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医学术的特色与优势

自200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意见》，从总体上界定了中医药学术的特色与优势，并指出今后的工作方向。明确提示“中医药的特色主要表现为整体观，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科学思维和个体化诊疗技术方法，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全，治疗方法灵活，费用比较低廉，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怎样具体解读上述特色和优势，确实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值得深入研讨的软科学课题。张老从事中医临床诊疗及理论研究工作60余载，深知进一步探讨此课题之必要。因而从中西医学术体系之比较，中医学之理论特色与实践特色，中医学术之历史优势与现实优势等方面提出以下见解，供研讨参考。

一、中西医学术体系之异同

中医学与西医学各有短长，差异虽大但也不乏共性，唯有将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进行相应之对比，方可洞悉中医学术特色与优势之渊源。现举其大端如下，以供研讨。

1.认识领域与思维方法

中医学受我国古代原始唯物观念（五行、气）和思辨观念（阴阳范畴）等哲学的影响极深，其思想方法又多倾向于形象或唯象综合思维；西方医学则受机械唯物观念及形而上学的影响较大，多侧重于分析性实验思维与实体探究。但近代均逐渐转向辩证唯物哲学思想指导下之科学试验研究。

2.学术理论构建的过程与特点

中医学基于长期的诊疗实践，临床观察。主要通过“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经验归纳、宏观综合等方面构建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始终未脱离古典哲学框架；西医学则基于实验研究，依据实体解剖等手段，借助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进行分析实验，注重微观与局部变化的研究，从而形成其自然科学之学术理论体系。因此前者宏观综合有余，微观研究不足；后者则微观分析有余，宏观综合不足。但如今两者均已趋于全面发展。

3.遵循的医学模式

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遵循着原生态或原创的“人体-环境-心理”模式，早已将决定或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多种因素从外因（六淫邪气等）与内因（正气、七情等）统统纳入了医学视野，体现了一种较先进的学术理念。西医学则较长期地囿于单纯的“生物模式”较少涉及其他方面。但现今已转向“生物-环境-社会-心理-遗传-生物工程”等更全方位的医学模式。

4.治疗目标与处理原则

中医学针对“生病之人”，强调因人、因病、因时、因地制宜，进行辨证论治，体现了人性化、个性化、整体调节的治疗原则。西医学则关注所患疾病的病原因子（致病微生物等）、病灶（病变的局部组织器官）等，按照统一的诊疗常规进行共同处理，体现出统一的治则与治法。两者治则有异，具体的治法用药亦不尽同。如以药物内治为例，中医学一般按“四因制宜”及“标本缓急”等原则多予中药复方制剂，口服为主。借若干天然药物的有序配伍，组成复方，利用其中多种有效组分，发挥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的综合治理作用，“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通过“扶正培本”“攻病逐邪”“调理和解”诸法，消除病变，使体内各项生理功能重归于协调与平衡，即“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西医学则多综合使用具有一定药理活性，成分比较单一的化学合成药物或生物制剂等，多从静脉给药，针对入侵的病原体、受病的组织或器官、体内物质代谢异常、免疫功能障碍，乃至细胞、基因、分子等微观层面病变进行统一的靶向干预和治疗，从而使患者康复，两者的具体治则和治法有异，所用药物与给药方法等不尽相同，但目的并无不同。对于相应的疾病，两者虽“殊途与异曲”，但均可收到“同归与同功”之效，这表明中西医学的治则治法，都包含相对真理的成分，可惜均不够完美，倘若两者结合互补，则有望实现“1+1≥2”的更好的治疗效果。

5.学术理论发展历程

中医学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一直保持着对医学经典的传承，多“述而不作”，但实践中仍重视临床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后世虽有不同学派的创立，不断丰富了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和诊治疾病的理论，但尚难以满足继续发展和现代化的需求。近些年虽关注基础理论研究，但短期内还难从古典哲学的框架中完全分离和解脱出来，且限于人才与条件，迄今未见重大突破。西医学不断吸纳和利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技术方法迅速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借助其研究成果指导和推动临床实践，不断提升诊疗水平，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现已进入分子或超分子水平，从而使中西医两者的差异日益扩大。

中西医学之目的皆为防病治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这是最大的“同”。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科技背景的不同，两者形成了诸多差异，这是具体之“异”。然而这“大同之中的异”也不是绝对的。当今西医学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医学，随着医界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学术的日异更新，生命科学的整合重构并向立体方向发展，两者最终必将走向融合。

