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廣東文化及其再現：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傳統認同與資源

二O一三年二月份，編者於香港浸會大學連同人文及創作系諸同事，主辦了「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在與會的過程中聆聽了不少精彩的研究報告。我們都非常關注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廣東人及其語言，在主權轉移回歸祖國、內地經濟開放、邊境通關以及自由行等因素影響下的變化及未來；還有全球化語境下之所謂全球與本土。有關的關注不一定跟政治化的本土主義直接相關，而更多是因為生存與生活的方式。目下許多熟悉的廣東傳統幾乎是無可避免地逐漸消失或轉型，生活息息相關的粵語也在衍生新的語調、詞彙、文法結構以及語言的亞種。我們對此等演化的汲收，或是順其自然、甘之如飴，又或把持「救亡」或糾正的態度。但如果先不去堅持說如此是進步還是退步，或許可以發現更多。

我為此書邀請了部分與會者供稿，並輯錄成廣東文化在香港再現下的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及傳統認同與資源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之流行文化，回溯了一九五O年代的粵語小說創作、展望香港廣東流行音樂如何面對科技新挑戰、分析港漫代表作、粵語片中的黃飛鴻以及粵語功夫電影裏的文化想像。生活空間部分輯有香港電視廣告的文案分析，觀察本地廣告中粵語的創生力；還有非常對題的本地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看文化的生命如何展現於居住空間的擺置裏。我們正正需要多看這類生活化的討論，多於抽象的理論分析。至於最後談傳統與文化延續的資源部分，除了回顧上世紀初港粵藝術的開放與交流，如何影響了藝術的語言外，還特別輯錄了兩位在本地大學任教的學者，就香港研究在本地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與應該獲取的資源，提供客觀數據，並作出檢討與批評。

本書的作者均在批評之餘，分述了個人對日漸變遷的廣東文化及其再現的新方式之慨歎及讚歎，闡述為之神往之處，又或提出警告，表示憂慮。現對本書輯錄之文章內容，作簡括概述。

樊善標博士以一九五、六O年代深入香港家庭的《新生晚報》之「新趣」版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專欄作者以粵語寫作及被接受的現象；文章資料豐富，且喚醒了不少感性的記憶。文章關注的問題包括：粵語入小說、散文與詩，有否產生被認同的美感，其中又有沒有雅俗的爭議？跟普通話的中文寫作現象有何分別？「新趣」版當年臥虎藏龍，作品包括高雄（三蘇）的《經紀日記》，為當時港英政府管治下的小市民訴心曲；以及十三妹的《十三妹專欄》，以廣東話入文並視之為必須以及創新的實踐。此等作家自有抱負，亦說明了作者的觀察：即在文言與白話對立的統一語言政治政策下，粵語方言如何只能在香港開花。它的入文之所以得到廣泛接受，實超越了粵語母語羣體的所限，說明了在抗衡、自保以外，香港廣東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吸納與融合，同時致力於它的文化地位。這情況是集地域、文化身份、政治、教育政策以及民心所向於一身。樊善標在文內更引用了美國社會學家第馬久（DiMaggio）的藝術分類系統，以助讀者明白《新生晚報》讀者的羣體結構，以及他們如何透過雅（白話）俗（方言）的閱讀來自我界定。

馮應謙和沈思對於「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種說法持不同意見，撰文力陳這只是隨着時代和科技轉變了的新媒體，流行音樂因而以新的形態生存而已。文中詳述了曾以粵語流行曲為主流的香港流行音樂的創作、傳播與科技，自一九七O年代以還的並行發展，以及在市場營銷方面的分析，特別在互聯網及智能手機出現以後的靈活性。科技以致傳播的演變，正如馮應謙的分析，鼓勵了香港獨立音樂的創作並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包括數碼音樂網站以及如KK Box等手機及面書等音樂平台。科技還促進了社交形式的互相推介及互動試聽活動，說明了香港流行音樂將愈趨快捷及頻密，而合法授權及消費的秩序亦逐漸建立，如此實有利於包括粵語音樂在內的傳播。文中的分析以及資料研究，為香港流行音樂在科技日新月異下的境況，釐清了不少疑慮。

