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瓷
素有“幽州重镇、冀北严疆”之称的北镇，从来就不缺少陶瓷文化。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北镇先民就在土与火的转化中，开始了制陶用陶的生活。到了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北镇人的制陶艺术更趋成熟，那是一个纺轮与三足器的时代。秦汉时代，北镇的陶瓷业从民用走向建筑，秦砖汉瓦与北镇结缘。辽代，尤其是显陵、干陵的建筑，辽王朝在北镇开始大量烧制澄泥砖瓦用于皇陵，从而给北镇留下了一个“皇瓦窑”。明代，随着东北第二重镇的确立，北镇出现“广宁窑”，烧制颜色釉瓷器，酱釉、白釉、黑釉，尤其是孔雀蓝釉瓷器，传世至今。清代，北镇陶瓷生产虽然未有起色，但北镇却走出了中国景德镇“四大知名督陶官”中的两位，即郎廷极和年希尧。从而以这样的形式，谱写和完成了北镇风华独异的陶瓷历史。
一
与华夏民族多个文明圈一样，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镇先民已开始了制陶与用陶。在考古发现的北镇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常兴店镇瓦房屯北山遗址和廖屯镇双河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和出土的其他石器等，说明新石器时代北镇境内已有原始居民在这里定居生活并形成了原始村落，这些村落已经有了最初和原始的农业。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劳动。它是以黏土和水成泥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干燥后，在八九百度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从此，陶器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直到今天，人类仍然在使用陶。同时陶器还作为艺术品，进入人类的欣赏视野，其实用与审美价值，可谓是伴随人类成长时间和生命力最长久的物品。
人类最早的陶器，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0年至前25000年欧洲捷克格拉维特文化时期的维斯特尼采爱神；中国最早的陶器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0年至前19000年江西仙人洞文化的陶器罐碎片。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的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黏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黏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后来许多陶器有那么多编织纹样的缘故，似可解释为正是当初发明时留下的遗风。
陶器的产生应当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是先有了部落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在定居生活中，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
人类真正完成陶器的发明和探索，普遍使用陶器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9000年前，到了中国裴李岗文化（前5500—前4900年）、磁山文化（前5400—前5100年）、大地湾文化和新乐文化、北辛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制陶工艺不断发展，种类增多，质量也越来越高。从北镇北山遗址和双河遗址下层文化出土的陶器看，与沈阳新乐遗址当属同一个时期，或稍晚于新乐文化。
北镇北山遗址和双河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处定居的原始部落。当时的“北山人”或“双河人”已开始原始的农业活动，但渔猎和采集仍占有很大比重。从出土的陶器和陶片看，在北镇先民的生活过程中，陶器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制作与使用已十分普遍。