由于我国是世界人口超级大国，疾病防治任务艰巨，医学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且发展不够均衡，中医学术的进展尤为缓慢。只有正确考量中医学术的特色和优势，并以其作为重要依据，确定今后中医学发展战略，才能提高和加深中医学在疾病防治方面的能力和参与层次，才能达成促进我国原创医学科技发展创新的根本目的。

二、中医学术的固有特色

1.理论特色

中医学理论是我国医界历代先贤们在中华悠久文化历史的背景下，漫长岁月的医疗实践中，融入了古代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和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知识，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各种表象进行不懈的观察，所获得的大量感性认识，继而经头脑思维加工，由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并寻出了相应的规律，产生了系列的概念，最终构成较完整的中华医学理论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远远领先于西方医学的认识水平，明代以前亦曾执世界医学之牛耳。其中精华至今仍绽放着中华文化的异彩，是人类医学领域里的一朵奇葩。现存最古老的经典文献《黄帝内经》是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渊源，实质上也可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原创的人类生命科学的宝典。

中医基本理论，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其主要特色集中表现在：自然界、社会与人体同属于一个巨系统，人体是一个子系统。人类机体自身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均处于对立统一与动态平衡之中；在生理常态下人体阴阳、脏腑功能、气血运行等均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疾病是体内正邪相争，气机失调，阴阳失衡的过程；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疏调气血，平衡阴阳，矫枉纠偏，扶正祛邪，令人体内部重归于“和平”。

具体理论特色，从《黄帝内经》和往昔医家有关论述摘录便可窥其梗概。

（1）统一与平衡的生理学理论

1）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世界万物非孤立存在，它们彼此间是相互联系的，只不过联系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的生命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受着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影响。《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人体之“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声音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素问·六节藏象论》），“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2）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

《素问·疏五过论》曾指出“贵贱贫富，各异品理”，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生活条件、饮食情况的不同，在体质上会出现“膏粱”与“藜藿”的差异。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的人，可以达到“高下不相慕”，“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素问·上古天真论》），“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素问·移精变气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产生、制度的形成，人们的社会性增强，若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调节而与社会环境保持相对平衡，则会出现如《素问·疏五过论》所指出的“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尝贵后贱……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只有“贤人”能够“中傍人事以养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此《灵枢·本神》总结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温，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3）人体自身的统一与平衡：

中医学认为人身是阴阳矛盾的统一体，其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生理常态下“形气相得”保持着人体形质与功能的统一。而具体的统一，则是以五脏为核心，以经络为纽带，通过三焦气化和营卫气血的运行相沟通而实现。因此《灵枢·邪客》强调“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内脏与四肢、五官、皮肉筋骨等都具有功能与形质方面的紧密联系。经络系统则“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枢·海论》），“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灵枢·本脏》）。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总结说：“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而保持了人体自身的统一。

至于体内各项生理功能的动态平衡，则是依靠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消长、化藏活动的正常进行，所以《素问·五脏别论》指出“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就脏腑总的功能活动规律而言，则又与其在体腔内所处的地位有关。一般居于高位者其气主降，位低者则主升，从而保持着“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的动态平衡（《素问·六微旨大论》）。如肾水可上溉于心，心火可下降于肾，于是水火交融，坎离既济，使人保持身心安泰，睡眠正常等；肺气以肃降为顺，肝气以升发为常，则令人呼吸平顺，情志安宁等；脾居中土与胃相联，职司受纳与运行，脾升清阳、胃降浊阴，为上下气机升降之枢纽，且有赖于肝之疏泄，方能使人饮食消化吸收功能正常，头脑清快，四肢有力等。反之，若“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最后归结说“升降出入……四者之有，而贵常守”（《素问·六微旨大论》），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之“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揆度以为常也”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素问·经脉别论》）。

（2）正邪交争，气机紊乱，阴阳失衡的病理学理论：

《素问·刺法论》首先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内外调和，邪不能害”，《素问·评热病论》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口问》进一步指出“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并举例“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百病始生》）。《黄帝内经》分析人体正气受损的原因时说：“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解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素问·生气通天论》），“忧思伤心……忿怒伤肝”“喜怒不节则伤脏”（《灵枢·百病始生》），“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总结说“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

疾病既成则体内阴阳失去协调与平衡，“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胜则内寒”（《素问·调经论》），“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灵枢·脉度》），“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素问·阴阳别论》），“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