周耀輝以有別於論文形式的寫作，敍述了個人由一九六O年代以還在香港流行音樂裏的成長。箇中滋味包括一九六O年代對樂趣與權力的感受、七O年代對語言和政治的疑問、八O年代身為大學生在真理霸權下的掙扎，如何讓各種思潮與文學滲進了自己創作的血液。文章敍述了周耀輝作為成功的歌詞創作人，如何把在成長裏汲收了的對本地生活和音樂的觸覺，體會成詞，包括對自身生活的批判思考、性別以及社會規範。他特別提到粵語文化的被邊緣化，以及粵語入詞跟普通話的分別。他其後又堅持要寫下自己的歌，並設法從粵語中抓住特別的生活味道；說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樂趣。

非常喜歡閱讀范永聰〈『港漫』中的廣東文化形象〉一文。這篇文章寓激情於真實的素材及資料，使讀者得到感性及智性的滿足。作者說作為極具「香港特色」的出版物，「港漫」除了獨特的漫畫風格，還富有廣東文化特徵的深層內涵，足以成為廣東文化研究的素材。文章以作者從小便熱愛閱讀和收集的《新著龍虎門》（黃玉郎著）自2000年創刊至今的漫畫為研究對象，闡釋廣東文化形象如何在此「港漫」系列中得到傳承。廣東文化融和的特性，便見於《新著龍虎門》中羣英跟國際黑幫的鬥爭，以及香港從本土開始接觸亞洲，並走向世界的現實進程。此外，漫畫素材以西方技法描寫中國的俠義精神，也對比着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作者指《新著龍虎門》同時展現了廣東話的應用，以及廣東傳統民俗節慶的文化場景，還有中國南派武術的細緻描繪。文章並以資料展示香港普及文化中武俠小說、俠義技擊漫畫，以及武打電影中十分密切的互動關係。

麥勁生除了教授歷史，自己也是洪拳高手，對香港武術電影的研究源於實踐與興趣。在本書編錄的文章中，他以劉家良及徐克的電影為素材，探索黃飛鴻在香港成為流行文化圖像（Icon）的「本土再造」過程。其中涉及洪拳武術家黃飛鴻本以廣東為家，後來如何在香港粵語電影中變成了一個「屬於香港，與香港憂戚與共的人物」。文章先以相當篇幅說明“Icon”的意涵，解釋以黃飛鴻為香港粵語大眾確認自身文化身份的共同對象，並藉黃飛鴻電影分享共同興趣、理想與願望的圖標化過程。看過麥勁生教授一文，才知道黃飛鴻電影是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中以單一人物為主題的最長電影系列。文章返溯黃飛鴻論述最早出現於一九四O年代香港的《工商晚報》，以及第一代黃飛鴻電影奠立的一些特點，討論其中具華南民風的種種構想，以及此人物代表的一些傳統。文章結論出以南拳為代表的嶺南武術及其豪傑黃飛鴻在電影中如何成為以香港為家的嶺南餘民的長者形象。我們也藉此文重溫了劉家良的黃飛鴻電影，如何大大發揮了武者典範、記錄並保存了有關的武術傳統，以及後來徐克怎樣再詮釋黃飛鴻及其身處的中國時代，在其再現的黃飛鴻電影系列中，處處碰上傳統武術的限囿與挑戰。作者最後提問說：「香港粵語大眾，還需要一個黃飛鴻嗎？」

