街上、小酒馆里，尤其是靠近码头的地方，也总有这样的共鸣，尽管很微弱。水手们穿着法兰绒条纹夹克、帆布裤子、褪色的蓝色大衣和尖顶帽子，完全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从陆地登船要穿过一道栅栏，在那里，时间的计算方式甚至都不一样，船上的时间比陆地要提前十二个小时。

惠特比是一个有着开始和结束、变化和分界的地方。蛇变成了石头，尸体变成了灵魂，木材变成了船只。真相没有逃出一个世纪后到访惠特比的爱尔兰作家布莱姆·斯托克的眼睛。斯托克被惠特比的氛围深深震撼，他决定以此为背景创作一部哥特式小说。斯托克的故事讲述了一艘顺风疾驰的纵帆船是如何从一场北海暴风雨中逃出的：这艘船升起船帆并用尽全力，纵帆船在码头之间飞驰而过，镇上的人们驻足观看，可甲板上却连一个水手也没有，只有舵手的尸体绑在舵轮上。

船驶上沙滩时，发生巨大的震动。所有的桅杆、绳索和支索都绷得紧紧的，有些“顶锤”也从上面砸了下来。最为奇怪的是，帆船触岸的瞬间，一只体形巨大的狗从下面跳到甲板上，好像是被冲击力抛上来的一样，向前奔跑着，然后从沙滩上的船头跳了下去。

当然，这条狗根本就不是狗。安全抵达这个转变之城后，德古拉很快就会现身。

最猛烈的北海暴风雨素有“寡妇制造者”之称。1763年12月1日晚上，惠特比就遭遇了一场这种暴风雨的袭击。这是“一场风雨交加的最猛烈的风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整个英国都能感受到这场暴风雨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伦敦的房屋被吹倒了。诺福克郡韦尔斯的居民醒来后发现，码头和邻近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缆绳、小艇和船只的残骸，“有些船被拦腰折成两段”。诺福克乡下的沼泽地被洪水淹没，据说有一千五百多只羊因此丧命。距惠特比二十英里的斯卡伯勒刮起了一场“最可怕的飓风”，肆虐了整整一个晚上。十二艘停在锚地的船被拽走，被暴风雨裹挟着远离前滩，最后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尸体被冲到海湾里。“这个城镇和弗兰伯勒之间的海岸线上到处是残骸，”一位斯卡伯勒的居民曾这样写道，“半裸的水手尸体遍布岸边。”《苏格兰水星报》以极其悲痛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惨况：

镇上的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整晚都不敢躺下，很多人绝望到了极点。在这个死亡之夜里，被海浪卷向远方的人大声哭救，不绝于耳的哭救声（通过喇叭筒传过来）让镇上的人沮丧至极，无法得到一丝安慰。

据估计，这是自1740年11月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雨，惠特比也未能幸免。《苏格兰人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狂风暴雨肆虐，洪水瞬间泛滥，几乎所有靠近河边的房子都被冲走或受到损毁。”港口里的许多船只都遭到损坏，甚至连干船坞里的船都被冲走了。但让人感到更伤心的是惠特比的修道院遭到破坏，整个西翼被风吹倒在地。几个世纪来，“二十根坚固的哥特式柱子和拱门”一直支撑在这里，如今毁于一旦。利昂内尔·查尔顿是参与灾后调查的人之一。除了回廊的北墙和西端墙的一部分，原建筑几乎没剩下什么。查尔顿预测说：“这座建筑挺不了太久，整体破坏太严重，再过一百年肯定会变成一片废墟。”

如果真像查尔顿设想的那样，这座修道院若干年后被夷为平地，那就意味着人们将要彻底断绝与这个古老基督教团体的最后联系。正是这种对即将到来的损失的深深恐惧，激励着查尔顿开始着手编写惠特比第一部现代而全面的历史，这将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从撒克逊修道院的第一任女院长圣希尔达和英国诗人凯德蒙，到现代的造船者，查尔顿写就的《惠特比史》将承载他的雄心壮志和辛苦付出，既拯救过去又抓住现在。他这样写道：“所有人都会欣然承认，这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如果不向世界广泛宣传，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和幸福而保存下来，而是任凭其化为尘埃，那真是太令人惋惜了。”