北山遗址位于北镇市常兴店镇李三家子村瓦房屯东北，在一座当地人称为“小毛山”的山顶上。该遗址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地面较为开阔平坦，系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分布面积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为0.3—0.8米，文化内涵可分为上、下二层，上层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下层以出土的灰坑和文物为主要特征。
北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间有灰褐陶及黑陶。器形有罐、钵、盆、鬲、甗、鼎、碗等，以大口平底深腹罐为多。陶器表面纹饰以“之”字纹为主，另有弦纹、划纹和少量锥刺纹、竖线条纹、竖压印平行细线纹及“八”字形划纹等，素面及细绳纹者也占有一定比例。
双河遗址位于北镇市廖屯镇双河村中及西北部，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为0.3—0.6米。1980年最早发现。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型主要有罐、钵、甑、甗、鬲、鼎、平底碗、盆等。陶器表面以划纹、弦纹、三角形纹、划线纹为多，间有少量的细绳纹及彩陶片。
这两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制法比较原始，有的可以看到泥条盘筑和泥圈套接的痕迹。陶器火候较高，器壁较薄而均匀，内壁多压光，表面经过压磨。陶泥经过淘洗，比较均匀细腻，可知其工艺已比较发达。但有的陶器也表现出了质地的粗劣，以及烧制火候的偏低，或者器壁较厚且不均匀，斑驳较多，色泽不纯等现象，这些也反映出了当时制陶工艺的原始性。
其陶器种类比较单纯，主要是罐、钵、壶、鼎、碗和少量的盆、鬲等。陶罐以大口平底深腹罐居多，有的为平口鼓腹，有的为圆腹，敞口斜壁，敛口折腹等；陶钵多为圆尖唇、敞口、直壁浅腹；陶盆多圆唇、敞口、直壁，腹下圆折为底；陶鬲根足多为实足；陶壶通体较高、颈较长而深腹。
北镇先民陶器上的“之”字纹最具特色，这同当时中国北方其他新石器时代部落出土的陶器是一致的。“之”字纹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特色文化符号，大约出现在距今7700年的兴隆洼文化中期以后。这种纹饰以交叉网格纹演化而来，富于变化，使陶器整体美感增加。在后来的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中，陶器上的“之”字纹都是发现最多的一种纹饰，并成为新石器时代东北这个大区域内陶器上最流行的文化元素。
另外，在双河遗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彩陶片。这更进一步说明北镇先民的制陶工艺、造型能力和装饰水平等都已比较发达。
二
陶器的大量使用和制陶技术水准的提高，既推动了远古造型艺术的发展，亦给我们留下了先民们原始生活的印记，以及他们对美的原始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进步中，北镇先民们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他们烧制和使用陶器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从北镇193处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看，大致存在四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魏营子文化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新石器时代北镇先民所使用的陶器比，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此前不曾有的纺轮和三足器。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北镇境内共发现32处，大部分在境内西北部河川旁的台地或山顶上。典型的遗址有小五台沟遗址、城子山山城遗址、郭大发遗址、陈屯北地遗址及小井子南山遗址等。此类遗址占地面积大，文化层一般较厚，有的遗址文化层厚度达2—3米。出土的遗物以陶器及石器为主。陶器主要是夹砂灰陶、夹砂红褐陶、夹砂红陶，间有少量泥质灰陶。多为轮制，陶质坚硬，火候较高。其器型规整，主要有罐、盘、豆、鬲、鼎、甗、尊、爵、纺轮等。大部分陶器为素面，部分陶器表面施有纹饰，纹饰以细绳纹居多，间有三角纹、篦点纹、弦纹、绳纹加弦纹和附加堆纹等。石器主要有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斧、石球、刮削器、石铲等。