（3）强调全面检查，重视个体化、人性化的诊断学理论：

长期以来，中医诊察病证都是依靠前人积累的经验，通过自己的思维和眼耳鼻舌指等感觉器官，对患者望神色、闻声息、问病情、切脉搏，收集关于病证的各种资料和信息，供临床辨证。因此《灵枢·本脏》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难经·六十一难》云：“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也。”而往昔医家则更多重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必要，认为只有共同合参方称全面。如清代医家指出四诊合参“之所以不可忽视也”（《医学源流论》），“四诊，医家之规矩准绳也，四诊互证，方能知其病源”（《医门棒喝》）。

中医临床诊断的个体化特色，集中表现于我国医家在人类医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辨证”理论。日常所见的“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案例一般都以证为依凭或随证而转移，其着眼点全在于所罹证候之异同。因此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凡例》指出“医道在乎识证……识证尤为重要……若识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矣”，《仁斋直指方论》云“未辨疑似，纵有深心，无可奈何耳”，足见往昔医家重视“证”这一具有个体化特色的诊断学理论。

《黄帝内经》对于问诊的性质和作用非常重视，认为应尽可能地使询问的内容贴近生活，因而在《素问·疏五过论》与《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均明确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离绝菀结，忧恐喜怒”，“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又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问·征四失论》）。如此贴近生活的询问，蕴藏着较浓的人情味和人性化的气氛。唐代医家孙思邈非常贴近患者且十分同情其疾苦，特别提出对来诊的任何患者都应“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等（《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清代喻昌也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又说：“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医门法律·观色问病之法·问病论》）。同时还指出凡是“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吸与会，始化我身为病身，负影只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来，既化我心为病心”（《寓意草》）。以上都表明实施将心比心、将身比身的人性化诊察方法，使医学诊查操作人性化，可以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赖，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是中医诊断学理论的一大特色。

（4）从实际出发，矫枉纠偏，维护正气，疏调气血，平衡阴阳及治未病的治疗学理论：

在治疗疾病时，《黄帝内经》首先要求摆正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一切从患者的实际出发，提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汤液醪醴论》），认为“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素问·玉机真脏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素问·征四失论》），“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标本病传论》）。要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灵枢·本神》），“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素问·至真要大论》）。无论五脏六腑，皮肉筋骨，“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素问·调经论》），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素问·至真要大论》），“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审其阴阳，以别柔刚……定其血气，各守其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且十分重视对人体正气的维护，认为用药“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同时还提醒医生们对于无病之区，不可妄加挞伐，否则“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释邪攻正，绝人长命”（《素问·离合真邪论》）。这都是十分卓越的治疗学特色理论，中医的复方用药可以“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素问·异法方宜论》）。治疗的最终目的是“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医学重视养生，倡导“治未病”的理论，涵盖了多方面防治疾病的思想及方法：①强调摄生保健、预防疾病、颐养天年，早期治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上古天真论》则认为摄生保健的方法主要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②若邪气已潜伏于体内，势将欲发之际，则宜防患之未然，防微杜渐阻其暴发，《素问·八正神明论》称“上工救其萌芽”，《灵枢·逆顺》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孙思邈则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③既病之后，当防其向纵深发展和转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明确提出“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惟治肝也”。叶桂口授《温热经纬·外感温热篇》论“温病若斑出而热不解者”的治则是“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先自彷徨矣，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④大病初愈应防其反复，《伤寒论》有“差后劳复病”之名及其主治方药。中医学认为大病之后宜安卧静养以利康复，切忌过早劳动，暴饮暴食，强力行房，以免病情复燃。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云：“伤寒新差，气血未平，余热未尽，早作劳动者，名曰劳复；热病少愈而强食之……名曰食复。”至于治疗之法，其所著之《伤寒明理论》谓：“夫伤寒邪气之传，自表至里，有次第焉……其劳复则不然。见其邪气之复来也，必迎而夺之，不待其传也。”这不仅是药治之法，亦是针刺之道，均体现出“治未病”的精神。

2.实践特色

中医临床诊疗实践的最大特色是在识病的同时进行“辨证论治”，这在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中已获得充分体现。日常工作中，广泛运用着“证”（全称为“证候”）的概念，这是中医学卓越的认识成果。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本质反映，它以一组相关的脉症表现出来，能够不同程度地揭示出病位、病性、病况、病机等疾病要素，对机体病变的主要属性和反应状态给予了高度概括，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并指明方向。这种在识病的基础上结合辨证的诊断方法，本是我国医学临床实践的固有特色。传统的病名与证候的纵横交织，准确结合，便构成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医实践特色的完整的医学诊断模式，在世界医学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它拓宽了人类医学的认知领域。

