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大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

本节主要从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层面出发，勾勒出目前我国十个特大城市居民的基本就业状况与职业类别分布情况。另外，将其中部分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做对比分析，目的是更好地呈现我国特大城市居民的基本就业状况与职业类别分布特点。

（一）基本就业状况

一个城市居民的就业状况，既是衡量该城市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指标，也是该城市社会结构健康与否的间接反映。在调查中，我们将受访者的就业状况具体分为四类，分别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全职务农”、“从未工作过”。本节主要从不同城市、性别、年龄维度与就业状况的交互分类入手，描述特大城市居民的基本就业状况。

1.就业状况的城市差异

不同规模与不同区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其居民就业特征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从十个特大城市总体的就业状况来看，我国特大城市中有58.69%的居民目前从事非农工作，如果再加上2.59%的全职务农人员，则这十个特大城市的平均就业人口比例将超过六成（61.28%），该比例要比依据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全国城乡就业人口比例（55.60%）高出5.6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9），这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居民的就业水平要明显高于全国城乡平均水平，反映出特大城市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此外，特大城市中有31.52%的居民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还有7.20%的居民从未工作过（见表3-1）。

其次，从不同城市间居民的就业状况来看，杭州有近七成（68.00%）的居民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且仅有25.90%的居民处于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状态。相比之下，天津的这两类人员分别占45.20%和48.00%，可见这两个城市居民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大。此外，深圳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居民仅占15.68%，从未工作过的居民占12.59%，二者之和为28.27%，说明深圳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的居民处于未就业状态，该比例在十个特大城市中是最低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深圳更为年轻的就业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表3-1 特大城市居民就业状况的城市差异

再次，为了进一步了解特大城市中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居民的具体分布情况，我们将这类人员又具体分为六类：“已退休”、“丧失劳动能力”、“单位原因失去工作”、“个人原因离职”、“没有经济压力无须工作”，以及“其他”。由表3-2可知，已退休（64.17%）和个人原因离职（22.20%）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原因，总计占比超过八成。从具体城市看，上海、北京、天津已退休的比例较高，在八成左右；而个人原因离职的比例较低，在11.00%～14.00%之间。相比之下，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四个城市已退休的比例在五成左右，而个人原因离职的比例在26.00%～33.00%之间。上述情况也间接反映出这两类城市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居民的构成差异，这与各自城市的年龄结构、劳动力市场发育、就业压力，以及职业流动有关。

表3-2 特大城市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居民的具体分布

最后，我们将从未工作过的居民样本分为“还在上学”、“毕业后未找到合适工作”、“不想或不需要工作”，以及“其他”四种类型。从数据结果可知，广州（72.88%）、成都（70.09%）、杭州（69.57%）还在上学的居民比例排前三。而深圳毕业后未找到合适工作人员的比例高达31.25%，远超其他城市（见表3-3），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深圳对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有关。

表3-3 特大城市从未工作过的居民的具体分布

2.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

传统的性别不平等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似乎存在于任何一个现代化城市中（武中哲，2017）。从统计数据看，截至2018年，我国城乡人口性别比为104.64（男性占51.13%，女性占48.87%），人口结构从总体上呈现男多女少的状态（国家统计局，2019）。但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的性别结构总体上呈现女多（56.76%）男少（43.24%）的特点。也就是说，虽然目前我国男性人口更多，但在特大城市中女性比例却更高。相反的是，虽然特大城市中女性的比例更高，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上，即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人口的性别比却正好相反：男性占54.33%，女性占45.67%（见表3-4）。这表明，即便特大城市中的女性比例更高，但主要劳动力市场仍然更多地被男性劳动者占据。除此之外，在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全职务农，以及从未工作过这三类人员的性别差异方面，均呈现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特点，其中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女性比例（67.63%）更是男性（32.27%）的2倍以上。这也从侧面验证了目前特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仍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特点。

表3-4 特大城市居民就业状况的性别差异

3.就业状况的年龄差异

人口的年龄构成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就业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五大城市群与就业状况相交互的维度来看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一方面，五大城市群中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平均年龄为39.31岁。相比之下，目前无工作但曾经工作过的居民，以及全职务农居民的年龄均值均超过了50岁，而从未工作过的居民年龄均值为28.98岁。另一方面，从五大城市群居民的年龄差异看，珠三角城市群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的年龄均值最小（37.43岁），而成渝城市群居民的年龄均值最大（40.37岁），这间接反映出东部地区城市相较于西部地区城市有更多更为年轻的劳动力（见表3-5）。

表3-5 五大城市群居民就业状况的年龄差异

（二）职业类别分布

职业分类是以职业同质性为基本原则，运用既定的规则、标准及方法，对全社会就业人员所从事的各类职业进行分析研究，按照不同职业性质、工作方式，以及技术要求等进行划分与归类的过程（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2015）。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按照现行职业分类标准（GB/T 6565-2015），将有过工作经历的受访者所从事的职业划分为七大类（现行标准为八大类，此次调查在抽样环节排除了第七类职业“军人”）。本节主要报告基于此职业分类标准，特大城市居民中目前就业人员与曾经就业人员的职业类别分布情况，排除了从未工作过的居民。

1.职业类别分布的城市差异

一方面，从十个特大城市居民的职业类别分布（见表3-6）的总体情况看，目前我国特大城市居民所从事的最主要的职业大类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41.92%）；排在第二位的是专业技术人员（24.65%）。此外，特大城市居民中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的比例已经非常小，占比为4.07%。这一职业类别分布的总体情况充分说明，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布已呈现明显的城市化、服务化，以及技术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具体到十个特大城市职业类别分布的差异上，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突出的差异化表现：（1）北京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最高（36.26%），而重庆最低（12.76%），北京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是重庆的2.84倍；（2）深圳有半数以上（52.77%）的居民目前或曾经从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类工作；（3）重庆有8.05%的居民目前或曾经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工作，远高于其他特大城市；（4）天津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比例最高（28.50%），而深圳最低（6.33%），且天津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深圳的5倍。上述职业类别分布的差异，说明不同特大城市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人口构成，并且对技术精英的吸纳程度不同。

表3-6 特大城市居民职业类别分布的城市差异

2.职业类别分布的户籍差异

一方面，从五大城市群居民总体分户籍的职业类别分布看，本地户籍居民在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这四个职业大类的比例上均高于外地户籍居民；而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这两个职业大类的比例上则低于外地户籍居民（见表3-7）。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特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户籍分割，表现为本地户籍居民从事管理类和技术类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外地户籍居民，本地户籍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仍占据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从五大城市群居民分户籍的职业类别分布看，可以发现一些特点：（1）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居民在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一职业大类上的比例并无明显的户籍差异；（2）成渝城市群的外地户籍居民在专业技术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上的比例（17.11%）高于本地户籍居民（16.12%）；（3）长三角城市群的外地户籍居民在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这一职业大类上的比例（21.64%）明显高于本地户籍居民（15.50%）。上述差异也反映出不同城市群在就业与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例如，长三角城市群对外来生产制造业人员更有吸引力，成渝城市群对外地技术性人才更有吸引力。

表3-7 五大城市群居民职业类别分布的户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