查尔顿的兴趣不只局限于古老的过去，他也意识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16世纪40年代，当亨利八世洗劫这座修道院时，惠特比只有“三十到四十”个农舍，住在这里的或许也就几百人。到了17世纪50年代，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两千五百人左右，其中大多数人依靠二十艘用相互重叠的木板搭造的平底小渔船，通过捕捞并贩卖鲱鱼维持生计。查尔顿《惠特比史》的第三部分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1660年王政复辟后一个世纪时间里惠特比取得的进步。同一年，查尔顿记录道，惠特比镇用一个“新的大摆钟”做“点缀”，这个摆钟安装在市场广场的“托博特”那里，后来他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走读学校。在查尔顿的记述中，摆钟的到来预示着惠特比将开启历史上一个勇敢的新纪元。这座摆钟代表着精确、科学、进步。从1660年起，《惠特比史》满是介绍新街道、更好的码头、更大的船只、更宏伟的教堂和更整洁的花园这方面的内容。1725年，惠特比的房子第一次装上了上下推拉窗，这在当时让人们感到很新奇。惠特比镇在这些年里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城镇。原来只有二十艘船，现在增加到近两百艘。荒野远处有一个靠一条小河滋养的无名渔村，这个渔村开始进入上升发展轨道，成为一个新的造船中心，很快就会超过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布里斯托尔。

惠特比崛起的时代恰好与作家丹尼尔·笛福所称的“开发的时代”重合。笛福认为，在1680年至1720年这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格兰（《联合法案》通过之后改称英国）深受“发明幽默”的影响。笛福在一本名为《论开发》的书中提出了他的这种想法。笛福年轻时，他的国家充满了大胆的发明和设计，比如曾经被提及的消防汽车、伦敦芬尼邮局、新型金属以及“浮动牵引装置……用马匹装饰，在逆风和潮汐中牵引大船”。接下来还有“外国殖民地如宾夕法尼亚、卡罗莱纳、新泽西等地的垦殖规划者威廉·佩恩、沙夫茨伯里勋爵和考克斯博士”。在《论开发》一书中，笛福将“投机精神”的兴起归结于创造性思维，试图用这种精神弥补九年战争（1688年至1697年）给他们个人带来的损失。“在需要的推动下，他们绞尽脑汁寻找新的计谋、新的发明、新的贸易、新的投资资本与项目以及任何东西，孤注一掷地想重新得到他们曾经的财富。”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威廉·菲普斯的故事，“他的奇特能力让许多人着手为自己发明创造东西”。菲普斯大约于1650年出生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个牧羊人家庭。菲普斯天生志向高远，最开始是一名造船师，但很快就于17世纪80年代开始沿美国海岸寻找宝藏。笛福写道：

我们见证了威廉姆·菲普斯爵士至死不渝的远航。这只不过是一种投机，一件只有十万分之一胜算撞大运的事；这就是在冒险，如果失败了，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参与进来而感到羞耻；这是一次荒谬绝伦的航行，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为我们祈祷吧！人们要远赴三千英里外的开阔海域寻找西班牙银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将把这次远航编成民谣，商人们会畅谈所有不可能完成的冒险，包括菲普斯这次没有回头路的远航。

