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是瑞士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是战后德语文学最优秀的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继布莱希特之后“最杰出的德语戏剧家”。[1]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他在戏剧和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为德语当代文学赢得了令人敬仰的世界声誉。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学者瓦尔特·因斯曾经这样赞誉说：迪伦马特的喜剧“是在虚构，需要的是能够表现对环境那无可挽回的东西的想象和出人意料的睿智，……是在创造风格”；他的喜剧“不是为现存的世界加砖添瓦，而是展现着那基石上的千疮百孔；它所追求的不是对存在的证明，而是要采用夸张性的模仿去讽刺，去嘲弄，去重新创造；它表现着变化的东西，而自身同样处于变化之中”。[2]因斯的这段话不仅一针见血地勾画出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特点，也十分贴切地揭示出其小说创作的风格。迪伦马特的文学创作是虚构、想象和睿智的艺术结合，而不是对生存环境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他的文学艺术不是对现实的褒扬，而是立足于我行我素毫不掩饰的揭示，即“良心”的写照；[3]他借助怪诞而创新的多样化艺术手段来表现变化的、引起痛苦和不安的现实生存与社会主题。他的艺术风格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堪称典范。

迪伦马特于1921年1月5日生于伯尔尼市附近一个叫柯诺芬根的村庄。父亲是新教神父。像他的祖辈一样，他几乎在伯尔尼家乡度过了他的一生。对他来说，童年的家乡既是一个祥和之地，又是一个幽灵似的田园。中学时期，他就开始阅读表现主义作家凯泽和卡夫卡的作品，同时也对叔本华和尼采情有独钟。1941年，他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主攻克尔凯郭尔和柏拉图哲学。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研究阿里斯托芬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

迪伦马特是在卡夫卡和凯泽的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短篇小说《老人》是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1946年冬，他的第一本剧作《圣经如是说》问世。创作初期，迪伦马特为卡巴莱剧场写了许多卡巴莱小品剧，因此也度过了初期作为自由作家生存的困境。这些成功的卡巴莱小品剧可以被看作是后来喜剧的雏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伴随着瑞士经济奇迹的出现，迪伦马特的文学创作也开始脱颖而出。作为戏剧作家的实验场地，他首先发表了一系列广播剧，先后获得了德国战争盲人广播剧奖（1955）和意大利国家奖（1956）。与此同时，他开始创作侦探小说。迪伦马特独具一格的侦探小说也是其在德语文坛上独领风骚的创举，与其戏剧创作竞相争艳，相得益彰。脍炙人口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1）和《嫌疑》（1953）就是这个时期的杰作。从这个时期开始，迪伦马特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也着手探讨戏剧理论问题。1954年发表的《戏剧问题》奠定了这位剧作家一生所遵循的立足于社会观察的戏剧创作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高潮。如果说《罗慕路斯大帝》（1948）克服了初期的表现主义倾向而预先实践了他后来的喜剧理论，那么《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0）、《天使来到巴比伦》（1953）等则是其开始探讨和认识布莱希特戏剧创作的结晶。前者以极其夸张的漫画形式展现出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死亡之舞，也奠定了他在联邦德国戏剧舞台上的成功。可以说，他日臻成熟的喜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战后德国重建时期德语戏剧的空白。

1955年，迪伦马特发表了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悲喜剧”《老妇还乡》，从而使他的喜剧“模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传统的喜剧不同，突如其来的转折和怪诞的风格和表现手段构成了迪伦马特喜剧表现的核心和与众不同的特色。《老妇还乡》很快就成为世界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深受东西方观众的喜爱。迪伦马特因此先后获得曼海姆席勒奖和瑞士席勒基金会大奖。《老妇还乡》把迪伦马特迄今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批判升华到对西方社会制度在道德上的控诉。喜剧《物理学家》（1962）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是这个时期德语舞台上上演最多的剧目之一。它与后来的《流星》（1965）和处女作《圣经如是说》的新版《再洗礼派教徒》（1966）等彻底确立了迪伦马特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从六十年代末以后，迪伦马特趋向于散杂文的创作，越来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文化批评越发尖锐。杂文集《关于以色列的杂文》（1976）收录了作者这个时期许多很有认识价值的政论和文化批评檄文。与此同时，迪伦马特更多地投身于喜剧舞台实践中，他先后担任巴塞尔和苏黎世剧院艺术顾问，改编和导演了自己早期的喜剧以及莎士比亚、斯特林堡、歌德等的剧作。

