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的教育新政

新的教育政策

秦灭六国后，首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文化教育问题上，秦统一文字，将小篆字体推广至全国，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春秋战国时期自由的思辨氛围不复存在，秦政权严厉禁止私学，直至焚书坑儒。与此同时，为了让国家达到高度的思想统一，将法家思想植入人心，秦在教育方面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由政府设立学室，政府官吏对弟子进行教学。这导致了“法外无学，吏外无师”的窘境，实为教育发展的严重倒退。

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政权建立初期以“黄老之学”为理论基础，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在文教政策方面也与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汉初的知识分子尚未受到重视，自刘邦接受群臣劝谏颁布《求贤诏》后，知识分子的地位才显著提高，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得到政府的重视。汉朝解除了秦时对私学的禁令，在政权尚不稳定、政府无暇办学时，私学承担了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任务。由于政府的放任乃至鼓励，私学在此时发展迅速。秦时对书籍之持有和传播的严格限制也被破除，因此各个学派又得以传播和发展自己的学说。但是思想的自由将导致政治思想的不稳定。为维护中央集权，维持大一统，汉朝开始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国家兴办太学养士，政府掌握教育大权，人才培养的方向进一步确定。汉武帝还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确立和完善了察举制。

国家教育

◎太学

汉武帝在大儒董仲舒的建议下，设立太学，为博士收纳弟子。这标志着之前由私学承担的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责任终于由政府承担起来，更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古代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太学的正式教师是博士。所谓“博士”就是指博识多能之士，其选拔和任用有严格的制度来加以限制。太学的弟子被称为“博士弟子”，也须经过严格选拔，有明显的等级性，但少数寒门弟子也有机会勤工助学。太学的名额从汉初到成帝时一直在增加，而博士的名额自始至终最多十五人。因此教学的形式从个别教学或者小班教学慢慢演化为集体上课的形式。后来，原本存在于私学的由高业生教授低业生的方法也被太学借鉴使用。太学教授的内容完全是儒家经典，两汉时期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都是今文经学，共十四家，是为独尊儒术的基础。

◎鸿都门学和宫邸学

鸿都门学的名称也如“稷下学宫”般得名于校址——洛阳的鸿都门。鸿都门学是一种专门学校，专门研究文学艺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这个学校的建立是由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力量的斗争促成的。当时，太学代表着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宦官们利用汉灵帝对尺牍、字画、辞赋的兴趣，怂恿他开办了鸿都门学，其学生代表宦官集团的利益。不过在客观上，这是传统教育的一大变革，即首次出现以贴近生活的辞赋和书画等文学艺术为教育内容的官学，为后世专门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宫邸学是一种贵胄学校，主要对象为贵族子弟，其办学条件优于太学。一方面，这是贵族子弟教育特权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贵族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的手段。

◎地方官学

教育史上曾有著名的 “文翁兴学” 事件，发生在汉景帝时。文翁时任蜀郡太守，发现蜀地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文化方面很落后，便从当地的官吏中选择了十几人，入京师向博士学习，学成之后，则根据其各自特长，授予不同的官职。与此同时，文翁还在成都设立学官，吸纳年轻学生，免除其差役，毕业后亦委以官职。这些措施让儒家思想在蜀地得以普及，旧俗得到改革，文化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文翁兴学之事令汉武帝赞赏不已，遂下令天下郡国向蜀郡学习。

私学

汉朝私学有书馆和经馆两种。

书馆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书数的启蒙。识字教学使用《仓颉篇》《急就篇》等广泛流传的教材，同时也很重视儿童阶段对书法的训练，因为在官吏选举考试时，书法是一大重点。启蒙阶段后，书馆对学生的教学重心开始转移到儒家伦理道德的灌输和培养上。主要教材是《孝经》和《尔雅》。从书馆毕业的学生，有一些能够进入官学继续学习，更多的则去从事农工商的工作。

经馆则比书馆更高一级，又称精庐或者精舍，由著名学者讲学，例如董仲舒、王充等都是汉朝非常著名的私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