没人知道菲普斯打捞上来多少钱，笛福给出了一个夸张的数字，“接近二十万英镑。这是在远离任何海岸的公海中，从一艘沉没了四十年以上的西班牙古老船只中打捞上来的标准纯度的西班牙银圆。”笛福说。这次冒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夜之间模仿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菲普斯发现宝藏之后的几年里，“投机者”变得很容易辨认且备受嘲讽，被视为当时“设骗局的人”。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贬义词，笛福称之为“顶着卑鄙头衔的投机者”。对小说家来说，投机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欺骗能力，他们荒唐可笑，夸夸其谈，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一书中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抨击。在小说中，勒皮他学院成了投机者的巢穴，他们想从黄瓜中提取出阳光。1720年南海泡沫破裂后，投机者的丑恶行径变得越发严重。然而，笛福在《论开发》中，试图扭转大众对他们的偏见。他认为，投机者的存在仅仅是社会向前发展带来的结果。虽然有些人故意蒙蔽易受影响的人，“而另一些人却出于同样的需要，把心思放在诚实的发明和创造上，这样的发明和创造建立在独创性和诚实性基础上。……从贸易、艺术和大自然不解之谜中涌现出来的商品制造或土地改良方面的新发现，毫无疑问都会带来巨大好处，其与世界上所有学院和皇家学会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任何一项发现有着同样的意义”。

这就是惠特比镇取得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贾维斯·科茨很可能被称为造船厂的投机者，或者菲什伯恩被称为干船坞的投机者。但惠特比镇比伦敦那些充满阴谋诡计的小巷要有很多优势，那里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投机者。惠特比镇的人口是居住在这里的定居者，而不是匆匆的过客，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可以一直保持当地的特色。并且，惠特比镇还具有第二个优势，那就是投资新兴事业的人群固定不变。这个城镇的文化也很独特。惠特比镇的许多经商家族都属于贵格会教徒，这是一个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群体，他们看重严谨的生活、辛勤的工作并善于记账。在查尔顿父辈那代人时期，这里设有一所贵格会学校可以为男孩和女孩提供早期教育，但孩子们都学会了一条人生格言：勤勉和虔诚相伴相随。这所学校帮助惠特比的女性（比如默西·科茨和她的女儿汉娜）获得解放，教会她们不仅要拥有一些造船厂的财务控制权，还要成为惠特比商船公司的重要股东。商船公司的股份通常被分成六十四等份，因此一艘运煤船的所有权是多种多样的。对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来说，机会每周都会出现在《纽卡斯尔报》上：

威廉·比金斯船长持有惠特比“霍普韦尔”号第六十四份股权

亨利·阿特金森船长持有惠特比“亨利和玛丽”号第三十二份股权

威廉·沃克船长持有惠特比“沃克”号第六十四份股权

这种安排有利于处理复杂的所有权比例。投机者可以挑选他们最喜欢的船和船长，或者通过分散资金来降低风险。海洋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市场，大方的参与者将逐渐握有整艘船。一旦获得资金支持，惠特比造的船往往会用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一个市场是纽卡斯尔和伦敦之间的煤炭贸易；还有一个市场是波罗的海的远航贸易，煤炭经由这条航线被运到像卢贝克或里加这样的港口，而木材和焦油这类的物资则被运回国内。相比而言，煤炭贸易是最可靠的。1700年至1750年间，伦敦对燃料的需求从每年八十万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吨，这就意味着在泰晤士河北岸的沃平或沙德韦尔几乎总能找到买家。波罗的海的远航贸易风险更大，但潜在利润更高。一次出航要在海上航行几个月，惠特比的运煤船吃水较深，沿着布满浮冰的海面一路向东，在盘旋鱼鹰的伴航下，通过穆胡岛，直到俄罗斯帝国的海岸。相比其他市场，惠特比造的船尤其适合煤炭市场。到了1751年，五分之一从波罗的海进入伦敦港的船只归惠特比所有。1755年，惠特比拥有的船只每年赴纽卡斯尔煤炭装卸转运码头的航行达六百多次，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了18世纪90年代，惠特比的造船规模将会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按总吨位计算排英国第三位。

查尔顿将把这个发展壮大的故事浓缩到其《惠特比史》的第三部分。惠特比从一个无名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查尔顿写道：“我们从荷兰进口亚麻、护壁板、火山土、白兰地酒、杜松子酒和帆布；从法国进口白兰地和部分葡萄酒。从东方进口大麻、亚麻、铁器、木材、桅杆、松木制品、橡木板、卷心菜、烟斗、板条、木条、柏油、云杉啤酒和其他一些物资；从美国进口大米、树脂、焦油、松脂和松木板。”到了1750年，该镇的人口已攀升到约五千人。1764年，一个剧院开张，把大都会的文化和艺术带到了这个小镇。海运的繁荣发展产生了这样一种矛盾，虽然惠特比在地理上与约克郡和皮克灵（皮克灵是位于内陆腹地的主要城镇）保持着隔离，但却越来越和遥远的港口维系在一起。从波罗的海到巴尔的摩，商人很有可能会偶遇惠特比造的船。查尔顿对此进行了强调：