高台山文化类型，以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高台山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以辽河支流柳河流域为中心的辽北地区。北镇境内也发现了此类型的文化遗址46处，多分布在北部沿河两岸山地丘陵区的阳坡台地上。在此类型的文化遗址中，并没有采集到完整的器物，但尚存的器物残片较为丰富。从所采集到的器物标本看，其陶器多以素面夹砂红陶、红褐陶为主，间有灰褐陶及黄褐陶。有的陶片外表打磨光滑，并施有陶衣。陶质细腻，硬度较强，器壁较薄，器型规整，一般器物口沿形成薄夹唇。这些陶器残片以陶罐、陶壶的残片居多，器型为圆口、直领、高颈、鼓腹、平底，也有少量属于圈足陶壶的残片。其器物盛行桥状耳、装饰盲耳、扳耳及贴耳，多竖耳，一般置于口沿至肩部、腹部。器物纹饰主要有刺点纹、附加堆纹。刺点纹多饰在口沿和器耳上、下及领下，附加堆纹多饰在罐、壶的颈肩处和甑、甗的束腰处。也有的在器物口沿处装饰一周圆饼式纹带。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有罐、钵、壶、鬲、豆、鼎、甑、甗、盆等，以罐、壶、鬲、豆、钵最为常见。
魏营子文化类型遗址，大部分在山坡台地之上，其中心区在大、小凌河流域，以往在医巫闾山东麓尚未发现此类遗址，近年经多次文物普查首次发现有少量的遗址，如团山沟遗址、西沙河西山遗址、大市北山遗址、富家坟北山遗址等。这类遗址的陶器是以夹砂红陶、夹砂红褐陶为主，见有少量的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多见有细绳纹，亦有压印三角纹、弦纹和附加堆纹。晚期亦有粗绳纹流行，素面陶也占相当比重。交叉绳纹甚富特色，多是纵横或斜向交叉拍印，鬲足和很多器物底部也是如此。附加堆纹多施于鬲、甑、甗等器口、领或腰部。弦纹多与绳纹并施，形成间断绳纹，常见于盆、罐类大型器物上。三角压印纹多施于器物领肩及口部。陶器制法粗糙，质地疏松。主要器型有鬲、罐、豆、钵、壶、甗、甑及纺轮等，鬲、罐、甗、豆等器物残片常见。该类遗址存在时间上限起于西周初年，下限止于战国时期。
在北镇青铜时代的出土陶器中，多见纺轮与三足器。
纺轮在北镇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发现较多，据统计达几十件，分别出土于灰坑及其他遗迹中，也有些属于采集获得。有纺轮出土的遗址比较普遍，几乎每种文化类型的遗址中都有发现。纺轮质地坚硬，外表压磨光滑，多属夹砂红陶，间有泥质红陶，另有少量石制纺轮。陶纺轮的种类繁多，有圆柱形、算盘珠形、圆锥形、圆饼形、扁圆形、圆鼓形及圆台形等；石纺轮形制较为单一、多为圆饼形。陶纺轮以素面居多，间有划纹及压印纹。纺轮的大量出土，证明了北镇地区在青铜时代纺织发展和普及程度。
三足器器耳形制繁多，有桥状耳、瘤状耳、鸡冠状耳、盲耳、环状耳等，其中桥状耳又有横桥耳、竖桥耳之分。三足器则既有鼎的实足，又有鬲、甗的袋足。三足器的使用既加强了器物的稳定性，亦增加了器底点火的空间和受火面积，是便于用强火蒸食的一项改进。这是青铜时代人类生活和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从北镇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魏营子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陶器在文化内涵及文化因素方面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当时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这种文化间的影响与交流，也对北镇先民的制陶技术风格等产生了一定促进与融合作用。
三
北镇人的制陶与用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必备品之一。到了战国至汉初，北镇的陶器生产已从一般的生活器用扩大到建筑材料等领域，这是封建经济综合发展和社会要求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从考古发现看，在北镇境内的闾阳、北李屯等城址中，已出土了大量陶质细密、火候很高的绳纹砖、方砖、筒瓦、板瓦及瓦当等。这些砖瓦发现在城址中的大型建筑遗址内，说明这些砖瓦在秦汉之际的北镇地区已用于大型建筑或墓室建筑。
闾阳汉城址位于闾阳镇吴台村西北部的耕地中，地处医巫闾山南部的关隘处，西距医巫闾山五里，是汉代辽东郡和辽西郡之间的重要军镇之一，为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城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50米，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达1.8米，分战国、汉两层。在这里不仅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夹砂红陶粗绳纹尖底瓮，灰陶豆、鬲、鼎、钵等器物残片，也发现有堆积的大量汉代绳纹砖、筒瓦、板瓦、菱格纹板瓦等建筑材料。在城址东北部靠近鸭子河南岸的地下1.5米深处，还发现有残墙基础，并有汉砖铺设的地面。在城址南部靠近闾阳河北岸的断层中，也有绳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堆积。