盧偉力以詳盡的歷史資料，闡述了香港粵語電影史上所曾發生的，與國語電影爭持的幾個現象，這些現象跟中國的國語政策密切相關。上世紀三O年代，粵語電影產量可觀，又因日本侵華，文藝工作者南下，為粵語電影製造蓬勃現象。作者指出大戰時代粵語電影任重道遠，要喚醒羣眾抗日復中；粵語的藝術亦藉文學、戲曲、流行曲等維繫族羣情感；文中重提了不少人物如邵醉翁、羅品超以及一些大眾熟悉的演員。內戰時代，粵語片面對國語政策及國語電影生產的壓力，盧偉力舉出了蔡楚生〈關於粵語電影〉一文中所言以定局，說：「一個地方的方言是由長遠的人文地理所形成，粵語有着悠久的歷史，決不是一旦可以同化，也絕不是短期間所能消滅的。」，作者繼而敍述了粵語片於一九五O及六O年的兩個高峰年代，並藉生產量統計，說明粵語戲曲及武俠電影的文化認受程度。進入一九七O年代，粵語電影受到電視崛起的嚴峻壓力，以及東南亞市場的萎縮，逐漸轉型為「港產片」。作者說此時粵語電影的文化屬性已是「近香港而遠華南」，並衍生了一九八O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以及九O年代以還帶有濃烈香港本土文化特質的「香港電影」。此文同時關注香港與中國於語言及文化政策及意識型態之爭之間，彼此時而共濟整合，時而點面角力之現象。

曾錦程特別留心香港自一九九O年代後期至二千年初出現的廣告新氣象，其中包括引用大量新穎的幽默手法。作者檢視了有關的幽默理論，為文中將要分析的資料提供理論依據。跟廣告的效能有相關作用的幽默手法，包括「失諧－解惑」、「順勢喚起」，以及「輕蔑式幽默」等。此等手法在文化脈絡下會產生特殊意義，又同時能有效推銷產品。作者先檢視一九九O年代極為流行的周星馳電影及電視作品以及港式幽默，包括他的表情與肢體動作，以及他開創的廣東口語，如何把香港的廣東人跟非香港居住的香港人，包括流散在星加坡、馬來西亞、廣東省、加拿大等地的香港人分別開來。周星馳的幽默手法，對本地流行文化創作起了極豐厚的參考作用。作者繼而列舉於一九九O年至二OOO年一些香港生產的、具代表性的廣告，如何玩味粵語的諧音、集體回憶的符號，以及反修辭。反修辭法經常為本地廣告創作者所使用，其中又包括「盲喻」，即如文盲般對用辭缺乏理解，因而借用字辭時錯漏百出，同時曲解原來的涵意，使語義平面化和去符號化，以改用平實的語意取代僵硬的矯飾，因而產生幽默的效果，是為新穎、具效果，又兼能大眾化的粵語策略。作者作結時語重深長，促要了解廣東話的多層次與豐富的面向。

人類學教授張展鴻〈新奧爾良，新界〉一文，看似敍述他在兩個不同地域的經驗，但實情是從廣義文化角度提出應先了解自己的文化，從而認識外頭的世界，並見出在文化多元環境下可以衍生的平衡關係。他先從香港新界於十九世紀的歷史談起，並描述天水圍濕地的變遷以及新界漁農業務的發展。文章轉而談到作者到訪新奧爾良的體驗。美國新奧爾良亦見早期移民的遷入，在美國內戰後產生了新世代新價值，以及魚米之鄉的轉型。對比之下，張展鴻有趣地談到香港烏頭魚與路易斯安娜的小龍蝦，以及兩地培殖這兩個品種的技法；繼而提出在生態因素與季節性變化以外的社會文化。顯然地，作者到訪新奧爾良及路易斯安那州南部，觀察其歷史及漁農事務的發展，對他重新理解香港西北區沿岸濕地的環境與食物生產，產生了一些富有意義的啟迪，包括沿海地區環境與社會文化變遷之間的互動作用、移民潮及其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及海岸資源的管理等。但作者認為轉過頭來也一樣，對元朗濕地生態及文化的知識，也同樣促進了他對其他地方甚至歐洲海岸相近項目的理解；因而提倡要多關注自身本土的地貌與文化。