只要我们都恪守勤劳和有节制的精神，我们的贸易就会兴旺起来，我们就会成为富足和幸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丧失活力，被懒惰、奢侈和放纵所俘获，我们的财富就会消失，商机就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变得黯淡无光。

1779年出版时，查尔顿的《惠特比史》长达三百六十二页，内容翔实，清晰简明，每一页内容都有事实、日期、姓名和数字做支撑。这本书还介绍了小镇的规划并收集了丰富的古文物资料，因此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而不限于小镇当地。共有五百一十三人订阅了五百五十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籍，这其中就包括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以及律师兼古董商戴恩斯·巴林顿爵士。这些年来，查尔顿还与博物学家兼古文学家托马斯·彭南特建立了通信往来。彭南特和塞尔伯恩的吉尔伯特·怀特、苏豪广场的约瑟夫·班克斯是当时哲学圈子的核心人物。对这些人来说，查尔顿将成为热爱钻研的启蒙圈子的惠特比通讯员，将有关惠特比奇怪的化石、石化的橡树、吟唱的修道士和贸易船只等消息传递给大家。

查尔顿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提到“奋进”号这艘运煤船。这样的疏忽很奇怪，但也许是因为菲什伯恩的三桅帆船在当时还没有清晰的历史脉络，毕竟这艘帆船直到1764年才从离查尔顿学校几码远的造船厂启航。幸运的是，从贝尔岛的一幅历史图画中可看到一艘运煤船处于完工阶段的情景。填塞船缝的施工队会爬到船体框架上，把填絮塞到缝隙里，然后浇上一种由滚烫的沥青和斯德哥尔摩焦油构成的混合物。整个运煤船从前到后没有内甲板，相反，在船头最前面有一处向下的倾斜区域，这个位于下面的狭窄空间可供水手休息和存放物品。此外，在船尾有一个大舱，供船长和他的随从使用。在未来的日子里，这艘船将在整个甲板上从前向后安装三根桅杆——一根前桅杆、一根主桅杆和一根后桅杆。吃水线以下的外部船体被涂覆上一层黏性的黑色混合物，由山羊毛或牛毛、柏油、硫黄和沥青掺在一起，起到防止船体被海水侵蚀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会与盐水的味道、焦油的臭味和油漆的刺鼻气味混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紧紧围绕着造船厂。甲板上其余设备也会陆续被运来，包括一个用来吊起重物的绞盘、船首斜桅、将锚挂在船体上的船首锚架、起锚机和支撑杆。

前面提到的这些词语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似乎显得很陌生，但这些词语对当时的水手来说是一种精确而丰富的航海语言，其重要性就像拉丁语对学者一样。这里试举一些例子：“保持安全距离”“很难测深”“主桅支索”“熟悉缆绳打法”“保持船身平稳”“突遇逆风”“将锚缆系于缆柱（直至痛苦完结）”。这些航海术语已经融入未出过海的人的口中。其他术语至今仍是个谜。“支撑杆”和“船首锚架”（catheads）这两个术语的来源各不相同。对“船首锚架”的一个解释是，造船工人以前习惯在这些船材上刻上猫脸。菲什伯恩并没有这样做，他的船不会以花哨的装饰而闻名。但在这艘特殊的帆船上有一个雕刻，雕刻的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老水手的脸，他从起锚机那里凝视着甲板。仔细看的话还会注意到这艘船的其他一些门道。一个是主桅周围甲板的混乱搭接和重叠，另外就是这艘三桅帆船有多种用途。菲什伯恩在船舷凿了五个槽，这样就能从龙骨处铲煤或装船。此外，船头还开了一个槽，可快速装卸木材。

