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信任及其经济后果

社会信任体现了当地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它在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中代代相传（Guiso et al., 2008）。根据Sako和Helper（1998）的研究，信任反映了经济主体对其交易伙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行事的期望。社会信任是经济交流的润滑剂，是经济繁荣的源泉（Fukuy-ama, 1997）。早期文献多从宏观层面研究社会信任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跨国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社会信任可以促进一国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Guiso et al., 2008; Knack、Keefer, 1997; Zak、Knack, 2001）。此外，在正式制度较缺乏的国家，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Ahlerup et al., 2009）。

随着社会信任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关注社会信任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人们更愿意合作，进而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风险，使企业享受到低成本的信贷模式，更容易获得期限较长的借款，借款成本也较低（Duarte et al., 2012; Wu et al., 2014）。Ding et al. （2015）的研究发现，信任环境有利于风险投资活动的发展。Pevzner et al. （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高信任水平的国家，投资者对公司的盈余公告会产生更强烈的市场反应。社会信任可以缓解审计人员对客户道德风险的担忧，从而降低审计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降低审计费用（Chen et al., 2018; Jha、Chen, 2015）。此外，已有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可以抑制企业不当行为（Dong et al., 2018），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Li et al., 2017）。因此，社会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间的合作，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本研究认为，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会促使企业从事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并抑制企业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

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讨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这一领域的文献越来越多。此类研究一般分为以下四类：

首先，有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各种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例如，许多学者认为企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是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Udayasankar, 2008; Orlitzky et al., 2003; Campbell, 2007; Chih et al., 2010; Moussu、Ohana, 2016）。此外，基于企业高管在企业战略决策和执行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高管特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在高管特征方面，Tang et al. （2015）发现傲慢的CEO不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Garde Sanchez et al. （2017）综合分析了管理者的各种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García-Sánchez et al. （2019）指出，CEO个人意愿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此外，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如媒体报道和证券分析师关注）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产生影响（Reverte, 2009; Adhikari, 2016）。

其次，学者们对董事会特质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既有研究一致认为，董事会的多样性，包括董事的多样性、董事的性别多样性、董事任期的多样性和董事专业知识的多样性，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Harjoto et al., 2015; Yasser et al., 2017; Katmon et al., 2017;McGuinness et al., 2017; Seto-Pamies, 2015; Fernández-Gago et al., 2018）。董事会成员的能力和经验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专业化程度、具有国外经验的董事比例等方面（Fuente et al., 2017; Katmon et al., 2017; Lau et al., 2016）。已有研究也发现，机构投资者董事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决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Pucheta-Martínez、López-Zamora, 2018）。此外，独立董事可以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股本成本高而专有成本低的公司中（García-Sánchez、Martínez-Ferrero, 2017）。

再次，学者们也关注了行业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有效的行业自律组织和致力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ampbell, 2007; Marquis et al., 2007; Ali、Frynas, 2018）。一个行业中龙头企业和竞争对手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会激励企业实施类似的负责任措施，以获取社会合法性和生存能力，而行业类型决定了企业关注社会责任履行的不同方面（Matten、Moon, 2004; Amor-Esteban et al., 2019）。此外，激烈的行业竞争可以激励企业参与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Flammer, 2015; Polemis、Stengos, 2019）。

最后，我们将回顾一系列关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跨国差异的国家层面因素的文献。新制度理论认为，一个组织及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更广泛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反映了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力量、经济体系、社会规范力量和文化认知力量。制度主义者认识到，市场以外的制度对于保证公司响应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言是必不可少的（Scott, 2003）。在新制度理论的框架下，学者们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跨国差异，并识别出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层面因素。Matten和Moon（2008）认为，各国之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差异可以归因为历史制度的不同，这对企业行为规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受到国家制度框架的制约。既有研究考察了一国法律渊源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并揭示了大陆法系国家（利益相关者导向型国家）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往往优于普通法系国家（股东导向型国家）的企业（Liang、Renneboog, 2017; Simnett et al., 2009; Kolk、Perego, 2010）。一些研究还探讨了国家制度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包括执法机制、金融制度、文化制度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强有力的法律和有效的执行机制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happle、Moon, 2005;Campbell, 2007; Ioannou、Serafeim, 2012; Garcia-Sanchez et al., 2016）。在金融制度方面，美国公司主要依靠股票市场上的股权融资，这使得上市公司更加关注股东的利益；而欧洲公司大多以信用融资为特征，产生了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Matten、Moon, 2008; Aguilera et al., 2007）。国家层面的文化制度会影响企业社会行为的形式和内容，这就使得文化制度相似的国家会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同构的现象（Matten、Moon, 2008; Garcia-Sanchez et al., 2016）。