地理學專家李慧瑩博士及鄧永成教授於〈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一文中以列斐伏爾（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為研究參考，探討廣東文化在香港如何於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帶動及經濟考慮下被重組、再造及再詮釋。作者首先總結近年有關廣東文化研究曾所進行的三個方向：即本質與變遷；文化作為產業發展；以及文化政策與發展前瞻，指出此等研究大多為要配合廣東省之整體經濟發展，忽略了從時間及空間的角度分析廣東文化自身的演變，以及其於城市化空間的體現。文章轉而集中以香港城市的空間生產為例，闡述了列斐伏爾理論的應用。討論的時間維度由開埠初期起至戰前英殖政府頒佈的城市規劃條例，敍述廣東特色的騎樓」建築如何普及，以及廟宇、貨倉等「小廣州」華人社區的狀況。其後的發展包括了工業大廈及高層住宅，以及近年的市區重建如何改造了戰前唐樓、前舖後居、樓梯舖、路邊排檔及露天市集等富具廣東文化特色的生活及商業空間；例子包括近年討論熱鬧的灣仔地區裏的商業街道、菜市場及露天市集的改建。作者結論說即使廣東文化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推動下無可避免被重整了，但保存地方空間的歷史性與生活傳統，以及自發性的城市生活形態，絕對是城市空間規劃要注意的整體性考慮。

李世莊的文章亦從香港開埠初期開始，以港、粵藝術活動，特別是廣州外銷畫市場南移的情況，說明兩地之間互相依存的交流關係。從文章附列的圖片所見，廣州著名的十三行外銷藝術市場十分熱鬧，亦曾記列於西方十九世紀的中國旅遊指南。其時西方人士訪粵都知道廣東畫家林呱、庭呱等名字，其畫作除了記述廣州人的生活起居、祭祀儀式等活動，還仿效西方肖像圖的繪畫方式為訪客作像，其運用中國美學及西方技巧，結合散點及透視法的作品成績斐然。文章記述此批畫家的創作生態，以及其後他們遷移到香港的情況，資料詳細，考據並透露了香港自一八六O年起的外銷畫店地址所在。一八五O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自是廣東藝術家南下的主因，包括收藏家及其藝術文物。文章盡錄南來畫家的名字，為本地藝術史補遺，亦述及辛亥革命以還實屬少數的畫家關蕙農。作者對此股廣東藝術影響還提出合理的政治懷疑，涉及廣東革命家在香港的連繫與策劃。如此圖文並茂的一章，讓讀者對後來在香港成立的「國畫研究會」，以及影響甚巨的廣東畫家們，有了緊密相連的背景藍圖。

廖迪生教授談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一文，正好應對着全書的主題。我跟廖教授共事於康文署轄下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他代表科大華南研究中心從事上述這項大規模的普查工作，包括田野考察、審訂資料並研究保育的可能等，定期向委員會匯報搜集所得，其努力有目共睹。我因而力邀廖教授替這書撰文，分享其觀察及反省的成果。廖教授指今日香港擁有六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香港的粵劇、涼茶、「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游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及「大坑舞火龍」等。此等聯同七百多項廖教授領導考察的個案，大部分都屬世代相傳，並在本地社羣生活及發展中，跟環境進行互動並繼續創造。廖在文章中追溯新界地區於古代遠離王朝政治，發展了大型宗族組織及邊圍的族羣，如何在殖民地時代保存了多樣化的地方傳統。他們一方面不讓傳統風習流失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另一方面又建立了有異於廣東主流的地方身份。此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都市化的歷程中，有部分因經濟分工被保存於中國，亦有在新界地區回應了海外歸僑，回饋中國，甚至成為後九七時代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活動。原來塑造新的香港身份，大澳棚屋、盤菜、神功戲、天后誕巡遊等也記一功。廖教授進一步提及另一種辯證性：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大一統着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又跟其他地方文化保持距離，建立差異。此等身份政治，便在香港與廣東及中國之間時而分岔，時而趨同。