迪伦马特在喜剧创作上享誉世界，在小说创作上也很有建树，特别是其独辟蹊径的侦探小说可以说在世界文坛上一枝独秀。《隧道》（1952）、《嫌疑》（195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抛锚》（1955）、《承诺》（1958）等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

在同代德语作家中，迪伦马特是很幸运的，由于他的国家的特殊地位，他的家乡没有遭受过纳粹铁蹄的蹂躏，他的精神没有受过法西斯奴役的创伤。他几乎一直生活在伯尔尼州比勒湖畔的诺伊堡。从这个静谧的田园里冷静而批判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喜剧”，又以犀利的喜剧、小说、广播剧、杂文等艺术形式将他那富有想象力的，但却始终尖锐刻薄的诅咒抛投到读者之中，就是要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将他们从那可笑可悲的日常现实中唤醒。他的作品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更多是力图呈现给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一面镜子，一面怪诞扭曲的镜子，要以此来认识它。他的全部作品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与他同代作家不同，他的文学表现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历史悲观主义色彩，正如他所说的，“我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一个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和将来会存在的社会，而始终必然会以某种方式采取反对的态度。反对是文学艺术的事，而反对需要人，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对话中，才会有事物、思想的继续发展。”[4]

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迪伦马特的作品，意在比较系统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这位独具风格的瑞士德语作家。本书选编了迪伦马特创作的十二篇作品。

在迪伦马特的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小说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喜剧和侦探小说共同体现了作者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意识，一直深受世界各地读者喜爱。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其喜剧和侦探小说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形成了作者浑然一体的艺术追求。

迪伦马特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被他奉为大师的卡夫卡的影响，尤其是收集在短篇小说集《城》（1952）中的早期作品如同一个个卡夫卡式的寓言，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陷阱》（1946）、《城》（1947）和《隧道》（1952）等。这些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小说以怪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灰色的幽默，寓言式地表现出一个“成为巨大问号的世界”。迪伦马特称这样的表现是对其喜剧创作的“铺垫”和“前哨”。

《陷阱》是迪伦马特的短篇成名作，它讲述的是一个交织于现实和梦境中的神奇故事。可以说，迪伦马特在这里采用了一种近乎融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于一体的艺术手法，描写了一个虚无主义者怪诞离奇的心路历程。在“野兽”与“猎人”的角色游戏中，小说叙述者“我”与这位虚无主义者邂逅。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于是，叙述者“我”就成了“他”倾吐心声的知己，“他”的命运的见证者，一个“双赢人”的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被叙述的“他”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冷酷无情，让人捉摸不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无论他走到哪里，无处不布满陷阱，生存如同一个无法逃脱的天罗地网，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追捕和猎杀的野兽”。他恐惧，他绝望，他感到自己“像只昆虫一样陌生”，在离奇古怪的黑暗中不断地穿过令人恐惧的“空荡荡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他不由自主地沉浸于自杀的渴望中；他玩各种死亡游戏，“研究各种死亡方式”。他把自己的堕落和对虚无与死亡的渴望看成是与“陷入地狱的全人类共命运”。对他来说，时间就像是恶魔，空间就像是地狱。他坠入了“世界的深渊”。最后在虚无的绝望中，他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陷阱》是迪伦马特所奉行的“怪诞化表现手法”最初的尝试，或多或少带有存在主义影响的蛛丝马迹。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成为一切现存价值体系无望和崩溃的镜像。

194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城》无疑是卡夫卡创作风格影响的一个结晶，与小说《城堡》颇有同工异曲之妙。像《城堡》一样，迪伦马特笔下的“城”既不是具体的城市，也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一个虚幻混乱的世界，象征着一种给人们带来灾难不可捉摸的现实；“城”是一个迷宫式的生存隐喻。如果说《城堡》中的主人公K面对近在咫尺的城堡可望而不可即，至死也进不去的话，那么《城》中的叙事者“我”则身临其境，亲身感受着一个离奇的迷宫世界。在这里，“城”成为一个不可动摇难以捉摸的权力的堡垒，“十分完美”。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暗里，面面相觑，瞪大眼睛，一声不吭”。叙述者只有通过感知“城”那无比强大的权力和魔力，才会认识到自己的无所适从和“城”的“完美”。他在这里所经历的“完美”无非是个体无望的孤独和生存的困惑。他在其中接受了一个看守囚犯的差事，却弄不明白自己是看守还是囚犯，因为在这监狱里，囚犯与看守在表面上毫无区别，周围的一切都似真似幻，阴森恐怖。在小说《城》里，迪伦马特着力描写的，不是“城”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我”对它的切身体验。“我”进入这“城”里，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的、惊心动魄的。而“我”身陷其中，只有迷茫和困惑。像《城堡》里的K一样，“我”在“城”制造的迷宫里一筹莫展，始终感受着地狱般的生存，忍受着荒诞的煎熬。