此外，社会规范是理解企业行为的重要基础，地理区域内共享的文化认知和社会规范会对公司社会活动产生影响。这种共同接受的行为模式可以供现存的和新进入的企业使用，从而使它们的行为以此作为参考标准而被标准化和模式化。对于追求合法性的公司而言，就会让自己的社会活动与地理区域内被认可的社会活动保持一致。既有研究发现，在地理区域内发展起来的社会规范体系会对企业慈善活动的水平设定一定的标准。企业慈善捐赠的水平与整个地理区域内的慈善捐赠水平密切相关，当地的评价准则和社会规范是理解各区域间差异的重要原因（Galaskiewicz, 1997）。因此，地理区域内企业的社会活动的水平和标准与社会规范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方面来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讨论仍以正式制度为主，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关注。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憾，我们在研究假设中讨论了企业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实证检验了公司所处的社会信任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规范同构来源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职业标准和传统实践（DiMaggio、Powell, 1983; Scott, 2001; Garcia-Sanchez et al., 2016）。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是使组织合法化的压力来源（Deephouse、Carter, 2005）。正如制度既能促进行为又能约束行为一样，社会规范也能指导或约束人们的行为（Campbell, 2004; Griffin、Sun, 2018）。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引导人们遵循这种多数人认可的行为规范。企业的伦理决策行为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社会规范的影响，以使其适应当地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信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管理者的道德决策。首先，根据社会规范途径，社会信任被看成一个社会所共有的一套价值观、规范或信念，它促进了合作和富有成效的行动（Gambetta, 1988; Rousseau et al., 1998），它还通过社会规范直接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和行为。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有必要研究他所属的群体以及该群体所特有的规范与价值体系；当群体的期望与个体的需要矛盾时，个体倾向于服从群体（Cialdini et al., 1991; Milgram et al., 1969）。社会规范途径表明个人和组织更愿意遵守所在地的社会规范。具体来说，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会遵守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因此公司的决策者更容易把这种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内化为个人品质，进而使得公司高管在做决策时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影响（Guiso et al., 2006）。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反过来又会引导管理者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更多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现在企业通过从事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活动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获得和加强强大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认同。此外，公司高管还受到社会信任规范的约束，当个人违反社会信任规范时，社会信任规范会对个人施加社会制裁甚至给予诉讼惩罚。学者们发现，企业对待利益相关者的方式取决于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企业也会逐步修改其社会责任战略，使其更符合周围社会和制度环境的特征（Hall、Soskice, 2001; Gallego-Alvarez et al., 2017）。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当地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越高。个人很难违背群体的期望行事，否则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群体的制裁（Dong et al., 2018）。因此，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将约束企业管理层的行为，使其更合乎道德要求和更负责任，以确保企业的合法性及其在社会上的生存与发展。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即面对强大的社会规范力量时，企业更倾向于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Campbell, 2006）。因此，高信任水平地区的管理者倾向于参与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活动。

其次，社会信任也可以被视为个体可以从中受益的社会网络（Payne et al., 2011）。信任是所有交换关系的基础（Williamson, 1993），因此，从整体上看，更高程度的社会信任环境可以培育出充满活力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利益相关者之间更有可能进行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例如，实现更高的产品质量和更低的交易成本）。战略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战略地位，有助于获得声誉资本等战略资源，最终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Porter、Kramer, 2002）。因此，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为当地企业带来更高的回报，从而使企业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正如已有文献所指出的那样，当规范性的制度为企业行为提供了适当的激励时，企业倾向于以一种更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行事（Galaskiewicz, 1991）。相比之下，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社交网络较少，此类回报较小，因此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履行活动的动机也较弱。

综上所述，从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途径分析，我们认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使高信任水平地区的企业获得社会合法性和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期望在这种规范性制度同构力量的影响下，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会呈现出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商业模式，即表现出更好的社会责任绩效。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有着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