证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基本上是清楚的。它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能以较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较丰富的病机内容。从总的方面看“证”秩序井然地存在着三个大的结构层次，即“核心证候”“基础证候”与“具体证候”。而具体证候的形成又赖于病位证候的补充，且临床所见之具体证候又以复合型者居多，而且处于动态之中。其分类基础是气血、阴阳、虚实、脏腑、寒热等概念的综合，它与症状和病名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由于各个患者所处的条件不尽相同，会使其证候本身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变异，因此在分析判断具体证候时，应看到各种有关因素对其影响，仔细地进行鉴别。常见的类似证候或疑似证候之间均有鉴别的规律可循。

上述实践特色，内容十分丰富，在此难予尽述。以上仅提及梗概，详细内容见本章第四节及本书第二章辨证论治所述。

三、中医学术之具体优势

1.历史优势

我国历代医药学家根据他们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的认识成果，积累下浩如烟海、内容极其丰富的医药学文献资料。其中蕴藏着卓越的原创性医学理论和大量的诊治疾病的珍贵信息，有些认识是先进的，经验是难得的。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富是世界任何国家的“传统医学”无法比拟的。中医经典中的一些精辟理论或观点，与当今国际医界的最新认识之间常有某些不谋而暗合之处，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对于我国中医学术的传统历史优势，亟待我们去发掘并撷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使之转化为现实优势，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例如我国药理学者陈克恢对于麻黄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当其成果论文发表后，才感叹说：“若能于事前得知《伤寒论》的有关记述，则可使研究工作少走许多弯路等”。又如《黄帝内经》曾提出肾与耳有关联（“肾开窍于耳”）的原创性理论。现经研究发现两者在解剖组织结构、局部酶的含量与分布状况，以及对某些药物引发的不良反应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如耳毒性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同样具有肾毒性；某些能抑制肾功能的利尿剂亦可引起人体或实验动物的听觉障碍。一些神经性耳鸣、重听的患者，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而经过中医治肾等治疗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疗效，这表明此理论确有某些道理，并非臆说。又如近时有人报道用疏肝之法治疗阳痿者，以为创新。其实《黄帝内经》早已提到该病与“肝”有关，《素问·痿论》曾指出“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张老亦曾本此经旨以疏调气机为主治愈本病多例。

在中药与方剂文献领域，我国拥有世界上第一部类似国家药典的唐代《新修本草》，有相当于国家药品标准的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中不少著名方剂沿用至今仍疗效确切，使用安全，为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之一。另据《永乐大典》所载明代周定王朱所编之《普济方》共集录中药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堪称医方之总汇，20世纪20年代谢观主编《中国医学大词典》称其“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再看今日之中药有效制剂，如治疟之青蒿素、蒿甲醚，治急性高热之清开灵，治冠心病之速效救心丸等，均不同程度地导源或脱胎于相应之古籍古方。目前运用最新技术如化学分离分析，分子药理，血清药理，脑脊液药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对中医的一些名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已逐步展示出这些方剂潜在的固有优势。

2.现实优势

中西医都各有优势，但两者诊疗观念有异，操作方法不同，故而只宜客观对比，不可一概而论。部分西医的诊疗目标集中于疾病本身，重视患者之客观体征，依靠理化检测，较少考虑患者的自觉症状。中医学则始终关注受病之人，主要观察、收集患者的各种不适感觉与脉舌表现作为辨证的依据，且中医同时具有一些人文科学的色彩，表现在诊病过程中含有较浓的人性化操作气氛，患者在接受四诊时可与医生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与交流。特别是在切脉时，医患之间手把手接触，医者凝神细思、平心静气按三部九候体察脉象，气氛亲切而平静，可使患者紧张或忧虑的情绪获得一丝慰藉或缓解，再加医者十分重视患者对病痛的具体感受，又能问及与之有关的饮食起居、睡眠二便等贴近生活的内容以及各种不适的感觉，使其感觉到医生对自己的重视、关心和理解，在心理上获得一定的满足并产生良好的印象，从而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接受诊疗的依从性与信心，这或许也是纯中医诊疗机构医闹较少的原因之一。西医检查较少顾及患者之主观感受，患者诉说的症状较少倾听，使患者感受到的大都是冰冷的器械检查和静脉穿刺的疼痛，这是偏向于“物性化”的检查措施。两种诊察方式的不同，反映出中西诊疗观点的差异。尽管疾病与人体分不开，但西医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所患疾病或局部病变，主要依靠影像学报告和体液成分的数据变化等信息来诊断疾病，无形中淡化了人性化的服务氛围。中医则是通过四诊综合的宏观检查而辨证，能够体现出相应的人情味。人是具有思想感情的灵长类动物，人性是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人类特有的思想感情。人性化是一切第三产业工作者追求的方向与目标，人性化诊察方式易为患者接受。所以继续自觉保持和发扬中医的这一具有特色的现实优势很有必要。