編者對佘雲楚博士談本地研究院收生與資助政策的觀察，深表贊同，並認同箇中顯而易見的危機。佘博士從近日熱熾的討論談起，內容包括對香港特區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對大學要趨「國際化」的理解，以及其中「大陸化」的前因後果。文中指出「國際化」與全球化經濟競爭密切相關，後者促進了本地高等教育要建立高增值知識的構想。香港政府並把教育列入六大「新優勢產業」，且以之為教育品質管理的參考及量化指標。此政策以知識為主，價值教育為次，並設立了非本地生學位的比例，直接及間接地招徠更多內地學生的入讀申請。這情況除了學士學位課程外，研究院的收生及資助模式更見影響。佘雲楚曾專撰〈香港研究院研究課程為誰而設〉一文，關注本地大學研究院非本地學生的招收情況。他於文中列舉了一九九七以還的研究生收生數字，見出內地研究生比例於本地研究院研究課程之激增現況，並提及了新近博士生與碩士生收生比例為八比二的情況，如何影響了香港的大學畢業生有志於本地連接深造、循序漸進地學習的計劃。目下，本地大學對以香港為原居地的研究生人數或比例的下降趨勢，未有深究其原委，亦未曾檢討非本地研究生在港就讀及畢業後對香港的貢獻，以證成其資助的理據。作者的關注還包括在「國際化」的大前提下，香港及本土研究的價值會如何被衝擊。編者同意作者說建立具本土特色的知識系統的重要性，不應在「教育產業化」及「全球主義」或「國際化」的論述下，減弱對有關的培育與支持。

朱耀偉教授的撰文，延續了佘雲楚的討論，並以孟浩然「日暮征帆」的詩句為題，提出了其對香港從事「本土研究」的學者何去何從的迫切關注。是否研究香港流行文化的研究生及學人已進入了最後一代？朱耀偉的「逆向思考」，亦從本地大學國際化以及研究生收生向博士學位傾斜的政策開始，使本地大學擬進修哲學碩士學位的學生命途多舛。佘雲楚問「香港研究院研究課程為誰而設？」，朱耀偉亦問「香港高等教育為誰而設？」。香港高等教育機構高談國際化，以作資源適當運用以及大學升級排名的台階，唯作者引用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的觀察，一針見血。德里克提出所謂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如何會根本地改變了大學提供與公民身份息息相關的課程之本土責任。言下之意，肯定香港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增加培育有志於學術研究的本土學生進修的機會，均是香港教資局及大學的本土責任。朱耀偉指出了忽略本土責任的兩個重要因素：於研究發表方面偏重於英語及國際出版，以及把對學院國際化的理解約化為教員及學生的種族與國籍。如此一來，對以中文或以粵語為教學的邊緣化實踐，大大削弱了從事本土文化著作研究的動機及素質。作者以學者墨美姬（Megan Morris）的「世界一本位」觀點作結，提醒說如要具國際視野，又能認同生活本土化，便必須從深入認識自己所屬的文化開始。

本書以朱耀偉之撰文作結，亦是因為非常同意他的結論，說一切應從認識自己所屬的文化開始。要認識廣東文化，還要追溯認知嶺南文化及華夏文化之更原始型態，而此書則只以選擇性的文化面相，上溯十九世紀之廣東外銷畫，下及廣東流行音樂傳播之科技化與新型城市空間的廣東人社會活動模式。我也深信此等討論，關連於文化身份的形成，或在它以先，或與之並駕齊驅，或共生共榮。文化是個生命體，其再現是其生命的延展，我們都活在其中，因而必須自我認識、體會、警惕。

本書之出版，得蒙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韓佳博士之專業編輯，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譚國根教授以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陳永華教授對本書文章作評閱及推薦；香港浸會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的資助；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同事的參與討論及支持；最後還有賴梁湛琛先生統籌、編輯及聯絡的努力；謹致謝忱。

編者　文潔華

2014年5月10日謹識於香港