北李屯汉城址位于廖屯镇沈屯村北李屯北的耕地中，为1980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城址南北长500米，东西宽400米，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在这里曾发现有大量的汉代绳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在城址东北部靠近黑鱼沟河西岸，发现有砖筑方台一座，方台被毁无存，但周边仍有绳纹砖散布。在方台南70米处的地下，曾发现南北长15米的墙基，以及小面积用方砖铺设的地面。
在这些秦汉古城遗址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无虑城址中印有名款的瓦片，这充分证明了汉代北镇的建筑制陶业生产，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已有专营生产，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门手工业，并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大型饮水设备等。
陶制建筑材料在北镇同时代的生活聚落址中也多有发现。如位于廖屯镇沈屯村东部及南部耕地中的沈屯遗址，在东部断层中就有绳纹砖、筒瓦、板瓦及陶器残片迭压。在遗址南部还发现有砖筑的水井一眼。西北部地下曾发现有残墙基础和方砖铺设的地面。另外如鲍家乡窑上村房身屯北山坡上的房身北山遗址、富屯乡新立村的小河北南山遗址、正安镇河南村的符家岭遗址等地方，都发现有大量的绳纹砖、筒瓦、板瓦、网络纹板瓦、菱格纹板瓦等建筑材料。
同时，在北镇还发现有汉代烽火台和汉墓。
汉代烽火台四座：头台子烽火台、王二台子烽火台、香台山烽火台、半拉山烽火台。这些烽火台均为砖筑圆形，外砖内填夯土。遗址中还散布有大量的绳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
汉代墓葬有四座：大亮甲墓群、符家岭墓群、于家墓、北李屯墓。这些墓均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底铺方砖，墓顶用楔形砖券成拱形。墓地之上也有绳纹砖、筒瓦、板瓦等堆积。
四
有史以来，辽代的北镇应当说是最为辉煌的。这里因陵设州，由此有了显、干二州。因为二陵二州，辽代的北镇在陶瓷上的发展也应是同样的辉煌，但因为史料记载的缺失，如今我们对辽代北镇的陶瓷发展所知甚少。只是北镇庙前澄泥砖瓦窑的发现，才让我们惊叹辽代北镇的澄泥砖和澄泥瓦是如此的精美和那样的辉煌，称为辽代的“皇瓦窑”应当之无愧。
从辽初开始，北镇地区就是辽太子耶律倍一系的世袭领地。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因其母亲述律平喜欢他的弟弟耶律德光，致使他未能继承皇位，只做了东丹皇王。后来因受太宗耶律德光的猜忌而不得已投奔后唐，后唐灭亡前被末帝李从珂杀害。公元947年，耶律阮继皇帝位，为辽世宗，于是他将父亲耶律倍的灵骨迁葬于医巫闾山，并“谥让国皇帝，陵曰显陵”。后来，耶律阮和怀节皇后、甄妃也合葬于显陵；再后来，辽朝第五位皇帝，即耶律阮的次子、耶律倍的孙子耶律贤与皇后萧绰，以及第九位皇帝耶律延禧也葬在北镇，其墓称为“干陵”。自此，辽代九位皇帝有三位葬在北镇，辽代五陵（祖陵、庆陵、怀陵、显陵、干陵），有两陵在北镇。显陵和干陵埋葬的不仅仅是这三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相继还有几十位皇妃和王爷也都葬在这里，北镇由此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陵区，在辽代有了特殊地位。不仅在此修陵、建殿，又相继置州、设县、移民、开发、筑塔、祭山、巡幸、狩猎、驻军等，从而铸就了北镇历史上的首度辉煌，使这里成为中原地区的燕赵文化与北方的渔猎游牧文化碰撞、融合与升华之地，成为契丹族“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圣地。
宏伟的陵区建设，需要数量庞大的建筑材料，砖瓦的生产规模，自然难以想象。但今天我们对这些却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砖瓦窑址，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得知显、干二陵建筑所用的砖瓦竟然会是澄泥的，竟会如此精致，竟然在医巫闾山下还有一个“皇瓦窑”。