中医现今常用的不少具体治法，对于许多常见病或多发病均能显示出良好的疗效优势，因此中医药一直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凡高水平的中医师应诊，一般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不少疾病，特别是慢性功能紊乱性疾病等，予中医药正确治疗多可获得良效。笔者常用疏调气机、疏肝解郁、和血培本等治法治疗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征、抑郁症、慢性疲劳综合征等，用健脾开胃等治法治疗小儿厌食症等，用养心安神法治疗顽固性失眠，用疏肝和胃法治疗慢性胃炎，用养血袪风法治疗慢性顽固性荨麻疹等，均收到较满意效果。

另据近年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中医在顾护“先天肾”“后天脾”之基础上的整体调节治疗学思想，是防治和处理难治性疾病、复杂性疾病、功能性疾病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值得重视。例如补肾法，由于中医肾的功能大体上已涵盖了西医学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功能，补肾药物可对以下丘脑为中心的众多分子网络群进行调控整合。因此该法对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子宫内膜异位，卵巢早衰，免疫性不孕，习惯性流产等疾病均获得广泛运用，并显示出程度不等的疗效优势。又如《备急千金要方》温脾汤在防治肾衰竭时有一定的作用，该方之有效组分可抑制肾小管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 1，TGF-β1）基因表达，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核转录因子（nuclear factor-kB，NF-kB）、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TGF）、单核趋化因子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等蛋白表达。丹栀逍遥汤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马麦普林（maprotiline）相似，但无后者之胆碱能阻断和诱发躁狂症等毒副作用，此方加味可以通过增加脑内不同区域内5-HT（5-羟色胺）DA（多巴胺）的含量而起作用。对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当归芍药散、归脾汤等均有一定疗效。金匮肾气丸有明显的抗衰老效果。补阳还五汤对缺血性中风有较好的作用。

对于某些传染病，如乙型脑炎曾用白虎汤取得疗效，在20世纪50年代又由蒲辅周根据小儿暑温之理论辨治再度获得成功。

这提示中药亦具有抗病毒等优势，再如近年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的治疗，中药的早期介入，可使其乏力及呼吸急促等症状的改善更快，有助于维持患者氧饱和度的正常水平，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减少糖皮质激素的用量等。对于HIV/AIDS，中医药治疗明显较西药安全，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免疫重建并改善其临床症状，减少机会性感染等。如张老于2006年亲手拟定的两个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复方制剂，至2012年7月已治疗该病患者7 819例，使接受治疗者CD4+T细胞数有所上升，临床症状有所缓解，未发现不良反应，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根据大量社会实践信息和张老多年来的诊疗体验，许多疾病如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过敏性鼻炎、某些心律失常（如良性期前收缩、心率未超过120次/min之窦性心动过速或不少于50次/min之窦性心动过缓、心率在60~100次/min之房颤等）、不明原因之持续低热、小儿厌食症、抽动秽语症、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月经失调、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乳腺增生、经前紧张征、慢性附件炎、慢性肩关节周围炎、痤疮、慢性湿疹、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性角膜炎等，只要诊断清楚，并在正确的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中药复方内服，则在疗效方面均可显示出相当程度的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广大的中医工作者从临床诊疗实践和科研工作中获得的大量认识成果已以物化形式发表于学术媒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只要经过筛选梳理，信息互校，思维加工，便可能繁殖出新的有用信息，这也是中医学的潜在优势之一。

四、正确看待、继承发扬

以上所述，仅就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药内治诸法而言，自非中医学术之全貌，本文充分肯定这些特色和优势，旨在提升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为此必须客观正确地看待和考量中医学术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既要十分珍爱这份难能可贵的中华文化瑰宝，又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医学术理论体系中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可因单纯的学术感情或传统膜拜将其夸大。更不应受民族虚无主义偏见的影响而任意贬低其价值。目前正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和转型期，中医学术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引领未来”则要立足于重大疾病的防治需要，把握中医学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一切优秀的科学技术手段，确定发展的优先项目和要突破的重点领域。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正在迅猛发展，生命科学正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医学科技运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就为中医学的创新和跨越提供了机会。中医学术，经过历代先哲们艰苦卓绝的实践与思考，已积累了极其丰硕的认识成果，提供了不少具有原创性和先导性的理论，正待我们去继承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目前中医科研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优秀拔尖的领军人才仍较匮乏，创新的能力较弱。为了中医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及中医诊疗经验的有效传承，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丰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推进中医事业的发展，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和建议：

