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乡一体发展的对策相关研究

1.城乡一体发展缓慢的原因

李长江（2004）指出，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居民就业、城乡公共品提供、城乡科教文卫事业、城乡居民收入等五个方面[47]。韩俊（2009）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阻隔城乡联系和交流的各种制度障碍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强大冲击，城乡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破除[48]。张建桥（2011）认为由于城市子系统的素质和功能优于农村子系统，故而城市与乡村的互相转化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49]。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产生，既与农业产业的天然弱势地位有关，又与市场机制的“失灵”相关，更与一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制度相关；要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发展的机制、制度创新来实现[50]。王德文、何宇鹏（2005）认为，城乡差距本质上是由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51]。李长江（2004）则指出，中国城乡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的城乡不公平发展理念。李成贵（2009）指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障碍[52]。高培勇（2006）指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财政”使70%的农民并未真正走入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城乡协调发展也就进展缓慢。李志杰（2009）的研究表明城乡一体化水平与各地区的地理分布和地理状况呈现很大的关联性[53]。李强和胡宝荣（2013）的研究指出虽然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开始有所松动，但城市之间的户口等级差异却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54]。武力（2014）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农业已经摆脱了“靠天吃饭”和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但是农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仍然很严峻[55]。刘美平（2009）则指出城乡差距是指在基本社会制度及其一系列衍生制度约束下由城乡主导产业生产方式决定的城乡发展水平的距离。张应禄和陈志钢（2011）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在已经弱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56]。陆铭和陈钊（2008）认为经济集聚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居民分享经济集聚的成果的合理机制。陈钊（2011）认为户籍制度是导致“二元社会”分割以及城乡差距不断扩的根源，反映出城乡政策制定中城市倾向的特征[57]。

2.城乡一体发展的宏观策略研究

宋洪远（2004）的研究认为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用适用技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将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轨道[58]。吴丰华和白永秀（2013）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指中国城乡关系要打破分割、分离、分立的状态，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方面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城乡共同发展[59]。孙自铎（1989）认为城乡分工的最佳方式是把农村工业纳入城市工业的有机整体中，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车间或加工阶段，就能更好地利用城乡各自的优势[60]。朱善利（2011）强调，要使中国的农村取得像城市一样的发展，需要在农村开展像城市一样的深化体制改革[61]。任保平（2009）通过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制度、激励、组织和能力四方面建立分析框架，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实际上也要从制度、激励、组织和能力上解决先进或适用生产要素向农业或农村转移和灌输问题[62]。邓建华（2011）提出“三农”视阈下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社会文明化和生态和谐化是新时期我国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路径选择[63]。黄祖辉（2012）认为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要从当地发展实际出发，寻求适合当地实际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的城乡发展和城乡均衡的关系，要注重在发展中消除城乡发展的差距，而不是相反[64]。刘祖云和李震（2013）提出中国的城乡关系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母亲—婴儿”关系，城市在发展中只有充分发挥其“容纳功能”，才能建立健康的城乡关系模式[65]。刘祖云和武小龙（2012）指出“城市包容乡村发展”是城乡关系的未来走向。夏杰长和陈雷（2006）认为体制转轨下横向的城乡分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分治的横向体制继续固化着国家的二元社会与经济结构，加剧着城乡之间的割裂状态，中断着社会资源与国民经济在城乡之间的循环[66]。党国英（2007）认为统筹城乡发展要有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67]。许经勇（2018）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优化城镇布局和功能，充分发挥其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以此推进城乡一体化[68]。赵晓军（2011）指出无论以城市为主体还是以农村为主体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路都有所偏颇。应该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分区域开展不同形式的城乡统筹实践[69]。张强等（2014）的研究认为大城市地区不但探索出了城乡一体发展的有效路径，也为理论和规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基础；这些超前性探索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三大格局的调整：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为主题的分配格局调整，以重新组合规制要素为主题的制度格局调整，以促进城乡分区发展为主题的空间格局调整[70]。王茂林（2014）认为以新型城镇化统领城乡一体新发展，应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71]。Rondinelli（1985）提出城乡相互作用包括物理连接，经济连接，人口运动连接，技术连接，社会连接，服务传递连接，政治、行政及组织连接等7种方式；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从而获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72]。Bhishna Bajracharya（1995）提出建设小城镇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小城镇和乡村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发展[73]。George（1999）通过对珠三角番禺地区的调查，认为应该发展集中型的城乡关系[74]。李习凡和胡小武（2010）基于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建设实践，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和“梯度发展”模式与路径，并认为江苏省可以确立适度跳跃、跨越型的城乡一体发展战略[75]。

3.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城乡一体发展研究

城乡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是以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前提条件的[76]，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制约，成为城乡一体发展的障碍[77]。钱陈和史晋川（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是由城乡要素配置均衡条件和产品贸易平衡条件共同决定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会影响均衡时的消费水平，而且对农业人均产量和农业产出比重也会产生影响[78]。安虎森和殷广卫（2008）的研究认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流转及其利益实现问题、地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政绩评价和考核体系建设问题、制度的协同改革问题、农民的权利维护问题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前面的三个问题是根本性的、方向性的[79]。韩俊（2010）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包括财政、金融、投资、产业、就业、土地、户籍、行政管理等方面政策在内的配套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发展的制度体系[80]。白永秀（2012）的研究认为将农村分散的生产要素逐渐向市、县、镇集中，提高农民享受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水平，从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81]。朱善利（2013）的研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必须深化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发展的目标[82]。张远索（2013）的研究认为由于城市用地指标紧缺，农村用地效率低下，但受制度设计影响，城乡两个土地市场统筹发展的渠道迟迟未能打通[83]。俞思念（2013）的研究发现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束缚，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对农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不足[84]。白永秀和王颂吉（2013）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一体化，中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路径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具体路径是集中农村生产要素、发展农村现代产业和推进农村城镇化[85]。

4.通过资源的均衡配置或者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一体发展

张晴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建立稳定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机制，是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基础[86]。陆学艺和杨桂宏认为（2013）只有从户籍制度、土地所有制和财政体制上进行改革，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87]。

5.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变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

城乡一体化最终体现在制度的一体化[88]，要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必须在组织上落实[89]。王海峰（2010）的研究提出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90]。杜晓溪和俞思念（2011）则认为必须转变以往经济导向的社会治理范式，调整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主导界限，为城乡一体发展提供规范、有序、公平均衡的政治保障。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巨大困难，为此，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乡社会和服务的一体化改革[91]。郁建兴（2013）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转型中国家”向“城市化国家”的过渡阶段，应以“内源发展”取代“行政推动”作为农业农村发展新战略。“内源发展”以“放活”为核心，优先消除阻碍“三农”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注重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管理的能力，突出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92]。党国英（2013）认为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治理体制，不再区分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并要大幅度增加直辖市，把省级行政区增加至50个左右[93]。

6.通过区域发展带动城乡一体发展

吕连生（2013）认为城市群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在现代城市群发展为主导的大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城市群发展状况[94]。洪银兴和陈雯（2003）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在于强化都市圈内中心城市的市场功能，发挥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支配、联系和溢出等效应[95]。张叶（1997）认为小城镇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中城市所不能替代的[96]。傅崇兰（2010）认为要以几个中心城市为依托，辐射与联系众多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带、城市群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97]。利用新农村建设平台和契机，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一方面要素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加速增长，城市日益向郊区扩张；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消费心理影响着农村，最终实现城乡融合[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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