新发现的“皇瓦窑”址在北镇庙前不远处的山坡上，因为没有系统发掘，规模不得而知。从出土的砖瓦看，大都为红色澄泥制品。砖的大小为长40厘米，宽10余厘米；瓦长为40厘米，宽20厘米。虽经千年，但细密精致，敲击有金属之声。另有其他澄泥特型砖、建筑构件与瓦当出土。瓦当多是龙纹和花草纹，看上去十分精美。
澄泥珍贵，所以世间多只知“澄泥砚”，而少知“澄泥砖”或“澄泥瓦”。以澄泥烧制砖瓦用于建筑的，可能也只有皇家，如北京故宫的“金砖”就是澄泥烧制的。
以澄泥烧制砖瓦，秦汉时期就有了。在秦汉著名建筑中，都发现有特制的澄泥砖瓦，质地很密，敲击有清越之声，每件都刻有年代、砖瓦名甚至烧制者的姓名。到了南北朝时，这些砖瓦由地下挖出，人们见其质地精纯、做工佳妙，即用来制砚，以代替此前的陶砚，这就是澄泥砚的诞生。到了唐代，在秦汉澄泥砖瓦基础上制作的澄泥砚终于达到成熟期，与端砚、歙砚、洮砚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所以唐宋时的澄泥砚总要和“瓦”联系在一起。如杜佑在《唐通典·食货》中评价著名的虢州澄泥砚说：“弘农郡贡——砚瓦十具。”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也说：“虢州弘农郡土贡瓦砚。”从中可见澄泥砚与瓦的关系。
秦汉时期澄泥砖瓦的成分与制作方法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但唐以后的澄泥砚的成分与制作方法却多有记载，相信辽代北镇的澄泥砖瓦当与澄泥砚的制作区别不大。宋人苏易简曾在所著《文房四谱·砚谱》中说：“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荫干，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另按宋代《贾氏谈录》和《文房四谱》中的说法，大致是取河床下的泥，淘洗后，用绢袋盛之，口系绳再抛入河中，继续受水冲洗，如此二三年之后，绢袋中的泥越来越细，然后入窑烧成砚砖，再雕凿成砚。不管哪种方法，都说明工艺十分繁杂。想来当年北镇显、干二陵所用的“皇瓦窑”澄泥砖瓦，工艺也不会比这简单。
北镇出土的澄泥砖瓦，品质上乘，借用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称赞澄泥砚的话说，是“坚实如铁，叩致金声，刀之不入”。且颜色橘红，如同澄泥砚中最好的颜色“鳝鱼黄”，稍加打磨，即露出密致美观的绞胎纹。“瓦缶胜金玉”，辽代澄泥砖瓦，是对北镇陶瓷文化的最大贡献，“皇瓦窑”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还有待深度开掘。
五
如果说辽代因帝王陵园、奉陵之邑而使北镇地区有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跳跃性的发展，那么明代的北镇则因“边陲重地，为九边重镇之首”的地位，而成为“幽州重镇”和“冀北严疆”，与辽阳和开原并称为东北三大重镇，同时形成北镇地区历史上又一个辉煌和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作为辽海第二城的北镇，有在辽金元旧址重建的广宁城，有总管东北地方的最高军政机构辽东总兵府，有朱元璋第十五子辽王朱植的藩王府，有大规模重修的北镇庙。这样规模和人口的城市，不仅需要大量建筑用陶瓷材料，同时也需要生活类陶瓷。所以明代的北镇就有了“广宁窑”。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广宁窑”的规模和数量，包括它的名称，也是根据明代广宁的地名称呼而来。但从大量出土的实物看，不管是建筑用陶瓷材料，还是日用陶瓷，“广宁窑”都有着相当的规模。
明代经过大规模扩建的广宁城，整体格局为南宽北窄，南北长为2公里，东西最宽处为1.6公里，城内面积为3.2平方公里。城墙高为11.7米，基宽6米，顶宽5米，内石外砖，十分壮观。后来在明嘉靖十六年（1537）、三十五年（1556）、四十二年（1563）又进行了多次维修。而北镇庙在有明一代，也多次进行过维修，记载的就有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乐十九年（1421）、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七年（1494）、正德四年（1509）、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六次维修。
广宁城和北镇庙的修建，都需要大量砖瓦材料。现在从北镇周边和北镇庙附近不时发现的多处明代窑址看，以青砖和绿釉、黄釉板瓦居多，青砖主要是用于城建，板瓦则是用于城楼和北镇庙。
从北镇周边发现的明代窑址看，日用瓷器也很多。当年，明代的广宁城作为管理东北最高机构的驻守之地和广宁四卫的所在地，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所以日用瓷的消费量自然会很大，除了马市交易，外地日用陶瓷进入本地之外，本地陶瓷的产量必不可少。因此，“广宁窑”一定有着相当的规模，只是缺乏史料记载和后世的深入研究，才使这一窑口归于寂寞，但从今天所发现的明代日用陶瓷窑址上，我们也可见出大概。