随着菲什伯恩的新三桅帆船在造船厂逐渐成形，冬天寒冷的北风也减弱了。在《约克郡农村经济》一书中，威廉·马歇尔勾勒了季节的变化：“黄华柳盛开——4月5日，孤燕近水——4月12日，山楂树覆叶——4月18日，群燕绕屋飞——4月27日，布谷鸟第一声啼叫——5月6日，雨燕疾飞——5月12日，橡树发叶——5月29日，山楂树开花——6月10日，白蜡树长叶——6月11日。”这艘船随着季节的变化一起成长。追溯“奋进”号的诞生其实就是寻找有据可考的第一次记录。通过采取这种方法，我们发现，1764年6月的某个日子，或许距离6月4日乔治三世国王生日后不久，完整的她被交付给了她的主人托马斯·米尔纳。到这时为止，她已经装备好铁锚和火炉，三根桅杆都已配备了升降索和支柱，船身已被清洗完毕并涂好油脂，为安装船帆、贮藏室、绳索和足够的压舱物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时她已完全满足航海标准，终于瓜熟蒂落。在米尔纳的指挥下，十二名船员在这次处女航中受命出海。同行的还有一位叫约翰·布朗的大副，一位名叫罗伯特·卡思伯森的厨师，以及六名海员和四个仆人。

还剩下最后一件事，就是给这艘新帆船命名。在英国海军中，一艘舰船的名字通常能反映出它的大小，比如，如果装备十四门舰炮，那么取名“獾”号就比较合适，装备七十门舰炮则取名“多塞特郡”号。或者是根据用途命名，比如，1764年准备就绪、装备一百零四门舰炮的一级旗舰“胜利”号；快速护卫舰“灰狗”号已经出海；火攻船“爆炸”号、“火焰”号和“埃特纳”号，在七年战争期间一直服役；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以“大象”号命名运输船就比较妥当。并不是所有的名字都像前面提到的那些船名那样漂亮抢眼。休·帕利泽是来自约克郡的一名海军军官，他给自己的单桅纵帆船取名皇家海军“鼬鼠”号，终日游弋在海面上，让法国海盗船闻风丧胆。在商船队中，帆船的名字更是五花八门。惠特比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有加入贵格会的传统，这确保了“兄弟般手足情谊”的遍地开花。妻子、女儿、情侣、众神之名或古典英雄的名字也为惠特比船只的命名提供了其他灵感，港口停泊的船起名“玛莉”号、“简”号、“仙女”号和“海神尼普顿”号之类的，随处可见。一艘船的名字常常透露出某种含义，比如忠诚、友谊或愿望等。有时，给船起名也是非常富有技巧性的，毫无疑问，“米尔纳”号这个名字就是有所指向的。七年战争胜利后，米尔纳决定利用一种仍在英国活跃的爱国情愫。四月份的报纸报道说彭布罗克郡伯爵亨利·赫伯特被擢升为“英国皇家第一龙骑兵团”的指挥官，这是一支极负盛名的军队。这个消息一定引起了米尔纳的注意，因为他选择“彭布罗克伯爵”号作为他的船名。

惠特比船厂造出的船实在太多了，因此“彭布罗克伯爵”号的驶出不太可能引起任何注意。这艘船只是最近离开繁忙造船生产线的一艘很普通的船，和前面其他许多船一样奔赴运煤航线。后来有报道称，惠特比的船员们聚集在码头上，纪念“彭布罗克伯爵”号的处女航，当船经过时向天空抛帽致礼。柯勒律治笔下的古代水手将从甲板上描述他们看到的景象：“船上一片欢呼，港口开启了闸门/我们欢快顺流而下/在教堂下面，在小山下面/在灯塔顶下面。”

穿过栅栏，呼吸着海上的空气，米尔纳脚下的船体终于动了起来，海浪拍打着船舷。在前方，他将会迎来一片壮丽的景色：夏日的海面波光粼粼，闪烁的波光一直延伸到这艘三桅帆船前面好几里格外，直到与远处的天际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