1.正视中医特色与优势中的局限与不足

任何优势与特色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应该坚持具有优势的中医学特色，发扬具有中医学特色的优势。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而又合二为一”的矛盾统一体，中医学术固然具有整体思维、个性化诊疗、治法多样、较安全有效、可扩展的空间广阔等自身特色与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应的缺陷与不足。这些缺憾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如《黄帝内经》中所贯穿着的，我国古代反映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五行等核心哲学思想，对于中医学术的成长和理论的构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导向作用，使古代医家们得以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看法比较全面，然而也使本来便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古典哲学并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定势，尽管不断取得较为丰硕的诊疗经验，但认识和理解始终囿于哲学层面，只从宏观唯象的角度观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而给予整体性的综合解释，忽略了对人身实体和局部变化细节的考察和研究，致使中医学理论流于粗疏笼统，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长于唯象揣内而短于实体格物。所以，若要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医学，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必须不断引入现代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以及人文科学等一切有助于中医学创新的现代手段和技术，使中医学逐渐地融入到自然科学的行列，从而实现我国原创医学质的飞跃，更好地造福人类。

2.充分发挥专业研究机构的主力军作用

公立的中医药科研院所，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团，是高新科技的源头，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因此按照国家赋予的职责和定位，自觉实现从领导到群众的系统性优化，仅有一两个部门或部分科技人员的优化是不够的。应建立一支能献身中医学术事业的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培养造就一批整体素质高，科研能力强的智力型与组织型的学术领军人才。要调动真才实学老中医和西学中老专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真传”和“帮带”作用，加固中医科研和临床队伍的“人才链”，发展壮大中青年中医工作者的“人才群”。事实上，也只有依靠拔尖人才智慧的最佳发挥，中医学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成果的出现才会有指望和保证。应组织有水平的科研团队，深入探索研究确有特色与优势的中医药科研项目，才有望真正发扬确有特色的中医诊疗优势，突出优势明显的中医药治疗特色。

3.准确把握中研战略定位，运用先进技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药学是我国有可能跻身于国际科学前沿的学科之一，而中医学术的发展提升和创新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滋养和支撑。因此，对于重大的关键性课题的选择，必须定位正确，必须能够充分体现中医学术的主要特色。在中医学基础理论领域内，最根本的医学范畴是“气”与“证”。要深入研究“气”在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中的作用与意义，按目前条件，是否可以优先借鉴和利用系统生物学的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和技术。因为蛋白质学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或制高点，巧于运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便可使我们与国外同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达到国际同步，与时俱进。仍以现代蛋白组学为例，现已知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最主要的载体和功能活动的执行者，其复杂多样的结构与功能，相互的作用与动态变化，反映着生物体内分子、细胞等多方面生命现象的本质，这与中医学“气”的范畴不无可沟通之处。

关于“证”的具体研究，应从足够的流行病学调研的客观取证和数据分析入手，逐渐实现其标准化和规范化，明确各种常见疾病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具体证型。进而结合实验研究阐明其病理生理特征，使中医最大特色的诊断学范畴“证”的理论获得科学解释和质的飞跃。

4.应用基础研究，宜选择行之有效的具体治法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医药具体治法指导临床实践的有效空间，促进创新型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应对各种行之有效的中医药治法如疏肝理气法、清热化湿法、健脾和胃法、益气化瘀法、益气养阴法等，进行深入研究，逐步阐明其疗效机制。对于体现一定治法的方药可通过最新的化学分离分析、分子药理、血清药理、脑脊液药理及其他生物新技术等，开展中药临床药理和复方药理的研究，寻找新的药理活性成分或有效部位，摸清中药复方在煎煮过程中形成的新的配位化合物、超分子络合物、有效成分的衍生物以及含药血清中的药理活性成分等，从而为这些治法和方药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此外，还应全面总结历届师带徒的经验，关注中医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师承效应，总结推广师承教学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加速后备人才的培养。

【编者注】

本文由张老讲述，其学术继承人田春洪、张莹洁、田原、张肇平记录整理而成，又经张老审订修改，是张老对中医学术的系列见解之一，对全面认识中医学术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