寓言小说《隧道》是迪伦马特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一篇承上启下的杰作，在迪伦马特的整个艺术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亦是世界短篇小说经典之作。可以说，伴随着《隧道》的问世，作者开始克服了早期小说表现的悲观主义色彩，从而转向采用反讽的喜剧手法表现那令人可怕，甚至怪诞离奇的东西。小说讲述的是一列平平常常行驶的火车非同寻常地进入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隧洞里，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发现了人们面临的可怕危险。他越来越焦虑不安，然而，这不祥的征兆似乎没有引起一个乘客的注意。当失去控制的火车越来越快地冲向那黑暗的深渊时，列车长绝望地问这年轻人该怎么办，年轻人则回答说：“什么也不办。”在这里，黑暗的隧洞成为生存危机的象征；冲向黑暗的火车则会自然而然地唤起读者对世界末日的联想。可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依然把自己封闭在那平安祥和的现实中，不愿意看到所面临的灾难。《隧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迪伦马特式的喜剧人物：如果说他之前为了抵御那令人可怕的东西而可笑地堵塞住了自己全部的感知器官的话，那么当他直接面对这荒诞的事件时，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去尝试注定毫无意义的拯救，甚至“轻松地”接受了这种他好像等待已久的可能，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一个人怎样试图去努力，都无法挽救这可怕的现实，正如作者在喜剧《物理学家》里所说的，面对一个悲哀荒诞的生存现实，“个人试图去解决关系到大家的事，必然会失败的”。迪伦马特在这里用写实的手法把习以为常的现实荒诞化，寓言式地勾画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评论家常常把小说《隧道》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寓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迪伦马特喜剧和侦探小说创作的盛期，这个时期鲜有中短篇小说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被视为中篇杰作的《抛锚》，后来又相继被改编成广播剧和舞台剧。这篇小说既有浓厚的侦探小说因素，又像是一出叙事喜剧，同时也与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抛锚》是“一个仍然可能的故事”，像作者同年发表的著名喜剧《老妇还乡》一样，它表现的主题同样是社会正义和罪责。小说主人公特拉普斯因为半路上车子抛锚，偶然陷入一个由四个退休法官、辩护律师、检察官和刽子手把玩的审判游戏中。他要在其中充当被告角色。于是，他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正义空间，最终成为这个所谓的正义游戏的牺牲品，命运的玩偶。这个荒诞的审判游戏促使无辜的特拉普斯最终承认了并非是他犯下的谋杀罪，他的罪责就在于他的上司由于对特拉普斯与其妻子的暧昧关系愤怒而心肌梗死。这就是迪伦马特所说的“完美的犯罪”。特拉普斯最终被判死刑，而面对自己在“审判”中所承认的罪责，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死刑判决；“一种对于更崇高的事物、正义、罪孽和惩罚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时代的正义和罪责就这样映现在一场荒诞的审判游戏中。像《老妇还乡》一样，《抛锚》的表现充满荒诞和悖谬，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打上了迪伦马特喜剧风格的烙印。作者运用象征和反讽手法，怪诞地勾画出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正义”世界以及一个个活动在其中的可笑人物。这种变化莫测和荒诞不经的喜剧氛围恰恰也体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