在这些发现的明代“广宁窑”日用陶瓷窑址中，许多残片证明当时在北镇曾生产多个窑口，如传统的青花，定窑系的白釉、酱釉、黑釉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在其他窑口少见的孔雀蓝釉，当是“广宁窑”的独特产品。
在中国陶瓷史上，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带绿的低温彩釉。孔雀蓝釉原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如磁州窑系的翠蓝黑花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到了明代成化时，景德镇开始在瓷器上烧制单一的孔雀蓝釉。其烧造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素胎直接挂釉烧制，釉面易开片剥落；二是在白釉器上罩釉烧成，釉面剥落者少。在北方窑系，孔雀蓝釉则多是以素胎直接挂釉烧制，但存世的并不多见。北镇所见的孔雀蓝釉器蓝中带翠，翠中泛绿，所以当地人又称其为“翠蓝”。
从“广宁窑”窑址发现的孔雀蓝釉器有梅瓶、将军罐、瓜棱罐、碗、盘等。大部分胎质较粗，并带砂粒，少数为陶胎。
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道士俑、计数瓦片、泥条等，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陶瓷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
六
在清代的景德镇，督窑官有几十位，其中最有名的有四位，即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唐英，而郎廷极和年希尧都是北镇人。
郎廷极字紫衡，一字紫垣，号北轩，斋名“纯一堂”。生于康熙二年（1663）。文献记载他“隶属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为当年努尔哈赤攻下广宁后，家族归附，以军功入旗的。据《清史稿·列传六十》所载，郎家一门在清初康熙朝极为显赫，同朝为官者就有五位。郎廷极的堂兄郎廷佐，曾任江西巡抚，再擢两江总督、福建总督。而他在郎廷极之前任江西巡抚期间就曾督理过景德镇窑事。
在相隔郎廷佐督理景德镇窑事46年之后，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郎廷极以和他堂兄一样的官职即江西巡抚来到了景德镇。他在任江西巡抚和兼任督陶官的八年（1705—1712）时间里，政绩斐然，同时积极推动和主持景德镇瓷器生产，取得很多成就，使景德镇官窑、民窑都得以兴旺发展。于是朝野就将这个时期生产的瓷窑称“郎窑”，而许多郎廷极经手的瓷器还打上了“御赐纯一堂”的款识。
“郎窑”代表了康熙晚期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而其中最大的成就则是一枝独秀，分外惹人喜爱的铜红釉官窑器——“郎窑红”的烧制成功。在郎廷极主持烧制的“郎窑”时期，除了“郎窑红”，还有“郎窑绿”“郎窑蓝”及描金、青花、五彩和仿明宣德的豇豆红、仿成化的斗彩和仿永乐的白釉脱胎器等，都是康熙一朝有名的官窑珍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创造了清朝陶瓷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郎廷极去世。此时，另一位北镇走出的督陶官年希尧还在广东按察使任上。11年之后，即雍正四年（1726）正月，年希尧任内务府总管，四月，出任淮安板闸关督理并兼管景德镇御窑厂陶务，成为郎廷极之后又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并创制出了闻名的“年窑”。
年希尧的督陶岁月从雍正四年（1726）管理淮关税务兼署景德镇御窑陶务开始，到雍正十三年（1735）被弹劾削职，共十年时间。年希尧在兼领御窑厂的第二年，即雍正五年（1727），着手在景德镇重修“风火神庙”。在年希尧督陶的十年里，他虽然身兼管理御窑厂的要职，但大多数时间他本人并不在景德镇，只是“遥领”厂务，由“驻厂协理官”唐英帮他具体打点景德镇御窑厂的事务，所以才使雍正时期的“年窑”成为清朝陶瓷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郎廷极和年希尧两位督陶官，不仅为清代官窑的辉煌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北镇文化史争得了声名美誉，后人谈及北镇陶瓷，不能不想到从这里走出的两位知名督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