中篇小说《倒台》（1971）标志着迪伦马特中短篇小说创作又一个新阶段。它是作者继侦探小说《承诺》（1958）后相隔十三年之久才发表的一篇叙事作品，也是其唯一一篇采用喜剧式的辛辣嘲讽，直接抨击极权政治的小说。这篇小说的问世与作者所经历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他1965年游历苏联的亲身感受和对六十年代末发生在欧洲的学生运动的态度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调。这一时期，迪伦马特也发表了一些著名的政论杂文，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小说《倒台》描写的是一个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争斗以及国家首脑倒台的故事。整个故事情节颇有戏剧性地发生在一个政治局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在这里，一场国家最高权力者的盛会变成了各种政治“小丑”滑稽表演的舞台，演绎出了一幕荒唐离奇的政治闹剧。小说中，参与争斗的政客们都没有姓名，而只有用字母称谓的符号；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争，而是代表政治权力的符号之间肮脏龌龊的抗衡。从B到N部长们都悉数到场，只有“O部长”缺席。于是，大家围绕着“O部长”缺席的猜疑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阴谋和诽谤，针锋相对，尔虞我诈。在暗流涌动的较量中，有一种力量攫取了每个参与者的心灵，那就是令人窒息的恐惧。当两个部长被请出会议室成为可能的清除对象时，你死我活的角逐最终便升级为逼迫“A主席”下台，并且以群魔乱舞的方式实现了政治权力的更替。可就在这时，只是姗姗来迟的“O部长”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场荒唐的闹剧便随之收场了。《倒台》是一个结构奇妙意蕴深邃的政治寓言，喜剧式的叙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极权政体的腐败、可笑和荒谬。小说《倒台》体现了迪伦马特这个时期所主张的“政治喜剧”原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是迪伦马特中短篇小说创作后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阿布·卡尼发和阿南·本·大卫》（1975）、《史密斯儿》（1976）、《皮提亚之死》（1976）、《弥诺陶洛斯》（1985）和《委托》（1986）等。迪伦马特后期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进一步开拓和深化了早期作品如《陷阱》《城》等对“迷宫”母体的表现。“迷宫”成为作者后期艺术创作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他所说的“迷宫戏剧原则”。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世界是迷宫，生存是迷宫，现实是迷宫。上面所提及的前四篇作品可以说是绽放异彩的“迷宫”寓言，作者在其中借用了各种历史神话，从不同的视角寓言式地展现出“迷宫”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称之为“叙事诗”的短篇小说《弥诺陶洛斯》。古希腊神话人物弥诺陶洛斯是欧洲文学和艺术一个经久不衰的母体。迪伦马特在这篇小说中赋予这个神话人物及其迷宫一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图像。在他的笔下，弥诺陶洛斯从一个食人的怪物变成了一个捉摸不透的环境的牺牲品，一个困惑绝望的生存象征。小说从想成为人的弥诺陶洛斯的视角出发，描写了主人公在由镜子构成的迷宫里追求生存的可悲命运，自然而然地让读者在一个神话人物身上看到了现代人的影子。实际上，这种借古喻今的寓言形式最终要追问的就是现实生存中仁爱和人性的可能。

中篇小说《委托》所描写的世界同样呈现为一个谁也无法逃脱的迷宫。精神病科医生兰贝尔特委托女电影制作人F，要她去弄清他失踪于荒漠的妻子缇娜可能遭到杀害的真相。F本来打算制作一部地球纪录片。于是F接受了委托，踏上了寻找真相的征程，然而自己却被卷入了这个错综交织荒诞离奇的迷宫故事中。随着情节的展开，这一切似乎都变得没有可能，F既不可能找到个体的认同，也不可能制作出一部地球纪录片。F的朋友逻辑学家D告诉F，“我”仅仅是一种想象，是“一个由经历和回忆碎片构成的聚合，就如同一堆最底层的叶片早已变成腐殖质的树叶”。当D和F根据缇娜的日记记载讨论这个患有抑郁症的女人是不是因为她觉得受到别人观察而逃走时，D想象出一种观察的辩证哲学，被理解为决定自然、文化和政治的准则，受到人需要为那毫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的欲望所驱使。F前往荒漠之后，似乎弄清了一些真相，遭到杀害的人并非是缇娜，而是一个名叫索尔森的北欧女记者。F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也险些遭到这样的厄运。而被认为已经死去的缇娜最终则从藏匿的地方回来了。小说《委托》描写的是一个悬疑重重，甚至有点晦涩的故事，叙事扑朔迷离，错落有致，充满神奇的张力。表面上看，它像一个侦探故事，但实际上却饱含无比广阔的叙事意境和底蕴；在作者精心构思的断片式的叙事流中，个体任人摆布的命运与充满灾难和恐怖的世界迷宫彼此交织，相互辉映，形成了一个万花筒似的叙事图像和复杂的命运镜像：“我就是这样的感觉，面前始终是一片空荡荡的景象，驱使我朝前的是命运。命运在我的身后。生命正是如此，颠倒、残忍，让人难以忍受。”这是小说开篇引用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名言，其叙事用意不言而喻。

总而言之，迪伦马特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虽然篇幅不是很多，但风格独特，异彩纷呈，与其举世瞩目的喜剧和侦探小说共同铸就了作者在德语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成为当经世界文坛上备受读者喜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读。我们也希望读者能从这本《迪伦马特中短篇小说集》中获得阅读的愉悦，并有所借鉴和受益。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20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